另册岁月第三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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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伯言、程兆菊夫妇家所在的济南南关祥云里离号称“天下第一泉”的钓突泉很近。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水半城湖”的泉城济南，春日的风景是令人迷醉的。当春风吹绿了柳梢儿，黄得耀眼的迎春花俏丽的枝条儿向着游人摇曳，艳红的杏花，妖娆的桃花，洁白的梨花相继开放，装点着城里的街巷，公园，还有嵯峨灵秀的千佛山。趵突泉汩汩喷涌的泉水更欢实了，和着春的节奏腾跃翻滚，祥云里那一片儿不少街巷的石板路上有泉水漫过，女孩子们走出家门儿，就在街上洗脸，涮手帕，淘米，洗菜，她们用小手儿捧一捧水放到嘴里，是清凉甘甜的。难怪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古称历下今之济南那样留恋忘返，留下无数记述咏赞她的诗文。陆伯言身为前清的秀才，解放后的省文史馆馆员，解放前世道平稳些的年份，解放后头一、两年，和意趣相投的朋友时有唱和，而春季更是诗文的丰收季节。可是自从镇反运动中儿子国栋被无端地关押审查，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极右分子，先后被劳教和判刑，小女儿在鲁南一个县里当了右派，老先生再也打不起精神，没有了寄情山水，吟风咏月的雅兴，除了每逢共产党有何新政，为了表示紧跟形势，不得不搜肠刮肚，写诗撰文，算是交公差之外，平日连笔都懒得拿了。即使内心郁闷，也不敢效杜甫，陆游感时咏怀，因为他知道，当世绝非可以直抒胸臆的年代，他们家遭到的祸事儿已经够多的了，他不能再“弄文罹文网”了。虽然他是省里有名的抗日志士，民主人士，解放后又紧跟形势，“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了保护，也当过几年济南市的政协委员，党和政府对他算是颇为礼遇，但是党在政治上是毫不容情的，他的亲弟弟夫妻俩，他自己的儿子和小女儿都没有因为他而有所看顾。任何人只要碰到“政治”高压线，全会在劫难逃，不用说只是个一时为共产党所用的“民主人士”，即使功高盖世的彭、黄那种开国元勋，不也如雷击秀木般轰然坠地。解放前跟闻一多齐名的吴晗，建国后红得发紫，贵为北京市副市长，历次运动安然无恙，可谓春风得意，却因为一个四百年前的海瑞而莫名其妙地成为神州大地千夫所指的恶人，何况“区区”如陆伯言者岂能不戒惧有加，只能把忧思，郁闷深埋在心底，只有在夜静更深，和老妻对灯枯坐的时候，才深深地叹一口长气。这几年，他老得很快，原本硬朗的身体渐现“龙钟”之态，也懒得出门儿走动了。前些日子被大女儿一家硬拽着去趵突泉转了一圈儿，他坐在“李清照纪念堂”前，感叹这位宋代女词人的不幸身世，想人常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固然不无道理，但是解放后，全国已经太平了，却有那么多的“士”人，平民惨遭不幸。……他挂念远在大西北的儿子、儿媳和在鲁南山区孤苦度日的女儿，他替性子梗直，书生意气，不见容于当世的弟弟担心，只要睁开眼，忧愁就会袭来，即使在趵突泉边，游人如织，亮亮和明明两个孩子嘻笑，喊“爷爷”，“姥爷”，他的忧思也一样—如李清照的词句—“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从去年报上的批判文章如巨浪排空，声势越来越猛，他的忧思也日甚一日。今年春天，他到省文史馆参加政治学习，每次都是学习那些批判文章，然后大家鹦鹉学舌地发言，无非是重复报纸上那些话，表示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而每次学习完了回家的路上，他的步履都更加沉重，一边走，一边揣想家人在这场运动中可能的遭遇。国栋正在服刑，国群已经摘帽，他们已经沉陷于谷底，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的活动，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更大的灾难，他特别担心弟弟伯川，怕他再遭什么祸事。他已经嘱咐过伯川夫妇几次，陆伯川说：“哥，嫂，你们别这样担心了。我们每日谨小慎微，不敢有任何越轨言行，但是，如果‘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们一定要整人，咱也没有办法儿。大不了就是贴大字报，开批斗会，还能怎么样呢？”还有一件让陆伯言和程兆菊忧心的事，就是程兆萍。程兆萍在程家四姐妹中年纪最小，比程兆菊小了快二十岁，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两个姐姐对这个美如花，弱如柳的小妹妹百般宠爱，却不料在几姐妹中她命最苦，遭遇最惨，亏得从解放前就让她的两个孩子来济南上学，前几年都中专毕业参加了工作，兆萍总算衣食无忧，也不愁孩子的事了。但是，前年农村一场“四清”运动，她在本村的靠山—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远房表弟—倒了，两个孩子因为政审作假都受了处分，兆萍不堪欺压，凌辱，逃到济南，躲到陆家，落临时户口用的介绍信是已经下台的村支书提前备好的，上边写的情况是假的，就是说，他陆伯言家里窝藏着一个逃亡在外的女地主分子，这可是无须“上纲儿”就在“纲儿”上的大毛病，程兆萍在难处，投奔于此，他们不可能对她拒之于于门外。但这等于是在家里放了颗不定时炸弹。转眼间，程兆萍在陆家已经待了一年多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最初怕大队会来“捉拿”，时间长了，见没什么事，也就不担心了。程兆萍在陆家替姐姐做家务，把外甥女周继香替了出来，学增、学慧兄妹俩还不时寄钱来。但是风生水起，运动来了，陆伯言和程兆菊时常为这事忧心忡忡，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程兆萍自己更急得走坐不安。刚逃离方庄来到济南那些日子，她怕大队派人来抓她，听见街上有点动静儿，心就“嘭嘭”跳，夜晚常常被恶梦吓醒。足足过了半年，才慢慢定下心来。她想，姐姐姐夫年纪大了，就安心在这里伺候他们吧。学增、学慧都说要接她去，她不愿去给他们添麻烦。他们都受了处分，还离了婚。学增在井下为救人受了重伤，差点把命搭上，伤好了，调到别的矿上去了，前不久跟一个叫房芳的女工结了婚。学慧还带着孩子自己过，这种时候，她这个地主分子娘上他们那里去，不给他们惹祸？……先在济南待着吧。可是，从今年过了年，姐夫出去学习回来，老是紧皱着眉头。她也跟姐姐一起上街道开过会，会上讲的都是阶级斗争的事，说阶级敌人如何破坏，居民，革命群众要如何提高警惕，程兆萍听得心惊肉跳，觉得人家讲的就是她这个逃亡的地主分子，觉得会场上的人都在看她，她头都不敢抬，恨不得地上有个缝儿让她钻进去才好。形势一天比一天紧了，她怕有一天纸里包不住火，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了，会给姐夫和姐姐惹来大麻烦。他们的烦心事已经够多的了，那岂不是让他们雪上加霜？程兆萍想这事想得整夜睡不着觉，怎么办？孩子那里去不得，回方庄？她逃出来这么长时间，大队里会怎样整治人？那还不是最可怕的。她只要想到李存仓，想到李存仓和李存锁两人的老婆，就吓得浑身哆嗦。合天底下多么大的地面儿啊，竟没有程兆萍可以容身，安安稳稳地吃口饭，素素静静地睡个觉的地方。这天晚上，程兆萍睡不着，起来上厕所，听见姐夫和姐姐在说话。姐姐唉声叹气，说：“不行就给学增打个长途电话，让他来把他娘接走吧。”姐夫说：“如果不能回方庄，还不如就在这里算了，撑到哪天算哪天吧。”姐姐说：“让人家查出来，可就是大麻烦了。”姐夫说：“你在这条街上人缘好，街坊邻居都处得不错，居委会，派出所一般不可能找咱们的事儿。也许能混下去。再说，兆萍是你的亲妹妹，她正在难处，投奔到咱家来，咱能撵她走？现在这种时候，她能上哪里去？上孩子那里去，不行，回老家？老家要是待得下去，她能跑出来？等等看看再说吧。”程兆萍回屋躺下，更睡不着了，他们冒这么大的危险，也狠不下心来撵她走。但是，姐姐姐夫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了，她不能再装憨卖呆，继续赖在这里，再给他们惹麻烦了。豁出去，回老家，就是刀山火海也回去，能活就活两天，反正两个孩子的事已经这样了，她也没有挂心事了，实在活不下去，就死了拉倒儿。……她又想李存锁，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如果真的活不成了，临死也要再见他一面，……第二天早饭后，程兆萍收拾完，来到堂屋，姐姐在给亮亮打毛衣，姐夫戴着老花眼镜看报纸，程兆萍说：“姐夫，姐姐，我给您两人说件事。”陆伯言摘下眼镜，说：“四妹，什么事？还这样郑重，你说吧。”程兆萍说：“我看这个什么‘文化’革命，挺厉害，搞起来，了不得。我在这里，怕是要出事儿。到哪一天真出了事儿，我挨难看不说，让你们受连累，就太不好了。我想好了，我得走。”姐姐说：“你想往哪去？找孩子去？”程兆萍说：“两个孩子都因为家里的事受了处分，我不上他们那里去。我回方庄，反正就这样了，回去，也够不上劳改，判刑的罪。”姐姐说：“那你不是重新跳到火坑里去了？人家本来就欺负你，你跑出来这么些天，回去了，人家还不没命地作践你？不行，我不能让你走。你回了那个方庄儿，还不把我挂死？”说着，就流下泪来，陆伯言说：“四妹，你担心的事儿，我和你姐也不是没考虑，你都来了一年多了，不什么事儿也没出？这个文化大革命，农村怎样搞还不知道，估计方庄不会来抓人，我看还是先住着，听听风声再说。”程兆萍说：“我真怕连累你们。”陆伯言说：“俺两人都这么大年纪了，已经是反革命，右派的亲属了，再多的问题也就这样了，虱子多了不咬，随他去吧，你就先住着，到时候人家来撵再说。”程兆萍说：“姐姐，姐夫关心我，我知道，但我主意已定，我把被子，棉衣拆洗了，正在做，做完了，就走，回方庄。你们就别留我了。”

春天过去，夏天来了。这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夏天。公历六月，全济南市的中学，大学都大闹起来。学生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拿起笔作刀枪”，向教育“黑线”，向资产阶级，向“反动学术权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发起了攻势。陆伯川夫妇两人一开始就是学生们发起进攻的突破口，活靶子，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帮”。陆国筠也被贴了大字报，让反革命的儿子陆良转学过来是她的罪状之一。一时间，校园俨然成为硝烟弥天的战场，学生们活像被红布煽惑得怒气冲冲的公牛，两眼发红，摇头晃脑，横冲直撞，向着心目中的“敌人”咆哮，攻击，嘶咬。校领导和老师们特别是像陆伯川夫妇一类早就入了“另册”的人，一个个像待宰的牛羊，琴瑟缩缩，大气儿也不敢出。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次运动和建国以来历次运动不一样，学生们的活动不是学校党组织发动的，而是受到报纸、广播上有关文论的鼓动，其他学校学生活动的“传染”而自发地动起来的，像是雨季里漫山遍野的乱草杂木，野性十足，疯长蔓延，让嘉禾枯萎，百花调零。又像从天而降的洪水浊浪，桀傲不驯，裂堤摧岸，让江河横溢，遍地汪洋。千千万万过惯了寻常日子的凡夫俗子们被每天出现的新鲜、怪异的状况弄得目瞪口呆，晕头转向。八月里，先是人们从广播里知道了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什么“红卫兵”，伟大领袖毛主席还给他们写了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称赞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人们对“造反”这个词感到惊谔，因为传统上“造反”是个带贬义的词，解放以来的历史书把封建社会中历次“造反”都说成是“起义”，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则称“革命”，很少有人以“造反”名之。而现在，解放十七年了，共产党掌权，人民当家做主了，怎么又鼓动“造反”?造谁的“反”？接着，人们从报上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革命群众，号召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又穿上军装，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红卫兵。很快，红卫兵组织就像野火烧遍荒原一样，出现在全国城乡大学，中学，红卫兵们像清期末年的“义和团”，或者像封建王朝的“锦衣卫”，带着某种特权，神秘，恐怖色彩，一个个穿着簇新的或陈旧的洗得发白了的绿军装,胳膊上戴着印有“红卫兵”三个黑字的红袖章，有的肩上还挎着小军用背包，手里拿着六十四开本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犹如从天而降的神兵—报纸上称他们为“天兵天将”—呜呜呀呀冲向社会，向着他们心中的“四旧”、“封、资、修”发起进攻，所到之处，手脚并用，打、砸、抢、抓、抄，外加点火烧，上演全武行。街道、商店的旧名字要改，“大观园”改成“东方红”，省府前街改成“红星路”，祥云里改成“向阳里”，红卫兵们看见女人烫头发或披肩发伸上剪子“咔哧咔哧”一阵乱剪，看见有人穿“喇叭裤”或窄裤腿，女人穿旗袍，跑过去不由分说就剪开，撕坏。街面上，公园里凡是带点古色古香的设施，文物古迹，甚至奇花，异木，动不动就砸烂，毁掉。好像他们是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另类生物，仇视人类社会美好的，古老的，现代的，文明的一切，必欲统统毁灭之而后快。山东冠县的红卫兵砸烂了武训墓，挖出了武训的尸骨，抬着“游街示众”，这是比古往今来任何匪患都更惨烈的浩劫。红卫兵们取得了在社会各处大破“四旧”战役的胜利之后，又开始了针对“阶级敌人”的革命行动，让整个中国大小城市和很多乡村进入了“红色恐怖”状态。他们矛头所指的阶级敌人除了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之外，更多的是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尚未被彻底剥夺的阶层和个人，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个“有”字，或者有“产”，曾经有的“产”早已被“共”，但还有房产—自已还住着大房子，花园洋房，拥有一般工人，市民没有的生活物品；有“智”：有学问，有思想，有专业知识，是某方面的权威，什么“家”；有“名”，或因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在某领域，某学科有建树而享有名声，或因德高望重，受世人景仰；有“位”，从旧社会到新社会，曾经或现在依然为政府和世人所重，具有较高的地位。总之，这些人和两手沾满油泥的工人，脚上沾着泥土和牛粪的农民，手握枪杆的士兵，住在棚屋里的市民是另一类人，是旧社会过来的或现在新生的“特权”阶层，为打造工农兵当家做主的“红色江山”，要对这些旧社会的“遗老遗少”来一场总清算，再剥夺。像突如其来的飓风，让山河易容，像猝不及防的迅雷，让神人变色。红卫兵们成群结队，恶狠狠地撞开一座座小洋楼儿，大宅院的铁门，木门，忽喇喇闯进去，凶神恶煞般喝令家中所有人“低头”，“站好”，“蹲下”，“滚开”，任由他们疯狂抄检，不止翻箱倒柜，连床铺都翻个底儿朝天，沙发垫层都给剪开，撕烂，把他们认定的“反动罪证”，封资修“黑货”，金银珠宝，文物字画，“黑书”装上汽车，排车，然后给“黑帮”户主下达“专政”命令后，扬长而去。……当这股风刚刚刮起，还没波及到祥云里的时候，陆国筠偷着给方学增打了电话，让他抓紧赶过来，设法让四姨平安脱身。方学增说，工矿系统怎样搞文化大革命，上级尚未布置，他所在的煤矿地处偏远，把母亲接去没有问题。程兆萍怕红卫兵进门后，盘查她的身汾，急急忙忙把手头的针线活儿做完，又毛毛地收拾自己的东西，让国筠上车站给买车票，她要马上离开济南，回方庄儿。国筠说：“四姨，祥云里是个比较偏僻的小巷儿，红卫兵抄到这里，估计还得过几天。我给学增表弟打电话了，他马上赶过来，即使回方庄，也得等他来到，让他送你回去。”陆伯言、程兆菊也劝她稍安勿燥，等学增来到再说。程兆萍只好强忍着火烧火燎的心情，耐着性子等着儿子。

方学增虽然在偏远的矿山工作，生活，但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全国大小城市的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对阶级敌人实行“红色恐怖”，十分担心济南三姨一家的安危，更挂念在那里避难的母亲。他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到济南去，但他新调来的卧虎山煤矿刚进行完设备安装，正在试运行，他确实不能离开，好歹正常生产了，各处都比较顺利，他正准备找矿长请假，突然接到国筠表姐的电话，赶忙去找了矿长，说他母亲知道他调到一个新煤矿工作，想来矿上看看，她现在正在济南亲戚家。方学增一边这样说，一边心里暗想，关于母亲的事，他仍然不能完全说出实情，仍然要对组织说假活。矿长对方学增来矿后的工作十分满意，对他的要求满口答应。方学增回家后，跟房芳—和他结婚不到一年，也调到卧虎山煤矿工作了—说了要去济南接母亲的事，房芳很高兴，催他快些上路。方学增说：“咱两人结婚前，我把我家的情况都给你说了，俺娘可是戴着帽子的地主分子，你不嫌？不怕受连累？”房芳说：“你家的事儿我都知道。我是跟的你这个人，不是跟的你有问题的亲属。你要不是家庭有问题，马云嫌你，我还捞不着找你哩。你母亲—咱娘是地主分子，那是因为你家解放前土地多给戴的‘帽子’。她也不是什么恶人。她无论戴什么‘帽子’，也是你的娘，你的娘就是我的娘。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儿子，媳妇儿也不能嫌自己的娘戴‘帽子’。我不怕受连累。有什么好连累的？我不就是个看风机的工人？不怕。你放心，娘来了，我保证是个好儿媳妇儿。”方学增说：“还有一件愁事。娘来了，住哪里呢？咱在矿上住的房子那么小，住不开。再说，住在矿上也太显眼。”房芳说：“这好办。刚才我就想好了。事太凑巧了，俺老家离桦树沟煤矿远一些，离这边儿近，只有十多里路，房子，锅灶火炕家具都是现成的。俺娘俺大大都‘走’了，我上了班，房子一直闲着。娘来了，就住在那里，咱把吃的烧的用的都备好了，星期六咱就回去。平常日子，下班早，也能回去。这样还省得矿上的人说长道短。”方学增问：“庄上的人怎么样？”房芳说：“没事儿。都是山东老乡，天高皇帝远，没人问闲事儿。要不关里成份不好的都往关外跑？放心，出不了事儿。”方学增说：“那太好了，我怎么感谢你才好？”房芳说：“还要你怎么感谢我？不做梦想马云，真心跟我好，就是感谢了—别生气，逗你玩儿的。好了，不说了，我给你收拾收拾带的东西，你快点上路吧。我这个儿媳妇还没见婆婆哩，等不及了。”方学增让房芳说得心里宽绰亮堂起来，连夜跟运煤车去了火车站，后半夜就坐上了去济南的火车。

“红卫兵抄家的队伍到了某某街了，那条街上像模像样的人家没有落下的。”“某某街某某号那户被抄得真厉害，红卫兵搬走了那么些东西，真不得了。”“从那家抄出来那些古书，还有那些字画，让那档子孩子一把火儿给烧了，真可惜。”“这些孩子打人狠着哩，就在大街上，让人跪在太阳地儿里，拳打脚踢，拿铜扣皮带没好地抽，小胆儿的，不敢睁眼看。”“这个弄法儿，得人死了，……有打死的，也有自杀的。……”“有一户，听说抄出了变天账，上边记着老家被分了多少地，多少房产，城里被充公了多少财产。看来还真是想复辟。那家老头子老太婆当时就让红卫兵给戴上高帽子去游街示众了。”“哎哟，可了不得，听说还有抄出来的电台，枪支，房契，地契，国民党时期的纸币，国民党的旗子，蒋介石的像，看来是真有人盼着复辟变天啊。”“有的人家抄出来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子孙后代几辈子也用不完。看来革命是不彻底呀。比起人家来，咱真是枉活一世。”……这些消息不断地从街坊邻居传来，陆伯言夫妇，程兆萍他们一天比一天更加紧张不安了。就像风闻蝗灾将至的农民时时望天，祈盼遮天敞日的蝗虫不落在自家田里，他们满心希望红卫兵能放过他们家。程兆菊对陆伯言说：“憋闷死了，也吓死了。也没处打听，不知道红卫兵上咱家来不？”陆伯言说：“看来他们是有备而行。上哪条街，抄谁的家，是有计划有目标的。上不上咱家来，就看咱在他们眼里够不够“格”儿了。不过，除非他们不来祥云里，只要来，抄一户，也是咱。我估计脱不了。”程兆菊说：“那咱就这么坐着等人家上门儿，咱不谁备准备？”陆伯言说：“可不敢准备，怎么准备？也不能向外转东西。不用说咱没处儿可转，就是有地方儿，那也是玩火。咱也没有“变天账”，也没有反动物品，我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怕他们看。家里的东西是咱的私财，他们愿意弄走，就尽着他们弄。咱在城里，没摊上农村的土改，这回算补上这一课就是了。什么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只要他们不作践人，就感谢上帝了。我们就听天由命，逆来顺受吧。”程兆菊说：“哼，‘逆来顺受’，凭什么咱自家的东西，让他们白白抄走？咱又没犯法。”陆伯言说：“你好糊涂。凭什么？凭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咱没犯法，你以为那些被抄了家，被拉出去游街，还有那些打死的打伤的，自杀了的，他们是犯了法的？什么也别想了，等着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们就这样一天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等着。程兆菊不时地在胸前划十字，求上帝保佑。陆伯言说：“恐怕上帝也顾不过来了。”程兆萍做好了饭，端到桌上，程兆菊吃不下，陆伯言说：“思想压力大，就反胃，干哕。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吃饭。吃不下也要硬吃。他们来了，还不定怎么折腾，饭吃不好，怎么撑得过去？”三个人就互相劝着，挨乎着，多多少少地吃一点饭。程兆萍又怕抄家的上门儿，又盼儿子快来，坐立不安，起来坐下，坐下又起来，听见有什么动静儿，赶紧往大门口儿跑。陆伯言说：“四妹，你就沉住气等，等学增来就行了。”……前段时间，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形势严峻，周桥参加工作组去了师院，每天很晚才回到家，七月底，工作组奉命撤出，但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紧张，省委机关疲于应付，晚上常常加班开会。陆国筠每天在学校里看那些五花八门儿的大字报，看得头脑子都胀了，每天回到家，总是精疲力尽，但还得咬牙撑着做饭，伺候一家人吃了饭，交待亮亮、明明两个孩子刷锅洗碗，看会儿书，早上床睡觉，别出去乱跑，她一个人匆匆赶往祥云里。她不放心。她知道爸妈被抄家这一关是躲不掉的，只是早一天晚一天而己。她过来，送点儿吃的，看看情况，安慰几句，再匆匆离去。陆国筠给方学增打过电话的第三天晚上，又来爸妈家，程兆萍给她开了大门，急不可耐地说：“学增还不知哪天来到，我真怕来了抄家的，给你爸妈惹麻烦，我急死了。不如你找人给我买车票，我走了算了。”陆国筠说：“学增在电话里说得很死，很快就来了，你就安心等吧。”陆国筠进屋来，对妈说：“四姨非要走。”程兆菊对程兆萍说：“那可不行。你前脚走了，学增后脚来了，让孩子扑个空，心里多难受？他回方庄儿带你走，肯定走不成。”陆伯言说：“兆萍，安心等吧。就算来抄家的，你是兆菊的亲妹妹，妹妹住在姐姐家，也不犯什么大罪。他们也是人，不是老虎，还能把人吃了？安心等着吧。”转脸问陆国筠：“怎么样，贴你大字报多不多？凶不凶？”陆国筠淡淡地说：“贴我的大字报没有几张，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能有什么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第二天晚上，国筠又来了，程兆菊问：“国筠，你在学校里，听没听说学生—红卫兵他们还上街不？抄家快抄完了吗？”陆国筠说：“我在学校里是批判、斗争对象，红卫兵们见了我都立愣着眼，他们的活动计划哪会让我们知道？不过看上去他们的劲头儿越来越足。”程兆菊说：“这是哪来这么股子邪劲呢？”陆国筠说：“你想啊，他们都是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在课堂上和家里，让老师和家长管着，憋着多少年了。现在一下子放开了，还不像野马脱了缰绳，撒起欢儿来？这样冲冲打打，又‘革命’又风光，当头头儿的耀武扬威，学习不好，抬不起头来的学生也和别的同学一样平起平坐了，谁也不用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动不动就考试，费神伤脑筋了，这有多痛快呀，能不有劲儿吗？是不是还上街抄家，没听到消息。”陆伯言说：“我们就别猜了。这些年我有经验了。凡到这种时候，就往最坏处想，往往错不了。因为咱天生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怎么能脱了清身儿？”陆国筠说：“明明她爸爸让我再交待您一次，红卫兵上了门，一定不要抗拒，不要跟他们顶牛，要服从，要配合，要听之任之。”陆伯言说：“我早就说过了，要逆来顺受，要任人宰割。”陆国筠看看老爸，老妈，沉重地叹了口气。过一会儿，程兆菊说：“学校里闹腾得那么厉害，亮亮怎么样？有人欺负他吗？”陆国筠说：“亮亮没事儿，照常上学校，他也不会作什么事儿，因为属于‘黑五类’，没资格当红卫兵，红卫兵有活动，要么不让他们参加，让他们参加，也不过打打杂儿，跑跑腿儿什么的，干些打浆糊，贴大字报一类的活儿。有点儿像农村的四类分子子弟。”陆伯言说：“参加不上红卫兵，孩子思想上肯定压力很大。”陆国筠说：“还好。也不是他自己。一个班里参加红卫兵的不过一、二十个人，像是共青团。红卫兵之外，有什么‘红外围’，是那些家庭或者社会关系有这样那样的‘污点’，但不严重，暂时不能加入红卫兵，需要接受‘考验’的，属于‘黑五类’的学生，一个班总有十几个。”程兆菊说：“俺的娘哎，都是些孩子，还分了三六九等。”陆国筠说：“那没办法儿。不搞运动，什么入团，当干部，升学，参军，还不都这样？不过不像现在这样一个班的学生，有的戴着红卫兵袖章，有的不戴这样显眼。”陆伯言说：“这个时候，不加入那个‘红卫兵’也好，省得跟着一起行点子恶事。”程兆菊说：“你怎么不让两个孩子一起来？我和你爸可想他们了。”陆国筠说：“我不知道这边什么情况，孩子小，要是家里翻弄得不像个样儿，让他们见了，不好。他们在那边，很安全，你们不用挂他们。”程兆菊说：“我就是不放心亮亮。”陆国筠说：“亮亮也没事儿。不用担心。”实际上，运动开始没几天，就有学生贴出了陆国筠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指名道姓地点出了“反革命的儿子陆良”，陆良看见了，脸立即变了色，放学回到姑家，一个人憋在小屋儿里，偷偷流眼泪，明明拽出他来，吃了丁点儿饭。晚饭后，他说，他要回祥云里，不上学了。陆国筠说：“那怎么行，你那么小，不上学了怎么行？”亮亮说：“我连累姑了。”周桥说：“亮亮，你不懂得。这叫‘群众运动’，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出来就可以往外贴，要不怎么叫‘大民主’呢。这不是党组织的意见，不用管他。你转学来是学校党支部同意的，连累不着你姑。你现在私自离校，那不成了对抗 文化大革命了？”亮亮看看姑爸，又看看姑，点点头。八月中旬，学校里成立红卫兵组织，陆良作为“黑五类”，自然被排斥在外，他说话明显地少了，回到家，不问不说话，有时一个人发呆，像在想心事，问他想什么，他说：“没想什么。”明明去年才上初中，虽然初一的学生年纪小，但是同样成立了红卫兵，明明作为革命干部的女儿头一批就加入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兴奋得脸通红，眼睛发亮，亮亮看了一眼明明胳膊上火一样红，十分扎眼的红袖章，一句话也没说，就回了自己小房间。吃饭的时候，明明说：“我们班的红卫兵开过会了，人人写了‘决心书’，运动中要立场坚定，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捍卫党，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敬爱的江青同志。对阶级敌人、黑帮，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要划清界线，毫不留情，针锋相对地跟他们做斗争。”一直默不作声的亮亮突然问：“要是姥姥姥爷被人说成‘黑帮’，你怎么办？也和他们划清界线？”明明愣了一下，脸发红，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看了妈妈一眼，说：“是的，那也一样要划清界线。”亮亮又问：“我是‘黑五类’子弟，你也得和我划清界线了？”明明想了想，说：“你是小孩儿，不是阶级敌人，是要教育，争取的对象。当然，如果你有反动言行，那也要跟你斗争。”陆国筠说：“明明，怎么跟哥哥说话？哥哥怎么会有‘反动言行’？你是怎么回事儿？”明明瞪大了眼睛，说：“妈妈，我哪里‘怎么回事儿’了？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啊。”陆国筠说：“你说得也不能说错，可是话不能这样说。”明明说：“那不就行了吗？只要正确，就要坚持。红卫兵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周桥微微摇一下头，说：“明明，你还太小，还不是很明白妈妈说的话的意思。无论怎样革命，你都要记住，即便真的需要和什么人‘划清界线’，也不要对自已的老师，亲人做无礼，出格的事，任何情况下，即使面对真正的—我说的是真正的，而不是群众运动中有的人乱扣帽子的—坏人，对他们批也好，斗也好，也要文斗，不能武斗，不能动手打人，不能骂人。打人骂人不是革命行动，现在有些红卫兵胡乱打人骂人，张口‘他妈的’，小小的孩子还自称‘老子’。你可不要学他们。”明明说：“同学们说那是造反精神强的表现，再说，毛主席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哩。”周桥说：“毛主席的话是在什么年代，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事情说的？和现在一样吗？不能生搬硬套。”明明说：“爸爸，你说的不打人骂人我保证做到，但是你末了说的这个观点不对。毛主席的话是放之四海，过去，现在和将来永恒的真理，什么时侯都适合。爸爸，你的想法儿很危险。”周桥还想说什么，陆国筠说：“好了，时候儿不早了，不讨论了。明明，亮亮，快弄水洗脚，睡觉。”夜深了，孩子早睡熟了。周桥和陆国筠躺在床上，陆国筠说：“亮亮思想压力太大了，看着好可怜。”周桥说：“不行就让他请假呆在家里算了，也不要回祥云里。倒是明明这种亢奋状态让人担心。”陆国筠说：“听听她今天晚上说了些什么话，让人听了寒心，忧心。这么点儿孩子有什么是非分辩能力？就是那些最新潮，最刺激，最激进的东西，才符合他们的口味儿哩。”周桥说：“你还跟她说不通，说服不了她。”陆国筠说：“你看她那兴奋，决绝的样子，我都怕她了。我们还有姥姥、姥爷那么爱她，换来的却是这一套。”周桥说：“你别忘了，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受的教育，天天讲的都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我们也是这样教育的，可以不听爸妈的话，但必须听党和毛主席的活。而且这些孩子别看年纪小，实际上也很功利。他们知道，爱党，爱毛主席才有出路，有前途。这比亲情之爱更重要，更有用。”陆国筠说：“我接受不了。……我看着学校里那些凶声恶气的红卫兵，看着明明今晚上的样子，老想鲁迅先生说的‘救救孩子’。”周桥说：“这种想法儿很危险。记住，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能有丝毫流露。”……陆国筠坐在公交车上，想着爸妈在恐惧中等着来人抄家，好像被抄家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似的，想着四姨犹如惊弓之鸟，急于逃离但又无合适的归处，而自己的宝贝乖乖女，爸妈百般宠爱的宝贝外甥闺女却在“旗帜鲜明”地要跟姥爷姥姥“划清界线”，看样子，如果爸妈被“揪”了出来，这个孩子也会毫不犹豫地“大义灭亲”。陆国筠觉得好悲哀，好酸楚，觉得胃口针扎般地疼，她有胃痛的毛病，受凉，吃的不合适，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疼起来。为这吃过不少药，但是没多大作用，文革开始以来几个月，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她到医院去拿药，一个年长的女大夫偷偷对她说，这几个月学校的老师来看病的特别多，都是心病。药物是治不了心病的，还是要自己想开些，善自排解。陆国筠回到家，周桥见陆国筠脸色不好，一边倒了开水递给她，一边问：“我看你脸色不好，怎么了？胃又疼了？”陆国筠说：“在路上疼了一阵，这会儿好些了，不要紧。”周桥又问：“怎样，有红卫兵去爸妈家闹腾吗？”陆国筠说：“还没有。红卫兵抄家搞了了好几天了，这股风也许刮过去了吧，但愿爸妈和四姨能躲过这一劫。”周桥说：“我们当然希望这样。不过，据我观察—你在你们学校里也应该看得出来—红卫兵们的狂热情绪仍然在上升，正接近或达到沸点，一时半会儿不会冷下来，除非中央下达什么约束性的文件。另外，你可能也注意到了，现在中学、大学的红卫兵全是由家庭出身好，不少是干部子弟组成的，这些人有‘自来红’的优越感，自认为国家社会就应该由他们来主导，这次革命也是如此，他们决心对旧社会过来的还有点地位、资产的人来一次大扫荡，巩固父辈—也就是他们未来的—政权，所以他们就表现得特别强势，甚至霸道。这不是个好现象。总之，我觉得祥云里那边还是凶多吉少，你也不要太担心，抄就让他们抄吧，东西抄走就抄走，只要人没事儿就行了。不和他们顶牛，冲突，人一般不会有什么事儿。”陆国筠说：“我给爸妈交待几回了，不会顶牛的。”“那就好。”

第二天，陆伯言“凡事往最坏处想”和周桥“凶多吉少”的话就应验了。这天从早晨起来就又热又闷。上午九点多钟，祥云里陆家刚吃过早饭没大会儿，程兆菊、程兆萍听见巷口传来“造反有理”的歌声，杂沓的脚步声，两人对陆伯言低声说：“红卫兵来了。”陆伯言把手上的一本书放下，站了起来。片刻，大门外有人哟呼：“陆伯言的家，就是这个大门。”接着就是噢天呜地的叫门声：“开门，快开门！”和用脚跺门的“嘭嘭”声，用拳头砸门的“梆梆”声。程兆萍吓得打了软腿儿，几乎不会迈步了，哆哆嗦嗦地去开了大门，门刚打开，程兆萍心慌又是小脚儿，来不及躲闪，被门外闯进来的人一下撞倒，跌到门屋地上，正挣扎着爬起来，从门外“忽喇喇”闯进来十几个半大孩子，有男有女，清一色的黄军装，胳膊上都戴着“红卫兵”袖章，男孩子多半留着平头，也有剃成光头的，女孩儿短发齐耳或者脑后扎个“刷子”。领头的是个姑娘，圆脸，两只大眼虎虎有神，腰里扎着武装带，往院子中间一站，沉下脸来，十分威严，用略带嘶哑的声音喝道：“陆伯言，滚过来！”已经在堂屋门外诚惶诚恐肃立着的陆伯言走到她跟前，那女红卫兵说：“陆伯言，你听好了，我们是济南红卫中学高二三班的红卫兵，今天对你们家采取革命行动，进行查抄，你和你的家人必须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配合查抄，不得违抗，否则你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陆伯言压低了嗓音，小心翼翼地问：“敢问小同志，我的罪过是什么？”程兆菊已经站在陆伯言身后，暗暗拽他的衣襟，陆伯言低声对她说：“不妨事。我问清楚了，心里明白，也好配合审查，接受批判。”那姑娘两只好看的大眼瞪得溜圆，厉声说：“不要喊我们‘同志’，哪个是你的同志？什么罪过，你心里最清楚。你是前清的秀才，解放前当过省参议员，是资本家。你弟弟两口子都是右派，你儿子是国民党员，极右派，在押的反革命分子，你的小女儿也是右派，你大女儿是教育黑线的标兵人物，混进了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你那个女婿虽然窃据高位，但一向右倾，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还有反动的海外关系，你的亲家全家逃台。你们全家是一窝黑。这里就是个黑窝。怎么，我们对这个黑窝采取革命行动，搜查反革命罪证，你敢反对吗？”陆伯言连忙说：“不敢，不敢。”女头头又问：“对你家采取革命行动，正确不正确？”陆伯言忙说：“正确，正确。”女头头继续问：“你觉得冤不冤？”陆伯言低声说：“不冤。”女头头问：“你们家就这三口人？”陆伯言答：“是。”女头头指着程兆菊问：“你是陆伯言的什么人？”程兆菊回答：“我是他的老伴儿。”女头头又指着程兆萍向：“你呢？”程兆萍指指程兆菊，说：“这是俺姐姐，我是她妹妹，来走亲戚的。”女头头皱一下眉头，说：“听口音你不是济南人，你家是哪里？”程兆萍说：“俺是陶阳县人。”女头头说：“陶阳县人，陆家的亲戚。不会是好成汾，说不定是逃出来的四类分子。告诉你，你属于遣返对象。快滚。走慢了，我们查清了你的身份，就来专你的政了。”程兆萍忙说：“我马上就‘滚’。”女头头对陆家人说：“你们三个人在西厢房门北边站好，不许乱动，不得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查抄中发现了罪证，找你们算账。”程兆菊抖抖嗦嗦地问：“老先生年纪大了，心脏不好，这里太阳晒着，太热，让他上南屋门外荫凉里坐坐，行不？”女头头说：“没那么娇气。少费话，就在那里站着，晒晒太阳，触及灵魂。”女头头旁边一个矮墩子男学生说：“臭毛病不少！你们这些寄生虫，一不做工，二不种田，住深宅大院，吃山珍海味，擎（白字，应为“贝”字旁加一个“青”字）吃坐穿，养尊处优，这回该轮到你们吃吃苦头儿了。”一个大高个子，像大虾似的男红卫兵说：“少和他们啰嗦。咱们快开始吧。”女头头儿说：“按咱昨晚制定的作战计划，第一小组堂屋，第二小组东、西厢房，第三小组南房和门屋，立即开始行动。我和两个女生在院子里查验，登记。”十几个红卫兵分头在家中各处开始了搜查。女头头和两个女生从堂屋搬出一张桌子，三只圆凳儿。有个女生从小黄书包儿里拿出表格儿，白纸，毛笔，墨汁，放到桌子上，女头头儿掐着腰到院内各个房间转了一圈儿，回来，就在桌子上展开白纸，拿起毛笔，沾了墨汁，眉头稍稍一皱，不一会儿，“刷刷”地写好一篇大字报，两个女生扲着放到一边晾着。从各个房间里传出来抄检的响声此伏彼起，陆家人听得心惊肉跳，两个女人不时哆嗦一下。“吭当”—是打开橱门，“哧拉”是撕开沙发坐垫，“哗啦”是把箱子，抽屜里的东西往地上倾倒，“咔嚓”是把家具上的什么部件踩断了，“哐郎”—是橱柜倒地了，“泚啦”一声声尖利的脆响，是瓷器或玻璃器具，镜子碎了。好一阵乱拆，乱翻，乱扔，各个房间里尘土飞扬，从大敞的门窗一股股冲到院子里来，抄家的公干人员和被抄家的“罪眷”不时有人被呛得打喷嚏。翻检一通，红卫兵们开始从各个房间往院子里搬运“战利品”，矮墩子和另一个男生各人抱出一大罗线装古书，胡乱扔到桌子跟前，陆伯言看了，忍不住说：“红卫兵兄弟，那都是些古书，有的还是善本，珍本，不关系政治，更不是反动东西。别弄坏了。”矮墩子说：“什么宝贝？全是老封建黑货！”大虾男生抱出了一大抱卷轴儿，“欻拉”摔到地上，说：“这些玩意儿，沉得很。”一边随便展开一幅，说：“你们看，这画的什么玩意儿呀。”说完，胡乱扔到书堆上，那画立时被弄破了，陆伯言急了，对女头头说：“红卫兵领导，那可都是名人字画，有唐寅的，郑板桥的，吴昌硕的，还有张大千的，都是很珍贵的，即使要充公，也要爱惜。”女头头儿说：“弄这些破烂东西，纯是吃饱了撑的。不用你吩咐，我们知道怎么做。给你说，这些破烂玩意儿，俺学校里堆了好几屋。”一个小个子女生搬出来一个镶金边的小木箱儿，放到桌上，女头头掀开箱盖儿一看，见里边全是铮亮闪光灼人眼目的金银钻石首饰，女头头和小个子女红卫兵 ，两个穿着简朴的黄军装—如果不是头发稍长些，几乎认不出她们是女子—戴着红袖章的女“革命派”，刹那间显露出了女子爱美，喜欢甚至渴望饰品的天性，她们一下子激动得脸发红，眼发亮，异口同声地说：“我的娘哎，这么多首饰，多么好的首饰！”两人拿起来看，甚至下意识地放到自己身上比量，片刻，小个子女生把手里拿着的一条项练儿往盒子里一扔，说：“看他们多么奢侈，全给他们拿走，没收。”女头头说：“对，全部没收，好，今天收获太大了。”程兆菊见自己的首饰落到了他们手里，心疼死了，大了大胆，说：“小姐姐们，那是俺娘家陪送的，求求你们，别都拿走，给留下几样儿吧。”女头头说：“这都是陪嫁的？说明你娘家也是大地主，早就应该物归原主—还给劳动人民了，给你们留下？做梦去吧。”程兆菊还想再说什么，陆伯言低声说：“不要再求告了，没用。”一会儿，一个眉请目秀的男生抱着一个大瓷花瓶，从堂屋门出来，嘻嘻哈哈地往外走，一边说：“这个瓷瓶好漂亮。”陆伯言见了，喊道：“那个同学，那可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东西，可抱紧了，别摔坏了。”那眉清目秀的男生竟然说：“老家伙，吓唬谁呢？什么了不起的宝贝东西？生气我摔碎它！”说着，两手真的把那瓷瓶扔到台阶下边，好端端一个瓷瓶碎成了几片儿。陆伯言疼死了，而且他认为这男红卫兵是有意伤害他，羞辱他，士可杀不可辱，他气疯了，程兆菊一把没有拽住他，他两步跑到女头头跟前，说：“你们这些孩子，太不像话了。你们知道这些书画，这些瓷器多么贵重吗？这全是稀世珍宝。这是文物，是文化珍品，是毁了就没法再生的东西。你们批我，斗我，拿走什么东西，整死我都行，为什么糟蹋这些东西？你们口口声声说‘劳动人民’，这些东西不是古人的劳动成果吗？这些东西是反革命罪证吗？你们是在暴殄天物，是在犯罪！”女头头被这个老头子说得愣住了，有一刹那没反应过来，好像自己和同伙真的做错了什么似的，那个眉清目秀的男红卫兵跑到陆伯言跟前，抬手扇了陆伯言一个耳光，气得脸都变了形，鼻子都歪了，说：“你这个老不死的反动家伙，你敢说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犯罪？你才是反动透顶的犯罪分子！我就是把你的宝贝瓷瓶摔烂了，你不说，我还不摔呢，气死你！生气把这些烂东西一把火全点了它！你这些破烂东西有什么价值？没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建没社会主义了？见你的鬼去吧。把这些封资修的东西砸烂了，烧光了，我们就能建没一个红彤彤的，崭崭新的，铮铮亮的，毛泽东思想光芒普照的新世界！你和你这些破烂货，和你们的旧世界一起去见阎王吧！”眉请目秀的男红卫兵一阵激昂慷慨的大批判发言鼓舞了红卫兵们的战斗精神，矮墩子男生不等他说完，就照老头子脸上砸了一拳，一下把陆伯言打得鼻子和嘴都出了血，边打边说：“你这个老东西，进门就看你不老实，怎么样，原形毕露了吧？你逃不过红卫兵的火眼金睛。你竟敢说毛主席的红卫兵‘犯罪’，真是狗胆包天。今天，我们一定要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滋味儿，把你的反动气焰打下去，要不然你就不知道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厉害。”一边说，一边朝陆伯言身上一阵拳打脚踢，大虾男生和眉清目秀男生不甘示弱，也偎上来，一个拿巴掌抽老头子的脸，一个用拳头捶老头子的前胸，小个子女红卫兵也够把着挤过去伸出小巴掌朝陆伯言身上扇，还有两三个女生也伸拳捋臂地挤进去开打，程兆菊、程手止萍两人过去想护着陆伯言，一边哀告道：“求求你们行行好，别打了，别打了。……”大虾男生转过身来，一只手一个把她两人推倒在地上，程兆菊来不及站起来，跪着爬着到了女头头跟前，说：“求求你，让他们别打了，他有心脏病，别给打死了呀。”男、女红卫兵正打得起劲，只有一个文弱瘦小的女生吓得小脸儿腊黄，没参加“战斗”，缩在女头头身后，悄悄地拽拽女头头的军装衣襟，低声说：“头儿，让他们住手吧，别真出了人命。……”女头头圆圆脸上毫无表情，一双大眼睛静如止水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很显然，对这种场景，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她略一思索，下令道：“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革命行动的，现在行动停止。江青同志说，好人打坏人，活该。教训一下这个黑帮就行了。你们几个住手。”打人的红卫兵们意犹末尽，矮墩子和大虾两人各又踢了一脚，身躯高大的陆伯言一直屹立着任这帮和他孙子差不多大小的男娃女娃毒打，没有倒下，但被他们最后这两脚踢得站不住了，终于像一棵老松树一样“扑通”摔倒在地上，而且立即蜷缩在那里了，程兆菊、程兆萍两人慌了神，忙偎到他跟前，程兆菊忙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硝酸甘油片儿，塞到他嘴里，让他在地上躺好。那小胆儿女生怯生生地问：“用上医院吗？”程兆菊抬头感激地看那女孩儿一眼，说：“得过去这一阵才能去。”矮墩子男生手指着小胆儿女生说：“看你这胆小鬼样子！瞎白是工人阶级后代。红卫兵就不该要你这样儿的。”大虾男生说：“没事儿，这几天咱到户儿里抄家，不有好几个犯心脏病的？就一个老太婆—家里没旁人—毁了，别的那、两三个，吃了那片片儿，点事儿没有。这老东西又臭又硬，死不了他。”眉清目秀的男生恶狠狠地说：“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这种黑帮，一个个都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死一个少一个。”女头头说：“好了，我们不管他们的事了，抓紧完成咱们的任务，各组儿组长再回房好好检查一遍，看有没有漏掉的特别是‘变天账’、黄金、枪支之类重要东西，其他人抓紧往门外搬运，装车，我们撤兵。”红卫兵们又忙碌起来。陆伯言还在地上躺着，程兆萍从屋里找来一把伞撑起来，为他挡着火烧火燎般的阳光，程兆菊蜷坐在他跟前，抓着他的手，低声饮泣。过了十几分钟，陆伯言慢慢睁开了眼睛，上气下接下气地说：“不要哭，……我……死不了……”女头头指挥着小胆儿女生把大字报贴到堂屋门外墙上，厉声朝程兆菊喊道：“老太婆，过来。”程兆菊蜷坐这一会子，腿麻了，急切中站不起来，咬牙挣扎着，让程兆萍架起来，挪步到女头头跟前，女头头说：“你们家老黑帮在装死，我们向你宣布几条指令，你听好了：第一，陆伯言不得私自外出，随时准备接受批斗；第二，明天上午，你们去红卫中学红卫兵大队队部领取查抄物品收据；第三，这个原籍陶阳的妇女两天内离开本市，滚回老家去；第四，限你们十天之内从北屋、东屋、西屋搬出，只留下南屋和门屋归你们居住。搬出的房屋由街道居委会会同房管部门分配给无房少房的工人和市民，厨房公用。今后，你们要服从本院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改造。我们会和街道居委会联系。听清楚了吗？以上内容都写在大字报上了，你们必须尊照执行，不得抗拒，否则我们将会对你们采取更加严厉的革命行动！”女头头又朝程兆萍喊道：“刚才说你听见了吗？马上滚蛋！考虑到车票不一定好买，给你两天的宽限，两天后我们来检查，你要是赖着不走，我们就派人押送。”程兆萍忙说：“我走，我走，不用押送。”红卫兵们一趟又一趟向大门外搬东西装车，他们汗流浃背，军装上衣被汗水湿透了，总算搬完了，女红卫兵头头搭眼朝全院巡视了一遍，下命令道：“走，收兵。”红卫兵们洋洋得意地出了院子，在大门外又一阵叽叽喳喳，装完车走了，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他们得胜回营了。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枣树上的知了“吱吱”地叫得人耳朵跟着响，头脑子疼，石榴树叶儿，几株草花儿叶子都蔫了，院子里，各个屋里满地都是衣裳，被褥，枕头，撕坏的本子，旧书报，摔碎的瓷器，茶具，东倒西歪的椅子，凳子，满地碎破璃渣子，程兆菊、程兆萍两人扶着陆伯言站起来，扶着他去了没怎么翻弄的门屋，让他在小床上躺下，程兆萍端水来让他喝了几口，合上眼休息。程兆菊、程兆萍开始收拾院儿里的东西，猛听见有人敲大门，跟刚才一样，不是个好动静儿，程兆萍以为那些人又回来了，哆哆嗦嗦地开开大门，一下闯进来二、三十个红卫兵，是另外一拨儿，他们看见堂屋墙上贴了大字报，满院一片狼籍，一个人高马大，扎着武装带十分威严，头头模样的男红卫兵不无懊丧地说：“糟糕，我们晚来一步，让红卫中学这帮小子抢先了。”转脸对战战兢兢的程兆菊、程兆萍说：“告诉你们，这才是个头儿，难过的日子还在后头哩。你们这些吸血鬼，害人虫！”说完对一帮红卫兵说：“走，撤。”这帮人往外走，有几个男生一边走一边把地上的凳子，书本子胡乱踢开，他们走到大门底下，有人瞥见陆伯言在门屋里躺着，说：“这里还有个老混蛋装死哩。看起来红卫中学这帮小子造反精神不赖。”这二、三十个红卫兵像一阵旋风一样刮出了院子，走了。程兆菊说：“这真是不让人活了。”话音未落，外边又有人敲门，程兆萍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去开门了，听见有人在门外喊：“姨，是我，继香。”程兆萍急忙跑去开了大门，见周继香后边站着个穿旧军装的高个子，吓得脸变了色，忙往后退，周继香说：“姨，你别害怕，你没看清，这是洪秀她外头的，高献春，你见过一回，忘了。”高献春往前走一步，喊道：“四姨姥娘，我是献春。”程兆萍难为情地说：“我一看见穿黄军装的就打哆嗦，寻思又来红卫兵了，让他们吓破胆了。”周继香问：“抄家的来了？好歹没脱了？”程兆萍说：“半头晌午，来了两拨儿了。”程兆菊听见周继香来了，也走过来，周继香忙走上前，抓住她的手，说：“姨，你和俺姨父受苦了。”程兆菊的眼泪刷地流下来，说：“孩子，你快来看看你姨父吧，差点没让人家打死。”周继香和高献春跟着程兆菊走进小门屋来看陆伯言。周继香流着泪说：“姨父，我和献春来看你了，俺来晚了，让你挨了这么一顿。”陆伯言说：“你们就是在这里，也挡不住他们打人，谁敢反对红卫兵？那就是现行反革命啊。”程兆菊说：“你们是没看见，那些红卫兵别管男的女的那个厉害，那个作践。不光毁坏东西，他们都是些孩子，打你姨父这么个老头子，那个狠啊，连女孩子也那样凶。”周继香说：“抄家就抄家呗，怎么还打人？”程兆菊说：“他们没人心眼儿，败坏东西，好好的古书，字画乱扔一气，把大清朝时候的一个大花瓶生生地给摔烂了，你姨父急了—那些东西是他的命，打了这么些年的仗也没毁了，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弄到陶阳在山洞里藏了好几年，好歹保护下来—说了他们几句，他们恼了，偎上就打起来了。”高献春说：“有什么错误，说什么错误，打人，打老人，不是残无人道吗？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为什么不听？”程兆菊说：“可是他们还说毛主席他夫人江青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周继香说：“真叫人纳闷。没搞运动，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孩子，怎么这一来运动，跟喝了‘符儿’似的，人全变了，那么狠呀。”陆伯言说：“对侍‘阶级敌人’，能不狠吗？这正是上边儿希望的。”边说，边疼得“哎哟”一声，程兆菊说：“咱别在这屋了，让你姨父歇歇。”几个人来到院里，高献春忙弯腰收拾东西，程兆菊说：“献春，你快骑上自行车，去给你国筠表姨说一声，让她请假过来，得拉着你姨姥爷上医院检查，看哪里打伤了没有。”高献春骑上自行车去了。周继香一边迭忙地收拾院子，一边问：“都抄走的什么东西？”程兆菊说：“咱有什么？把你姨父攒了一辈子的古书，字画，文物，全弄走了。”程兆萍说：“他们把你姥娘陪送你三姨的首饰全拿走了。”周继香说：“那个还犯‘私’？”程兆菊说：“他们还讲理啊？就跟土匪一样。拿走就拿走吧。这个社会儿也不兴戴这个。你姨父天天说什么什么是‘身外之物’，这回好了，成了家外之物了。”

高献春到育新中学找到陆国筠，说了祥云里家里被抄家的情况，陆国筠的脸立时就变了色，说：“到底还是没脱了。献春，你先回去，帮着拾掇拾掇。我给你表姨父还有恒刚打电话，也得等亮亮明明放了学，好一块儿过去。”高献春走了，陆国筠给周桥办公室打电话，那边说部领导都开会去了，没法儿找。她又给周恒刚打电话，恒刚说向领导请了假马上赶过来。陆国筠找学校领导请了假回了家。中午，亮亮、明明放了学也来家了，亮亮走在前头，进家门叫一声“姑”，就拿起条帚扫地，明明随后也进了家门儿，很欢快的样子，嘴里哼哼着刚学会的“红卫兵战歌”，里头有“滚他妈的蛋”这样的歌词，陆国筠心里正难受，不高兴地说：“明明，你一个女孩子，这是唱的什么混账歌儿，怎么还有脏话？不许唱了。”明明说：“妈妈，你可不敢说是什么‘混账歌儿’，这是刚在全国流行的‘红卫兵战歌’，相当于少年先锋队队歌儿，红卫兵组织要求每个红卫兵战士都要尽快学会，马上唱起来。有脏话怎么了？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骂，‘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嘛。这叫‘造反精神’。”陆国筠说：“不知好歹，一派胡言。”说话间周恒刚骑车来了，陆国筠给他说了姥娘家被抄家，姥爷挨打的情形，亮亮听见姑说的话，放下手里的条帚， 专注地听姑说话，听着听着就闷闷地流泪，明明听见妈妈的活，不哼歌儿了，眼圈儿有点红，但好像随即想起了什么，脸上现出成人般的冷漠表情。陆国筠说：“爸爸找不到，咱们不吃饭了，快去姥姥家，在街上随便买点东西在公交车上吃。”周恒刚说：“那就抓紧走吧，亮亮，明明快点儿。”明明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周恒刚，说：“哥哥，你是解放军，姥姥家这种情况，你去合适吗？我不去。”周恒刚说：“明明，解放军怎么了？解放军也不能不要亲情啊，你为什么不去？学校里有活动？”明明说：“我们红卫兵小分队今天过午有活动，没有活动也不去。”周恒刚说：“那是为什么？”明明板起面孔，一字一板地说：“姥爷家被红卫兵抄了家，我身为红卫兵去跑去慰问，探望，那成什么了？我们班的红卫兵是宣过誓的，在任何情况下，绝对忠于、誓死捍卫毛主席，不能有一丝一毫地背离，不能打半点折扣。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都顾不上了。我们红卫兵要同所有传统观念，所有传统的社会关系，打着旧制度、旧社会烙印的一切彻底决裂。我要说到做到。”周恒刚说：“明明，你不是特别小的孩子了，怎么这样幼稚？你这是说的些什么话？在自己家里，对自己的亲人怎么能有这种态度？”明明说：“哥哥，你说错了，我不是‘幼稚’，是坚定，正因为我不是太小了，有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了，才会有这么大的决心，这样坚定的信念。”周恒刚急了，说：“明明，你这种想法儿是不对的，再怎么‘革命’，也不能不要亲情，姥姥、姥爷那么疼你，你却这样对他们，他们会多么伤心？”明明说：“我也伤心，但是我只能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跟伟大颂袖毛主席站在一起。”周恒刚说：“明明你知道不知道，在现实社会中，所谓‘大义灭亲’，和自己有问题的—其实还不一定是真的有问题—亲属‘划清界线’，其实并不是大公无私，他骨子里最自私，是通过摒弃亲人而保全自己，就好像一个房间里失了火，一个人不和大家一起应对灾难，而是自己夺路逃生一样。明明，你现在还小，不知道你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你不明白，眼前的革命只是一时的，而亲情却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你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将来有一天，你会后悔的。”明明的脸红一阵，青一阵，呜呜地哭了起来，说：“我说不过你。反正我就不去，我下午还得上学校。”周恒刚说：“今天是星期六，不去不行吗？”明明说：“必须去，红卫兵有活动。”周恒刚说：“什么活动？也是上街抄家，甚至打人？”明明说：“抄家怎么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都赞扬了红卫兵小将上街‘破四旧’的革命行动，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说‘造反有理’呢。”陆国筠急着去祥云里看望受难的父母，却因为自已的女儿耽搁了这么大会子，她急得头脑子快胀开了，这会子听着自己的女儿和她同父异母的哥哥两人的争论，她脸黄了，身子凉了，心碎了，她都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这是那个他们和爸妈疼着，宠着长大的孩子吗？这是她那个天真，善良，纯洁的乖乖女吗？她怎么会对自己最亲的亲人—从刚会说话开始到这次运动前，她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排序，总是姥姥第一，姥爷第二，然后才是妈妈、爸爸—没点感情，没点怜悯，她怎么会变得这样冷漠甚至冷酷？是“革命热情”让她狂热，还是担心被革命队伍抛弃的恐惧让她变得六亲不认？这么短的时间，她就如外国人攻击中国所说的那样被“洗脑”了？几乎像中了魔法儿，太可怕了，太不可思议了。陆国筠胸口堵得厉害，闷得难受，透不过气来，她想号哭，她想叫喊，但她出不了声儿，她想抓过她来狠狠地打一顿，但她从小到现在都不会打人，更没有戳过自己孩子一指头，她想责骂她没有良心，但她知道那没点用处，她对自己的女儿绝望了，再说，她不能再耽搁了，明明对姥姥、姥爷没感情了，她对老爸、老妈却挂念死了，她没时间也没力气和女儿较真了，她心里明白，现在，在今天的中国，出了这个屋门，明明是“对的”，她手里握着“真理”，她即便和她较真，也争不过她。她含着泪对明明说：“好，明明，咱们周家的红卫兵小将，我们不耽误你了，你去革命吧，我和亮亮—我们本来就是‘黑五类’—还有和‘黑五类’划不清界线的周恒刚去看你被人打伤的姥爷和你可怜的姥娘去了。为了向你们的组织证明你觉悟高，对我们今天的行动你也可以揭发。另外，得吃了饭才能去革命，今天中午咱们家不做饭了，昨天我刚买了饭菜票儿，还在老地方放着，你一会儿去伙房买饭回来自己吃，走时别忘了带开水，学校的茶炉工造了反，不烧开水了，‘黑帮’老师不会烧，多长时间烧不开一壶，你喝了生水会拉肚子。”明明小脸变得纸一样白，头上脸上全是汗珠儿，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话，但没说出口，陆国筠说：“恒刚，亮亮，咱们走。”周恒刚看着低下头的明明，跺了跺脚，出了屋，亮亮一脸和他年纪不相称的哀伤，难过地看看明明，又看看姑，无奈地跟在周恒刚身后往外走了，陆国筠急匆匆地在他们后头迈出了房门，三人脚步急骤地下了楼梯，一溜烟奔向省委宿舍大门。留在家里的明明像小牛儿哀叫一样，“哞哞”地哭了起来。

陆国筠他们三人下了公共汽车，脚不沾地赶到祥云里，进了家门，院子里，房间里的劫后惨象让陆国筠和周恒刚惊愕，亮亮“唿唿”地跑进堂屋，扑到奶奶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又抬头问：“俺爷爷让那些人打伤了吗？他在哪里？”奶奶说：“红卫兵刚走，先让他在门屋里躺了一大会子，把这屋拾掇了一下，把他架这屋来，在里间屋躺着哩。”亮亮跑到里间屋爷爷床跟前，喊一声“爷爷”，又趴下哭。陆国筠和周恒刚来到床前问候老人，周继香来给老人送水，说：“亮亮，孩子起来，别哭了，哭得爷爷心里难受。”程兆菊说：“让他哭一阵吧。一是他听说爷爷挨了打，心里疼得慌；再就是这些日子，在学校里没少受欺负，心里抱屈，哭出来好受些。”又说：“国筠，你和恒刚连亮亮都出来吧，让你爸爸歇歇。”陆国筠和周恒刚都上外间屋来，亮亮不哭了，也走出来。程兆菊问：“今天不是星期六吗？怎么明明没来？我和你爸好些天没见她了，挺想她。你爸问了好几回了。”陆国筠故作平淡地说：“明明本来也要来，可是她也参加红卫兵了，活动多，比上课还忙。今下午还得上学校。”程兆菊点点头，说：“噢，明明也是红卫兵，那好，不会挨欺负。她也得上户儿里抄家吗？可得交待她，别跟着那些孩子学着打人。咱不能丧那个良心。”陆国筠说：“她年龄小，不过跟着高年级的孩子轰轰，咱不用问她的事儿。”程兆菊说：“国筠，你们先收拾收拾屋子，你四姨做了饭，凑合着吃点。吃完饭，你们得送你爸上医院检查检查，他说他头晕，身上疼。从医院回来还得抓紧腾房子。”周恒刚问：“怎么还得腾房子？腾什么房子？”程兆菊从门后头拿过来一张写满字的大白纸，展开来，让他们看，说：“这是红卫兵临走给下的命令，都在这大字报上写着，贴在外头墙上，刚才一阵风刮下来了。”几个人看了大字报,陆国筠说:“这些孩子真厉害，到谁家都来这一套。”高献春说:“他们凭什么下命令让往外拿房子？这是谁定的政策？”周恒刚说：“献春哥，你从农村来，不大了解城市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现在哪还讲什么政策？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大泛滥。谁也没办法儿。”周继香说：“那怎么办，真得搬？”陆国筠说:“让搬就得搬，不然让红卫兵知道了，还得受二茬罪。”陆国筠走到西屋门口，见屋里一片狼籍，心里一阵酸痛。她一边收拾屋里东西，一边对周恒刚说：“恒刚，这个西屋，我和你国群姨两人住了好多年，后来，我们离开家了，姥姥仍然按原样儿保留着，什么都没动，还天天进来打扫，收拾，就和我们住时一样。没想到，让这些孩子给糟塌成这样，这不，还干脆把房子给充公了，想想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周恒刚蹙着眉，看看屋里，说：“妈妈，也别太难过了。这不过是暂时的，是历史的一段曲折，像河流决了口临时改了道，或者像行军跑错了路儿，唱歌跑了调儿。早晚有一天，落实政策了，房子又回来了，还可以再照原样恢复起来。”陆国筠吃惊地看着这个青年军官，自己的继子，苦笑了一下，说：“真会有那一天吗？”周恒刚说：“怎么不会？一定会的。像现在这样闹，正常吗？这样下去，国家，民族不就完了吗？”陆国筠说：“这话可不许乱讲。”周恒刚说：“那当然，对谁也不会说，只是自己心中有数儿就是了。”陆国筠看着英气，沉稳，坚毅的恒刚，多么像他爸准备奔赴延安时那样子啊。陆国筠说：“恒刚，无论刮什么风，你都不随风倒，总是有自己的主见，什么时候明明头脑不那么简单就好了。”周恒刚说：“她年纪小，天真，幼稚，轻信，从小接受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的教育，她现在的态度很正常，运动开始后，很多学生，特别是中学生都这样，我听说有个中学生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他回家逼他父亲跪着交侍‘罪行’，拿着他父亲的交待材料回了学校，他父母双双自杀了。明明不会太过份。你放心，生活会教育她的。”陆国筠点点头，觉得心里宽绰些了，她回到堂屋，对忙着收拾屋子的周继香说：“继香姐，四姨马上就得走，你姨和姨父两个老人还有一个伤号，没办法儿。你再过来吧。”周继香说：“让献春再收拾一阵，他就去拿我的替换衣服，我就住下了。让献春把屋子给搬完。”程兆菊说：“屋也好搬。把几个屋里咱的衣裳，被褥和零粹东西搬到南屋和门屋堆放好就行了。大家具搬出来也没处放，就放到那里，反正都是街坊来住，谁住就让谁用。刚解放咱往外捐那些房子时也是那样弄的。”陆国筠问妈妈：“是不是给国群打电话让她回来看看我爸，这种时候，我爸心里会想她。”妈妈说：“搞运动，不知道人家整她不？不给她打电话了，让她白担心，白难受。她自己就够难的了。”

午饭后，陆国筠和亮亮陪老爷子去了医院。外科病人特别多，有不少是学校里开批斗“黑帮”的大会和抄家被打伤的，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挨上号，让大夫看，还拍了片子。检查的结果，病历上写的伤情是：多处皮下淤血，右第二、三肋骨骨折，腰部软组织损伤，轻度脑震荡。医生给开了针药，在医院走廊里打了吊针，想住院没有床位。天黑了，针才打完，回到家，程兆菊听国筠说了爸爸的伤情，惊问：“肋巴条断了，那不麻烦了？”陆国筠说：“大夫说了，不要紧，卧床休息，多注意，它会慢慢愈合，恢复。大夫说，我爸这是打得轻的，万幸，没有致命的伤。”陆伯言说：“你不用太担心，没事儿，和我一起检查的，有的打得血头血脸，还有把内脏打坏了的，重度脑震荡的，得打好几天吊针。也有弄医院来没救过来死了的，我算是捡了一条命，躺一段时间就好了。”

这天快半夜，外边有人敲门，周继香去开了大门，见是方学增来了，程兆萍听见动静慌忙起来，颠着小脚儿迎出门来，方学增见到母亲，脸上强装出笑容，但眼角里已经浸出泪水，喊了一声“娘”，哽咽着说不出话，程兆萍拉住儿子的手哭了起来，说：“儿，你可来了，人家红卫兵来抄家，给我下了死命令，让我回老家。”方学增说：“娘，你沉住气，别哭，别害怕。咱离开济南，不回老家，你跟我上东北，去了也不住到矿上，就住到你儿媳妇房芳家的闲房子里，那里离矿不远。很方便。”方学增跟着娘到堂屋问候了三姨和姨父。程兆菊也起来了，让继香做饭给学增吃，学增说在火车上吃过饭了，不让做。程兆菊和程兆萍母子两人上小门屋说说话。程兆萍说：“增儿刚才说让我跟他上东北，我寻思还是让他送我回方庄吧。死活随他去了。”程兆菊说：“你说什么傻话？孩子让你去，你为什么不跟他去？你回方庄，孩子不挂着你？俺们也不放心。别胡寻思了。”程兆萍说：“孩子因为家里的事已经受处分了，还离了婚，这才刚结婚不久，我去了，再惹出事儿来，学增挨难看不说，儿媳妇也不高兴。”方学增说：“娘，你放心。你这个儿媳妇儿不关心政治，只看重亲情，人特别善良，一心孝顺老的，她特别愿意让你去。”程兆菊说:“别三心二意了，跟孩子去吧。”方学增说：“娘，说什么也不能回方庄，农村搞起文化大革命来，还不知道怎样乱哩。我在火车上，听一个从北京回来的人说，北京大兴县，红卫兵和当地的公安一起，杀了不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亲属，不光有老人，也有孩子，太惨了。…可不得了。娘跟着我上东北没什么问题，我们那个矿在山里，很闭塞，运动肯定会来得晚，搞起来也不会闹很凶。在那里会比较安全，即使真要挨整受苦，我和房芳也甘愿和娘一起挨整受苦。娘，你就不要犹豫了。”程兆菊说：“孩子她姨，你就跟学增去吧。”程兆萍说：“去就去吧，到那里看看不行，我再回老家。那就快买票，抓紧走吧，红卫兵再来了了不得。”方学增说：“我出了站，就把返回的火车票买好了，两张都买了。明天就走。矿上的工作也忙，得抓紧回去。”

第二天，周继香早早地做了饭打发程兆萍母子两人吃了饭。程兆萍和儿子到南屋东里间，程兆菊已经起来了，和程兆萍姊妹两人相拥而泣，躺在床上的陆伯言说：“兆菊，四妹跟孩子去东北，是好事。四妹和孩子要走了，别哭哭啼啼的。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程兆萍说：“姐夫，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们收留了我。现在，你和俺姐最苦最难的时候，我倒走了，真不放心呀。姐夫，你和俺姐可得挺住，千万要保重呀。”陆伯言说：“四妹，你请放心走。我撑折腾。我顶得住，你姐就顶得住。我这辈子什么事没经历过？日本鬼子软的硬的都没弄垮我，别说这些毛孩子了。”程兆菊说:“兆萍，人家不让你在这里，姐舍不得也没办法儿。你和孩子好好走吧。别担心我和你姐夫，俺好生地活着，盼孩子们好哩。”

程兆萍母子去车站坐火车，陆国筠、高献春和周恒刚三人去车站送走他们，回来的路上，高献春说：“这样抄家，打人，把人活活整死，还有大兴县—那可是在天子脚下，毛主席他老人家眼皮底下—那样的事，太可怕了。怎么会这样呢？”周恒刚说：“这种大轰大嗡大民主，搞起来像洪水暴发，必然泥沙俱下，里边什么人都有，鱼龙混杂，总少不了狂热分子，过激分子，越凶越狠越‘革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按西方政治学的说法，这叫‘暴民专政’。”陆国筠说：“这些学生，平时温文尔雅的，有的女生还羞羞惭惭的，怎么运动来了，一个个像变了一个人，连那些女孩子都凶神恶煞的，跟小野兽儿似的。”周恒刚说：“人本来就是从动物—野兽—进化来的，本来就有人性和兽性两重性，人类的进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就是人类一步步摆脱兽性，同时彰显，焕发和弘扬人性，像中国历史上项羽火烧阿房宫，张献忠屠杀无辜，更典型的是日寇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都是兽性的集体大发作。而我们现在搞的运动，以最革命的目标相号召，以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作激励，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激进分子自然会争先恐后，行为狂热，走极端，这种时候，什么‘良知’，道德那些人性的东西都退避三舍了，人身上潜伏着的兽性就被激发出来。实际上，当潮流退去的时候，这些狂热分子一定会为他们今天的过激行为付出代价，他们注定是牺牲品。因为这种过激行为是为运动造声威，掀潮流，打局面，但运动过后，总要恢复秩序，激进分子的利用价值就完了，他们就会被那些有城府，老谋深算，善于明哲保身，相对中庸的人士取而代之了。”高献春说：“表姨，恒刚表弟是个思想家。不过有些话不能跟外人说。”陆国筠说：“是啊，他那个脑子不闲着，天天琢磨这些事。我和你姨父也挺替他担心的。”周恒刚说：“妈，你们不用担心我。我知道轻重，不会乱说，无论如何得保护自己。”

夜深了，陆伯言、程兆菊老夫妻俩房里还亮着灯。程兆萍走了，他们少了一桩心事。家里收拾得差不多了，晚饭后，国筠和恒刚，亮亮回省委宿舍了。献春回洪秀那边了。周继香住下了，在西里间睡。过不了多久，另外几口屋就会住进人来，这个院子就成大杂院儿了。真是世事难料。陆家在捐出了厂、店类的资产和多余的房产多年之后，连自己家住的宅院也被瓜分得七零八落，所剩无几了，更让两位老人心疼如捣的是，陆伯言几十年珍藏的古书，字画、文物，程兆菊心爱的，多数从来没戴过的，那么好，那么贵重的首饰，她留着准备将来给亮亮、大壮、二强的媳妇儿和明明的，所有这一切，都让红卫兵抄走了，家里有点价值的一切全都灰飞烟灭，没有踪影了，就只撇下这点遮风挡雨的旧屋了。陆伯言自嘲地想，“共产”、“革命”，在祥云里陆家总算“共”彻底了，他陆伯言也成了和众街坊一样的，但永远不会被承认的“无产者”了，这个社会对陆家的“革命”也应该说“进行到底”了。程兆菊说：“哪辈子造的孽，让咱遭这样的罪，上帝不问这方人了。”陆伯言说：“中国这块地方，上帝共总没真的来管过，别指望他了。咱自己打起精神来，咬着牙挺住朝前过吧，这才是个头儿，往后还不知有什么事儿哩。咱还是原先的老主意，死都得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程兆菊说：“你只要想开，我怎么都行。”陆伯言说：“我现在特别担心伯川，他没少受磨难，但书生气难除，脆而不坚，我怕他挺不住。……”程兆菊说：“我让国筠抽时间上大学看看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