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言
本博主史言，老而疏狂，建博客，吐胸中快垒，发大块文章。瞩望前尘，再现不堪回首的暮年图景，告诉世人，历史不应忘记，更不应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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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恒顺从县城回家的路上，牟洪云的身影一直在他眼前挥之不去。想到她高考过后这段时间里两次摔伤都是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害了她，让这个本来生活中充满阳光，和多数同龄人相比，像是在天堂里一样的女孩儿，陷入痛苦异常的境地。牟洪云对他的爱，真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但是正像她梦中所见，他周恒顺是个被无情地抛进激流而无人施救的溺水者，两个相爱的人，一个在水中，一个在岸上，溺水者只能听天由命，漂流，沉浮，而绝不能把岸上人拖入水中，这就算是他对她的回报了。回到家，奶奶问：“小儿，小云的腿摔得怎样？”周恒顺说：“她一不小心把上次摔伤的地方又摔折了，又重新接上，打了石膏，她没法儿去大学报到，得明年另考了。”奶奶说：“这么好个闺女，连二奔三地摊事儿。小儿，你俩的事儿？”周恒顺说：“我跟她说了，俺俩没什么事儿了，就是同学，表兄妹。”奶奶叹了口气，说：“没事儿就没事儿吧，咱这个样儿，确实担不起人家孩子。”周恒顺说：“奶奶，咱以后不说她了。”奶奶看一眼孙子，一愣神儿，说：“好，以后咱不念叨她。”
这天傍晚，大认支书顾青山戴着草帽儿，穿一身汗迹斑斑的衣裳，肩上扛着锄头，站在周家门外大楸树下边，一边摘下草帽儿当扇子扇风，一边喊：“端阳，你出来，我问你个事儿。”周恒顺赶紧跑了出去，说：“青山爷爷，家里坐吧。”顾青山说：“屋里热，不家去了。哪天天凉快，下雨阴天的，再来看你奶奶。端阳，我问你，今年没考上学，什么打算？明年还考不？”周恒顺说：“明年不考了，就在家当社员了。爷爷，往后你多指教。”顾青山说：“我一直说，端阳是个本份孩子。上了那么些年学，罪没少受，临了，没考出去，可惜了。不考就不考吧。有文化，有知识，在农村一样有用武之地。”周恒顺心想，一时没看出来，哪里是“用武之地”。顾青山又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咱村小学里有个老师长了肝炎—都是叫饥荒闹的，也不知哪来这么多肝炎—没法儿教书了，回家养病去了。养好了，还不知哪朝哪年，养不好，还不知怎么着呢。公社通知，让咱大队在回乡中学生里，找个民办教师。我寻思着让你干。我知道，凭你一肚子学问，教小学还耽着劲。身份不变，还是咱大队的社员。队里记工分，标本生产队同等男劳力的平均数儿，县教育局一个月给五元钱。也就是够出去开会，学习，买点么儿吃，买个本子什么的—比当大把抓的社员强那么一韭菜叶子。我寻思着，头一条儿，你能把孩子们教好了，二一条，你上了初中上高中，一肚子两肋插的学问，天天砸坷垃，慢慢地，学问都给颠打没了，可惜了。怎么样，端阳，愿意干不？”周恒顺很感动，赶紧说：“爷爷，大队让我干，是对我的信任，我没意见。可是我有点儿担心，村里会不会有人争着干？我听说，大队小队有轻快活儿，能抢掉了帽子。我干得上吗？”顾青山说：“这是找人教咱本大队的孩子，不是闹着玩儿。得真有两下子，没有金钢钻，他谁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儿。这可不是有毛儿不算秃，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的事儿。我在支部儿里提出来，问题不大。”周恒顺把顾青山送走，回家来，奶奶问：“你青山爷爷找你什么事儿？”周恒顺说：“他想让我当民办老师。”小杏儿正好来了，听到这话，高兴地说：“端阳哥，真事儿的？太好了，俺端阳哥当老师了。”周恒顺说：“杏儿，别在外头说，连叔、婶儿也先别说。八字还没一撇儿呢。人家大队党支部得研究，还得报公社批。”小杏儿说：“还那么多啰嗦事儿？顾青山不是大队书记，村里最大的官儿吗？”奶奶说：“他是书记不假，可是一些事儿他说了不算。他人太唯诺，拧不过于大牛。”
当天晚上，周恒顺把煤油灯芯儿拨得小些，拿出书来看。可是一时看不进去。顾青山跟他说的事儿，让他有点儿受宠若惊。有那么一瞬间，他十分激动，彷佛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老书记，老党员，老贫农就在自己眼前。他想，这是党组织向他伸出渔暖的手，要对他关怀，培养，自己像一个孤苦的孩子，在感受着伟大的党和贫下中农给他的温暖和照拂。他暗自想，不能因为中学阶段自己受到的挫折而对党组织有怨气，更不能离心离德。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国家得到统一，独立，领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已不能沉溺于个人得失，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一直在贫困中煎熬的穷孩子，怎么会成了“小资产阶级”，怎么就有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过是领导和老师这样讲，久而久之，他也就觉得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勿需求证的，真真切切的自己就成了“小资产阶级”，就具备了“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要不断地，持之以恒地加以改造），要投身到贫下中农之中，投身到火热的斗争—这会儿，激动中的周恒顺有点忘乎所以，脑子里浮现出领导讲话，报纸社论常喊的口号，不知道怎样“投身火热的斗争”，“斗争”什么，和谁“斗争”—之中，要像毛主席要求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像刘主席要求的，做“党的驯服工具”，社会主义大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你为高考落榜而丧魂失魄，说明你只为自己着想，是患得患失，要从此下决心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党组织要重用你，让你当民办教师，你不能辜负党的信任和重托，尽管“八字还没一撇儿”，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兢兢业业，从头学起，认真备课，把孩子们教好，即便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不嫌弃他，也不让他掉队，因为他们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周恒顺这样想着，他就端着灯，扒翻着找初中一年级的《算术》，高中一年级的《汉语》，他觉得这是他教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应该学习和准备的。奶奶被他乱醒了，说：“小儿，别扒翻了，天不早了，睡觉吧。”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杏儿急匆匆地过来，对周恒顺说：“端阳哥，早晨下坡，孙志春喊住我向我吹，说他就要上小学当老师了。怎么成了他了？顾书记说话不算话吗？”周恒顺头皮“噌”地一声，意识到他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奶奶说：“孙志春就是孙二旺，于大牛的二小舅子 考了好几年，好歹才上了个初中，去年才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家来不到半午，就当上了大队团支书。从小儿调皮捣蛋，到这还像长不大的似的，天天滑滑溜溜，到处里打转趟锣，有当民办老师这种事儿，他还不抢？”小杏儿焦急地说:“端阳哥这个老师又当不上了？那可怎么办啊？凭什么他们放着高中生不用，用初中生？”周恒顺说：“等等看吧，着急也没有用。”他分明感到，这事儿又“黄”了，下学后头一个改善个人处境的机会跑掉了。……对这事，不但周恒烦太天真了，就连大队书记顾青山也想得太简单了，太乐观了，太自信了。他本来认为让一个公认学问好的高中毕业生当民办教师，是理所当然，没二话的事，没想到在支部会上出了叉子。本村小学那个老师刚查出肝炎来，于大牛就把民办老师的位子许给了他老婆的弟弟，回乡初中生，大队团支书孙志春，顾青山和于大牛在支部会上,提出了不同的人选，争执激烈，互不相让。顾青山觉得自己的理由很充分，很正确，很有说服力，让一个学问好的人当老师，保证把社员的孩子教好了，这是顶要紧的，这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把小孩儿的学习耽误了，是一辈子的事。于大牛对此嗤之以鼻，他说：“别说得那么邪乎，别拿大‘妈妈（乳房）’吓唬小胆儿的，说那么悬乎干什么？不就是教个一、二年级吗？认字，识数儿的人都能教。我就不信志春教不了。”顾青山说：“教书这个事，可不简单。都是教，教好教孬里头，可是差老鼻子事儿哩。我听人家说，当老师的，要给学生一碗水，他自已得有一桶水。志春他有这个本事吗？他从三中刚回来没几天，你说叫他当团支书，我同意了，你看他天天扔球儿甩蛋儿的，扑不下身子干点正事儿，庄稼地里见不着他的影儿，听说还喜欢招惹小妮子，社员们反映很不好。咱现在再让他当民办老师，好事儿都成他的了。社员们非指着脊梁骨骂人不可。”于大牛听了这话更来气了：“别听那些人嚼舌根子。依着听那些嚷嚷没完。听兔子叫还能不种豆子了？当团支书要搞宣传，出黑板报，开展文体活动，开团员、青年会，得准备材料，志春干的事儿可不少。再说，就算他有些差差点点，他可是家里三辈贫农，那叫根正苗红，咱反正不能放着好贫农的后代不用，去用一个反革命的儿子吧？周恒顺下学没三天，就上小学当老师，社员就没意见？都说他书念得好，谁见来？念得好怎么没考上大学？他是政治条件不够格儿。国家招大学生，都不要他，回了大队，咱倒让他当老师，那咱是什么立场？我听公社石书记说，咱从程兆运家搜出来的那张纸上，写的什么‘湿（诗）’呀‘干’呀的，可反动了。一中卢正人—就是江家老地主婆娘家侄子，土改来交江家浮财，后来又检举他姑父江繁祺的—还专门找我了解情况了呢。那就是周恒顺小子给程兆运抄的。让他当老师，他要是放毒，搞反动宣传，咱可有责任。像他这样的，就得把他摁到垧沟里，低着头干活儿，什么累活儿，脏活儿，给他排得满满的，见天累他个臭死，他就没心思想曲曲弯弯的事儿了。让他老实地改造思想，好活儿，轻活儿，不能让他沾边儿，要不然，他非翘尾巴，挓挲翅儿不可。就是不能让他翘尾巴，挓挲翅儿！这样才能证明咱们大队党支部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战斗堡垒，我坚持我的意见，反对让周家孩子当民办老师.”顾青山明明觉得自己正确,但是,经过于大牛一阵强词夺理,唇枪舌剑,而且句句紧紧地围绕着党的立场,路线,说这一通,倒弄得他张口结舌,好像没理了,只是说:“大牛，你反对周恒顺当民办老师是可以的，可是别胡乱说别的，什么‘放毒’，‘反动宣传’，‘翘尾巴’，‘挓挲翅儿’，你都胡扯了些什么？周恒顺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再怎么说，也是团结对象，何必糟践人家，往泥里踩人家？”于大牛不耐烦地说：“要团结你去团结他，我反正看见他就够了。怎么办？咱就让志春干？”顾青山说：“我还是不赞成让孙志春干，我怕他把小孩儿教瞎了。大牛，别犟了，让周恒顺干吧，我敢打睹儿，他一准能干好了。”于大牛说：“看样子咱们谁也不肯退一步，干脆两个人都报，让公社批去，公社批准谁就让谁干。”顾青山无奈何只好同意于大牛这个邪性办法儿，两个人拿着填了两个名字的“民办教师报批表”去公社找石书记。石书记听他们说了两人争执不下的情况，石书记表态说：“选拔民办教师那也得是政治标准第一。这个周恒顺功课好，政治条件不合格，他不是程兆运的外甥吗？这样的人，学问再大，文化水平再高，也不能用。孙志春不是你们大队的团支书吗？我见过，小伙儿蛮机灵的嘛。贫下中农子弟，就得用这样儿的。一时教不好，没关系，边干边学，慢熳提高嘛。我出来干革命的时候，瞎字不识，一脑袋高梁花子，这不一样当公社书记？民办老师总不至于比公社书记还难当吧。我跟公社中心校校长说一下， 让他们重点帮帮他。不会有大问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让孙志春当民办教师，大队团支书仍然兼着，反正在一个村子里，也方便。当然了，我听说这个孙志春是大牛同志的亲戚，难免有人说闲话，说就让他们说吧，我们做任何事情，想让大家百分之百地拥护是不可能的，也不用前怕狼后怕虎的。‘亲不亲，阶级分’，古人还提倡‘举贤不避亲’哩。”于大牛两只牛蛋眼直钩钩地看着石书记，眼光里满是佩服和感激，心想领导就是领导，分析问题一针见血，难怪人家说一级有一级的水平。他对石书记佩服得五体投地，还从心里感激石书记，遇事总是倾向他，支持他。顾青山越听心里越凉，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两只手抱着头，眼瞅着地面，暗想，这当领导的到底是迷了那一窍了，那个孙志春在村里人眼里就是个二流子，让于大牛和石书记这么圈儿弯儿地一说，倒成了榆树村的“贤”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但是，顾青山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没什么文化，说不出多少大道理，而且，受“党性”的约束，他不能也不敢跟领导反犟，只能表示同意公社党委领导的指示。就这样，他们从公社回来，就宣布让孙志春在本大队小学担任民办老师。社员们特别是家里有小孩儿正在上一、二年级的，议论纷纷，说放着学问好的不用，偏用一个“二百五”，一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货，孩子让这样的老师教，算是白搭了。这简直是胡闹了。可是，庄户人又有谁是敢“站着尿”的？他们从祖辈儿传下来的处世哲学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是官清过民”，“县官不如现管”，谁也不敢给当官儿的“顶牛儿”，“过不去”，怕被“穿小鞋儿”，给掐亏吃。他们当然怕孩子给耽误了，但是谁也不肯挺身而出去找大队干部提意见，而是劝自己，天塌下来砸众人，一人打虎，众人吃肉，咱可不充能，也不是光咱个人有孩子上学，人家都不闹，咱充什么尿得高的？ 而且他们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提也是白提，到时候儿，人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人也让咱得罪了—于大牛兄弟俩，还有孙家，一得罪一大片，说不定孩子在学校里还会受气哩，你说冤不冤？当上官儿的于大牛对老百姓的脾气摸得透透的，他说不怕兔子叫唤，他照样“种豆子”，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兔子”只敢在私下里跟知近的人对着耳朵瞎嘁喳，或者在自家被窝儿里跟自已孩子的娘囔囔两句，长长地叹几口气，背地里骂两句算完，他们不敢大声大气，明目张胆地“叫唤”。就这样，大队团支书孙志春又人五人六地当上了本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很快就传出了他的不少笑话，他连汉语拼音都不会，常把汉语拼音跟英文字母弄混了。有个学生看《三国演义》连环画，上面文字说明有一句“刘备乃帝室之胄”，学生问“胄”字读什么音，他看了看，说“念‘胃’”,那个学生说,老师,这个字上边不是个“田”字，上边露了头儿，成了个“由”字了，还念“胃”啊？他不耐烦地说：“你别看它露了头，露了头儿还念‘胃’，是古字不一样的写法儿。你小小的孩儿家知道什么？”并且还说那学生“怎么那么些事儿？你比老师还强？比老师强还问老师干什么？”;学生们经常私下当笑话说：“露头儿还念‘胃’。”有个学生学做减法儿题，粗心把数儿抄错了，问孙志春：“老师，我这道题，减数比被减数大，怎么办？”孙志春不假思索地回答：“倒过来减。”这样的老师，照当不误。过了一段时间，顾青山在坡里见到汗流浃背的周恒顺，说：“刚下学不久，天又热，歇歇着干。”周恒顺说：“谢谢青山爷爷关心。没关系，总得有这么个过程。哪一天，脸晒黑了，不脱皮了，手上不起血泡了，变成‘茧子’了，庄稼活儿也就学会了。干么说么。”顾青山“呜呜噜噜”地说：“上回说的那个事儿，大队上主要考虑你刚下学，需要锻炼锻炼，就先让孙志春干了。你别当回事儿。以后碰上合适的机会儿，咱再安排。”周恒顺早已从社员们的议论中，知道了那件事的原委，他平淡地说：“青山爷爷，你别说了，我都听说了，你为我的事操心了。我感谢你。以后也别费心‘安排’了。‘安排’什么恐怕也‘安排’不成，我就安心出大力，流大汗，当清社员吧。”顾青山不知说什么好，只抬手拍拍周恒顺湿漉漉的光膀子，走了。
民办教师的落选，让周恒顺看到了他在村里所处的人际环境的严峻甚至是凶险，这让他寒心，也死了心，从此对“机会”之类的事情不再抱什么希望，想起那天顾青山给他说了民办教师的事，他当时的激动和兴奋，对未来的憧憬，自己都觉得天真，可笑，傻，自作多情……现在想来，别说没当成民办教师，就是当成了，也用不着那样如蒙皇恩，也不至于引伸出那么多的“重大意义”。他看透了，虽然十分荒诞，但他真的就像身陷一个没有围墙的牢笼，走投无路，只能在最逼仄的空间里，出牛马力，吃猪狗食，而且，还得准备这样过一辈子。就是这样，他也横下了一条心，要拼命干，他跟牟洪云说过，他没有逃避的权力。民办教师落选之后，他想了几天几夜，下了决心，就是当牛做马，也要做出类拔萃的牛马，也要干出个样儿来。我不混，不“放牛小子熬日头”，要珍重自己的生命，不虚耗光阴，白天干活儿，晚上看书，写日记。一经想好，想通了,他拼命干，努力学，没用多长时间，差不多的农活儿，都成了“把式”。学耪地，他穿个大裤衩子，人家歇着他也练，没几天，就耪得又快又好，自己耪到头儿了，还回来给耪得慢的“接趟子”。秋收那段时间，他学会了砍高梁，还学会了最难学的扬场。秋耕，学会了使唤牲口，耕地，耙地。推小车儿往地里送粪，上来他就让人家把粪篓装得满满的，弯下腰，推起来就上路，可是小车儿不听使唤，东倒西歪，走不多远就翻了车，他把车重新装好，再推，很快，他就体会出了胳膊，膀子，腰身，两条腿哪里如何使劲，相互怎样配合，协调，掌握了要领，排起小车儿来，“呼呼”地跑了。更怪的是，他家的自留地，也种的比别人强。刚开始，生产队里的老少爷们儿见周恒顺下坡干活儿，有时还带本子书看，就笑他。有的说：“念了十来年了，还没念够，看那个，顶渴是压饿？一肚子两肋插学问，连个民办老师都干不上，念那个管屁用？要是我，早把那书呀本呀的扔灶火里烧了它了。”但是，过了不长时间，他们就对周恒顺“刮目相看”了，对他看书，也不说咸的道淡的了。有的还说：“天天看，怎么那么迷呀，书里头说的什么？你也说给俺听听。”周恒顺就给说说他正着的书里头大略的意思，有时一边干活儿一边给大伙儿讲“古”，或者讲时下流行的“革命故事”，老少爷们儿听得津津有味儿，有时还边听边啧啧称叹。日出日落，阴晦晴明，周恒顺天天和这些庄户爷们儿在一起。这些人从年头到年尾，泥里水里，风里雨里，放下镢头，扛起锄头，从地头儿到炕头，像磨道里的驴一样，永远走不到头儿。累得腰疼腿酸，却常年吃糠咽菜，半饥半饱，记不得鸡鸭鱼肉是什么滋味儿，半斤豆油一家人吃半年，咸菜疙瘩，糊盐—把盐粒子放到锅里炒糊—是常年的菜肴。一年四季破衣烂衫。夏天热得头晕脑胀，冬天冻得哆哆嗦嗦，除了热天男人们在河沟子里洗洗泡泡，成年论月不洗澡儿，身上的汗臭味儿，孬油味儿，旱烟味儿，男人、女人的腥骚味儿混杂在一起，臭不可闻。大男人没老婆的想老婆，有了老婆的“馋”老婆，啦女人，啦“骚”呱儿，是永恒的娱乐。回到家，打老婆，骂孩子，摔桌子砸板凳，老婆哭，孩子叫，是不少人家常年上演的“戏码儿”。让周恒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对这种生活状态似乎不以为苦，反倒常常傻呵呵地笑，通常以别人的狼狈、倒霉做笑料，戏谑，耍笑不断。他们对现状—不是整体的“现状”，而是日常发生的，涉及到切身利益的人和事—是不满意的，常常怪话不断，一肚子牢骚，但却众口一词地认为“毛主席、共产党的经是好的，全是让下边儿这些歪嘴和尚—这些王八孙子念坏了。”他们对大队、小队干部干的“不盖脚后跟”的事儿恨得咬牙切齿，但当着干部的面儿，却像条件反射一样，立即满脸堆笑，或喊“大叔”、“二老爷”，或称兄道弟，嘴巴像抹了蜜。他们人人都埋怨别人“坑人”，不好好干公家的活儿，地里年年收成不好，可是他们自己又都想方设法儿偷懒磨滑儿，他们跳着脚儿骂偷庄稼的，但自己得了架子，同样不会“客气”。他们会对遭遇不幸的人一掬同情之泪，但是谁也不会解囊相助，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囊空如洗。当有人挨欺负的时候，他们不会仗义执言，惯常的做法儿是躲得远远的，装聋作哑。他们当中成份好的，因为自己比之于四类分子的优越地位而庆幸，而沾沾自喜，而聊以自慰。大队、小队开会，只要议题不损害自己的利益，就一言不发。而在会下，他们中有的人却惯于东扯葫芦西扯瓢，胡敲盘子乱敲罄，陈芝麻烂谷子，有话没话二百句，用他们自嘲的说法儿是“话多屁多”，但到了正事儿上，却一个“屁”也不肯放了。这也不全是因为胆子小，还因为失望。他们知道，说也是白说，说了也没用。因为从土改到现在，这样“改”，那样“革”，“搞”这个“抓”那个，三天一个运动，五天一阵风，他们像小孩儿们玩儿的陀螺，被弄得滴溜溜转，谁也没真的听过他们的意见。你怎么也看不出，他们是人民公社的“主人”，是“常青藤”上的“向阳花”。周恒顺着着他们，常常想起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写的《猎人笔记》中那些形象怪异的农奴。周恒顺也试图睁大眼睛，努力寻找生活中健康向上的，美好的，创造新世界的景象，让自己的精神“升华”，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笔下“春风杨柳万干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那种美轮美奂的境界。周恒顺想，这也许恰好证明了，自己的立场，观点有问题，需要加强改造。……周恒顺这样干啊，想啊，他觉得天天和这些人在一起，心里有些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儿，自己慢慢地就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心里有一种难说难道的，酸的，辣的，苦不溜的感觉。当他在炎炎烈日下，光膀子晒得流油，望着一地砍倒了的谷子、高梁，和他们一起享受收获的快乐，当他在暴风雨中，淋得像落汤鸡，被风雨灌得喘不开气，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和他们一起挖沟排涝，当他躺到谷秸垛上，听着秋虫唧唧，出神地仰望满天星斗的时候，当他赶着瘦骨嶙峋的黄牛，艰难地翻耕着土地，一双赤脚踩着粘糊糊的，凉丝丝的，滑溜溜的泥土的时候，他常常莫名其妙地感动起来，眼里充盈着泪水，他觉得自己曾经处心积虑地，不遗余力地，孜孜以求地，拚命要脱离这片土地，离开这些乡亲，但终未如愿，回到了这方泥土的怀抱，回到这些不幸们人们中间，周恒顺慢慢懂得了“苍天”、厚土和可怜、可悲、可敬的“苍生”……他告诉自己，沉下来吧，生活，出力，流汗吧，大家不都是一样的人吗？人皆能如此，我何独不能？庄乡爷们儿刚开始看着这个长得麻杆儿似的“洋学生”，私下感叹，白念了十来年书，弄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高不成低不就，什么庄稼活儿也干不了，怎么过日子？他们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周恒顺的庄稼活儿竟样样拿得起，干得来，有的还干得特别好。有的老头儿说：“人家端阳这孩子就是灵通，不像那样的榆木疙瘩，怎么着也不开窍儿。”初冬的一天晚上，奶奶、石头儿、小杏儿在屋当央刻棒子粒儿，周恒顺蹲下要一起刻，小杏儿说：“用不着你了，书迷，看你的书去吧。”周恒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回头坐到大桌子旁在煤油灯下看书。过了一会儿，小杏儿问：“端阳哥，咱队的女劳力说你学庄稼活儿又快又好，都挺纳闷，是怎么回事儿？什么窍门儿？”周恒顺笑了，说：“哪有什么窍门儿，一是我以前假期里到队里干活儿，还有在学校里参加劳动，有点基础，不全是生茬杠子，二是我不懒，不怕脏，不怕累，不管什么活儿，有机会儿就抢着干。比如耕地，都是庄稼人，有几个会干的，他们没有兴心学，我这才回来半年，就学会了。还有，我学活儿的时候，动脑子，看门道儿，找诀窍，注意掌握要领，不死干，把上学学的物理数学知识用到里头，巧干，不使冤枉劲，用物理学上的话说，不做无用功。再就是我上了那么多年体育课，练过体操，还学了一年武术，干起活儿来，肢体听话，动作协调，学的当然就快。说实在话，这庄稼活儿，确实也没多少技术含量，就是一辈辈的模仿，不难学。他们还觉得咱家的自留地也种得比别人好，那是我用了书本上的知识。”小杏儿不错眼珠儿地看着周恒顺，听他说，手里都忘了刻棒子粒儿了，说：“奶奶，你听俺端阳哥说话，一条一绺儿的，让人听得多顺耳，多明白，听他说话，就像伏天里喝凉面条儿，打心里舒坦。”奶奶说：“妮儿，你端阳哥念了十几年书，白念了，连个话都不会说？你打小儿愿意听他啦呱儿，也顺耳了。”
秋去冬来，当一阵阵西北风刮过荒凉萧索的大地，当飘落的黄叶在飞扬的尘土里打转儿，小孩儿们争着抢着扫树叶儿的时候，高梁、谷子分了,连一家两、三瓢头子的豆子也分了，轱轱轮轮的地瓜分了，大部分切成了地瓜干儿，晒了，白花花的，经了雨，长了醭儿，变成黑的，绿的但舍不得扔掉的地瓜干儿也收起来了。公粮交了，“余粮”卖了。收获季节，社员们脸上仍然不见喜色。因为他们仍像往年那样，收获的仍然是失望和对未来六、七个月口粮不足，一家老小仍然要挨饿的担忧。周恒顺一家三口，全年分得口粮九百三十四斤，每人平均三百一十一点三斤。更令人奇怪的是，石头儿虽然年龄不大，但常年干整劳力的活儿，挣整劳力的工分儿，周恒顺来家后干了四个多月，兄弟两个还往生产队交青草，交粪肥，总共挣下五干四百七十五分，即五百四十七点一五个工日，但按队里的决分方案，他家还要向生产队交口粮款三十六元八角二分，因为以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和柴禾折款为一百伍拾一点四二元，而他们工日的工值仅为一百一十四点六元，周恒顺和石头儿兄弟两个全年要挣七百五十个工日，才可以勉强挣够口粮款。石头儿说：“我原先寻思，你来家干了四、五个月，这回不用交口粮款了，这末了，还是没干够数儿。真邪门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周恒顺根据记下来的生产队分配方案的数据，结合自己几个月来的观察，平时听社员们的议论，把石头儿提的问题，说给奶奶、石头儿和小杏儿听。为什么社员辛辛苦苦干一年，口粮没分多少，多数户分不着钱，还要往生产队交钱呢？原因是，第一，生产队生产水平落后，除了小推车的轮子从木头的变成了钢铁和橡胶的以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农具都还是从秦始皇那时候一代代传下来的老一套，两千年没改进，生产队没钱买良种、化肥—有钱也买不到，得走后门儿，社员们把黄土搀上草木灰当粪肥交生产队，好粪上到自留地里，有的户儿自留地里上粪上得太多了，把庄稼都烧坏了。社员干活儿没积极性，出工不出力，耕作质量差，田间管理不好，玉米耪好几遍，到雨季还是草比庄稼盛，地里的庄稼长不好，本村的、外村的还有不少人偷庄稼，产量很低。就是说，大家工分挣了不少，可是地里没生产出多少东西；第二，大队，生产队两级组织，不是社员单干，十分俭省，大、小队干部办公，应酬要支出不少费用，干部吃喝，搞运动宣传贴大字报，订报纸，订了报纸干部拿回家换挂面，办公用纸拿回家给小孩儿订本子，这都是费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加大了粮食的成本，所以队里的粮食成本比卖余粮给的价钱还贵；第三，公粮是国税，非交不可，卖余粮，给的粮价很低，连黑市上价格的一少半儿都不到，生产队里得到的现金少得可怜；第四，工分儿“毛”，干部不干活儿，开会，还有这“员”，那“员”，都是高级社员，不干活儿，工分却一点儿不少，在工分总数里，这种不干活儿的泡沫工分儿得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儿。总起来说，生产队收入少，工分“毛”，每个工分的工值很低，就是这些原因，造成了多数社员朝生产队交钱这种情况。而社员是农民，农民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交给了集体，他根本没有创造收入的任何条件，上哪去弄钱来买口粮呢。像我们家，就靠亲戚家接济，自己养头猪，卖几个鸡蛋，凑乎着交口粮款。年年如此，社员家家户户越来越穷，一贫如洗，吃不饱，有病没钱治，干活儿没积极性，这样一年又一年下去，情况越来越差。奶奶说：“这些年我就纳闷，男男女女的不少出力，怎么就是过不上好日子，连顿饱饭也吃不上，是怎么回事儿呢，俺小儿一说，我算明白了。”石头儿气得跺脚，说：“生产队里的活儿，不能干了。”奶奶说：“石头儿，不干，你干么去？你少干一天，也得找队长请假，要不就得扣工分，罚款。”石头儿没话说了，急得擓头皮。小杏儿说：“可了不得，生产队里这点子事，俺端阳哥全给看透了，找着根儿了，就像小黑屋儿里开了个天窗，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奶奶说：“小杏儿，这些事儿，出去了不能乱说。这些话传到干部耳朵眼儿里，可了不得。”周恒顺说：“石头儿，也记住这些事在外头一点儿也不能说。现在除了个别生产队有副业收入，绝大多数大队都这样，谁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所以咱不能惹事儿。现在唯一的办法儿，能使上劲的，就是种好那点自留地，打上点麦子，争取不挨饿，还有白面让奶奶吃。再就是好好喂猪，喂鸡，挣点零花钱。光靠生产队，得饿死，穷死。”石头儿说：“我有个主意，咱上荣庄煤矿那里去拉套子，一晚上能挣好几块哩。”小杏儿说：“不光能拉套子，还能拣煤块儿。人家那些人拾的自己烧不了，成小车儿地卖哩。”奶奶说：“那可不能去。我听说，人家有人在那里霸着，不让外边儿的人干。咱村里有去的，让人家揍回来了，再也不敢去了。”石头儿说：“我听说，那里有个管治安的，叫盛铁汉，跟铁塔似的一个人，动不动就揍人。”周恒顺说：“石头儿，咱明晚上去看看，要是让干咱就挤进去，不让干，咱就快回来，不跟人家打架不就行了吗？”小杏儿说：“我也去。”石头儿说：“你一个小妮儿子，去干什么？”小杏儿说：“小妮子不一样去？我帮你们听听动静儿也行哎。再说，我可以去拾炭。”奶奶说：“端阳，能行就带上小杏儿，拾点儿炭，冬天点个炉子，你叔有病，不撑冻。”
第二天，周恒顺和石头儿小杏儿三人早早地吃了晚饭，带上麻绳，挑上筐子，直奔荣庄去了。荣庄离榆树村六、七里路，不远处有很大的煤矿。荣庄庄东运煤的大路上，有个半里长的大崖子，名叫“半里坡”，来矿上运煤的小胶车，地排车，一个人爬不上这个坡儿去，只好互相帮忙儿。先把自己的车停在坡下，帮别人把车推（拉）到坡顶，两人再回来，推（拉）另一辆车，可是，停在那里的车上的煤往往被拣煤的人偷了。所以他们就让拉套子的人帮着把车拉上坡顶，一辆小推车给五毛钱，一辆排车给一元钱，如果拉套子的人会推车，拉车，工钱还要多。他们三人来到半里坡下，见一个铁塔一样的高个子男人在坡下转游，一看就是个管事儿的，周恒顺想，这人就是那盛铁汉了。他们三人远远地站着看了一会儿，见有人过去往他手里塞钱。周恒顺明白了，这人名义上是在这里维持交通秩序，实际上是个路霸，靠上头儿的“关系”和自己的铁拳占了这地盘，确立了权威，所有过路的人力车和在此谋生的都要向他上贡。周恒顺见盛铁汉有了闲空儿，赶紧带着石头儿和小杏儿走到他跟前，借着路上汽车的灯光，他们看见这人满脸横肉，确实吓人，两只鹰一样的眼睛闪着凶光，那人打量周恒顺一眼，没出声。周恒顺说：“大哥，打扰了。”那人鼻子哼了一声，算是回应，周恒顺先指指小杏儿，说：“这个小妹妹的父亲长了肝炎，没钱治病，也没钱买炭，想在这里拾点儿炭，好给她父亲生个炉子。请你行个方便。”盛铁汉看到小杏儿，说：“拾吧，不过有一条儿，见月得交给我三块钱。这钱也不是我自己要，我得交大队，还得给公社、公安的人打点。”周恒顺说：“那没问题。”盛铁汉问：“你们俩呢？”周恒顺说：“俺是前边榆树村的，我叫周恒顺，这是俺兄弟，叫石头儿。我从学校里刚下来不长时间—考大学落榜了—工分儿少，没钱交口粮款，想趁晚上在这里拉套子挣几个钱，白天不来跟这边儿弟兄们争活儿，光晚上来。不知能行不？”盛铁汉说：“我听俺表弟—他考上西南什么学院，上成都了—说他班上一个同学，家是榆树村，功课最棒，让学校里混蛋老师害了，落了榜，就是你呀。”周恒顺说：“是我。”盛铁汉借着汽车灯光打量周恒顺一眼，说：“你凭着一中的高才生，来干这个，屈料儿。你真不赖。俺赞成你。你就是戏台上唱的那落难公子了。”周恒顺说：“咱可不是‘公子’，更不算‘落难’。”盛铁汉说：“这里一般不让外庄儿人来干，拾炭也不行。前些天你们村来几个人让俺给揍跑了。看俺表弟的面子，你兄弟俩来干吧。可别再上这喊人，肉少狼多不好办。”周恒顺说：“谢谢大哥照顾。俺也按月儿交钱。”盛铁汉大咧咧地说：“钱不钱的好说。”又朝站在附近等着拉套子的人和路上拾炭的人大声喊道：“这三个人是榆树村的周恒顺和他兄弟妹妹，周恒顺是我表弟的同学，他们是苦命人。我盛铁汉愿意帮苦命人，受屈的人，从今晚上开始，他们来拉套子，拾炭。谁也不许欺负他们。”周恒顺他们三人没想到这么容易地就干上了这里的活儿，自是喜出望外。当晚，周恒顺和石头儿就拉了一辆小车，两辆排车，挣了两块五毛钱。小杏儿也拣了两半筐头子炭—周恒顺和石头儿没车拉的时候也帮她拣。虽然累得够呛，但三个人都很高兴。周恒顺说：“小杏儿拣炭很麻利，拾了不少。”小杏儿说：“汽车装得满，路不平，颠出来不少，车开过去，‘忽拉’上来一些人，都紧往自己筐里拾，我手快，拾不少。您俩还帮我。说是拾炭，人家有的拿着抓钩，镢头，上坡儿车开得慢，有的人搭上家伙往下扒炭，谁弄下来是谁的。还有拉套子的小子看见大汽车来了，也不拉套子了，过来扒拉煤。弄得那些小车儿排车车把式急得跳。”周恒顺说：“弄上十斤炭，就值一块八，比拉套子强多了。不过他们这样弄法儿，不是拾炭，是偷炭了，回去过磅 ，煤不够称，司机有责任。咱不干这样的事儿。”小杏儿说：“对，咱不丧那个良心。”石头儿说：“咱好好拉套子，不胡来，人家车主愿意用咱。”往回走的路上，周恒顺和石头儿轮流挑着煤挑子，小杏儿也要挑，周恒顺说：“有哥在，还能让你挑。”小杏儿只好不争了。周恒顺挑着煤把小杏儿送到家，说：“小杏儿，天晚了，你把煤挑家走，我不进去了。”小杏儿说：“怎么这些煤都给俺吗？”周恒顺说：“你拾的，当然给你家。”小杏儿说：“这里头也有两个哥哥拾的，还是你两人挑回来的，叫我说，拾三晚上，俺要一回，你俩要两回。要不俺不去了。”周恒顺说：“别说不去了。那就这么办，你抬炭，俺两人往回挑，咱一家要一晚上，往后轮，行了吧。”小杏儿点头答应了，把煤挑着回了家。从那天开始，只要不下大雨，三个人晚饭后就去荣庄拉套子，拣炭。没有套子拉的时候，周恒顺和石头儿也在路上拣煤。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别拣了。”周恒顺说：“怎么不让我拣？”小杏儿说：“你那么大个子，弯下腰拾炭，太难为人了。”小杏儿看着周恒顺和一大帮痞蛋小子，黄毛丫头混在一起拣公路上的煤，她心里不好受。她觉得端阳哥不是干这个的人。周恒顺明白小杏儿内心的想法儿，见小杏儿那难受样儿，很感动，说：“好，我一个大男人不在这里跟这帮孩子抢炭了，我去等运煤的车。”周恒顺去坡下等车，一边走，一边心里暗想，小杏儿，你见端阳哥在路上拣炭，太掉架儿了，心里难受。可是，端阳哥是拉套子的，难道拉套子的比拾炭的就“高级” 些？……周恒顺站在坡下等运煤车，盛铁汉大摇大摆朝他走来，周恒顺急忙迎上前去，喊声“大哥”，盛铁汉说：“我听人说，你们三人‘另样儿’啊。”周恒顺一愣，说：“大哥，我没听明白，俺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你请直说。”盛铁汉说：“不少弟兄带了家什儿扒拉煤，您三个不弄这种事儿，是显你们‘清高’，‘正经’，还是想上公安告弟兄们？”周恒顺让他说得头皮麻沙沙的，急忙说：“大哥，你和弟兄们别误会，兄弟到这地步了，还有什么‘清高’，‘正经’？俺是外庄儿的，不担事儿，也小胆儿，兄弟家里奶奶年纪大了，天天嘱咐叫多加小心。俺万没有告状的想法儿。我是个书呆子，从县到公社，公安的门儿朝哪开，咱也不知道。”盛铁汉说：“好，我只是打声招呼儿，没什么。你只要心里明白就行。”周恒顺心想，这真是奇怪的“规矩”，不偷不抢是“毛病”。……在这里拉套子的十几个人当中，周恒顺两兄弟拉车推车最卖力气，半路儿上，来了大汽车，他们也不会扔了套子，去参加抢煤，有时兄弟俩拉一个车，呜呜地跑，车主往往多给点钱。遇见车主年纪大，身体不好，周恒顺还替人家推车或驾辕拉车。日子长了，车主们都愿意让他们给拉车。就这样，一个冬季百十天，兄弟俩挣了二百五十块钱，小杏儿和石头儿拾了快三干斤煤。两家都生了煤炉，过了一个暖和的冬天。腊月里，周恒顺和石头儿给酸枣岭送去了一小车煤，还给了娘一百块钱。大爷说：“小珍娘，看见了吗？你这就熬出来了。我早就说，共产党不认好人，端阳这样的好苗子，他不培养。有本事就是有本事。端阳考不上大学，当社员也比别人当得强。”周恒顺说：“大爷，娘，奶奶和您二老，都放心，有我和石头儿，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过年了，周恒顺交上了欠生产队的口粮款，赶大集买了小麦、豆子、猪肉和青菜，磨了豆腐，给酸枣岭送了年礼。正月初二，大爷、娘、两个妹妹都来给奶奶拜年，全家人乐乐呵呵，奶奶笑得合不上嘴，说：“虽说现在正闹饥荒，可是从入社到现在，头一回过了个肥年。这都是俩孩子一冬天出苦力挣来的，……俺孩子受的那个罪呀。”奶奶说着说着眼圈儿红了，周恒顺说：“奶奶，俺年轻轻儿的，出力干点活儿，不是受罪。”娘说：“娘，您孙子长大了，就该出力挣钱孝顺你老人家。”
正月初四晚饭后，周恒顺听见有人敲门，忙去开了门，敲门的人一步迈进来，喊了声“恒顺”，周恒顺十分惊喜：是周恒刚来了。两人在院子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奶奶问：“端阳，谁来了？”周恒顺应道：“奶奶，是小刚哥来了。”奶奶高兴地说：“是小刚儿啊，快屋来。”两人松开双臂，走进屋，石头儿忙跟恒刚招呼，见他们两人脸上都泪痕，心想，俩人刚才在院子里哭了。周恒刚走到奶奶跟前，问候奶奶，奶奶打量着一身军装的周恒刚，说：“好，好，俺小刚儿穿这一身军装，真威风，真神气。快坐下，奶奶有话问你。”周恒刚坐到奶奶跟前，奶奶问：“你奶奶你娘都好吗？”周恒刚说：“从我上军校走了，俺奶奶身体就不大好，一冬天常感冒发烧，过年这几天，硬撑着起来，在炕上坐着。俺娘身体挺好的。她们让我问你好，说等春暖花开了，让你上周庄待个十天半月的，俺奶奶想你。”奶奶说：“我也想你奶奶啊，老姊妹了。”奶奶声音有点发颤。周恒顺忙说：“天暖和了，我找地排车，送你看俺大奶奶。”奶奶又问：“济南的来了吗？”周恒刚说：“爸爸妈妈明明都来了，那边姥娘身体也不大好，他们腊月二十八才来到，初六就得回去。妗子不是上了大西北了吗？回济南过年了。”奶奶问：“济南这些人怎么样了？”周恒刚说：“姥爷他兄弟媳妇儿摘‘帽子’了，他兄弟还没摘。在崮山的二姨摘帽子了，不劳改了，坐办公室了，听说新找的这个人不孬，就是前窝儿的小男孩儿挺捣蛋，二姨怪伤脑筋。他们回济宁过年了。国栋舅的刑期还有好几年，妗子去大西北陪他，他的情况有好转。亮亮的情况有点麻烦。”奶奶说：“亮亮小小的孩儿家，有什么麻烦？”周恒顺说：“妗子走了以后，亮亮功课成绩下降，也不如原先听话。”奶奶说：“可怜的孩子，爸爸遭了事儿，妈妈也走了，他心里难受啊。没什么，再大两岁，就好了，树大自直。”奶奶问：“你爸的事儿怎么着了？”周恒刚说：“中央一月份开了‘七千人大会’，解决大跃进中出的问题。据说很快就给他们这些人平反了。爸爸春天应该能上班了。妈妈还在育新中学教书。明明个子长高了，学习挺好。”……周恒刚喝了杯水，说：“恒顺，咱两人出去转转。”两人出了大门，路冻得梆梆硬，踩上去发出“格格吱吱”的响声，像在呻吟。两人都觉得自己的脸发烫，因为屋里的炉火，也因为久别重逢的激动。凛冽的风吹到脸上，针针扎扎地疼，他们来到村外，坡里的雪还没化尽。周恒刚说：“听说冬天下的雪很大，今年麦季收成会好些。”周恒顺说：“麦怕胎里旱，冬天雪大，是挺好。可是最终收成如何，还要看春季。”周恒刚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三年的大饥荒，主要还是人为的，是工作失误造成的，自然灾害是次要的，不过是让老天爷—他又不会说话—代人受过罢了。我还听说，说什么苏修逼我们还债是没有的事儿，是有人编出来混淆视听，骗老百姓的。”周恒顺说：“你在军校里不要讲这种话。”周恒刚说：“有‘向党交心’那个教训，我现在说话很注意。不愿意说假话，不说。真话也不说。你不知道，我入军校不久，政治处收到了一中的‘群众来信’，说我一九五七年有右派言论，一九五九年有右倾错误，是‘忘本’—把‘回头’略去了—的典型，学校政治处主任看了信，很恼火，说，对中学生不反右派，更不反右倾，居然有人写这种信，简直是荒唐。主任找我谈了话，问我那信上写的事有没有，我说了中学里那些事，主任说我很诚实，写这种信是居心叵测，小人伎俩，组织上不会理睬。但是你也要注意，说话要讲政治，讲原则，不要‘初生牛犊不怕虎’，了不得，牛犊毕竟是牛犊，虎可是会吃牛犊的。”周恒顺说：“一中居然有人写这种信，是谁呢？”周恒刚说：“那还用问，一定是卢正人。”周恒顺说：“他是人事秘书，怎能这边报材料往军校送学员，那边再写这种信呢？”周恒刚说：“你还不知道卢正人是什么人？他什么鬼蜮手段都使得出来。我怀疑，你高考的政审结论，他也做了手脚。”周恒顺说：“政审结论是学校党组织集体研究。据说我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也就是三类，大专那种学校可以上。可能是今年招生少，学校都不要政治条件差的学生。不一定是卢正人捣什么鬼。”周恒刚说：“那倒也可能。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这种政策，否则什么卢正人，卢斜人都没法儿害人。”周恒刚转脸看周恒顺，周恒顺的脸映着惨白的雪光，忧郁的两眼凝望着雪野远处，周恒刚深情地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朋友，同学无端地陷入困境，无力施以援手，心里太难受了。我知道了高考结果，气得要命，好几天干不下事情去，饭也吃不下。”周恒顺说：“你信上那些话火气很重，信纸都发烫。”周恒刚说：“我确实气坏了。”周恒顺说：“对这个高考结果，我本来就有思想准备，所以只有苦恼，并没有怎么气愤。恒刚，我读了十二、三年书，没考上大学，也不能看作浪费，事实上也提高了我的生存能力。当社员—我就只能当一辈子社员了—我也会比多数人当得好些，不到半年，我学会了几乎所有农活儿，自留地也比别人种得好，冬天晚上跑几里路去拉套子，两三个月，挣的钱相当于一个小学老师半年的工资。以后我还会寻找其他谋生机会。天无绝人之路。我脑子好用，体力也有，一定可以生存下去，而且还努力争取生存得好些，你尽管放心。”周恒刚问：“跟牟洪云的事儿怎么办？”周恒顺说：“整个中学阶段，俺两人关系不错，但从来没有相互表示过。我打算高考有了结果再考虑这事，如果我落了榜，就永远不作表示了。但是高考完了之后，她委婉地提出来了，我不忍心让她难受，有条件地接受了。说实话，我真心喜欢她，不是一般的喜欢，但是一直不敢抱这种奢望，两人的家庭，政治条件，个人发展预期都太过悬殊。高考结果出来了，她很痛苦，对俺两人的关系仍然很执着，我毫不犹豫地说服她放弃。你可能听说了，因为她腿受了伤，不能去大学报到，也办不了休学，只好回一中去插班复读了，经过我劝说，已经有几个月不给我写信了。这件事大概从此了结了吧。”周恒刚说：“了结了也好，省得两人徒然痛苦烦恼。牟洪云这个女孩儿当得起‘完美’二字，她的容颜、举止，处事为人，几乎是‘真、善、美’的化身，你能得到她的青睐，既表明她有一双慧眼，也证明你自有过人之处。”周恒顺说：“你对她的看法儿恰如其分，至于我，不过是做人本份，功课好一点而已。她和我从小接触多，有感情，她属意于我，不过是‘情令智昏’罢了。”周恒刚说：“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说，这事太可惜了。我能想得到你们两人的痛苦。我在信上说政治像封建礼教一样‘吃人’，是愤激之词，也是实情。”周恒顺说：“是实情，只是谁都不敢也不能这样说。”周恒刚说：“算了，那就不说了吧。恒顺，人生在世，坎坷磨难，悲欢离合都难免，当舍即舍，得赶快走出来。”周恒顺说：“放心。我还算理智，痛苦，但不沉溺其中。我没资格做爱情至上主义者，不能只为牟洪云一个人活着。”周恒刚说：“这话说得对。我赞成。我一向佩服你的毅力。中学阶段，入团，参军，一次次挫折，你一直不动声色，坚忍不拔，真不简单。常想起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那段警辟的话，觉得特别切合于你。”周恒顺说：“按人类历史的长河说，孟子的话确有道理，但放到我们当今社会肯定不合适，更不适用于我。因为制度已经规定了哪些人是只能遭受磨难，却绝不能担当大任。活着，尽最大可能让奶奶，娘生活得好些， 石头儿大了，帮他娶上媳妇儿，对当权者不挑战，也不乞求，对人不低三下四，行不了什么善，但决不为恶，一辈子这样过去，于愿足矣。” 周恒刚说：“刚才你忘了说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忘掉牟洪云，有合适的好闺女，再找一个。要相信，‘天涯处处有芳草’。”周恒顺叹了口气，说：“按我的感情说，确实不能想像还会有一个人能取代牟洪云，我在‘日记’里写过，‘除却牟洪云，人间再无芳草’。”周恒刚看着周恒顺，雪光中，周恒顺眼角挂着泪珠儿，周恒刚握着周恒顺的手，用力攥了一下，仿佛这样能分流他的痛苦。一边说：“现在这时候，我也不说劝你的话，因为说什么话，都是‘站着说话不害腰疼’，还是我刚才说的，时间长了，走出来，向前看。”两人都沉默了，在雪地里信步走着，过了一会儿，周恒顺突然说：“光说我了，说说你的情况吧。你在军校里那个对象怎么样了？”周恒刚说：“我在军校的情况，以前来信都说了。说心里话，能上军校，我是幸运的。你知道，我对现实生活中不少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儿，但爱国情怀从来都十分深厚。我们的祖国太不幸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太深重了，上了军校，我时时激励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将来好好报效国家。我的对象叫林兰，跟我一个班，长得不如牟洪云，但也受看，功课好，性情也好，特温柔。她爸爸是个大干部—军长，班上不少男生追她，她一概不理，偏偏看中我了。我也喜欢她—不是一般的喜欢，是非常喜欢，还从没一个女孩子这样让我动心过，但不敢向她表示，怕被拒绝，也想看看她有没有高干子弟的坏毛病，没想到她竟主动接近我，向我示意了。俺两人关系已经确定了，这是上军校读书的意外收获。”周恒顺说：“这太好了，祝贺你。”周恒刚说：“我和林兰恋爱以后，不由得想起你和牟洪云，为你们惋惜，难过。”周恒顺说：“不必这样。放心，我会好好地生活下去，而且会活得很坚强，相信我。”周恒刚说：“我相信你。但一想到‘两周一牟’中就你一个人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心里就难受。”周恒顺说：“我能够跻身于‘两周一牟’之中，说明我中学阶段没有荒废，在这期间，我结交了你和牟洪云两位挚友，是我的幸运，人生的路不管多么艰难，你们两人都是我的精神支柱。另外，恒刚，你在学校里一定注意，像你们主任要求的，说话要讲政治，什么‘水深火热’这种词语不能冲口而出。太危险了。”周恒刚说：“我一激动，就容易荒腔走板，也许是因为有‘自来红’的思想，蛮不在乎，以后是要注意。”……两个青年就这样在雪地里走啊，说啊，说得口干舌燥，意犹未尽，似乎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根儿根儿”的鸡叫声从庄里传来，他们才回家，在一个被筒儿里通腿儿睡了。
一九六二年（农历壬寅年）的春节，是周恒顺高中毕业回家后过的第一个大年。他新衣新帽，面带笑容，走亲访友，串门拜年，送往迎来，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深处的苦涩。高考失败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还不得不弃绝了牟洪云对他的感情，而那份儿感情，对他来说，不但值得为之生，甚至值得为之死。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牟洪云的思念，常让他辗转反侧，甚至在挥汗如雨的劳作中，眼前也会闪现出牟洪云的身影……牟洪云腿伤好了以后回一中插班就读，准备参加一九六二年的高考。她知道周恒顺回乡后的日子沉重而艰难，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决定按周恒顺的要求做，尽量少打扰他，只是在十一月底，她回一中复读前，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请永远不要忘记，我心中始终有你，我对你的思念深厚绵长。”周恒顺回信说：“你又成了一名中学生了，请忘掉我，专心学习，切记，切记。”牟洪云腿伤已愈，但仍不能过份疲劳，过年，她没能来榆树村，周恒顺自然也不会去她家，他不想让她的父母因为他的出现而有不必要的担心，更不愿打扰她，分她的心，影响她的学习。
过了正月十五，生产队通知周家两兄弟去一个当河工，上黄河筑堤防洪，石头儿说：“哥，我去，这是好事儿，队里记工分，河上管饭，省下自家口粮。”周恒顺说：“你去吧，我在家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把还没学的农活儿摸一遍，全学会它。你一定得注意安全，别逞能。”队里有人私下议论，是于大队长听说周家弟兄靠拉套子发了财，有意抽走他们一个。石头儿走后，周恒顺白天干生产队的活儿，晚饭后还是和小杏儿一起去荣庄拉套子，拣煤。可是，小杏儿她大大熬过了一个冬天，病势越来越重，疼得在床上翻打滚，小杏儿得和娘一起伺候大大，就不能去拣煤了。每天晚上十点来钟，小杏儿伺候大大吃了止疼药睡了，就站到大路口等着周恒顺。周恒顺说：“小杏儿，你这是干什么？不要这样。”小杏儿说：“头年儿里，咱三个去，过了年儿，咱两人去，现在，就你自己去了，路上车多，又乱，我好胡寻思，不放心，不出来看看，在家也坐不住。”周恒顺总是先送她回家，有时也家去，给刘婶儿几块钱，刘婶儿说：“端阳，老花你的钱怎么行？”周恒顺说：“刘叔身体好的时候，把俺家的活儿都包了，现在刘叔有病，我拉套子挣点钱，给刘叔看病还不应该吗？”
又过了个把月，满庄的榆树榆钱吐绿的时候，刘兆岭在忍受了一、两年的折磨后，跟着村里那些饿死、病死的人“走”了。临终前，他伸着麻杆儿一样的手臂，鸡爪一样的手巴掌，招呼站在床前的周恒顺，周恒顺赶紧去握他的手，大概是怕传染周恒顺，他又急忙把手缩了回去，说：“端阳，小杏儿她娘俩儿，在这里别没个近人。看在咱爷们儿多年的交情上，你替我照顾她娘俩儿，行吗？”周恒顺泪水涟涟，哽咽着说：“刘叔，你多年对俺家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咱们两家不是亲人，胜过亲人。刘叔你放心，俺婶儿和妹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周恒顺能吃上饭，就不能让她娘俩儿饿着。”发完丧，小杏儿很快又跟着周恒顺去荣庄拣炭了。一天晚上，往回走的路上，小杏儿突然说：“端阳哥，这些日子，小云姐怎么不给你来信了？”周恒顺说：“她考上大学，因为伤了腿，没能去报到，等于白考了。她现在腿好了，又回一中去上学了，到暑假重新参加高考，没功夫写信了。”小杏儿说：“端阳哥，你别不跟小云姐好了，行吗？”周恒顺说：“你这个小妮儿子，又说这个。我和她只是同学，亲戚，两人没有真的‘好’过，现在更不可能‘好’了。”小杏儿说：“你哄我。我看得出来，要是不跟小云姐好了，你得难受一辈子。是吧？”周恒顺说：“这小妮子，说什么呢。没影儿的事儿。”小杏儿说：“你瞒不了我。我知道，你一个人愣神儿，难受的时候，一定是在想小云姐了。我愿意你跟小云姐好，我不愿意看见你难受。”小杏儿说着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周恒顺说：“小杏儿，你还小，不明白这些事。别胡寻思了。我跟小云这辈子是不可能的了。往后咱再不说这事儿了，好吗？”小杏儿不情愿地答应着：“好，不说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周恒顺在荣庄半里坡上，肩上挎着绳套儿，和驾车的车主—荣庄村的中年汉子老冉一起拼全力拉着足足装了一干五百斤煤的地排车，艰难地朝上走着，他们弯着腰，头低得快要碰着地面，像牲口一样“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吸气的时候，闻得着路上脏兮兮的尘土浓浓的汽油柴油味儿，不时把尘土吸进鼻孔儿，他们迈一步，再迈一步，艰难地爬着，突然，驾车的老冉停住了，先“哎哟”一声，说：“周家兄弟，你快停住，我撑不住了，你快上路边找两块石头，把车轮塞上。”周恒顺忙扔掉绳套儿，跑到路边找来两块石头，塞到两个车轮后边，这才说：“冉大哥，你怎么啦？”老冉用手捂着肚子，“哼哼哟哟”地说：“我晚饭可能吃的不合适，肚子疼得厉害，疼死了。这可怎么办？”周恒顺说：“你上路边坐下，使劲挨乎着点儿。我把排车拉到路边儿停好了，让俺庄儿那个妹妹来给看着，我送你上煤矿医院。”周恒顺一个人费了好大劲把地排车挪了地方，用石块儿塞好车轮，又喊来小杏儿看着排车，背上老冉往煤矿医院跑。路上，老冉一再说：“兄弟，我这么大个人，让你背着，累死你了。我下去慢慢走。”周恒顺说：“什么时候了，还客气？你肚子疼得这样，怎么走？再说，咱还得抢时间。”好在煤矿医院就在近处，不过二里来路，周恒顺走路又快，很快就到了。周恒顺架着老冉，挂了急诊号，值夜班的大夫给做了检查，周恒顺问：“大夫，怎么样？不要紧吧？”大夫看看两个灰头土脸的“苦力”，皱皱眉头，说：“拉炭的吧？‘不要紧’？很要紧，他得的是急性阑尾炎，来晚了，就危险了。你们这些拉炭的，吃饱了，就急着上路，不少人得这个病。要钱不要命啊。快去交钱，马上手术。”老冉哭咧咧地说：“兄弟，亏了你，要不真就‘交待’了。”老冉给了周恒顺钱，周恒顺去交了费，大夫、护士安排老冉进手术室，老冉躺在担架车上，对周恒顺说：“路上那车煤怎么办？我给人家车站饭店说好了，明天必须送到，要不就耽误事了。” 周恒顺说：“老冉哥，你别着急，安心开刀，养病。这样办：我现在就去和小杏儿把煤车拉过来，寄放到医院看车处，明天我向生产队请一天假，替你把煤送去。 ”老冉说：“你行吗？”周恒顺说：“凭我刚才背你来医院那股劲儿，你说行不行？放心吧，没问题。”
周恒顺和小杏儿把煤车拉到医院寄放好，赶紧去看老冉。老冉的老伴儿和孩子都来了。老冉的手术做完了，很顺利。周恒顺和小杏儿帮着把老冉送到病房，安置好，周恒顺说：“老冉哥，你休息。我和小杏儿回自己家。明天早饭后我过来替你去送煤。”老冉有气无力地连声感谢，老冉嫂子送他们出来。往回走的路上，周恒顺挑着煤筐大步流星地走，小杏儿一溜儿小跑地紧跟着，周恒顺说：“小杏儿，明天我去替老冉送煤，晚上得回来得很晚，你就不要来拾煤了。”小杏儿说：“明天我也跟你来，帮你拉车。”周恒顺说：“那可不行，你一个小妮子孩儿，路上不方便，累坏了了不得。只要人家帮我拉上半里坡去，上县城路很平，我歇歇着走，准行。”回到家，刘婶正和奶奶一起焦急地等着他们。奶奶急忙让刘婶儿帮着下了面疙瘩，让两个孩子一块儿吃。看着两个孩子吃饭，刘婶儿说：“大娘，杏儿她大大这个坑人货把俺娘俩儿舍下走了，要不是有端阳帮着，俺娘们儿得难死，饿死。”奶奶说：“她刘婶儿，别说得那么吓人。咱娘们儿谁跟谁？他刘叔和你娘们儿少给我老嫲嫲子帮忙来？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人家还说，‘十年修得同船渡’，咱两家这叫缘份。”小杏儿先吃完了，一边给周恒顺盛饭，一边问：“奶奶，什么叫‘十年修得同船渡’？”奶奶说：“是说上辈子两个人得有十年的修练行善，才能在过河的时候，碰巧在同一条船上。”小杏儿听了，两只杏眼直瞪瞪看地看着奶奶，又回头看正埋头吃饭的端阳哥，心想，小云姐和端阳哥八年半的同学，那得修不少年哩，俺跟端阳哥是邻居，从小在一起玩儿，现在又一起去荣庄儿拉套子，拣炭，那又得修了多少年啊……刘婶儿和小杏儿走了，周恒顺对奶奶说：“我明天去帮人家送一趟煤，得回来得不早。”
第二天一大早，周恒顺找队长请了假，吃得饱饱儿的，带上奶奶给拿好的干粮，匆匆赶到荣庄煤矿医院，去病房看了老冉，带上老冉的军用水壶，灌满开水，拉上煤车上了路。拉套子的帮他拉上了半里坡，他抬头看着通往县城的公路，心想，拉这一车煤跑几十里路，比在学校里跑马拉松厉害多了，不论怎样，今天得把这事办利索了。快到麦季了，太阳升到了东半边天上，热辣辣的，周恒顺弯腰低头拉着煤车，迈一步又一步，一个劲儿往前走，走了没多远，汗珠子就出来了，他拿老冉哥带着酸味儿的搭肩布擦擦汗，两只脚仍然不停地走着。这是周恒顺生平第一次拉着重车跑这么远的路，他交待自己，不能只顾低头拉车，还得抬头看路，安全是最重要的。路远，得沉住气，耐着性子，刚上来就快跑一阵，累了，跑不动了，就麻烦了。得匀速运动，靠韧劲坚持。四十里路，每小时能走十多里，但只走八、九里，累了就歇一会儿再走，五、六个小时就到目的地了。他一边心里盘算着，一边不快不慢地朝前走。不时有运煤的汽车风驰电掣般从他身边驶过，汽车轮扬起来的灰尘把他包围起来，呛得喘不过气儿来，他本能地闭上眼睛，让灰尘迷了眼就耽误走路了。周恒顺就这样沉稳地走着，渴了，摸过军用水壶喝几口水，饿了，就啃几口干粮，足足走了五个钟头，终于把排车拉进了县汽车站旁边的饭店，找了饭店的保管，告诉他老冉有病住院了，他是替老冉来的，保管员关心地问了老冉病情，夸老冉讲信用。保管员把煤过完称，周恒顺一锨一锨地把煤卸下来，又拿了扫帚把煤堆边儿扫干净，保管员高兴地说：“行，老冉找的这个替工干活儿地道，不像新手儿。回去告诉老冉，他不能送煤，得找人替，不能耽误事儿。”保管员领着周恒顺找出纳办手续领了钱，周恒顺这辈子头一回见这么多钱，小心翼翼数对了，装好了，找个地方洗了脸，到饭店餐室花两毛钱买了碗杂烩莱，把剩下的干粮吃了，又装上开水，急急忙忙往回赶，到煤矿医院时，天已经黑了一大会子了。周恒顺对老冉说了送煤的情况，掏出钱交给老冉，老冉把钱数数，留下点零头儿，拿了二百五十元给周恒顺，说：“兄弟，你真不赖。下学半年多的学生，干这个活儿干得这样‘脱滑’。难得。是块料。你拿着这个钱当本钱，早晨上煤矿煤场排队挨号，买煤装车，我给你说往哪里送，去了找谁，哪天送。 大夫说我得十多天出院，出了院还得再歇一段时间。得个多月不能干。你就用我这排车替我干，从矿上买煤一毛五一斤，送到地方按一毛七、八给钱，一斤赚两、三分。挨号、装车挺麻烦，跑快了三天两趟，一个月下来，你赚的钱就够买一辆排车了，你自己干起来就行了。”周恒顺说：“我今天干，是给你救急，给生产队请的假，自己出来干，那不成了干‘个体’了，人家大队、小队不让啊。”老冉说：“兄弟，你念书念傻了。你回去给他们说，每天交生产队五毛钱，风雨无阻，生产队里记工分，队里还有了现金收入。他们准同意。这叫搞副业，算是生产队派人搞运输，不违犯政策。你们队里工值多少？”周恒顺说：“不过两毛左右。”老冉说：“那不就完了？你一天交五毛，他们给你记一个工，才两毛，队里一天挣三毛，他们准同意。看你这样儿，虽然上学出身，却是能下力，肯吃苦的，为什么在生产队里死靠死捱？等着穷死？”周恒顺从县城回来的路上，有过这么一闪念，我也跑运输行不行，但随即自己就否定了。大队小队不会放，自己也没有本钱。人道是一块钱难死英雄好汉，何况这要几百块钱，哪里去弄？听老冉这样说了，让他像在黑暗中突然见了光，眼前猛地一亮，他说：“老冉哥，好，我回去试试。”老冉说：“不用试，一说就行。”周恒顺说：“还有个事儿。这一个月挣的钱，我最多要一半儿，因为买煤的本钱都是你的。”老冉说：“兄弟，你太仁义了。这样吧，你干一个月，把挣的钱都交给我，我给你买辆排车，管什么都配好，交给你。剩下的钱你当本，算你借我的，挣了再还我。”周恒顺说：“老冉哥，这样我太过意不去了。”老冉说：“没那些事儿。我这个人好朋好友，我这个大老粗儿，交你这个识文解字的朋友交定了。当哥的说了，咱就这么办。我就这么个脾气，日子长了，你就知道了。”回村的路上，周恒顺想，回村快一年了，农活儿学得差不多了，队里的生产看不见有任何改善的希望，他虽然看得出问题所在，但以自己的处境，想为生产队的改进出点力是不会有机会儿的。与其在生产队里耗着，不如干脆通过这种途径，自己豁上出力受苦，闯一闯，像《国际歌》里唱的，“自己救自己”吧。
第二天，周恒顺就找了本生产队队长，队长觉得这事挺新鲜，做不了主，让他找大队，只要大队同意，生产队就放人。周恒顺去大队找顾青山、于大牛，两人说他们研究一下，让他听信儿。大队“两委”商量的时候，于大牛说：“不能让他出去，太便宜这小子了。”顾青山说：“为什么不放人家？生产队里又不缺劳力，他向队里交钱买工分，队里不就有现金收入了？”于大牛说：“要是劳力都学他，出去跑运输，怎么办？”顾青山说：“这个你别担心。第一，社员穷得‘丁当’响，买张镰都没钱，上哪弄钱买排车？第二，没那个身板儿也干不了，多数人受不了那个罪。再说了，你也别怕出去一点子人，要是真能出去一半的劳力这样干，工值就上去了，大、小队的日子就好过了。可惜办不到。”于大牛说：“让他出去也行，一天交五毛钱太少了，给他说，一天交八毛，不干算完。”顾青山说：“也别太狠了。出去干这活儿太苦了。”陈会计说：“那才真是出牛马力，不是人干的活儿。”顾青山说：“那就让他一天交六毛钱，标本生产队整劳力记工。”下午，生产队长通知周恒顺，大、小队同意他出去跑运输，但一个月要交二十块钱—生产队又给加了码儿—记三十个工。周恒顺心想，这样干，生产队一个月剥削他十四块钱，但是毫无办法儿，只能同意。他把这事儿给奶奶说了，奶奶说：“小儿，那个活儿太苦太累太脏了，你让奶奶怎么舍得？”周恒顺说：“奶奶，世上什么活儿不是人干的？人没有累死的。我反正不上学了，就得豁上干。庄户人能干的，我都能干。多出点力怕什么，奶奶你别舍不得。不想办法儿增加点收入，让你和娘吃不上喝不上，冬天挨冻，我心里更难受。”奶奶说：“小儿，我听人说那些拉炭的，‘远看像要饭的，近看是拉炭的’，做梦也没寻思，俺孩子念了十几年书，末了当个拉炭的啊。”周恒顺说：“奶奶，别为这个难受。你放心，我不光当个拉炭的，干起来，我保证比一般拉炭的挣钱还多。”过了一天，周恒顺又去煤矿医院找老冉，说已经给大、小队说好了，一个月交二十块钱。老冉说，你们村的干部够黑的。周恒顺说：“黑就黑吧。能放我出来，就不错了。还有一个事儿，哥得帮忙儿。”老冉说：“什么事儿，尽管说。”周恒顺说：“那天帮我拉车的小妮子儿，是我邻居家孩子，她大大长肝炎死了，就娘两个，挺可怜，我来拉套子，她跟着来拣炭。我不来拉套子了，她晚上来拾炭，就不敢来了。原来拣了炭，都是我帮她挑回去，以后也没人帮她了。”老冉说：“我当什么难事儿，这个好办。你给她说，她还是个孩子，不上队里干活儿也没事儿，干脆白天来拾炭。拾了也不用往回挑，就放到我家里，攒多了，你给她拉着卖了，给她钱，不就结了吗？小闺女怕丑，你给她说，每天穿得板正儿儿地来，干完活儿，上俺家洗了脸，在俺闺女屋里换上干净衣裳再回家。”周恒顺回到家，正好刘婶儿和小杏儿都在，就把冉大哥说的办法儿给她们说了，小杏儿高兴得两眼放光，说：“端阳哥，你真有办法儿。”周恒顺说：“不是我有办法儿，是咱遇上冉大哥这好心人了。”小杏儿说：“也是你救他，把他‘为’下了。”刘婶儿说：“这叫好心好报。端阳，婶子怎么感谢你呀？”周恒顺说：“咱娘们儿不说这个，这也不是我帮多大忙，这是得小杏儿妹妹受苦受累去挣俩钱。”刘婶儿说：“大娘，叫个十四、五的闺女天天去跟那些野孩子一起拣炭，曝得灰头土脸，抹划得小脸儿跟小鬼儿似的，我心里也不好受，长大了，连个婆家都不好找。”小杏儿红了脸，说：“娘，你说什么哩。”奶奶说：“他婶子可别这么说，我看俺小杏儿长得又俊，心眼儿又好，还勤力，一百个里也挑不这么一个好闺女。长大了，谁家孩子找了小杏儿，也是有福的。”刘婶儿说：“大娘，听你说的，一盼子夸得这妮子不知道姓么了。”小杏儿说：“噢，我姓什么来？不是姓刘吗？”奶奶，周恒顺，刘婶儿都笑了。
就这样，高考落榜回家当了社员的周恒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自暴自弃，没有成为老百姓说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洸荡”的“半瓶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吊子”，而是两脚扎在墒沟里，实实在在地当了“地球修理工”，成了庄稼地里的行家里手儿。而现在，摇身一变又成了每日仆仆于沙土路上，路人投之以轻视、鄙夷的目光，姑娘掩着鼻子躲着走的“脚夫”。头一个月，两只脚经常磨出血泡，他按人家给说的办法儿，用马尾毛刺被它，咬着牙，疼得裂着嘴，强忍着上路，两个肩膀，脖子后边都磨破了皮，被汗水一渍，钻心的疼，可是，只要把车装好了，他就咬着牙，把车襻往肩上套，慢慢地，脚上，肩上，脖子后头伤处结了痂，皮变厚了，长了老茧。渴了，大口大口地喝生水，甚至河沟子里的水，饿了，一阵就把七八个煎饼干下去了。困了，把车一停，躺到车底下，两分钟就打起了“呼噜”。路上，几个脚夫一起歇脚儿，那些人啦不见天的“骚呱儿”，他虽然看自己的书，不接他们的茬儿，但听那些话也不觉刺耳了。谁能想到，这个身躯高大，拉起车来腰弯得像个大虾的脚夫，十多个月以前，还是一个文绉绉的白面书生，而且是一中的高才生。周恒顺脚踏在高低不平的沙土路上，汗珠子“啪啪”地往路上落，他用搭肩布或直接用黢黑的手抹去脸上的汗水，把当年书生的小白脸抹成了“三花脸”，脚下的路是不平的，他知道，命运对他是不公的，但他没有怨天尤人，也不自怨自艾，在任何情况下，他不向任何人乞哀告怜，因为他知道，主宰人们命运的是原则性强，立场很坚定的人，不会对他高抬贵手，而同情他的人都是无足轻重的，人微言轻的人，没法儿给他真正的帮助，他就像被狂风吹落，又被刮到石头缝儿里的一粒种子，必须在夹缝儿中，在挤压下，倔强地存活，生长，根扎在贫瘠的泥土里，伸出枝叶寻求一点空气和阳光……他看着庭园里的花木，植根于地毯般的沃土，淋浴着雨露和风，快乐地把枝条儿伸向蓝天，他不羡慕，因为那庭园的大门永远向他关闭着，对于他来说，无论多么艰难，他都要“活着”，要尽人子、人孙之责，还要让那个天使般的女孩儿少一点担心，让那个邻居女孩儿有个依靠儿。挣扎，拼命，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哪怕那路上布满荆棘……他用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自己的血汗钱向大队、生产队赎得了可悲的、可怜的、当牛做马的“自由”，才得到了从事社会上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最被人看不起的职业的机会，他自讨苦吃，自取其辱，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危险，不怕被人看不起，因为他意识到，人要为生，首先要在经济上求“解放”。他步履艰难地行走在车来人往的路上，走得很有劲头，这是一条能让奶奶、娘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能给石头儿娶上媳妇儿的路……在这条路上，周恒顺很快就表现出他不是只知道出憨力的莽汉。一个多月后，冉大哥按原先的承诺给他买好了地排车，置办了跑运输需要的所有配套物件，包括装开水的军用水壶，走夜路用的马灯、手电筒，路上休息，晚上睡觉铺的苫子，草席，一应俱全。还又借给他二百块钱。周恒顺十分感激，说：“冉大哥，你是我的贵人。”老冉说：“那你就是我的救星了。兄弟，咱谁也不说谁感谢谁了。从你背上我往医院跑那一刻起，咱就是两肋插刀的朋友、弟兄。”从那以后，周恒顺就是单独“营业”的脚夫了。很快，他又经同学介绍，开始给方庄供销社采购站往县公司送药材、鲜鸡蛋，棉花，甚至活猪、活羊，从县城再捎回百货，副食、生产资料，来回运货比送煤挣差价收入高不少。六月份的一天中午，他在县药材公司交完货，又到县烟酒公司装货，公司已经下班，周恒顺在大门外一棵大树下等着。发现不时有人骑着车子从公司里出来，货架上带着一只白色的方箱子，箱子上写着两个大红字：“冰棍”，他问传达室的老头儿：“大爷，你们公司里出产冰棍儿啊？”老头儿说：“公司后院儿是副食品加工厂，每年从阳历五月到十月生产冰棍儿，四分钱一支往外批发，小贩儿出去卖五分、六分，跑远路儿的甚至卖一毛，挣不少哩。”周恒顺问：“那箱子是自己预备的？”老头儿说：“箱子是加工厂的，是密封，隔热的，好几层，还有小棉被。谁想卖冰棍儿，交上押金，天凉了，交回箱子，再退给押金。小伙子你想卖也行啊，比拉脚儿挣钱快。”周恒顺说：“咱卖不了，没有自行车。”老头儿说：“你拉脚儿，还买不了辆自行车？”周恒顺说：“就算有钱，没有自行车票儿，也买不着。”老头儿说：“小伙子，你真想买自行车，我托人给你买一张自行车票儿。是有办法儿的人从百货公司弄出来的。卖一张，一百块钱，顶上一个局长一个月的工资了。没真事儿。我得托人给找。是偷偷着办的事儿，不能咋唬。你下次来，我给你准备好，你再给我钱。”周恒顺在看大门老头儿帮助下，以比正式价格高一百元的代价买了一辆社会上最热的金鹿牌自行车。奶奶说：“小儿，你买了车子，也不能骑着来家。太扎眼。全大队就于大牛有辆自行车，你要骑上自行车，人家眼红死了，说不定就不让你出去干了。”周恒顺把自行车寄放到烟酒公司看门儿老头儿那里，每次去县城，公司中午休息三个小时，他就批发一箱冰棍儿（三百支），到县城近处乡下去卖。一个中午就能挣三元钱。整个夏季，多少个酷热的中午，当人们都在“歇晌”，乘凉的时候，他却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去走村串巷。这个夏天，卖冰棍儿一项他就赚了二百六十块钱，等于赚了一辆黑市价大金鹿自行车，还有剩余。对他来说，卖冰棍儿还是一段难以言说，让他感情复杂，感触良多，感慨不已，长时间难以忘怀的经历。每一次，他在一分，一分，又一分赚钱的同时，也承受着感情上的煎熬。每当他骑着载了冰棍箱的自行车在村头出现，很快就会被小孩子们团团围住，小男孩儿挤挤巴巴，推推搡搡地站在前面，小女孩试试量量，躲躲闪闪地站在后面。每个孩子都无一例外地扬着小脸儿，瞪着大大小小，细细圆圆的眼睛，盯着神秘的，甚至是神奇的冰棍箱子，有的孩子挤到自行车跟前，争着高举起小脏手儿，把脏兮兮、皱巴巴的五分钱递上，从周恒顺手里接过冰棍儿，忙不迭地放到嘴里，满足地，慢慢地吸吮着，脸上满是神气和自得，享受着冰棍儿的甜美和清凉，同时还享受着别的孩子羡慕的目光。孩子们跑回家去找大人要钱，有的要到了，手里攥着钱，高高兴兴地挤过来，神气活现地交钱，接冰棍儿，往嘴里填，充满自豪。有的空手回来，失望地站在后边，不再往前凑伙，有的脸上挂着泪滴，站在外头看着。有的人家传来大人打孩子的叫骂声和孩子的哭声……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重复。周恒顺看着多数孩子要不来五分钱，却一直跟着，盯着冰棍箱子，眼巴巴地看着吃冰棍的孩子，馋涎欲滴的样子，听着有孩子因为要五分钱而挨骂甚至挨打，他的心都抽紧了。吃上冰棍的孩子的欣喜和吃不上冰棍儿的孩子的伤心，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一刻，吃上冰棍的孩子如在天堂，吃不上的像在地狱。在西泉村，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细长的脖子挑着个大脑袋，两只眼大大的，挺有神，总是光着脊梁，瘦得肋骨一根根明亮着，像是扎的栅栏，从周恒顺进村到出村，他一直跟在自行车后头，这天，周恒顺准备上车走了，孩子们都走散了，唯独那孩子还恋恋不舍地跟着，周恒顺从箱子里拿出还剩下的一支冰棍儿递给他，孩子伸出了手，却犹疑着不肯接，低声说：“俺没钱。”周恒顺说：“哥送给你的，不要钱，快吃吧。”那孩子很吃惊的样子，马上伸手抢过冰棍儿，怕周恒顺变卦似的，手拿着冰棍，不往嘴里填，转身就跑，周恒顺在后边喊：“慢点儿跑，小心摔倒了。快吃吧，一会儿就化了。”……一直在一个大门口站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西式短裤，干净，体面的中年人大声说：“卖冰棍儿的青年，别喊了，他不会吃的。”周恒顺问：“怎么回事？他干什么？”中年人说：“他肯定是捧了给他奶奶吃去了。”周恒顺又问：“他们家什么情况？”中年人说：“他大大去年饿死了，他娘饿跑了，就撇下他奶奶和他祖孙俩。” 周恒顺问：“那他们怎么生活？”中年人说：“他们家就成了‘五保户’了，也不过就是将就着饿不死，有口气儿喘着……”周恒顺说：“这个孩子真孝顺。”那人说：“孩子是好孩子，可惜命太苦了。”那人打量周恒顺一眼，说：“你这个青年是念过不少书的吧？”周恒顺说：“念过几年，现在下学了。”那人说：“我提醒你一句，以后不能给小孩儿冰棍吃。”周恒顺说：“怎么了？”那人说：“这庄里多数人家舍不得—也不是舍不得，是确实穷—拿出五分钱给孩子买冰棍儿吃，你送得过来吗？弄不好会惹麻烦。庄上有个小孩儿，功课好，家里穷，买不起纸钉作业本，我送给了他几个作业本儿，有的孩子的家长就找上门儿向我要本子，说他们比那个孩子家还要穷。你说怎么办？现在，多数社员家是‘赤贫’，你帮谁的是？何况，一个当老师的自己也不过勉强温饱而已，没有能力帮助别人。 ”周恒顺说：“谢谢老师的提醒。”说完骑上车走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以后周恒顺再去西泉村，那个小男孩儿却不见了，而周恒顺却总是忘不了那孩子大脑袋大眼睛的样子，尽管有那位老师的提醒，他还是很想每次都送一只冰棍儿给那个男孩儿，让他去给他奶奶……
除了卖冰棍儿，周恒顺还找别的门路挣钱。他利用给单位送货、送煤的便利条件，睁大眼睛看，支起耳朵听，不动声色地瞅机会儿，揽活儿干。单位里的脏活儿、累活儿、麻烦活儿，“机关”人员不愿干、不想干、没人干的活儿，什么搬运垃圾，整理仓库，收拾房子，他都接过来干。而且干起来，特别投入，特别卖力，一个人顶公家的人三个、五个，总是干得又快又好，无可挑剔。时间长了，周恒顺跟方庄供销社，县供锁社、县商业局下边的各个公司从领导到保管，会计、出纳这些工作人员都混得很熟，他们觉得周恒顺这个人诚实，能干，脑袋瓜儿灵，交待他干什么事，十分得心应手，特别放心，所以有了什么活儿，就给他留着。麦季里，他在县食品从公司又接了个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活儿—替公司的押运员押车，往地区肉联厂送活猪。公司怕猪在途中热死，送活猪安排在晚上。太阳落了，周恒顺吃了自带的干粮，喝足了水，在食品公司活猪仓库等着。猪库的工人们费好大劲把二、三十头大肥猪往汽车上赶。大猪们胡窜乱蹦，左冲右突，“嗷嗷”的尖叫声聒得人耳门子疼，工人们不顾大猪的反抗，“哐当”打上了车厢挡板， 又用一张大网把车厢盖严，周恒顺换上猪库工人的工作服，穿上高筒靴子，爬上车厢，背靠着驾驶室，两只脚踩在杌子上，仓库主任递给他一根长竿子，用作整治猪的“武器”，汽车开动了，大猪们似乎意识到了此行的目的，绝望的情绪主宰了它们，多数变老实了，不再抗争，有的则更加暴躁，“困兽犹斗”，更具攻击性，对周边的同伙儿吼叫嘶咬。汽车在沙石路上颠簸着在黢黑的夜幕下穿行，大路边，不时掠过乌浑浑的乡村、树林，偶尔能看见点点星火，风吹着周恒顺的头发，身上的工作服衣襟刮了起来，像侧放着的雨伞，空气变凉快了，但脚底下挤得满满当当的大肥猪像一个个小火炉，烤着周恒顺的双脚和两条腿，猪的臭味儿和着热气朝鼻孔儿里灌，他倒换着两只脚，手里不停地挥动长杆，借着车头上的大灯反射的光亮，把趴下的猪捣起来，免得被别的猪踩死，更多的时候，是捅那些不安分的“害群之猪”，把打架的猪分隔开，免得它们互相咬伤，损伤了猪皮。周恒顺腿站麻了，胳膊酸了，但不敢放松，不敢懈怠，坚持和猪们“搏斗”着。他心想，这真不是个好活儿，比拉一干五百斤重的排车还累，不只是累，简直是可怕。怪不得食品公司的活猪押运员经常借故请假，这个活儿，好样儿的人不干，身体不强壮的人干不了，但是周恒顺觉得自己可以干，受三个小时的罪，在肉联厂招待所里住一夜，吃一顿免费的饭，坐在运猪的汽车驾驶室里回食品公司，领三元工钱，相当于在生产队里干半个月，他觉得这个罪受得很值。只要有机会儿就得干。他自我激励地想，这也是一种生存体验，对自己是别样的磨砺。这样想着，周恒顺又振作起来，抖擞精神，舞动长竿，朝一头特别“捣蛋”的大猪“刺”去…… 第二天早晨，开运猪车的任师傅—一个大头大脸的中年汉子，在车下，喜欢眯缝着眼，总是睡不醒的样子，但两手接触到方向盘，会立即精神起来，两只眼睛瞪得铜铃一般—把周恒顺喊起来，到肉联厂食堂吃过早饭，任师傅开着空车，周恒顺坐在驾驶室里，回陶阳县城。任师傅说：“昨晚上你押车累得不轻，回去坐‘专车’了，好好享受享受。”汽车路过铁道洞子，两边睡了不少小要饭的，任师傅把车开得很慢，伸出头去喊道：“还不起来赶个门儿去，太阳晒糊屁股了。”有的要饭的真的坐了起来，伸着懒腰，朝任师傅做鬼脸儿，有的仍死沉沉地睡着。任师傅说：“我常跑这条路，这些小要饭儿的，我都认识了，有时候把招待所儿里吃剩的饭菜包了来给他们吃。”周恒顺问：“这些孩子都是哪里的？”任师傅说：“哪里的都有。多数是外出逃荒，坐火车没票，给撵下来，流落到这里的。没处儿住，就住铁路桥洞子里，太危险了。有的给压伤了，自己倒了霉，还把司机害了。可是，他们到别处儿也找不着住的地方呀。”说完摇摇头，感叹说：“人啊，你寻思寻思，最能的是人，最无能的也是人。最享福的是人，最受苦的也是人。最善良的是人，最狠毒的也是人。”周恒顺说：“任师傅，你就是属于最有能力的，最善良的人，也是比较享福的人。”任师傅说：“我？不过是个车夫。”周恒顺说：“你不听人家说，当今世上，‘一是听诊器，二是方向盘，三是杀猪刀，四是营业员，伙夫混个肚儿圆。’你手里的方向盘排在第二位，而且跟‘杀猪刀’同在一个单位儿，够优越的了。”任师傅说：“是有这么个顺口溜儿，不知道什么人瞎编的。可是仔细想想，说的也有道理。我也知足。……干这一行儿，天天在外头四处跑，见的景儿多。你知道我开车，路上常碰见的是什么？前些年，是娶媳妇儿的，这几年，是发丧的。”真是“山东人邪，说什么来什么。”任师傅的话音未落，从大路边一个村子里过来了抬着棺木，举着孝幡，披麻戴孝，哭天抢地的送葬队伍。任师傅叹道：“刚说完，就来了，晦气。”周恒顺说：“我听见人家说，出门遇见发丧的，不是坏事，是吉利。”任师傅说：“那反正不如遇见娶媳妇儿的喜幸。”正走着，任师傅指着公路边的大树，不少树皮被剥光了，煞白的树身上，写着歪歪扭扭的大黑字：“扒树皮，对不起毛主席，有心不扒，实在没法。”任师傅说：“你看这写的多顺嘴，真有才分。”周恒顺说：“咱县里公路上也有写的，一处跟着一处学，调皮就是了。这说明，不论多么困苦，中国人还是有幽默感的。”任师傅说：“你给他们安的这个名堂好，‘幽默感’，好，好。是啊，怎么办呢？人在世上，再苦，再难，还是死活赖活地活着。”周恒顺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谁都会珍重生命。死了，就什么都完了。活着，就有希望，仔细想想，还有比死更可怕的吗？死都不怕了，还怕苦怕难吗？”任师傅打量一下周恒顺，说：“今天早晨我取收货单，二十五头大猪，一头没死没伤，毛皮完好，百分之百合格，比老押运员押得还好。不赖。我听人家说过，你是一中的高才生，现在干这个，还干得这么好，这么认真，不简单。兄弟，咱说句不该说的话，共产党一百样子好，有一样儿不好：不认好人。”周恒顺说：“任师傅，可不能这样说。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任师傅说：“对，对，对，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周恒顺押车送猪深得好评，只要押运员缺勤，食品公司就让他顶班儿，这又成为周恒顺的一条“财路”。……就这样，周恒顺离开学校一年，完成了一组“三级跳”，先成了生产队里干庄稼活儿的好“把式”，又变身为拉着地排车长途跋涉的脚夫，还当上了几个企业单位不在“卯簿”的临时工。送货，干零活儿，任务总是排得很满，几乎不怎么装煤送煤了。当然隔上几个月，他会把小杏儿拣的煤装上满满一车，送到哪个单位，回来把钱交给小杏儿。老冉说：“兄弟，现在，很少看见你上矿拉煤了,拉煤的弟兄们都说你干得不赖。你真‘扑腾’得不瓤。有本事的人就是有本事。”周恒顺说：“这还叫‘本事’？不过就是勤力点儿，不惜力气就是了。干得再好，也多亏你这个领路人啊。”
又该高考了。高考三天是周恒顺的伤心日，那是他人生的“滑铁卢”。他知道自己今生和高考无缘了。但是牟洪云今年又一次参加高考，他明明知道以牟洪云的学习成绩，高考不会有问题，但还是悬着心，担心出现意外，异常。他不能去见她，怕她分心。高考三天，他坐立不安，高考过去了，县食品公司一个股长的女儿叫邢燕，高中应届毕业，牟洪云插班就和她一个班。周恒顺向她打听牟洪云高考的情况，邢燕瞪大了近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看着这个光脊梁披着搭肩布的年轻脚夫，有点奇怪，说：“你问她干什么？和她认识？”周恒顺说：“有点儿亲戚，俺奶奶让打听的。”邢燕笑了，说：“牟洪云是你的亲戚呀，她可厉害，在俺班儿里功课最好，比男生还棒。考完试，班里几个女生相互对答案，好几个人哭了，她啥事儿没有。准能上名牌大学。她还是报的齐鲁大学。”周恒顺放下心来，一边心里自嘲，本来她高考就不会有问题，你却瞎担心。“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高考过去十来天后，周恒顺头天下午在方庄供销社装了满满一排车鲜鸡蛋，把车寄放好，第二天一大早赶到供锁社，拉上排车往县城奔，一心希望中午下班前赶到县食品公司交上货。离开方庄时，还是“钢晴”的天，毒日头晒得身上针针扎扎的，周恒顺汗流浃背，拼命走着，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快到县城时，不知从哪里来的乌云，一会儿功夫就布满了天空，天更燥热了,眼看要下雨了，周恒顺加快了步子，下了雨，沙土路被雨水浸泡，像酵面一样软，排车就走不快了，上午就交不上货了。周恒顺一溜儿小跑，猛劲拉车，总算进县城了，街上人多自行车多，周恒顺不能低头奔跑了，抬起头躲闪着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大步流星地走着，锅灰般黑的云头像海潮一样奔涌翻滚，起风了，街上的尘土、碎纸，败叶在风中飞舞，打转儿，大雨就要来了，很快就到食品公司了，周恒顺让排车贴着路边，又低头奔跑起来，离食品公司大门只剩几十米远了，突然，一个女孩儿骑着自行车从食品公司大门出来，戴着白色宽沿太阳帽，穿一身藕荷绿的连衣裙，女孩儿的自行车直直地朝周恒顺驶来，到了排车跟前，猛地停住，女孩儿下了自行车，把自行车横挡在地排车前，手扶着自行车把，站到周恒顺面前，周恒顺抬了头看，傻了一样：是牟洪云！从上年九月初，他到县医院看望她，到现在，十个多月过去了，两人居然在这里，在这种情景中相遇了。牟洪云呆呆地看着周恒顺，周恒顺傻傻地看着牟洪云，两人一时都说不出话……一阵风把牟洪云头上的太阳帽刮掉了，白色的太阳帽在风中打转儿，飞跑，周恒顺扔掉车襻，去追那太阳帽，牟洪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说：“算了，不追了。”周恒顺挣脱开，“唿唿”地跑出去几十米远，拿回了太阳帽，递给牟洪云，牟洪云随手把太阳帽挂到车把上，又抓住周恒顺的胳膊，像怕他跑掉似的，仍然呆呆地看着周恒顺，两只世间少见的美丽的眼睛汩汩地涌出大滴大滴的泪珠儿，颤声说：“端阳哥，你……”周恒顺心潮像天上的乌云一样激荡，翻滚，但又故作平静，说：“小云，别这样……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牟洪云说：“‘别这样’？你让我怎样？‘见面’了？要不是我听邢燕说有个送鸡蛋的打听我高考的事，我问她那人什么样儿，她给我说了，我猜出是你，跑这来等你，我们能见上面吗？”周恒顺说：“你别生气，你回一中插班儿，我怕你分心，影响你学习。”牟洪云说：“那么，高考完了，你向别人打听我考的情况，为什么不直接去问我？我原以为你在生产队干活儿，请假有困难，离县城又远，不方便来，却原来你三天两头儿来县城，就是不肯见我？”周恒顺支支吾吾地说：“小云，我……不是……”牟洪云还要说什么，突然，天空闪过一道紫色的闪电，头顶上一声惊雷炸响，铜钱般大小的雨滴成串地往下落，街上的行人和骑自行车的有的拼命奔逃，有的躲进路边店铺避雨，周恒顺说：“洪云，你快到商店避雨，我得快把车拉进公司，他们快下班了。”牟洪云听了，没应声，登上自行车，进了食品公司，把自行车停在公司传达室门口，又迭忙跑回来，头上、身上全是雨水，连衣裙湿透了，紧贴在身上，周恒顺正拼命拉车，说：“小云，你…”牟洪云说：“快，我在旁边推。”说着，就弯下腰，两手按着车厢板用力推车。排车到了公司大门口，门前六、七米长的慢坡儿，砂土质地，被雨水泡软了，车轮陷下去，雨水打得他们睁不开眼睛，气儿也喘不开，周恒顺咬着牙拼命拉，牟洪云小手儿细胳膊用尽力气推，但排车就是挪不动窝儿，牟洪云松开车板儿，跑着去了公司传达室，喊了两、三个穿着雨衣的人过来，帮忙把排车推上了坡，有个人说：“周恒顺，是你小子呀，你傻呀？下雨了，不上公司来叫人帮忙儿？，快点吧，再晚十分钟，鸡蛋库就下班儿走人了，快拉过车去，等下午上了班再点数入库吧。”周恒顺拉车，牟洪云在旁边推着，急急忙忙把排车送进了鸡蛋库，两人回到公司大门口，大雨居然停了，天地间豁然开朗起来，好像刚才这阵雨，是专为两人久别重逢之时，尽显周恒顺的困顿，狼狈而落。牟洪云推了自行车往外走，周恒顺在后边跟着。食品公司的职工在后边议论，有人说：“你们不认识？那女学生是县委牟书记家的千金，她和周恒顺是同学。”有人说：“是同学不假，但看这情份，不像是一般同学。”又有人说：“什么情份？一个拉地排车的，一个县委书记的女儿，……还谈恋爱？有门儿吗？”……周恒顺和牟洪云走出三、四百米远，两人走进城关供销社开的回民饭店。周恒顺给这饭店送过煤，和饭店的人很熟，女服务员和厨房的大师傅都热情地招呼他，餐室里冷冷清清，没什么顾客，他们在一张餐桌儿旁坐下，周恒顺要了两碗羊场，两个菜和“高价”—不收粮票儿的—烧饼，牟洪看了看油乎乎的桌面儿，皱了皱眉头，说：“我长这么大，头回进这个饭店，味儿太大了。”周恒顺说：“回民饭店就这个味儿，不过饭菜不孬，也还干净，将就吃点吧。”莱、饭送来了，周恒顺说：“吃吧，先喝点儿羊汤，里边有胡椒，能预防感冒。刚才你冻得不轻，嘴唇都青了。”牟洪云用小勺儿舀一口喝了，说：“饭店样儿不济，汤还挺好喝的。”周恒顺指指桌子上的莱：“一个炒羊杂儿，一个豆腐粉条儿，你尝尝。”牟洪云夹菜吃了，又喝几口羊汤，脸色变红润了，也有了笑意，说：“你挣钱了，请我下馆子了。”周恒顺说：“也挣不了多少钱，比在生产队混强一点。”牟洪云说：“邢燕告诉我，那天你向她打听我高考的事以后，她问她爸爸你的情况，她爸爸说你是一中的高中毕业生，没考上大学，可惜了。还说你干活儿连当，头脑清楚，账头儿好，又能吃苦，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能干，跟大车往肉联厂押送活猪都比食品公司的押运员强，说你真是好样儿的。邢燕儿说你的事津津乐道—她不知道咱们的关系，我听着心里阵阵作疼。”周恒顺说：“不必这样。你应该为我欣慰，下学一年，我经受的历练，胜过以前十几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二字的份量。”牟洪云说：“你真不简单。真的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真让人佩服。这就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周恒顺说：“谈不上。不过是被逼不过，求生而已。我也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迈出这一步去，拉套子，当脚夫，借机揽活儿干，做小生意—卖冰棍儿，这都是要吃大苦的。但是，我不能怕。我上了十几年学，原想继续深造，修成正果，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既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也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这扇门儿对我关闭了。回农村，也得不到应用知识的机会。那我剩下的可资使用的就是自己的体力了。就只能拼上自己的身体，挖掘潜在的体能，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状态。自己解放自己。趁自己年轻，我下决心试试，到底我能出多大力，能吃多大苦，我要试试，自己是铁打的，还是泥捏的。否则，三十多岁以后，身体走下坡路了，想干也干不成了。反正生产队有的是人，那么多不干活儿的‘高级社员’，干活儿的也磨洋工。也不缺我这一个劳力。我还怕在生产队里混几年混成懒汉了。何不出来自己闯一闯。我一个月向队里交二十元血汗钱，还增加了生产队的收入。”牟洪云说：“他们让你一个月交二十元钱，够多的。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才三十块钱哩。”周恒顺说：“有的脚夫平时不交钱，花钱买口粮，交钱的也没交这样多的，可是，我为了赎买自己的自由，交二十元钱也认了。我即使是一个月只剩下十块钱，也比在生产队里挣一天两毛钱强呀。”牟洪云难过地说：“天天这样干，以前学的知识全丢了。”周恒顺说：“不惋惜。读书，是为了获得生存能力。我在生产队里干了大半年，农活儿基本上精通了，而且对生产队为什么搞不好，应该怎样改进，大体上看明白了。但是不会有人听我的。这也是我下决心出来干的原因。我出来干了这几个月，接触了不少单位，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知道了这些单位怎样运作，下乡卖冰棍儿，让我进一步感受到普遍的、触目惊心的贫困，这都是书本儿上没有的。像高尔基说的，这就是‘我的大学’了。”牟洪云说：“你确实有自己的想法儿，说的也有道理。可是看到你现在这样，我心里难受。甚至想大哭，想号叫，端阳哥，难道你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周恒顺说：“不这样，我又能怎样？我不是几次给你说过吗，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任何人都得在社会给定的条件下生存，寻求自己的生存之道。趋利避害，在夹缝中求生存，是我唯一的可行之路。在生产队磨洋工，混工分，熬日头， 吃不上，喝不上，老的生病没钱治，那更苦。我这样干，是自讨苦吃，心甘情愿，不以为苦，苦中有乐。不用为我担心。”……两人吃完饭，牟洪云说：“咱一块儿上俺家吧？”周恒顺说：“不去了，我这样子，会把叔、婶吓着。我们说准了，八月三十日中午，我们还在这里见面，我为你送行。我们待的时间不短了，你快回家吧，我也得去食品公司拿收条儿了。”牟洪么不情愿地站起来，两只眼直直地，哀怨地看着周恒顺，说：“好，我不耽误你的事儿了。你干这个活儿，千万当心啊，路上注意安全。别太累了，别走黑（夜）路，别喝生水，别吃不干净的东西，别……”周恒顺鼻子发酸，眼睛发热，但强忍着不流眼泪，还故意笑着，说：“好，我都记住了。我一定当心……”两个人走出了饭店，牟洪云说：“你先走。”周恒顺说：“你快骑上车子先走吧。公司这会儿还没上班，你走了，我再去。”牟洪云恋恋不舍地骑上车子走了，周恒顺着着她骑在车子上那好看的姿势，姣好的身影，心里隐隐作痛，而牟洪云早已是泪眼模糊了……
几天后，周恒顺就从邢燕那里得知，牟洪云和上年一样，又考取了齐鲁大学哲学系。八月三十日，周恒顺在食品公司卸完货，拉着地排车，来到回民饭店，把车停在饭店院儿里，让服务员安排了一个临街的单间餐室，站到窗子跟前，眼巴巴地望着窗外，不一会儿，牟洪云戴着太阳帽儿，穿白衫蓝裙，光脚丫儿穿白色的塑料凉鞋，像随风摇曳的柳条儿一样，飘然而来。周恒顺出门迎她。两人进餐室坐下。牟洪云走热了，脸上挂了几颗晶莹的汗珠儿，小脸儿白里透红，周恒顺又像原先那样，想到眼前坐的是降临人间的天使，他掩饰着自己的激动，问：“天这么热，怎么不骑车？”牟洪云说：“我怕下雨，上次我骑车回家，滑倒了，摔了一身泥，狼狈极了。”周恒顺担心地问：“腿没事儿吧？”牟洪云嗔他道：“傻子，腿要有事儿，还能来？”停了停，说：“听邢燕说了吧？还是原校原系，九月五日开学。爸妈让我早去两天，先去看看大娘和周恒刚他爸。”周恒顺说：“我就不去车站送你了。”牟洪云说：“不劳烦你大驾。”周恒顺说：“你别不高兴，我现在这种情况不愿意见叔婶儿，怕他们怀疑咱两人的关系，为你担心。”牟洪云说：“他们担心什么？怕你吃了我？他们心里还是挺同情你的，替你惋惜。”周恒顺说：“叔婶儿对我应该没有恶感。但是作为父母，他们不会不关心女儿的终身大事。”两人正说着话，服务员来了，周恒顺让牟洪云点菜，牟洪云也不客气，点了一荤一素两个菜，周恒顺要了一斤半羊肉水饺，一瓶红酒。牟洪云说：“那天在食品公司大门外见到你，在大雨里和你一起推车，我很震惊。听你说了那些话，回去的路上，我难受极了，要不也不会摔倒。我有一种冲动，干脆我也不上学了，和你一起在社会上闯。”周恒顺说：“别说疯话了。我这样闯是迫不得已的，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陪我闯？和我一起拉车？你考上了名牌大学哲学系，是全县唯一的，最棒的，前程远大，多少女孩儿羡慕你？快安心去上你的学，别异想天开了。”牟洪云说：“这些道理我也知道，但感情上就是走不出来。”周恒顺说：“走不出来也得走。”服务员送来了菜和红酒，周恒顺倒上酒，说：“洪云，你端起酒来，咱两人一起喝，祝贺你第二次考上齐鲁大学。”牟洪云抿了一点红酒，说：“‘祝贺’什么？考上老天爷‘大’，你现在这种情况，我也高兴不起来，就像这红酒，人家说是甜的，我喝着是苦的。”周恒顺说：“小云，看你在学校里，面对大庭广众演讲，指挥少先队员，团员青年整队开会，俨然叱咤风云的女将军，怎么临到自己的事，这么优柔寡断？”牟洪云恼了，撅了嘴，说：“哪国的‘女将军’？你会形容！什么‘优柔寡断’？还不是因为你？感情上的事，是说‘断’就能‘断’了的？你说心里话，你‘断’了吗？”周恒顺说：“对不起，我用词不当。但是你得这样想，我的命运已经定了。就像那天在食品公司门前那样，必然经历漫长的风雨如晦的人生，要走的路充满坎坷和泥泞。按我的感情说，我唯愿你一辈子幸福，我受的这种苦，连一天都不能让你受。我意识中无法想像让你吃苦受罪。所以，我宁死也不会让你来陪我。你硬要来，我推也要把你推开。鲁迅说，他们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下一代到‘光明的地带去’。我当时看了那话，非常感动。但是现在看来，我无缘被放到‘光明的地带去’，仍然处在‘黑暗的闸门’里边，难道我能为了自己，让你弃明投暗吗？我一个人还不够，要再搭上你吗？我绝不会那样做。”牟洪云有一搭无一搭地夹点菜，放到嘴里，没滋没味儿地嚼着，吞咽着，呆呆地听周恒顺说，突然问：“果真有那么严重吗？”周恒顺斩钉截铁地说：“比我说的还要严重。别忘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社会相比，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洪云，别抱幻想了，当机立断，把不切合实际的、绝没实现希望的梦想丢掉，轻装上阵，迈向新的天地吧。 ”周恒顺给年洪云夹菜，两人又喝了几口红酒，牟洪云沉思良久，说道：“这些日子，我也想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障碍确实很难跨越。爸妈说了洪秀姐的遭遇，确实太可怕了。我对你的眷恋，会成为你的精神负担，影响你今后的生活。农村青年结婚早，你现在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了，我还要上四年学，毕了业还不知上哪工作。端阳哥，我不缠着你了……”说着说着就哭了，周恒顺慌了，说：“小云，你怎么还这样想？我压根儿没考虑过什么结婚的事，我绝不是怨你，是不愿让你老是陷在这种无望的，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中，不能自拔，太苦了……我不愿意让你这样苦……”牟洪云说：“苦，我承认是苦，但还有一线希望。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拥有人身自由的公民，谁也不能剥夺我们相爱的权利。”周恒顺说：“你又转回去了，钻牛角尖儿了。你别忘了，在我们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公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不能跨越的。”牟洪云说：“我知道啊，所以才痛苦啊。但是让我放弃（这段感情），不但精神上痛不欲生，甚至生理上都觉得有被活活撕裂的感觉，我现在才知道了什么叫‘肝惕寸断’……但是，我下狠心，答应你，同意‘放弃’，端阳哥，……我们生错了时代……”牟洪云说着，又哭了，周恒顺说：“我们不是生错了时代，是生错了地方。小云，别这样，让人家听见不好。”牟洪云一边低声啜泣，一边说：“你别管我，让我哭吧，也许今后再没机会儿在你面前哭了……”餐室门外有脚步声，牟洪云忙止住哭泣，擦干眼泪，服务员推门进来，把水饺放到桌子上，看一眼牟洪云，又看了看周恒顺，走了出去，周恒顺说：“咱两人尽顾了说话了，菜没吃多少，都凉了，你吃水饺吧。我把菜吃光它，免得浪费了。”牟洪云吃了十来个饺子，周恒顺把两个盘子里的菜全吃光了，又吃水饺，一边自嘲道：“我是大肚汉，能吃着哩。”牟洪云说：“你就得好好吃饭。你干的是什么活儿啊。人是铁，饭是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周恒顺说：“‘革命’，不够格儿，但身体的确是本钱。你放心，你上次嘱咐的话，我回去就记到‘日记’里了，一定照着做。”牟洪云说：“你还坚持写‘日记’，这样好。”周恒顺说：“一个看书，一个写‘日记’，都在坚持，既是积习难改，也是对命运的抗争，不甘沉沦。我觉得如果丢了这两件事，就完全变成会说话的工具，没有精神支撑了……”牟洪云点点头，周恒顺把吃剩的水饺装进自己的大茶缸子，又用绒布包好，说：“带回去给奶奶吃。”牟洪云说：“回去给奶奶—不，是姥娘，今生没资格喊她一声‘奶奶’了—问好。”周恒顺不接她的话，只点点头，说：“你去上大学，我也没什么送你。”说着，掏出一沓钱，放到牟洪云面前，说：“这是一百块钱，你带上，到学校里用。”牟洪云坚决地把钱推回来，说：“我爸妈还不尽着我花钱？我可不要你的钱。你出大力流大汗挣来的钱，我花着心会疼。”周恒顺说：“我也知道你上学不缺钱。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忍心拒绝？要不就这样，你拿这钱买书，咱两人阅读兴趣很相近，你买了书，看完了，有机会儿就捎给我看，这样总行了吧？”牟洪云把钱接过来，装到身上，说：“这个办法儿我同意，就这样办。”周恒顺说：“咱们就说到这里吧。我们不能‘与子偕老’，但还是同学，表兄妹，朋友，我们这一辈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把对方当成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鼓舞者。”牟洪云郑重地点点头，说：“你现在做事情，跟社会上的人打交道，情况复杂，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周恒顺说：“你放心，我会很注意，不做任何出格的事。”周恒顺看看窗外的太阳，说：“我们待的时间不短了，该说‘再见’了。”牟洪云深情地看着周恒顺，说：“端阳哥—往后我不喊你的名字，只按亲戚称呼，叫你‘端阳哥’，我们相识多年，只握过一次手，你能抱抱我吗？”周恒顺看着她充满期待的眼神，走过去，伸开手臂，抱住了她，牟洪云把头伏在他肩上啜泣起来，周恒顺看着她雪白的脖颈，闻着她令人心醉的气息，多么想搂紧她，亲吻她，但他克制住自己，他不能越界，不能做不应该做，违背自己初衷的事，他松开手臂，扶牟洪云坐下，牟洪云两手抓住他的胳膊，两眼直直地看着他，说：“端阳哥，别忘记我，好吗？”周恒顺两眼涌出了泪水，说：“这不用说，想忘也忘不掉，一辈子都不会忘。”又开玩笑道：“让我们临别相约：‘苟富贵，毋相忘’。再加一句，‘如有困难，不要相忘’。”两人往外走，牟洪云说：“你去拉排车吧，你走了，我再走。”周恒顺说：“我还得回饭店有事。还是你先走。”牟洪云看看周恒顺，想说什么，但没说，很不情愿地走了，她慢吞吞地走着，没有回头，但很快就低下头，脚步变快，简直是小跑儿了。周恒顺知道，她一定是哭了。他的心抽紧了，他真想不顾一切地去撵上她，……但他没有动窝儿，出神地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回饭店，在自己排车旁，沉重地蹲下…… 他总算说服了牟洪云“放弃”对他的感情，但两人就真的从此“分手”了，他心里比刀割还要疼，对于他来说，一生中最宝贵，最有价值，千载难逢，千金难买的东西从此失掉了，彻底失掉了，他的感情世界崩塌了，她是他的星，他的明灯，他的神灵，如今被他一推了之，一挥而去了，失去了她，他眼前的世界变得更加灰暗，没有了她，他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他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太自卑，太怯懦，世间最真挚，最纯洁，最高尚的爱情却不敢接受，是不是太世俗，太功利，对人对己都太残酷，太无情，大不近情理……他心里翻腾着这些念头，但他看一眼挂在车把上的磨得油亮的车襻，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披肩布，绳捆索绑、伤痕累累的地排车，他对自己说，她本来就和你分属于不同的世界，你本来就没资格得到她的爱，本来就不是你的，哪里算得上“失去”？……周恒顺的心境慢慢地平复下来，直起身来，他刚才看见饭店煤场上煤不多了，小杏儿拣的煤又攒够一车了，明天给他们送来吧。他找保管员说好了，拉着空排车走出饭店，看看西边的太阳，应该是下午两点多了，如果再去百货或者烟酒公司装货，天就晚了，听说现在路上有“劫道儿”的，牟洪云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不冒这个险了。算了，空车往回返吧，直奔荣庄冉大哥家去装小杏儿的煤吧。他拉着排车，快步往回走了。中午和牟洪云在一起吃饭，啦呱儿，情绪激动，又喝了点红酒，他觉得自己的脑袋胀得很大，脸在发烫，现在，牟洪云离他而去了，而且是永远地离去了，青春岁月里最宝贵的感情纽带被他亲手掐断了，母校牟屯完小、陶阳一中求学生涯中美好而辛酸的记忆从此进入了尘封的历史，他觉得像被抽了筋似的，头有点晕，有些恍恍惚惚，他告诫自己，快振作起来，别跟丢了魂儿似的了，牟洪云丢掉精神包袱（？）去上大学，这是好事，应该为她高兴。你自己也安下心来，专心上自己的“大学”吧。“穷当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想起王逢原的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人生的路还很远，很长，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拼搏，说不定会迎来转机，迎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这样想着，走着，腿不再酸软，步子轻快起来，约摸七点来钟，到了荣庄冉大哥家。冉大哥出车还没回来，嫂子刚从坡里回来，见到周恒顺，很高兴，忙倒水让他喝。周恒顺说：“小杏儿天天往这里送炭，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老冉嫂子说：“这么大个院子，放这点炭，有什么麻烦的？这小杏儿真是个好闺女，比俺这几个孩子强一百帽头子，又勤力，又知道好歹，送过煤来，就帮我打扫院子，洗衣裳，我怕天晚了，那天都是撵着她走，你说说，十六、七的大闺女了，天天来拾炭，曝得乌眉皂眼，连件好衣裳也不能穿，跟那要饭的似的，人家不嫌脏，不怕丑的，真难为这孩子了。我在一边儿看着，心里都怪凄惨的。”周恒顺一边往排车上装煤，一边说：“她大大没了，她娘也病病怏怏，她上队里干活儿一天给个四、五分，挣不够口粮款。能拾个炭，她高兴着哩。这不也是没办法儿吗？”老冉嫂子说：“可怜啊。”周恒顺问：“她今天没来送煤吗？”老冉嫂子说：“还没来，也该来了。”老冉嫂子话音没落，小杏儿挑着两筐头子煤，竹扁担颤悠悠的，进了院儿，放下煤挑子，摘下草帽儿，小脸儿上虽然有些灰土，但红扑扑的，挂着汗珠儿，两只杏眼又圆又亮，说：“嫂子，你下坡回来了？”转身看见周恒顺，眼睛亮得放光，想跳起来的样子，说：“端阳哥，你来了？太好了，我回家有做伴儿的了。你几时来的？”周恒顺笑吟吟地看着她—多少年了，周恒顺看见她那到天真烂漫、纯洁无暇的笑脸，内心总感到由衷的愉悦，不由就笑吟吟地看着她，听她说那种天真的，孩子气的，又总是饱含着真情和良善的话语—说：“我刚来了不大会儿。这一段时间活多儿，没顾上，你拣的炭攒了不少了。今天装上车，明天早来往县城回民饭店送。”小杏儿把筐里的煤倒到排车上，又拿了铁锨往车上装煤，两人把车装满了，周恒顺用车围子，草帘子封好车，小杏儿忙着把车边儿的煤扫成堆儿，又扫了院子，老冉嫂子说：“小杏儿，别忙活了。大兄弟，你坐下歇歇儿。小杏儿快喝点水，洗脸。”小杏儿走到水缸跟前，舀了一碗凉水“咕咚咕咚”喝了，老冉嫂子说：“这个妮子又喝凉水。”小杏儿说：“凉水喝得快，解渴，喝了凉快。惯了，没事儿。”一边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水珠儿，也许意识到自己成了“三花脸”了，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周恒顺，赶紧拿了脸盆，从水缸里舀了水，洗头洗脸，洗完了拿挂在绳子上的毛巾擦干了，又把毛巾洗了，晾到绳子上。老冉嫂子说：“这个妮子天天用凉水洗头洗脸，说她也不听。”小杏儿一边用梳子梳头发，系马尾辫儿，说：“惯了，没事儿。”小杏儿洗完头，跑到老冉家闺女住的房间换了干净衣服，焕然一新地回到院子里，老冉嫂子说：“小杏儿妹妹这会儿和刚才比，简直就像换了个人儿，俺一个荣庄儿村，也挑不出这么一个好看的闺女。越看越待看。”小杏儿脸红了，说：“嫂子，你别说了……”老冉嫂子说：“害臊了，好，我不说了。天快黑了，你们快走吧。省得走黑路，磕磕绊绊的。”周恒顺和小杏儿两人一前一后离开老冉家，走出荣庄，来到庄外大路上，小杏儿紧走几步，和周恒顺并肩走着。周恒顺说：“怎么洗头也用冷水，冬天这样可不行。他们家不缺热水。”小杏儿看看周恒顺，说：“冬天我只洗洗脸，不在他们家洗头，洗了也不好干。这样已经很麻烦人家了。”夕阳的余晖照着小杏儿，把她墨一样黑的头发，圆圆的脸蛋儿，又圆又大的杏仁儿般的眼睛，浅浅的酒窝儿，都染上了一层金色。周恒顺想，多么懂事的孩子，如果是城里人的孩子，她会是爸妈的掌上明珠，宝贝疙瘩，还得在爸妈面前撒娇哩，还应该在专心地愉快地读书，而她却肩负着一家的生活重担。周恒顺问：“小杏儿，家里又没钱了吧？明天下午，咱就把钱给婶子了。”小杏儿说：“端阳哥，俺娘说的，你不能把卖的煤钱都给俺，她让你还像原先那样留下一半的钱。”周恒顺说：“原先石头儿也一块儿拾炭，天天往家挑，我和石头儿犟不过你，留一半的钱。现在要多长时间才打总送一车，也留一半儿的钱？那我不成了地主剥削人了？你给婶子说，别说不要一半儿，我连运费也不要。我要是要这个钱，就太对不起刘叔和你们全家了。”小杏儿不出声了。周恒顺扭头看她，只见她脸上挂着泪珠儿，周恒顺说：“对不起，我提刘叔，让你伤心了。”小杏儿说：“不是那么回事儿。端阳哥，我现在天天来荣庄儿拣炭，来回倒去的，就一个人，可难受了。心里老想俺大大，老想着，俺大大死了，撇下俺娘俩儿，过这日子多难呀。不敢往前想，想想好害怕呀。俺大大没病的时候，俺娘常说我没心没肺的，就是家里没饭吃了，我也傻呵呵地笑。可是现在……”周恒顺说：“小杏儿，别太难过。有端阳哥呢。你忘了吗？我答应过刘叔，我会帮你和刘婶儿的。”小杏儿扬起脸，看着周恒顺，晶莹的泪珠儿在眼角儿里闪亮，说：“真的？你老帮俺？一直帮？”周恒顺说：“是的，是真的，老帮，一直帮。”又走了一段路，小杏儿说：“端阳哥，孙志春那个流丘货，觉得自己是团支书，又是教书先生，仗着是于大牛的小舅子，烧得不行了。见了我，老是地瓜秧儿烤火—甜么索的脸，说个话没正形儿，烦死人了。”周恒顺说：“咱住在庄儿外，他住庄儿里，又不打交道，他有什么可说的？”小杏儿说：“谁说不是呢。可是他没事儿就好往这边儿转游，见了面就没话搭拉话儿，那天见我拣炭回来，说我‘这么好看的脸蛋儿，去拣炭，可惜了。往后别拣了，没钱花我的。’我也没好话，说他，‘用你瞎操心。你又不是俺侄儿，俺孙子，用不着你孝顺。’那黄子脸皮厚，说他这，他也不恼，还嘿嘿地笑。没把我气死。”周恒顺说：“别生那么大气，小男孩儿喜欢和小女孩儿啦呱儿，也不奇怪。你烦他，就离他远点儿。”小杏儿说：“谁愿意离他近？是他硬凑乎。”稍顷，又说：“我要有个哥哥多好，谁敢跟我嘻溜，让俺哥上去给他一巴掌。端阳哥，你要是俺哥就好了。”周恒顺说：“我现在不就是你哥哥吗？不过我这个哥哥不敢动不动就给人家一巴掌。”小杏儿笑了，还调皮地伸伸舌头，说：“好了，你说你是俺哥了，可不兴变的。”周恒顺说：“变什么？不变。”
第二天，周恒顺拉了小杏儿拣的煤送到了回民饭店，结完账，拿了钱，拉着空排车回了家，对奶奶说：“奶奶，我明天不出去拉货了。我拉着你上周庄大奶奶家去。小刚儿哥快开学了，再不去，就见不上他了。”
看了您的文章以后非常震惊，也很感慨，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确太艰难了。同时也特别钦佩主人翁百折不挠的精神，想必后来也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过上了别样的人生，当然必定历经了种种磨难。我会继续关注。也推荐了身边的一些朋友阅读。but it's not accessible from China mainland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