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言
本博主史言，老而疏狂，建博客，吐胸中快垒，发大块文章。瞩望前尘，再现不堪回首的暮年图景，告诉世人，历史不应忘记，更不应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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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辅仁医院前护士长邵一兰不惧路途遥远，告别了年迈的公婆和年少的儿子，只身远赴大西北，就近陪伴在劳改农场服刑的丈夫。医院同事中有人私下赞她为“奇女子”，老街坊有人啧啧称叹，有人说“邵一兰是当今的孟姜女啊。”有好心人警告他：“这话可不能当着居委会那帮人的面说。邵一兰是‘孟姜女’，陆国栋就成了‘万喜良’了。谁是秦始皇？小心当反革命抓起你来。”
邵一兰一路风尘，来到劳改农场所在县，到县人事局报了到，县人事局把她介绍给县卫生局。县卫生局本要分配她去县人民医院。但经她再三要求，同意把她分配到劳改农场附近的公社卫生院。县卫生局领导交待她，去了要做多面手，既当护士，也当医生。邵一兰满口答应。到了公社卫生院，先去见院长。院长是个个儿不高，白白净净的半老头儿，不知道是大西北的风吹的还是旁的原因，总是眯着眼，老嫲嫲嘴，不长胡子，姓乔，人称“嫲嫲院长”。院里的人很少称他乔院长，而是喊他“嫲嫲院长”，一半是因为他长了个老嫲嫲嘴，一半也是因为他脾性绵软，待人和气，像个慈祥的老嫲嫲。邵一兰进了院长办公室，院长正打电话。说了一两分钟，放下电话，见了站在一旁的邵一兰，十分高兴，老嫲嫲嘴裂开，像小瓢儿似的，说：“邵大夫，你可来了。你的屋，我让人收拾出来一个星期了。你想自己做饭也行，不做，就吃伙房。我让炊事员给你做山东口味儿的饭菜。小子在山东当过兵，会做。”嫲嫲院长逢人就说“邵大夫来了。”邵一兰说：“我不是大夫，是护士。”院长说：“局领导交待了，要好好发挥你的作用，咱院没儿个成用的大夫，你既要把院里几个小护士带好，还得在门诊上当医生。邵一兰觉得，可能是地处偏远的荒漠地带的缘故，这医院里的人实在，质朴，政治味儿比较淡，这让她感到放松。她觉得不能辜负县局领导和乔院长的信任，第二天就上了班，风风火火地工作起来。嫲嫲院长很高兴，说，邵大夫来了没多少天，咱院的工作就进步不少了。社会上也传说，公社医院来了个女大夫，是从山东济南大医院下放来的。人长得好，医道高，待人和气，说话细声细气。工作有了点头绪，邵一兰找院长请假，去农场看望丈夫。院长说：“那是应该的。我给‘梆子’场长打个电话，你骑我的自行车去，去了就能见上，不用预什么约，也不用跑冤枉路了。”邵一兰问：“‘梆子’是谁？”院长说：“就是劳改农场的场长，监狱长。这老小子是我的河南老乡，是战友，从一个部队来的。赤红脸子，胡子拉楂，脑袋又长又扁，像个卖豆腐的敲的那个梆子，大家就送他个‘梆子’的外号—这里的人闲着没事儿就琢磨着给人起外号。邵一兰听院长说了他跟劳改农场场长的关系，心里暗自高兴。忙拿了从济南带来的食品和衣物，骑上院长的自行车，直奔劳改农场，到了农场，没等多大会儿，就见上了陆国栋。邵一兰见他比上次见他时更瘦了，正想开口问他身体情况，陆国栋瞪大了越发眍瞜了的眼睛，急切地问：“你怎么又来了？家里出事了吗？”邵一兰说：“家里什么事也没有，家里唯一的，最大的‘事’就是你。现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放人员，我写了申请，下放到这里的公社卫生院，已经上了几天班了。以后我就在农场附近陪着你，经常来看你。”陆国栋急得擓头皮，说：“一兰，你太胡闹了。你上这里来了，亮亮怎么办？”邵一兰说：“亮亮不是很小的孩子了，跟着爷爷奶奶上学。家里有继香姐帮忙，妹妹、妹夫还可以就近照顾，我在这边领了工资，除了照顾好你，有余钱就往家寄。你放心，没问题。”陆国栋说：“一个孩子，两个老人，你说‘没问题’，有了问题就晚了。一兰，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我已经给你保证过，不再申诉了。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上次你来，为什么没跟我说？”邵一兰说：“上次我见了你，看了你的身体情况还有你在农场的处境，就下决心要来。怕院里批不准，也怕你不同意，就没跟你说。我怕你思想上再有反复，怕你身体垮了。……”陆国栋说：“我思想不会再反复了。至于身体，一时半会儿哪里能垮了？真垮了，也没办法儿，倒给家里去个负担。”邵一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国栋，我已经来了，你就不要再争了，更不要有任何自弃的想法儿。你要时刻想着，我千里遥远跑来，在外边陪你，你该怎么办吧。”陆国栋沉默了，他看着邵一兰疲惫，忧戚的面容，说：“完了，这下完了，我一个人毁了还不算，连你也得搭上了。把省城大医院的工作扔掉，到这种地方来，你怎么就能舍得？”邵一兰说：“我来这里，也不算‘搭上’，这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医生，护士。什么大城市，大医院，都是身外之物，有，固然好，没有了，也能活。除了人，丢掉什么都不足惜。对于陆家，对于我和亮亮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你活着。……”邵一兰已经泣不成声，陆国栋眍瞜着的眼睛里也满是泪水。邵一兰问：“你还在积肥队？”陆国栋说：“在积肥队。”邵一兰问：“那些人还欺负你吗？”陆国栋说：“也没怎么欺负。”邵一兰把拿来的东西递给他，说：“里头有吃的东西，几件内衣，还有牙刷，牙膏，肥皂，你收好了。”陆国栋接过东西，两只手机械地把东西抱着，像是怕被人抢走似的。他嗫嚅着说：“以后不要给我送食品了。送来……我也捞不着吃。”邵一兰心里“格支”一下：原来如此，他还说没受欺负。时间到了，陆国栋在狱警的押解下，离开了会见室。邵一兰回到公社卫生院，向嫲嫲院长说了丈夫陆国栋的情况，请他帮忙，能不能让农场把陆国栋调出积肥队，院长说：“一个大医院的名医，让他在里头干卫生室还不行吗？我找他们梆子场长，没问题，也就一句话的事儿。”嫲嫲院长第二天就去找了梆子场长。场长说：“你老弟一声令下，我就安排陆国栋和他老婆见了面，我在办公室里瞅见他老婆了，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有知识的人，这个女人千里迢迢跑这来陪他丈夫，是个精神，世间少有，这个女人不寻常。冲她这个精神—这也有利于对服刑人员的管理改造，有的犯人犯了事，老婆给离了婚，他就情绪恶劣，破罐子破摔。陆国栋从他老婆上次来过以后，情绪稳定多了。你放心，冲他女人这精神，还有你老弟的面子，对陆国栋咱该照顾就照顾。”嫲嫲院长问：“那时候把他从卫生室调到积肥队干什么？”梆子场长说：“这是上级交待的。说他不安心服从改造，让我们整服他。我们是奉命行事。我知道他的案情，其实没什么大事儿，他犯的是‘态度罪’。”嫲嫲院长说：“‘态度罪’？怎么讲？”梆子场长说了说陆国栋从镇反开始直到现在的情况，说：“你看，就因为一开头那点儿事，他不满，不服，结果就步步‘升级’。来到农扬，我一看是个高级大夫，就把他安排到卫生室了，可他不接受教训，还更来劲了，一个月两封申诉信往上递，农场不给他转，他就一次次找管教，弄得上上下下都烦他，上边下命令给他调岗位，说天天把他累个臭死，他就迭不地写申诉了。谁知道这人看上去文质彬彬，脾气比牛还犟，照写不误，听说他还准备有领导来的时候，拦车递诉状哩。这两年，把他弄到积肥队里，受老罪了。活儿又脏又累不说，主要是里头全是些人渣，拿欺负人—特别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取乐，身板瓤的弄里头，不死也得扒层皮。你想想，这个陆国栋跟共产党较劲，还有好果子吃。不过，说来也怪，从他老婆上回来过以后，这么多天，没再写申诉信。”嫲嫲院长说：“那就赶紧把他调回卫生室算了，也算是对他老婆的一个照顾，你不知道，他老婆人特别好，业务能力强，还热心。”梆子场长说：“你老弟发话了，我照办就是。不过我上次给你要的药你别忘了。我也没钱给你。老婆孩子一大窝，光买高价粮吃就够我戗了。”院长说：“这个你放心，药齐了，我让人给你送来，药费不要你出，我自有安排。怎么样,够朋友吧?”
陆国栋的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让邵一兰去掉了一块心病。有院长和场长的关系，院长的面子，加上农场的管教干部或他们的家人也来公社卫生院看病，邵一兰热情周到的服务，让他们深有好感，这使陆国栋在农场成了受优待的犯人，邵一兰来农场探望，随到随安排。陆国栋脱离了积肥队又脏又累的劳苦和“人渣”们的虐待，加上邵一兰常来送食品，改善了营养，特别是邵一兰常来探望给他的精神抚慰，身体很快就有了好转。他想，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一兰为了他，做了那么大的牺牲，就听她的，放弃抗争，听天由命吧，不然太对不起一兰了。邵一兰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深夜，她躺在自己宿舍里，听着大西北特有的，像要把大地掀翻似的，狼嗥一样的风吼，想着近在咫尺，却如在天涯的国栋，盼着他身体快些恢复，待到期满，能健康地出来，即使一辈子在这里，只要两人在一起，再苦也认了。她有时想起两人初恋时，一个倜傥潇洒，一个娇媚文静，社会上虽然民不聊生，乱象纷纭，但他们托庇于双方父母的关爱，无衣食之忧，有青春之乐，他们常常躲在僻静处—趵突泉是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喁喁情话，特别莫名其妙的是，尽管他们没像国群那样参加过学生运动，但心里朦朦胧胧地盼望着“解放”—年轻人总是希望变革的，他们天真地认为，“解放”会给大家—自然也包括他们自已—带来光明，进步和幸福，爸妈的出逃才让她和他感受到了改朝换代的可怖，像一片飘落的黄叶让人觉察到秋天的肃杀，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后，他们不但要无休止地接受思想改造，而且还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这种时候，她更加思念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们过得好吗？你们可知道女儿有多么不幸？每次探监回束，一遍遍回想着国栋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考虑着下次去给他带什么东西，对陆国栋的思念和挂虑永远是她感情世界的核心，对她来说，陆国栋永远是完美的，最重要的，不可替他的，即使他身为囚徒，即使他不人不鬼。当然更挂念的是儿子亮亮—而只要一想到亮亮，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泪水常常打湿了枕头—长高了吗？生病了吗？功课好吗？听爷爷奶奶话吗？爷爷奶奶还好吗？
千里之外的陆伯言夫妇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愁苦过。日本鬼子占领济南，陆伯言毅然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商号，闭门谢客，驻济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在济南政、商两界颇有人脉，几次动员他出任伪职，他虚与委蛇，化装逃出济南，藏到故乡一个山洞里，一待就是几年，他确信泱泱中华断不会亡于倭奴，有一天，他一定会走出山洞，重整旧业。济南解放之前，老友兼亲家邵教授动员他一起去台湾，他煞费斟酌，举棋不定，最后还是相信女儿国群宣传的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决定全家—包括未来的儿媳，邵教授的女儿一兰—留下来，投入到欢迎解放军的行列。孰料惊魂甫定，邵教授不幸而言中，不但财产被剥夺，而且多个亲人被整肃，通过参加学习，方悟人民民主专政（原以为较无产阶级专政“温和”）就是这样治理国家，他认识到，在当政者心目中，他和他的子女、亲属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究其实，像国栋、国群兄妹岂有“异心”,只有对新政权皈依的忠诚和对工作的敬业之心,却未能幸免于难。陆伯言闭门枯坐，常数算故交，亲朋遭逢厄运的比比皆是，简直像“复巢之下无完卵”。陆伯言在外边参加学习，开会，发言，检讨，回家来愁对老妻，苟活而已。一九六一年夏天，国栋在大西北劳改农场服刑已两年，儿媳邵一兰带着儿子亮亮去探监归来，担心丈夫瘐于狱中，毅然申请下放去大西北，在监外陪他，但留在家里的孙子亮亮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亮亮是个懂事的孩子，奶奶常说他很像他爸爸小时候的样子，聪明，听话，活泼但守规矩。上学后，功课一直很好，老师都喜欢他。爸爸出事以后，因为他功课好和受老师宠爱而嫉妒他的同学骂他“反革命崽子”，“右派羔子”，还结成伙儿揍他，亮亮不是他们的对手，也不敢找老师告状，怕爷爷奶奶妈妈难受，每次挨了打，总是把身上的尘土拍打干净，擦干眼泪再回家。最让他难过的是，除了一年级教过他的田佳老师还在关心他之外，别的老师也不大搭理他了，不用说表扬，奖励没他的份儿，学校里，班里组织课外文体活动排不上他，连课堂上提问，也很少点到他，曾经对他宠爱有加的老师也对他冷冷的，他和同学闹架，不管谁是谁非，挨批评甚至在班上被点名的常常是他。因为他爸爸是右派，反革命，他就一下子从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这让他想不通。有一次他忍不住跟妈妈说了，妈妈哄他睡了，对公公婆婆说：“小学里都是些小丁点儿孩子，上几年就走了，也没什么利害可言，当老师的何必这样势利？”陆伯言说：“现在提倡和有问题的人‘划清界线’，可能这也是‘划清界线’吧。”陆伯言心里因为这种触目可及的世态炎凉而感叹“人心不古”。几个学期都这样过去了，亮亮也挺过来了。除了有时放学回来，闷闷不乐，不爱说话，其他没什么大的变化，学习成绩也没落下来，还是班里的前二、三名。但他妈妈去了大西北，这孩子却不知不觉地变了，常常像丢了魂儿似的，喜欢一个人发呆，话更少了，问一句，答一句。放学回来晚了，好像哭过的样子，问他是不是有小孩儿欺负他了，他说“没有”。程兆菊对陆伯言说：“这孩子心事重，他妈妈临走一遍遍嘱咐他，说爷爷奶奶年纪大了，让他听话，不惹事儿，别让爷爷奶奶操心，他记住了，在外边受了气，吃了亏，回家也不说。老这样，孩子还不憋屈病了？”陆伯言对亮亮说：“学校里有什么事，打了架，挨了欺负，别闷在心里，来家给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不生气，也不难受。记住了吗？”亮亮说：“没什么事儿，爷爷，真的没事儿。”
过中秋节了。邵一兰走了两、三个月了。陆伯川夫妇，周桥一家三口都来了。程兆菊让周继香早早地回家跟洪秀，洪全一起过节去了，洪秀她男人还没“出来”，她怕洪秀不高兴，让孩子哭哭啼啼，节过不好。周继香上午在副食店，挨了半天号，买回来几个月饼，还有十几个小苹果，两个大点儿的苹果。陆伯川夫妇，陆国筠把节日供应的月饼，水果，还有猪肉都拿来了。明明喊了亮亮上小屋去看连环画儿了。程兆菊张罗着跟陈姝，国筠一起包水饺。陆伯言，陆伯川和周桥二人在堂屋客厅里喝茶交谈。周桥问：“婶子算是没什么事儿了？叔的问题还没解决？”陆伯川说：“她摘了帽子，给她安排课了，表面上看算是正常了，当然工资降了两级；我这几年写了一本书，纯学术的，没一点政治色彩，几个权威学者看过，推荐出版，但我还戴着帽子，一直不能出，最近学校松了口，允许出了，但不能用我的真名，让我用‘笔名’，据说可以给千把元稿费，叔就‘有钱’了，这几年俺两人只发生活费，要不是这边儿你爸妈帮助，几乎生活不下去了。如果给了这笔钱，我打算给一兰寄些去。”陆伯言说：“不要这样做。一兰还往家寄钱哩。”陆伯川说：“那是另一回事。一兰为国栋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总得对他们尽点心。”陆伯言见陆伯川动了感情，忙转换话题，说：“国群现在压力很小了，据说快摘帽子了，就是国栋的事麻烦。”周桥说：“庄重同志也犯了‘右倾’错误，现在又出来工作了。有合适的时机请他过问一下国栋的事，即使不能纠正，起码给减几年刑期。”陆伯川说：“经过反右派，反‘右倾’，这位庄书记也不一定敢轻易表态了。”周桥说：“那说不准，看看情况再说。”陆伯言说：“国栋的事越挣歪越深，这又把一兰搭上了。现在特别愁亮亮，担心把他的教育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不等陆伯川和周桥接话说亮亮的事，程兆菊张罗大家吃饭了。吃完饭，国筠把小圆桌儿和小椅子在院子里摆放好，程兆菊摆上月饼和水果，全家人都在院子里坐好，程兆菊说：“月饼大人两人一个，亮亮和明明一人两个。自己院子里的石榴和那一堆小苹果随便吃。两个大苹果，亮亮和明明一人一个。”说着，就给大家分月饼。大家在院子里吃月饼和水果。此时正皓月当空，天幕黑蓝，深不可测，不知哪个院儿里有人在吹箫，凄惋，悲凉的曲调伴着清风在人们耳边呜咽，天顶空悬团圆月，山水迢迢人离分。院子里的人们似乎都在专注地谛听如泣如诉的箫声，谁都没有说话，突然亮亮说：“奶奶，我爸妈那边儿能吃上月饼吗？”程兆菊正掰了一点月饼，放到嘴里慢慢嚼着，但鼻子发酸，咽不下去，她在思念儿子国栋和媳妇儿一兰，亮亮的话让她差点哭出声来。颤声说：“小儿，你上那里去过。都是中国地儿，风俗差不多。你爸妈他们准能吃上月饼，你吃你的吧.”陈姝和陆国筠在一旁听着也暗自垂泪。亮亮说：“我刚才吃水饺吃得撑得慌了，待会儿再吃月饼。”……天晚了，陆伯川夫妇，周桥一家走了，亮亮睡了。程兆菊和陆伯言来到亮亮床前，程兆菊打开床头桌上的台灯，见亮亮脸上留着泪痕，两个月饼，一个大苹果一口没吃，旁边放了一张白纸，上边写着：“给爸爸妈妈留着，记住，嘴再馋，也不吃。亮亮”,程兆菊给亮亮扲了扲单被,关了灯,赶紧走了出来,她怕自已忍不住哭出声来,惊醒了孩子。
春节就要到了。进腊月没几天，家里就接到了邵一兰的信，她说春节会回家，早则腊月二十五，最迟二十七到家。亮亮和爷爷奶奶都很高兴，一天天数着指头盼着，也许是光想着妈妈来家的事了，亮亮期末考试成绩不好。放寒假了，他拿了成绩单回来，不只是考试分数低，连操行也给了罕见的“4”分，评语则是“表现较差”，“今后应注意”什么什么等负面，贬意的语句，很明显，亮亮在班里已经沦落到和几个最差的学生为伍。亮亮从学校回来，很少见的没来堂屋，进院先上了自己房间。陆伯言喊道：“亮亮，来，拿成绩单来我看看，让爷爷高兴高兴。”亮亮低着头，磨磨蹭蹭地走到爷爷跟前，红着脸，从口袋里掏出皱皱巴巴的“成绩单”，递给爷爷，一溜烟跑回了自己小屋。陆伯言拿了“成绩单”，反复看了几遍，边看边摇头，叹气，看完了，把那张小纸片放到桌子上，自语道：“怎么会这样？”程兆菊问：“怎么，亮亮考得不好？”陆伯言说：“不但功课成绩不好，操行评语也很不好，看样子老师对他很不满意。”程兆菊说：“孩子在学校里受憋屈，跟童养媳妇儿似的，又想他妈，功课还能学好了？我见他写作业不如原先专心，净好发愣。”陆伯言说：“是啊，但也没什么好办法儿。我们没法儿改变他在学校里的处境，也没法儿不让他想妈妈。难得他一年年长大了，懂得自强自立就好。”吃饭的时候，亮亮低着头，不肯正眼看爷爷奶奶，只闷闷地吃饭，奶奶不时给他夹菜，说：“亮亮，猛劲吃，吃得胖胖的，妈妈回来了，让她看着高兴。”亮亮说：“妈妈高兴不了了。”奶奶一惊，说：“怎么了？妈妈怎么高兴不了了？”亮亮说：“考试没考好，操行只有4分。”奶奶说：“一回半回考不好，碍什么？操行4分就4分呗，不是还有3分的吗？”亮亮低声说：“没有3分的。……”奶奶一愣，说：“那也不要紧，妈妈不会为这不高兴的。”从放了假那天起，亮亮天天念叨着妈妈，从腊月二十五开始，不管天好天孬，吃完饭，他就跟奶奶说上街去玩儿，有时奶奶说风大，不出去了，省得感冒。他就说：“我就在大门口儿，不走远，一会儿就回来。”周继香出门儿去买过节的食品，见亮亮在大门口儿石头上坐着发呆，个把小时以后，周继香买东西回来了，亮亮还坐在那里发呆，周继香说：“亮亮，石头太凉，这样容易感冒，回家吧。”亮亮说：“再待一会儿我就回家。”周继香知道，他是在大门外等妈妈，不由得眼睛发热，鼻子发酸，心想，让他坐那里等吧，可怜的孩子，想他妈呀。……晚上，陆国筠一家来了，他们准备去陶阳过年，走前先送过“年礼”来。陆国筠问妈妈：“亮亮呢？”妈妈说：“在南屋里看画书哩。年假考试考得不好，操行评语也差，不高兴。”陆国筠说：“明明，你跟姥姥在这屋，我去跟亮亮哥哥说会话。”陆国筠到了南屋，见亮亮坐在写字桌前，桌子上摆了书和本子，但他既没读，也没写，只是在发呆。亮亮喊了声“大姑”，陆国筠在床沿上坐下，说：“亮亮，姑问你，不高兴啊？期末考试没考好？”亮亮点点头，陆国筠问：“怎么回事儿？”亮亮说：“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上课有时候走神儿，考试的时候有的题目看错了。”陆国筠说：“那没关系，以后注意就是了。你小姑小时候好玩儿，那时候，我考得好，她考得差，爷爷老训她。后来，她知道用功了，功课立即上去了，比我还棒呢—她脑子比我灵。你比小姑还聪明，功课不会有问题。”陆国筠又问：“怎么，我听爷爷说，操行给的分儿也低，评语写得也不好？”亮亮红着脸拿出“成绩单”给大姑看，陆国筠看了，问：“你跟同学们打架了？”亮亮说：“几个坏小子骂我这‘羔子’，那‘羔子’的，欺负我。”陆国筠又问：“你不大愿意参加班里集体活动？”亮亮说：“有不少活动是老师没让我参加，反过来还这样说我。我跟你说，大姑，什么也不是，就是老师不喜欢我了。”说着，就涌出了眼泪。陆国筠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睛发热，强忍着泪水，说：“小儿，姑跟你说，‘操行’就是人的品德，自己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人，不做不好的人，这是最重要的，至于一次两次评语不那么好，不必看那么重。男孩子要懂得自强。要学你爸爸。”亮亮问：“学我爸爸？”陆国筠说：“对，学你爸爸。你爸爸从小就特别坚强。”亮亮问：“我爸爸是坏人吗？”陆国筠说：“你爸爸不是坏人，不但不是坏人，而且是最好的人。亮亮，你还小，知道的事情还少。在人类历史上，不论中国还是外国，有许多好人，最好的人受到冤屈，这一点也不奇怪。知道吗？”亮亮点点头，说：“知道了。”陆国筠说：“这话，在外边儿不要对人说。”亮亮说：“那不是不诚实吗？”陆国筠心里一惊，说：“孩子，这不是不诚实，这是人在世上存活，不得不的‘策略’。你还太小，很难理解这些事。大了就知道了。”亮亮好像明白了，冲大姑点点头。
一天，一天，又一天，亮亮在大门外等了三天，妈妈还是没有回来。腊月二十八早晨，亮亮扒了几口饭，戴上棉帽子，就往外跑。奶奶说：“亮亮，刚吃完饭，又往外跑，凉风热气的，别往外跑了。”亮亮说：“我到街上踢毽子，等妈妈—妈妈今天一定会来的。”亮亮等了一上午，妈妈没来，吃过午饭，抹抹嘴，又出去等，半过晌午，天阴得锅底一样黑，西北风飕飕地刮着，亮亮仍然在大门口等，天黑了，妈妈仍然没有来，奶奶喊亮亮回来吃饭，亮亮回来了，坐在饭桌旁，没精打采，吃了几口饭，就说“饱了”，又伸手拿棉帽子，奶奶指指门外，说：亮亮，外头下雪了，咱不出去等妈妈了，你表姑把大门敞开了，咱听见动静儿就出门儿迎妈妈。”亮亮说：“奶奶，下雪不怕，我在门洞儿里玩儿，我在那里能让妈妈早点儿看见我—她肯定很想我。”奶奶说：“下雪，街上没小孩儿，你不害怕？”亮亮说：“我开开灯，不害怕。”爷爷说：“让他去吧。”亮亮听不得这一声，急忙出屋去了大门口儿。周继香收拾完了，到大门上去看亮亮，回来说：“这孩子说在大门口儿等，他哪坐得住？一刹儿就往街口儿去一趟，在街口儿张望一阵，看不见人儿，就淡不及地回来了，过不了一刹儿，又去。看看这孩子，也不哭，也不闹，难受都在心里，太可怜人了。”周继香说着说着掉了泪，程兆菊也哭了。陆伯言说：“你们不要这样，要过年了，哭哭啼啼的，让孩子看见不好。”……九点半了，亮亮回堂屋来了，手里拿张小纸片，递给爷爷，低声说：“妈妈的电报—邮局的人刚送来的，……她不回来过年了。”陆伯言看那电报，是简单几个字：“雪大路阻不归祝春节好兰”，看完沉重地叹口气，对程兆菊说：“一兰来电报了，那边雪大，路不通，来不了了。”程兆菊看看亮亮，亮亮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没点儿精神了，程兆菊怕他会哭，但亮亮没有哭，只是在透过门窗玻璃呆呆地朝仍在飘雪的院子里看，似乎还在期望奇迹出现，屋门突然被推开了，妈妈披着一身雪进屋来了。程兆菊见孙子这样，心里更疼，说：“亮亮，别难受。妈妈过年不来也好，冰天雪地的，没法儿带你出去玩儿。咱给她去信，让她春暖花开了再来，带着你上千佛山玩儿去。”亮亮说：“奶奶，别担心我，我没事儿。我是男人，我不哭，不难受，我要坚强。”程兆菊说：“好孩子，怎么学的这么懂事？”亮亮说：“姑姑教我的。”亮亮洗了脚回自己屋睡觉去了，过了半个来小时，程兆菊见亮亮屋里灯还亮着，过去看他，推开房门，走到床前，亮亮知道奶奶来了，忙坐起来，脸上还挂着没擦干净的眼泪，程兆菊坐到床沿上，亮亮抓住奶奶的手，说：“奶奶，是不是上帝不喜欢咱家的人了？怎么他也故意为难我们？”奶奶拽过被子，裹在孙子身上，把孙子揽在胸前，说：“小儿，别胡思乱想了。要相信上帝，上帝永远是仁慈，公正的。”亮亮不作声了，他不跟奶奶争，但对奶奶的话，他心里是怀疑的：上帝眼睁睁地看着好人受难，他还是仁慈，公正的吗？
腊月三十过午，陆伯川夫妇来了，进门就问：“一兰到家了吗？”陆伯言递给他电报，他和陈姝两人看了电报，脸都耷拉下来。陆伯川说：“我从广播上听到那边有大风雪，就很担心，还真就来不了了。怎么这么不巧儿。”陈姝说：“大人还好说，亮亮得多难受，哭来吗？”程兆菊说：“这孩子从小就不张开大嘴哭，不高兴了，就闷闷地掉眼泪。这回守着你哥和我连泪也没掉—孩子懂事，怕俺难受，还说他是男孩子，要坚强，是他大姑教他的。他越这样，我心里越难受。”陆伯川问：“亮亮呢？”程兆菊说：“在南屋里看书哩。你哥说，让他看书吧，看起书来就忘了难受了。”陆伯川沉吟道：“只怕他看不到心里去。陈姝，你帮嫂子做饭。我上南屋跟亮亮啦啦呱儿。”陆伯川到了南屋，见亮亮正坐在桌子前发呆，听见有人来，急忙用手擦眼睛，转身叫“二爷爷”，陆伯川看到亮亮脸上还有没擦干的眼泪。陆伯川在床沿上坐下，让亮亮也坐下。陆伯川看亮亮的小桌儿，桌子后边墙上贴着陆国栋、邵一兰夫妻两人和亮亮三人的几张合影照片，最右边儿照片儿上的亮亮，才刚满“百日”，是个像年画上画的胖小子，国栋和一兰都笑容可掬，其后的几张照片儿上亮亮一年年长大，在爸妈中间或坐或站，总是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一兰多半还是面带微笑，只是有的似乎在笑容背后隐藏着些许苦涩，而国栋的脸色却显得严峻而忧郁，没点儿笑意，到最左边那一张，亮亮七、八岁 了，依旧笑嘻嘻的，一兰的笑容明显是故意做出来的，国栋一脸的愤懑和焦虑，照片儿上没有标注时间，但明显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期，国栋即将被“劳教”前夕拍的，到这一张，一家三口儿的合影照戛然而止，彷佛小家庭团圆的历史画上了句号。……陆伯川感到心里一阵针刺般的疼痛，他问：“亮亮，这些照片儿是妈妈走以前贴上的？”亮亮说：“不是，原来都在影集里，是妈妈走了，我找出来贴上的。我想爸妈的时候好看看他们，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跟他们说‘晚安’。”陆伯川心里一阵颤栗，他握住亮亮的手，跟他面对面地坐着，心想灾难中最苦的是孩子。他说：“亮亮，妈妈不回来过年，心里难受了？别太难受，过了年，咱给你妈妈写信，让她回来一趟。你妈在那边，你爸爸心里会好受些。”亮亮说：“我知道，妈妈是怕爸爸让人家治作死—爸爸在那里头太苦了，那些坏蛋老欺负他—才去的大西北。这不，妈妈去了不久，爸爸就从积肥队回卫生室了，爸爸开始抽空儿写书了。”陆伯川说：“对，是这样。妈妈很伟大，她是咱陆家的恩人。”亮亮小大人似地说：“很对，我也从心里感谢妈妈—她为了爸爸牺牲自己，不过，二爷爷，你说俺妈妈伟大，是用词不当。俺老师说，只有毛主席共产党，还有像刘胡兰那样的烈士，才能称‘伟大’。”陆伯川忙说：“对，爷爷说错了。”一边心里想，多么强大的思想控制力，连“伟大”一类的形容词都变成专用的了。陆伯川说：“亮亮，你是个孩子，想爸爸妈妈，心里难受，想哭，就哭，不要老憋在心里，哭出声也没关系。”亮亮眼圈儿红了，说：“有‘关系’，我不能哭。大姑那天还说男孩子要学着坚强。妈妈临走交待我要照顾爷爷奶奶。本来他们就难受，我一哭，他们就更难受了。哭，我也不守着他们，偷偷掉眼泪。”说着就抽泣起来，陆伯川两眼也滚出了泪水，把亮亮揽过来，说：“我的好孩子。”
远在大西北的邵一兰，僵卧在公社卫生院自己小屋的床上。进了腊月，她就安不下心了。从亮亮生下来，这是母子俩头一次分开那么长时间。她归心似箭，恨不得说走就走，立刻见到自己的儿子。腊月十几，她就向院领导请了假。腊月二十，她就带着食品和刚打好的毛裤去农场看望了陆国栋，告诉他，她已经请了假，回济南过年，让他好好过年，别难过，过完年回来再来看他，向他报告爸妈，亮亮和家里人的情况。又问他，外边流感挺厉害的，里头怎么样？陆国栋悦：“高墙挡不住病毒。只要外边儿闹流感，里头一般都逃脱不了。‘号儿’里人挨着人，空气流通不畅，只要有流感，差不多人人来一遍。这回又不轻。”又压低声音说：“药也不行，就吃安乃近，打退烧针。身体差的就扛不过去了。拉出去几个了。”邵一兰说：“你千万要当心。”陆国栋说：“我总是戴着口罩儿，勤洗手，多喝开水。没事儿。”邵一兰说：“我回去买点中药，让人给你捎进来，你喝了，好预防。”邵一兰回到医院，病人更多了，从门诊到病房，病人和家属挤得满满的，有几个已经转成了肺炎—农村社员有病，怕花钱，总是硬扛着，实在不行了，才来医院，但往往病情太重了，甚至已经晚了。嫲嫲院长说：“邵大夫，你晚两天走吧。”邵一兰看看那些被病魔折磨着的穷苦社员和忙得团团转的同事，无奈地说：“那就晚走三四天，我给家里写信也没说到家的准日子。”谁料两天以后，西北风刮着鹅毛大雪，下得天昏地暗。雪停了，不用说去县城的马车不能走了，连县城通往火车站的公路也阻断了，汽车不通了，想走也走不了了。深夜里，邵一兰望着院里的积雪，偷偷哭了几回。没办法儿，她只好让嫲嫲院长给县卫生局打电话，烦人家代为向家里发了电报。腊月二十四，农场一个狱警来公社卫生院给家人看病时，对邵一兰说：“里头比外头还厉害。别说犯人了，看犯人的也病倒了不少。”邵一兰问：“陆国栋怎么样？”那人说：“陆大夫也病了。他自已发着烧还得给这些人看病，亏了他，办法儿多，也热心，要不还得多死人。”邵一兰又问：“他病得重不重？”那人说：“看样子病得不算轻。”邵一兰说：“我买点药，麻烦你捎给他。”又过了两三天，就要过年了。医院里病人不多了，因为人们认为“大年下”住医院不吉利，来看病的人少了许多，住院的也慌着出了院。天放晴了，经过这些天没日没夜地工作，邵一兰疲惫不堪，嫲嫲院长安排她休息，但她不放心陆国栋，对院长说：“你放了我的假，我上农场去看看陆国栋。”嫲嫲院长说：“路上雪有一尺深，根本看不清哪是路哪是沟，哪是庄稼地，你怎么走？”邵一兰说：“只有七八里路，我也走熟了，说句夸张的话，合着眼都能摸了去，我慢慢走，多走一会儿，就到了。不去看看他—有人说他也病了—我不放心。”院长摇摇头，说：“你啊。……那好，去就去吧。路上当心。真不行，赶紧回来。”邵一兰用围巾包好头，脚上穿了皮棉鞋，上了路。村里路上的雪已经扫了，几分钟就出了村，往四外看，满地都是雪。大雪过后，天更蓝了，显得深不可测，太阳又白又亮，地上的雪在阳光下像碎银子一样闪亮，连阳光似乎也被雪光映成了白色，白色的阳光，白色的雪光，白得让人目眩心悸。大地被尺把深的雪盖得严严实实，雪地被风吹得平展展的，像结了冰的海平面，看不出路在哪里。邵一兰心里有点打憷，犹豫了片刻，但很快就从树上折了根小棍儿，用它探着路，又当拐杖，摸索着往前走了。她太担心陆国栋了，不去亲眼看看他，她不放心。她艰难地，小心翼翼地走着，一只脚迈出去，踩出一个深深的雪窝，另一只脚踩下去，又一个雪窝，站好了，把一只脚从雪窝里拔出来，再迈新的一步，去踏出新的雪窝。她一边走，一边想着，明天就是年三十了，本来说好回家，却没走成，爸妈特别是亮亮得有多么失望。她心里对亮亮说：孩子，妈妈没回去，心里也难受。妈妈是为了给那些社员看病耽误了。孩子，你不知道这里的社员有多么穷，多么苦。我不忍心扔下他们走了。……你爸爸也病了，妈妈更放心不下。……就这样，邵一兰一边想着心事，一边一步步朝前走，走得很慢。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了，她觉得很累，快走不动了，这段时间院里病号多，看病、护理的人手少，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太累了，早晨起来，没点儿胃口，饭吃得很少，在雪地里“跋涉”这一大会子，她浑身是汗，内衣紧贴在身上，似乎把身体捆住了一样，腰酸，腿疼，迈不动步了。突然间，她听见了狼的嗥叫声。来这里不久，她就听说，这附近有狼，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几次听见过狼叫—那种特殊的，怪异的，瘆人的，凄厉，恐怖，带着怨愤还有些许哀伤，听来让人毛骨悚然的嗥叫声。每当听见这种声音，她都吓得身上起鸡皮疙瘩，恍惚间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鬼哭狼号的世界,……现在，大白天，在空旷的雪原上，她竟又听见了这种声音，她想，下了大雪，狼找不到东西吃，出来觅食吧，要是狼窜到这里来，那可糟了，她身上又起了鸡皮疮瘩，浑身—特别是两条腿在发抖，看看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儿，她抖抖精神，咬紧牙关，想加快脚步，可是，越想快，越拉不动腿，她一阵心慌，心脏“嘭嘭”乱跳，头上冒出了冷汗，刹那间天旋地转，眼前没有了阳光，雪光，并且变暗了，变黑了，她心里懵懵懂懂地想，糟糕，要休克，……这下完了，……要死在……这雪地里了……她嘴里不出声地念着“国栋，亮亮”，……她摇摇晃晃，站不住了，“扑通”一下倒在了雪地上，她无意识地蜷蜷腿，缩缩头，觉得这地方好渲活，好舒服，歇歇吧。……邵一兰倒下了，倒在阒无人迹的茫茫雪原上，倒在了探监的路途中了，这里离公社卫生院—还不到二里路，她在雪地里折腾了快两个小时，还走偏了方向，离她要去的地方—她丈夫服刑的农场还很远，她就倒在半路上了。
邵一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她发现躺在自己的小屋里，自己的床上，跟前坐着一个姓魏的小护士，小魏见她醒了，高兴得趴在她身上哭了起来，说：“邵姐，你把我们吓坏了。……谢谢老天爷，你总算醒了。”邵一兰看看床前的吊瓶架儿和自已手上的针头，用微弱的蚊子叫一样的声音问：“我这是怎么了？”小魏说:“昨天你走了，过了好几个小时，天快黑了，西北风呜呜地刮，还不见你回来 ，嫲嫲院长不放心，给农场梆子场长打电话，问你回来了没有，梆子场长说你没去农场，院长慌了，叫上人，沿着上农场的路去找你，可是路上没有你的脚印—你一开始就走错路了，场长让人—庄里的社员听说了，来了不少人参加找你—四散开去找，好歹发现了你—当时你躺在雪窝里，差不多被雪盖上了—西北风把雪刮你身上了，他们说，再晚个把小时，雪把你盖严了，找都难找了，更危险的是，在你身子周围，有不少狼蹄子印儿，狼围着你转了好几圈儿，又走了。好危验呀，邵姐。他们几个人倒换着把你抬回来，你人事不省，咱院里好几个人，还有几个社员都哭了，嫲嫲院长也掉泪了。……邵姐，你太冒险了。”邵一兰苦笑笑，说：“我没想到路这样难走，也没想到自己这么没用。”小魏忙去喊来了嫲嫲院长，嫲嫲院长十分高兴，裂着嫲嫲嘴笑，说：“邵大夫，你弄的这个事儿比电影还惊险，你不知道，有多悬，不光是雪快把你盖上了，你还把狼引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狼围着你转了转，走了。”小魏说：“村里人和病号都说，邵大夫是好人，狼都不忍心吃这么好的人，村里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说，狼不敢吃福大，命大，造化大，寿限不到的人。”邵一兰苦笑道：“我还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说寿限不到还差不多—还没受完罪啊。”院长说：“这种说法儿，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不论怎么说，总算有惊无险。邵大夫，你这回算捡了一条命。”邵一兰说：“院长，我给你和同志们添麻烦了。太感谢你和同志们了，让我怎么报这救命之恩？”说着，眼里就流出泪来，小魏儿也跟着哭了。院长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要说救命，你小邵儿救过多少人的命？好了，别难过了。邵大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邵一兰说：“我还能有‘后福’？将就着把该受的罪受完就是了。……唉，也不知陆国栋病得什么样儿了。”院长一拍脑袋，说：“瞧我这记性。我给梆子场长打电话问了，梆子说陆大夫不发烧了，没事儿了，让你放心。邵大夫，你安心休息，我让伙房给你做饭。小魏儿在这里陪着你。”一九六二年春节，邵一兰是躺在自己在大西北，在自己工作的公社卫生院个人宿舍里，打着“点滴”，吃着嫲嫲院长和小魏从家里带来的饺子过的。远在济南的陆家人自我宽慰说,一兰在那边,国栋心情会好些。而实际上，陆国栋和邵一兰虽然近在咫尺，但整个春节，他并不知道邵一兰没能回家过年。
济南那边，整个寒假，亮亮都闷闷不乐。周桥一家从陶阳回来后，明明过来，两个孩子在一起玩儿，亮亮偶而会“欢实”一阵，明明走了，就还是原先的样子，一个人在屋里，出来进去，走走坐坐。奶奶让他到街上去玩儿，他也去，但却不大跟小孩儿们偎伙儿。过完元霄节，正月十六，学校开学了，亮亮全没有原先开学时那种兴奋和急切，似乎对上学没兴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磨磨蹭蹭，待去不去的样子。奶奶催几遍，这才背上书包，慢慢腾腾地去了学校。从学校回家来，还是闷闷不乐，也不像原先那样给爷爷奶奶说学校里的事情，总是像有什么心事。奶奶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说“没事儿”。还有一件事跟先前不同，让奶奶纳闷，这孩子问大人要钱比原先勤，要的也多了。头年冬天就这样，过了年开了学，更厉害了，三天两头儿要钱，不是买这，就是买那，有时候说学校里要钱。程兆菊跟陆伯言说这事，陆伯言说：“孩子快毕业了，练习多，自然用的本子，笔墨多，要钱就给他，我们还不至于供不起他上小学吧。”程兆菊说：“我不是疼钱，我是担心有别的事儿。”陆伯言说：“能有什么事儿？不会有什么事，别疑神疑鬼的。”阴历二月中旬的一天，亮亮问奶奶要三块钱，说是他在校园里踢球，把教室窗子玻璃砸破了，要赔偿。程兆菊说：“以后小心点儿，砸块玻璃不要紧，伤着人就不好了。”赶紧给了他钱。第二天，程兆菊在大门外边遇见了一个街坊，在亮亮学校里做杂活儿的工友，姓崔，对他说：“他崔叔，亮亮把玻璃砸坏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崔姓工友一愣神儿，说：“陆大娘，你听错了吧？亮亮哪里砸坏玻璃来？最近没有学生弄坏玻璃的。就是有，也找不着亮亮—您那孙子老实。”程兆菌心里“格登”一下，对姓崔的工友讪笑一下，没再说什么，到家就把这事跟陆伯言说了。陆伯言说：“亮亮这孩子，怎么回事？要钱事小，撒谎事大。编理由骗钱这可是大毛病。他放学回来，得好好训他一顿。光因为他爸妈不在家，舍不得管他，这样不行，这就把孩子害了。得有规矩，没规矩不成方圆。”陆伯言就是这祥的人，对子孙的教育，有他的标淮，而且这种标准，是理想主义的，是道德至上的，像眼里容不得沙子，又像是一种洁癖，容不得孩子品德上有瑕疵。他的理论是，孩子犯错有两种，一种是无心，因为不注意，粗心，调皮等犯的错，这是可以原谅的；另一种是明知不对，主观故意做错事甚至坏事，这是道德的缺失，是价值理念上的毛病，是不能原谅的，甚至是不可宽恕的。前一种错儿，是面上的浮尘，一吹一拍就没了，后一种错，却是洗刷不掉的污垢，甚至是去不掉的烙印。他对三个子女就是这样教育的，这种教育培养出三个品德优秀的好孩子，却也结出了累累苦果。儿子国栋矢志悬壶济世，俨然有古良医风，不苟流俗，一尘不染。国筠单纯善良，书生气十足。国群唯真理是从。但正是这种教育使国栋“不识时务”，钻牛角尖，在“镇反”中被审查后，像有洁癖者一定要怯除悼被抹到身上的污垢一样，不自量力，作徒劳的抗争。使自已受的处分步步升级，终至万劫不复。他从中学到大学，都对国民党没什么好感，认为它贪腐误国，对训育主任之类人物敬而远之，遇国民党、三青团搞什么活动，避之如逃避传染病一般，而在国民党败亡之后，居然被污指曾参加国民党，他从为这是对他人格上的玷污，是奇耻大辱，比死都可怕，都难以接受。他最看重的品德是诚实，他一向自许“清白”，突然冒出个“历史问题”，不但会被认为对党和政府不忠诚，连对自已的父母，亲友也搞了欺骗，这让他没法儿接受，没法儿忍受，所以他一定要“洗清摆白”，如果他懂得“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船到弯处需转舵”，“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些平实的“真理”，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申诉去搅扰领导，当不至于把自己和家人拖入苦难的深渊。还有陆国群，如果不是过于痴迷地“崇仰真理”，过于天真地坚信党是真理的化身，认为讲真话是天经地义的，是对党忠诚，也不至于被打成“右派”。即使是大女儿国筠也因为过于纯洁，而使自己变得脆而不坚，对社会，对灾变欠缺适应能力。但陆伯言老夫子却没从儿女这些事情上接受教训，现在他要按自已的理念教育孙子了。程兆菊对他说：“你好好跟孩子说，别吓着他。”亮亮放学回来，程兆菊让他喝水，亮亮喝完水，就要去南屋。陆伯言板着脸，说：“亮亮，先别走，爷爷有话问你。”亮亮一愣，不解地看看爷爷，再看看奶奶，奶奶却不回应。爷爷说：“我问你，你前天问奶奶要了三块钱，到底干什么用了？”亮亮支支吾吾地说：“我跟奶奶说了，我踢球，砸坏了玻璃，赔偿了。”爷爷用低沉的声音，但是口气很严厉地说：“亮亮，你还撒谎。”奶奶说：“小儿，你们学校那个姓崔的工友说了，最近学校里没有人砸坏玻璃。”爷爷大巴掌“啪”一声拍在桌子上，气咻咻地说：“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亮亮低着头，不说话。爷爷气哼哼地说：“好，不说，上院子里给我罚跪去。想好了，再说实话。”亮亮知道这是爷爷的家规，就乖乖地到子院里在石榴树底下跪了。过了半个多小时，爷爷过来问：“说不说实话”，亮亮还是不作声，爷爷说：“还是不肯说实话，好，起来，跟我上大门外跪着去！”亮亮哭咧咧地说：“好爷爷，求你了，别让我上大门外罚跪。”爷爷说：“你怕丢脸啊？好，怕丢脸，就能造就。你知道吗？撒谎，骗钱—哪怕是自已家的钱—是最糟糕，最丢脸的事，就应该在大街上罚跪，让大家都知道，看他改不改。”亮亮说：“爷爷，我知道，可是，我……”陆伯言说：“亮亮，你‘我’，‘我’什么？你不想想，你有多么不懂事？你爸爸现在这种情况，你妈下放到那里，工资少领不少，省吃俭用，照顾你爸爸，还往家来钱。你怎么这样不争气？功课下来了，操行评语不好，爷爷奶奶没嫌你，可是，你撒谎，骗奶奶的钱，太不应该了，太让我们失望了！”程兆菊说：“亮亮，好孩子，你看你，爷爷气得那个样子—他一辈子最烦恶撒谎的人，快跟爷爷说实话，认错儿。”亮亮低下头，愣了一会儿，咕哝着说：“我买零食吃了。”程兆忙菊说：“你这个孩子，想吃什么，给奶奶要钱去买不就完了吗？还弄这虚圈套？算了，小孩子哪有不嘴馋的？往后改了就行了。快给爷爷认错儿。”亮亮赶紧向爷爷认了错儿，程兆菊忙不迭拽起孙子进屋喝水，陆伯言心里犹自狐疑：这孩子会说假话要钱去买零食吃吗？
两天后，是星期日，亮亮一年级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田佳来了，亮亮看见田老师，十分激动，裂了嘴，想哭，没哭出来，颤声问：“田老师，你怎么来了？”田佳说：“我来看看你啊，也来看看你爷爷奶奶两位老人家。”亮亮终于忍不住，趴到田老师胸前，抽泣起来，田老师也落了泪，说：“陆良，别这样。快长成大小伙子了，不能动不动就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亮亮抬起头，朝老师不好意思地笑笑，擦干眼泪，喊道：“奶奶，俺田老师来了。”陆伯言，程兆菊闻声忙出来把田老师迎进屋，田佳坐下来，喝口水，说：“从不教陆良了，没过来，挺想你们两位老人家。”回头对亮亮说：“陆良你去学习吧。老师没什么事儿，跟爷爷奶奶聊会儿天。”亮亮去了南屋，田佳说：“陆良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我对这孩子有感情，有人说我偏爱他，我承认。他爸爸出了事，我看见他就难受。去年他妈走了，我见他总是闷闷不乐的，有时喊住他，跟他说几句话。这回开学后，特别是最近几天，我见他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有时还一个人在角落里掉眼泪。问他，他什么也不说，我挺担心的，特意过来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情况。孩子老这样，会出毛病。 ”程兆菊把几个月来亮亮要钱格外多，最近这次说瞎话要钱买零食吃这些事说给田老师听，田老师说：“这绝不可能，他不是那种孩子，我从没见过他在学校里吃零食。一定别有隐情。我听说，学校里有几个调皮大男生，专找家里出了事儿的或者家里有钱的孩子要钱，要了钱买零食吃，甚至买烟抽，买酒喝。”陆伯言问：“学校里不管吗？”田老师说：“也不能说不管，从道理上讲，家庭出身或者亲属有问题的挨欺负，老师应该批评，制止，但实际上，不少人不大愿意替这些孩子说活，怕别人说立场有问题。”田佳顿了顿，又说：“你们也许不知道，陆良现在的班主任，叫向红，跷着脚巴结领导，满嘴政治 口号，做梦都想着入党，提拔，也许是为了表现她的阶级觉悟，对陆良这样的孩子正眼都不瞧一下。我曾经跟她说陆良的事，请她关心点儿，她居然说，你关心陆良，不如跟领导说一说，你再回来当他的班主任好了。”陆伯言说：“过去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就等于是老师的孩子，当老师的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呢。真是‘人心不古’啊。”田佳说：“陆老伯，那都是老皇历了。不是‘人心不古’，有些人简直是‘人心不人’。现在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反右以后，学校早就不是以前的学校，老师也不是以前的老师了。”田佳用巴掌比量着要打自己嘴巴，说：“我又胡说八道了。”她笑笑，说：“我小孩儿爸爸天天说要拿针线把我的嘴缝上，可我就是改不了。”田佳临走，交待两位老人，慢慢地问问孩子，看是怎么回事，还说：“孩子思想负担本来就够重的了，别再让他受不应受的委屈了。”陆伯言，程兆菊送田老师，程兆菊喊：“亮亮，田老师要走了，出来送老师。”亮亮从南屋出来，两步窜到田老师跟前，说：“老师你有空常来。”田老师说：“好，老师常来。亮亮听话，有什么事好好跟爷爷奶奶说，别闷在心里。”亮亮点点头。田佳走后，周继香说：“从那天我就觉得亮亮不会诳了钱买零嘴吃。俺姨父肯定把孩子冤枉了。快问问他。”程兆菊把亮亮喊到跟前，问他：“你田老师说学校里有坏孩子问小孩儿要钱，你是不是要了钱给他们了。”亮亮低了头，说：“是。”程兆菊问：“有多少次了？多长时间了？”亮亮说：“不少回了。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我几回要钱都是给他们。”周继香说：“他们仗着什么？他们凭什么问别人要钱？”亮亮说：“他们说咱家是资本家，有的是钱，都是剥削来的，他们是工人子弟，问咱们要钱是‘革命行动’，还说我爸是反革命，想推翻共产党，说我是‘小反革命’，得接受他们改造。”周继香说：“放他娘的屁。‘资本家’也罢，‘反革命’也罢，自有共产党和政府整治，也轮不到他们治作人啊。”亮亮说：“他们说，他们问咱这样的人要钱是‘劫富济贫’，还说他们是学大人，搞‘人民民主专政’。”程兆菊问：“你怎么不跟老师说？”亮亮说：“他们说，我要是跟老师说，他们就揍死我。再说，老师也不喜欢我，我说了，也不一定有用。”陆伯言问：“那为什么不跟爷爷奶奶说实话？”亮亮说：“妈妈嘱咐过我，让我不能给爷爷奶奶惹麻烦，添心事。他们说，我要是对家长说了，家长生气去找了学校，他们就报复，往咱家屋顶上扔石头，扔了就跑—他们真这样干过。我怕他们也这样弄咱家，把爷爷奶奶吓出病来。……”周继香说：“这不没王法了吗？”程兆菊掉下泪来，说：“我可怜的孩子，你就让他们吓唬住了，问奶奶要钱去填还他们？那哪天是个头儿？就为这你就得尽着他们欺负，还管谁也不说，就自已扛着？孩子，你扛得了吗？”亮亮说：“爸妈都不在家，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不撑折腾了，我就想着尽量扛过去，别让爷爷奶奶烦心了。”程兆菊揽过亮亮，亮亮把头埋在奶奶怀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程兆菊扑拉着孩子的头，说：“俺孩子遭的什么罪呀。”转头数落陆伯言：“你听不的风就是雨，针鼻儿大的事儿虚火得比天大，他爸妈不在家，他妈说来家过年没来了，孩子本来就不舒心，管什么事儿，得过且过地就行了。你看你，拿着棒棰当针（真），嗷天呜地，拿龙捉虎，吹胡子瞪眼，还罚他跪。你不把孩子使作病了，不死心？”陆伯言说：“我怕孩子学坏了，不走正路儿，我着急呀。一兰不在家，她把孩子托付给咱，孩子走了歪路，咱对不起一兰呀。”程兆菊说：“你这样就对得起一兰了？你倒是会教育孩子。国栋，国群倒是走正路，人家认他们吗？他们要不是跟你学的，直肠子，认死理儿，但凡有点儿转圜心眼儿，还到不了这一步哩。你还想让俺亮亮走他爸他姑的路啊？”陆伯言气得脸变青了，说：“好，好，好，你把孩子的事都算到我头上了。好，好，好，你说，你可劲说，把这几年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免得憋出毛病来。……我不对，我有罪，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亮亮。……”亮亮抬起头，哭着说：“奶奶，别埋怨俺爷爷，爷爷没错。他是为我好。”说着跑到爷爷跟前，说：“爷爷，你别难受了。奶奶让那些坏蛋孩子气糊涂了。怨我太软弱了。”陆伯言两手抱着亮亮的头，说：“亮亮，好孩子，不怨你。”晚上，亮亮睡了。陆伯言和程兆菊上南屋去看亮亮。亮亮已经睡着了。但是翻来调去，一个劲儿地动弹，脸上泪痕犹在，嘴里还在梦呓：“奶奶，我不是故意的。……”程兆菊和陆伯言关了灯悄俏地走出来，回到北屋，程兆菊说：“这孩子觉也睡不好。还老说梦话。心事太重了。”陆伯言说：“上帝，救救我的孩子吧。”
从那天以后，亮亮照常每天背了书包去上学，放了学，基本上都按时回家，只是学习没有原先上心，程兆菊也不怎么催他，问他又有坏小子讹钱来吗？他说没有了，程兆菊就放心了。谁知五月中旬一个星期六午饭后，亮亮睡觉了，田佳老师又来了。这回她好像有意避开亮亮，匆匆进门，直奔堂屋。程兆菊说：“田老师，又让你跑来了，亮亮有什么事吗？”田佳说：“上回我来过以后，第二天就找了校长。校长对这事很重视—他怕惹出大乱子来—把那几个坏小子训得不轻，让他们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查，还挨个找他们家长谈了，几个坏小子老实了。亮亮没再要钱吧？”程兆菊说：“没再要。”田佳又说：“今天我来是给你们说一个更糟糕的事。”程北菊惊问：“怎么，亮亮闯祸了？”田佳说：“倒没闯祸，是他自己的事，他逃学了。把小坏孩儿讹钱的事解决了，我挺高兴。可是，最近—有两个多星期了—我在学校里没见到他，开始没在意，以为他在教室里没出来，可是，这么多天没见他，我心里就画问号儿了。做课间操的时候，我特意看他们班儿，没有他，就问他们班主任向红，陆良怎么没来，请假了？向红阴阳怪气地说，请假，请什么假？你那爱徒旷课两个星期了。许是家里又出什么事了吧，这个学生是不指望了。我说，你是班主任，没上他家去问问吗？她说，你是说去他家家访？没抽出空儿来，再说，我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就这样的班主任。大爷，大娘，亮亮逃学，这可是件大事儿，再有个多月就要考中学了。这样下去，这孩子就耽误了。”程兆菊说：“他天天吃了饭背上书包去上学啊。”田佳说：“大娘，他那是做样子给你们看的。他背上书包到哪里待半天，到放学的点儿就回来—逃学的孩子都是这个办法儿。”陆伯言气得坐不住了，说：“这孩子竟然这样？匪夷所思，匪夷所思。”田佳说：“大爷，大娘，陆良思想压力大，心情不好，在学校处境不好，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你们也不要过于生气，我走了，你们好好跟他说，问问他为什么不愿去学校，再对症下药，劝他回校上课，千万不要打他，罚他。这孩子之所以这样，说明他心里有很大的疙瘩解不开，就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我还去另一个学生家，就不多说了。你们不要跟陆良说我来过。”田佳匆匆走了。陆伯言气得在屋里转圈儿，一遍遍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孩子不就毁了吗？……家门不幸呀。”程兆菊说：“你又来了。孩子不过十几天不上学，就‘毁了’？这点事就是‘家门不幸’了？天下不上学的人多着哩，不上学就毁了？人家要让咱毁，上学兴许更毁得厉害哩。国栋，国群—连伯川也说着—上的学多吧？毁没毁？里份里那些瞎字不识的照样入党，当干部，人五人六，周武郑王，哟三喝死，人家大人孩子活得比咱强多了。到什么份地了，顾搂大人孩子的命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别抱着你那‘唯有读书高’的老章程不放了，对孙子外甥这一辈儿，别再做‘成龙，成凤’那个梦了。这回你别管—你一句话也别说—别使作孩子，我好好问问他。”陆伯言让程兆菊这一阵说得哑口无言，张嘴结舌，只好说：“对，对，对，你说得有道理。亮亮这事，我不插言，要问你就问吧。”程兆菊说：“问也不用忙。亮亮正睡午觉，等他醒了，喝点水，再问也不迟—也不是水进院，火上房的事。”过午三点多钟，程兆菊去了南屋，陆伯言在后头跟着。亮亮正在看一本旧书，程兆菊问：“亮亮，不学你的功课，看什么书哩？”亮亮说：“问同学借的《三侠五义》。”程兆菊说：“这就快考中学了，怎么还看闲书？”亮亮低了头不作声。程兆菊问：“小儿，跟奶奶说实话，你有多少天不去上学了？”亮亮猝不及防，冲口而出：“奶奶，你怎么知道的？”奶奶说：“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爷爷奶奶表姑天天伺候着你，吃饱喝足了，你背上书包走了，不去上学。孩子，谁寻思着你逃学呀。小儿，你怎么大了还不跟小时候懂事，怎么这么不让爷爷奶奶省心啊？”亮亮低下头不出声了。程兆菊说：“亮亮，给奶奶说，多少天不上学了？”亮亮低声说：“两个星期了。”程兆菊急得掉泪了，说：“小儿，好孩子，你这是怎么了？你想把你爷爷气死，把奶奶急死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亮亮说：“大上个星期，六年级期末考试—就是高小毕业考试—考完了。班主任老师让我们填考生登记表，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家庭成份，家庭成员有问题的学生一定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地填写。”陆伯言忍不住了，插言问：“你怎么填的？”亮亮说：“我照实填的。”陆伯言说：“也只能照实填。”程兆菊给陆伯言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说话，又问：“填表儿就填表儿呗，怎么就不去上学了？”亮亮说：“我填表的时候，向老师就老在我课桌儿跟前站着看，像监督坏人似的，收起表儿来，又看了我好几眼，像看怪物似的，看得我身上发毛。课间空儿里，我在院子里玩儿，听见向老师跟另一个老师说：‘像陆良这样的学生，爷爷是资本家，姥爷一家逃台，爸爸是右派兼反革命，还有一个姑是右派，什么中学要这样的学生？上了中学也没什么用，早晚是拉地排车的货。’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反正毕业考试完了，没有不及格的，高小能毕业了。觉得考中学也没指望，就从心里不想上了。那几个问我要钱的孩子还老远儿朝我比划，发恨要揍我—他们怀疑是我告的状，我也害怕。上星期一，在语文课上，有个同学借我的橡皮用，我递给了他，被向老师看见了，她不批评那个同学，摁着我狠狠地训，说我‘不堪造就’，‘表现不好’，‘是跟家庭影响分不开的，是有阶级根源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验的’。她逼我承认错误，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错，就一直站在那里，不吭声儿，她也不让我坐下，一直站到下课。第二天，我去上学，就想起向老师说的那些话，想起她那凶样子，又害怕，又难受，就犹豫着不想进教室，上课铃响了，我就没进教室，背着书包出去转游了。从那天我就没再去。奶奶，求求你和爷爷，别再让我去了，我打这不上学了，高小毕业，当个学徒就行了。”奶奶说：“小儿，你好糊涂。你连初中都不上，你爷爷，你爸妈能愿意吗？”陆伯言忍不住了，说：“亮亮，你才十三岁，正是上学的年龄，当什么学徒？新社会不允许雇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晚上，周桥一家来了。周桥和陆国筠听爸妈说了亮亮在学校遇到的这些事，两人又震惊，又担忧。周桥说：“像向红这种素质的人怎么能当老师？”陆国筠说：“你官儿当大了，不了解下边情况。在学校里，对政治条件不好的学生疏远，歧视的老师可不是个别的。当然，向红这样的可能是比较过份的。”周桥对亮亮说：“亮亮，你得明白，读书是为了学知识，长才干，知识，才干的获得，人格的养成，是属于自己的，是每个人一辈子的事。你现在这样小，就放弃学业，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姑姑这些爱你的人痛苦，还害了你自己。你这不是很傻吗？”亮亮点点头，答应回学校上课。到了星期一，亮亮回学校了，老师已经不给上课了，学生自习温课备考。亮亮憋了一股气，拼命学，升初中考试考的成绩不错，是全年级第三名，姑父大姑说升初中不搞政审，他就报了本市最好的一处中学。但到发榜，没被录取。陆国筠到那个学校去问，人家答复道，这个考生功课很好，但政治条件很差，不过这还不是我们不收他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操行分是“4”分,我们规定只收“5”分的学生。陆国筠又去找亮亮的班主任向红，向红说，你这个侄儿平时在班里表现不好，还旷课十几天，给他“4”分就是照顾了。考初中失败，这个结果落到亮亮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头上，他一下被打懵了。看榜回来，不哭不笑，两个眼直钩钩的，常常走神，发呆，发愣，盛上饭就吃，放下饭碗就走，跑到自己屋里不出来，让他出去玩儿，他说“没脸见人”，跟他说话，也不愿接言，问他话，只是点头或摇头，最多蹦出一两个字“是”、“不是”、“对”之类，晚上睡不好觉，小小孩子还失眠了。陆国筠说：“屈辱，失望，绝望，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太残酷了，真为这个孩子担心。怎么办呢？”晚上，陆伯言祈祷说：“上帝，我有罪，你惩罚我吧，别罚我的孙子了。”
亮亮的落榜和落榜后的情绪变化,让祥云里陆家的人处在深深的焦虑之中.陆国筠到德惠医院神经科,向科主任梁教授咨询,梁教授说:这孩子现在的状况是忧郁症的早期表现,要抓紧想办法儿缓解,耽误了,孩子真的患上了忧郁症,后果是悲剧性的—孩子基本上废了，亲人也要陪着他在痛苦中煎熬。陆国筠问：“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教授说：“心病还要心药治。他出现这种症状的根源无非是，一升学失败，二是想念妈妈，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这孩子的病就没大问题了。”陆国筠从医院回来，就和周桥一起找了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周桥的战友—请他设法解决亮亮升学的问题，副厅长满口答应，说：“孩子考那么高的分数，应该录取。我找市局的同志去做工作。为了那个学校的领导好下台，可以让他们先录取了，再办手续转到国筠那个学校去。”周桥和陆国筠回来给两位老人和亮亮说了，两位老人很高兴，亮亮却一副无所谓、事不关已的样子，说：“姑和姑爸为我走‘后门儿’了。”陆国筠识说：“孩子，这怎么能算‘走后门儿’？你考试成绩又不差。这只能是他们把升学的机会儿还给了我们。”亮亮裂嘴笑了笑，没吱声—好像姑姑和姑爸为他办这件事，还有他们那种特认真的态度，全都很可笑，是多此一举似的。陆国筠看出亮亮情绪转不过来，用了半晚上的时间，给邵一兰写了一封长信，说了从她走后直到最近亮亮的情况，请她把哥哥安抚好，抓紧回来一趟，最好在家多待一段时间。邵一兰接到陆国筠的信，急得一夜没合眼，她知道“忧郁症”的严重性。天明起了床，刚上班就找嫲嫲院长说了情况，院长十分同情，说孩子的事是大事，让她抓紧回济南，还替她向卫生局打了报告，说不必急着回来，孩子好了再说。邵一兰去农场见陆国栋，把实情告诉了他，陆国栋十分着急，催她快走，不必担心他，他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亮亮什么情况，抓紧来信。
劳改农场的马车停在公社卫生院门外，护士小魏和青年医生小高帮着把邵一兰的行李包装到车上。小魏和小高先上了马车，邵一兰在马车跟前站着。院长和医院的同事—从白发白须的老中医到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都站到大门外送她。邵一兰心里热乎燎辣。院长说：“邵大夫，抓紧上车走吧，别耽误了车。我跟小魏，小高说了，他俩把你送上火车再回来。”小魏把邵一兰拽上马车，马车要走了，院长和同事们一连串地喊“邵大夫”，“邵姐”，让她路上小心，祝她“一路顺风”，邵一兰的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说不出话。马车走了，邵一兰咽声喊：“院长，同志们回去吧。”小魏和小高按院长吩咐,一直把邵一兰送上火车才回去。邵一兰坐到火车车窗前，看着两个年轻人恋恋不舍地朝她招手，渐渐远去，这才转过身来坐好。她看着车窗外高凹不平的黄土坡，平铺着的，斜挂着的庄稼地，一棵棵在风中艰难地，顽强地，孤零零地挺立着的沙枣树，胡杨树，还有跟黄土地一个颜色的庄稼汉，放羊娃。来大西北一年多了。她何曾想到，今生会来到大西北，在荒漠边上，和口音，习俗完全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而且不知不觉间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公社卫生院的嫲嫲院长和同事们没有因为她是劳改犯的老婆而另眼相看，他们用和城里人不一样的方式和语言关心和照顾着她。在这里，她暂时远离了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斗争”和没完没了的“联系思想实际”的政治学习。当然，院里也组织大家搞政治学习，不过就是让一个小女孩儿用清脆的嗓音，道地的方言磕磕巴巴地念一段《社论》，院长发一通议论，然后就你一言我一语，离题万里地扯开了“闲篇”，院长也跟大家一起扯，有时会提醒大家说：“跑题了，扯远了，快折回来。”满屋人哈哈大笑，而时间已经到了，大家意犹末尽，谈兴正浓，也只好伸伸懒腰，离开会场。邵一兰原本就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的人，虽然这里的物质条件简陋到几近原始，跟济南的大医院没法儿相比，但她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和环境，也从工作中感受到了快乐，得到了从院长，同事到病号儿质朴的，少有功利色彩的友情。可是，现在，这一切，她必须弃之而去，连国栋也顾不上了。从接到国筠妹妹的信，她再也安不下心来，除了工作时间，她总在想着亮亮。梦中的亮亮有时满脸惊恐，有时呆若木鸡，见了她，竟视同路人。她几次从梦里哭醒。她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飞回济南，飞到孩子身边，她得回去救孩子。……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多，火车总算到了济南老站。家里收到了小魏、小高两人发的电报，让洪全来接她了。一年多不见，洪全更像大男人了。他轻轻地一提一拽把两件大行李包背了一个，扛了一个，只让邵一兰提两个小包儿。邵一兰说：“洪全真成大男子汉了，这么大力气。”洪全说：“当泥瓦匠练出来的。这还是饭食不济哩，要是让我敞开肚皮吃饱饭，力气还要大。”邵一兰在洪全后头，一溜小跑儿地跟着，出了火车站，坐上了公共汽车。还是歪头斜眼，摇摇晃晃，“克克喳喳”，像随时都会散架儿的那种公交车，还是那种“格格登登”的马路，还是那种颠得人头胀，心慌，肉哆嗦，屁股疼的跑法儿。离开济南一年多，老旧的街道，昏暗的路灯，热悉但又觉陌生，她是一个女人，如今却是一个漂泊在地远天荒的大西北的“游子”，“近乡情怯”，快到家了，她的心在猛跳，她的眼在流泪。不知两位老人家老成什么样儿了，不知亮亮我可怜的儿子怎么样了？到家了，爸妈，叔婶，国筠一家都在。邵一兰进了屋，满屋人都站了起来，婆婆，婶子，国筠，亮亮，明明，继香表姐围在她身边，邵一兰喊了“爸妈，叔婶”，程兆菊抖抖嗦嗦地握着她的手，就着灯端详她的面孔，邵一兰扶她坐下，程兆菊说：“那边儿风大，没咱济南的水好，一兰脸面儿变粗拉了，孩子，你吃苦了。”邵一兰终于控制不住，趴到婆婆身上，娘两个抱头哭起来。旁边几个人也在陪着落泪。陆伯言，陆伯川兄弟热泪盈眶，相互看看，点点头，似乎在说：让她们哭吧，憋了一年了，想了一年了，把冤和苦都哭出来吧。亮亮在一旁呆呆地站着，邵一兰抬起头，用手抹去眼泪，看着亮亮，亮亮怯生生地，惊惊厥厥地看着她，邵一兰一把把亮亮揽过来，眼含热泪，说：“亮亮，我的好儿子，怎么了，不想妈妈？”亮亮“哇”地哭出了声:“妈妈”，像突然敞开了闸门儿，呜呜地哭起来。过了片刻，程兆菊说：“亮亮，别老哭了。你妈坐了两天车，累坏了。让她洗把脸，喝点水，让你表姑给热热饭，让她吃点饭。”周继香递给邵一兰茶水，眼里汪着泪，说：“妹妹，你喝点茶。”邵一兰说：“继香姐，你受累了。”邵一兰洗了脸，吃了几口饭，就给亲人们说国栋的情况，大家听了，都说亏了一兰去把国栋救了，现在可以放心了。邵一兰又说，国栋问题不大了，在农场卫生室，抽空儿正在写一部医学书，还让我给他买书和资料。她给那边儿说好了，要在家多待些日子，把亮亮的心情调整好了。那边儿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挺同情的，没问题，也给县卫生局报告了。我想过了，不白领人家的工资。周桥说：“别愁钱的事，有我们呢。”陈姝说：“你叔就要领到稿费了，到手就拿过来。”邵一兰说：“我也不能闲着，还是要‘自力更生’。”陆伯川说：“一兰，别想什么‘自力更生’，你回来不容易，多陪陪你爸妈，带好亮亮，这是第一位的。”从爸妈吃饭，亮亮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妈妈，明明低声对妈妈说：“妈妈，亮亮老跟在舅妈身边，怕舅妈再跑了似的。”陆国筠低声说：“他想妈妈呀。小孩子应该在爸妈身边长大，亮亮哥哥很小就见不到爸爸了，去年妈妈也离开他了，就像鸟窝里的小鸟儿，大鸟儿回不来了，好可怜呀。”明明说：“不是有爷爷奶奶疼亮亮哥哥吗？”陆国筠说：“爷爷奶奶是很疼他，但是那不一样。爸妈对孩子的爱是没法儿替代的。”明明转转眼珠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邵一兰吃了饭，又跟爸妈说一阵话，就领着亮亮去南屋。邵一兰问：“亮亮，我刚到家，你不喊妈，跟不认识妈了似的，怎么回事？”亮亮说：“我常常梦见你。可是醒了就见不着你了。心里特别难受。我在街上，看见小孩儿跟着爸爸妈妈在一起那个样儿，就想哭。你刚来家，我是在想，是不是又在做梦。”这话又惹得邵一兰落下泪来。
邵一兰回来后，天天陪着亮亮，领他上公园，带他上西门大街，大观园买东西，和亮亮一块儿去看电影，逛书店，在书店里，邵一兰给国栋买了几本医学方面的书，给亮亮买了一些书。亮亮的情况有了好转，但是不稳定。正好好的，突然就会发呆，眼直直的，不愿说话，引他说话，也表现呆滞。在外边遇见小学的老师和同学，或者从小学大门口走过，就慌里慌张，赶紧跑开，来家后很长时间恢复不了。睡觉不好,老说梦话。邵一兰又带他去让梁主任给看，梁主任给检查了老大会子，安排一个护士带亮亮出去转转，单独对邵一兰说：“小邵，你是好样儿的。院里不少人同情你和国栋，对你很佩服。当然谁也帮不上忙。你这个孩子，他姑带他来找我看过，情况我很清楚。孩子受伤害很重。像他班主任对他的态度，作为一个孩子，他很难理解。接二连三出现的问题，对他刺激太大，已经到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所能承受的极限。你在家，他受了委屈，可以跟你说。你临走，反复嘱咐他别给爷爷奶奶惹事，他受了再大委屈，回来也不讲，又没别人可讲，长时间憋在心里，能不出问题吗？是心理上出了问题，发展下去，会成为忧郁症，再严重些，也可能会精神分裂。不是吓唬你。怎么办？好好调整，现在还来得及。我跟你说些办法儿，提些建议。一是多和他交谈，引导他回想往事，听他倾诉，别打断他。当他说的时候，要随便他说，不必忙着开导他；二是多和他讲故事，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志士仁人，开扩他的眼界，慢慢让他心胸开扩起来；再就是通过游戏或者劳作，转移他的注意力，消解他心理上的阴影。建议你先不要回大西北，在家待一年—至少半年，就在家陪他。虽然上学问题解决了，但也不忙着去上，先休一年学。因为功课和新环境的双重压力有可能加重病情，现在是十分脆弱的时段。实际上，我们就是解决亮亮的心理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把心理学批判成是资产阶级伪科学，据说在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心理疾患，如果有什么想不开，那就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全世界也没这种理论。实际上现在有心理问题的人比什么时候都多。社会变动剧烈，斗争这样严酷，人和人之间关系高度紧张，人人自危，大家都自设心理防线—更别说那些专政对象了—这种情况、心理上出现问题的人能少了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子？心理问题不解决，严重了，疯掉了。—小邵儿，今天我说了不少不应该说的话，出去不要讲。另外，我给你提供个消息，院里现在各科都缺人，退休的也有返聘的，你可以找你们科主任要求回来做临时工，以后慢慢调回来算了。在那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邵一兰跟爸妈说了梁主任的建议，请妹妹国筠开学后给亮亮办休学一年的手续。跟亮亮商量休学的事，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听之任之。邵一兰去医院找自己原先的科主任，要求来做临时工。几天后，科主任告诉她，科里确实需要人，特别是你这样的人，但院里不同意。她压低声音说：“主要是常副书记坚决反对。他说，‘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把省院当成什么地方了？说书场吗？’”有同事告诉邵一兰，常副书记在院里大会小会儿，无论讲阶级斗争，还是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总爱举你们夫妻的例子。“七千人大会”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出现变化，院党委书记提醒他，不要老举陆、邵的例子，因为两人在省院口碑不算差，常提他们，会让院里老知识分子心里反感。他不服气，说：“越有人反感越要讲。这说明有人跟党离心离德。镇反，反右都是正确的嘛。”另外，不足为外人道的是，常副书记已经勾上了院里一个死了丈夫的青年女工，填补了感情和肉体的饥渴，他自然不愿邵一兰回来惹恼那个女工—她偷看了他的日记，窥知了副书记大人内心的隐秘。回省院当临时工没办成—邵一兰本来也没抱太大希望，不过是俗话所说“有枣无枣打一杆儿”，她见街道上不少人家给火柴厂糊火柴盒儿，跟爸妈说让妈去居委会办手续，她要在家里糊火柴盒儿，一个月可以有二、三十元钱的收入，让亮亮一起做，还有利于他的康复。爸妈都不同意。陆伯言说：“一兰，让你干这个，我和你妈会无地自容。”邵一兰说：“爸，你就别顾这种面子了。现在提倡劳动光荣，你还抱着士大夫的老观念不放？我都不嫌难看，你们怕什么？”程兆菊说：“一兰，咱们生活没什么问题，咱不要大西北那边的工资，你妹妹会帮咱，真用急了，咱还有东西折变。”邵一兰说：“也不全是钱的事。我总不能在家闲着。再说，我和亮亮一起干这个活儿，肯定对亮亮有很大益处。”两位老人拧不过她，第二天早饭后，程兆菊去居委会以自己的名字办了手续。过午，邵一兰就从邻居家借了三轮车，和亮亮一起到居委会领来了材料，娘两个就在南屋干了起来。邵一兰当护士的手分外灵巧，干活儿麻利，老太太也搭手帮忙儿，亮亮觉得干这事挺好玩儿，干起来很上心，一副乐此不疲的劲头儿。陆伯言过来看了，心想亮亮好好的孩子，不去上学，在家干这种不需要任何文化和技术的事情，心里暗暗难过，但也没什么办法儿。邵一兰为了鼓励亮亮，和他比赛谁糊的快，亮亮劲头儿更足了。为了让亮亮高兴，邵一兰常趁亮亮出屋的时候，把自己糊的放到亮亮那边儿去，所以多数情况下，亮亮总能得胜。每次结果出来，“胜利”了的亮亮总是乐得又蹦又跳，欢呼着去向爷爷奶奶报告。邵一兰一边糊着，一边给亮亮讲故事听，从中国的孔子，孙膑，屈原，司马迁，文天祥，岳飞，谭嗣同，秋瑾，到国外的伽里略，贝多芬，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南美洲的玻利瓦尔，共产党的革命烈士，讲了一个又一个，妈妈讲得声情并茂，亮亮听得津津有味儿。亮亮说：“妈妈，你是学医的，怎么知道那么多历史上的事？”邵一兰说：“医护，那是妈妈的专业、职业，可是，人不仅仅是从事一种职业，干活儿领工资，吃饭，活着，人还要有精神，妈妈从咱们讲的这些人身上汲取精神营养，妈妈就能做一个有追求，有原则，善良，忠贞，意志坚定的人。”亮亮说：“妈妈，你从济南大医院去大西北，挽救我爸爸，就是这种精神，是吧？”邵一兰说：“那还不只是‘精神’，还因为感情，我和你爸，还有你，我们三个人是最亲的亲人，谁活着都是为了另外两个人,谁都不能舍弃谁，谁也不能对不起谁。”亮亮看着妈妈，他觉得妈妈不但长得美丽，妈妈的心也是世间最好最好的。他明白了，妈妈为爸爸，为他，为陆家做的一切，都饱含着妈妈的精神,妈妈无私的爱。亮亮从妈妈讲的故事中，懂得了，人活在世上，遭受挫折，磨难，受到冤屈，不论中国，外国，过去和现在，都是常有的事，就像天气有风和日暖，也有风雨交加一样，人遇到困厄，不幸，不能倒下，而应该坚强地面对。妈妈说，拉丁美淋的伟大解放者动利瓦尔有句名言，“苦难是人生最伟大的学校”，亮亮想，我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和爸妈一起经历苦难，要经受得住苦难的磨练。亮亮手上忙着，耳朵听着妈妈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心想，妈妈的精神世界多么丰富，妈妈外表看上去柔弱，她的内心多么强大，她对爸爸，对爷爷奶奶，特别是对亮亮，还有对她的病人的爱是多么无私，博大，真诚。亮亮不小了，亮亮要学妈妈，做一个妈妈这样的人。慢慢地，亮亮有笑容了，很少发呆了，说话也多了，虽然还没完全恢复到先前那样，但总算好多了。干一阵活儿，他就拿出姑姑给他领来的初一课本，自己学习。星期天，妈妈就说，陆家小工厂放假，带他出去游玩，亮亮又活蹦乱跳了。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又快过年了。邵一兰白天“工作”，晚上辅导亮亮学习，给国栋还有国群写信，她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不以为苦，跟孩子在一起，她苦中有乐。尽管她给孩子讲的许多故事，展现了一个视野辽阔的，正义战胜邪恶，真理胜过谬误，光明代替黑暗的美好图景，但她对自己，却没有，不敢也没有可能想到什么长远的目标，因为她还有她的家人，自己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被他人掌控着。她知道，她和她的家人包括她的孩子，是注定不会有什么光明前途的。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就像糊火柴盒儿，这批货交上去，再开始下一批，只能过一天说一天。她当下的目标简单而实际，就是两个字：“求生”，她能做的，就是用她柔弱的双肩，支撑这个摇摇欲堕的家，让陆国栋活着走出劳改农场；让亮亮恢复好，去上学，先上初中，至于初中毕业，考高中还是中专，她都不敢想，因为她不知道三年后，是什么政策，有没有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的大门会向亮亮敞开；她还希望公婆两位老人保重身体，多活几年，看到国栋出来，看着亮亮长大，简单地说，一言以敝之，就是一家人都能活下去。就是这样简单的，直捷的信念支撑着她一步步往前走，一天天朝前奔。当她顶着炎炎烈日或者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居委会和自己家之间的石板路上，低头，弯腰奋力蹬车，汗水浸透了的内衣紧贴在身上，脸先是晒红了，慢慢变黑了，头发乱了，像一砣杂乱的草，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名教授的女儿，省立护校的“校花”，高才生，穿着校服在街上翩然走过，引起世人称羡，赞叹。如今，她不但精神上背负着也许相伴终生的重压，连身体也挑上了重担。陆伯言程兆菊夫妇见儿媳妇这样，十分心疼。亮亮一颗少年的心天天被震撼着，感动着，暗想，一定要真正坚强起来。
一九六三年春天，周恒刚在老家安葬了奶奶返回部队，在济南落脚儿，去祥云里看望姥爷姥姥，在大街上遇见了邵一兰和亮亮母子俩，一个奋力蹬车，一个弯腰撅腚推车爬一个斜坡儿，周恒刚被感动得落了泪，赶紧跑过去帮忙拉车。这天傍晚，国筠一家都来了，亮亮和明明像尾巴一样跟在解放军哥哥后头，周恒刚像小孩子一样跟他们一起玩耍，明明和亮亮，又和先前一样追逐嘻闹了，院子里不时响起他们欢快的笑声。亮亮的忧郁症倾向消失了，寒假过后就要去育新中学上课了。因为亮亮的康复，还因为周恒刚的到来，这个家凝滞的空气活泛，流动起来了，不只是孩子，连大人也现出了罕有的笑容。程兆菊悄悄对周继香和国筠说，你小姨来信了，她要从这里路过，上齐州你学慧表妹那里去。陆国筠和周继香都十分高兴，她们说，马上就要见到这个“美人坯子”小姨了，好久不见，真想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