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二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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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冻得哼哼”。一九六一年的春天，又长又冷。不但因为饿肚子，人们特别怕冷，还因为倒春寒，已经过了“清明”了，天还是挺冷。庄稼人还都裹着穿了小半年的破棉袄。陶阳县牟屯人民公社高家柳沟大队的复员军人，前海军上士高献春睡在自家小西屋儿里，就盖了从部队带回来的一床小棉被，一晚上冻得要命，天不亮，就爬起来了。复员一年多了，他仍旧保持着当兵时的习惯，一是起得早，从不捱“窝子”，二是勤快，起床之后，紧忙活，“整理内务”，收拾床铺，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块儿似的，把小屋儿，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像水洗过一样，然后去挑水，一般是他把水缸挑满了，生产队长催促“劳力”上工的哨声儿才响起来，好像社员们的耳朵都不好使，要一连吹几遍哨子，男男女女才从各家小院儿里檫着满是眼眵的眼睛，打着长长的哈欠，有人咳嗽着，边走边一口口吐着粘痰，慢慢腾腾地走出来，没精打采，蔫而八叽，好像缺氧或者被抽血抽多了的人似的，往一块儿凑，队长一遍遍地点人数儿，好歹凑得差不多了，就一起下地，去干人民公社永远干不完的农活儿。干起活儿来，像早些年中国苦力给日本鬼子干活—“磨洋工”，一个个好像电压不足或者皮带松了的机器。高献春已经成了这些人中的一员，但仍然保持着比他们快不少的节奏，让老少爷们儿都嫌他，他正努力“改正”和“适应”，他要长期—也许是一辈子—生活在乡亲们中间，他不能“脱离群众”。今天，他比平时起得还要早半个钟头，他起来，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开了大门，庄里阒无人迹，队长的上工哨儿还要过一大会子才会响。他深深地吸一口清冷的空气，觉得畅快，松爽，精神振奋。他难抑自己的激动，因为他今天要到牟屯儿乘长途客车去省城，看媳妇儿和女儿。他回到自己屋，从床底下拽出一个布袋，里边装的是地瓜干面儿，他提起来，不太重，约摸三十来斤。这是昨天晚上哥哥趁嫂子出去串门儿偷偷地提过来的，让他带上去济南。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怕嫂子知道了会跟哥哥打架，更生他的气。哥哥是个老实人，是农衬里多有的那种“含着冰化不出水来”的人，家里过日子，是嫂子当家。爹娘死得早，高献春是跟着哥和嫂子长大的。十四、五岁，就长成了身量，比哥哥都高了，虚岁十七，他就多报年龄，当上了海军。他上高小时，看上了一个女同学叫牟洪秀，那时就下诀心，等以后自己出息了，一定要找她。他成了老兵来家探亲，真地去牟屯儿打听，跟踪，找到了牟洪秀，两人很快就“对”上“象”，不久就结了婚，牟洪秀一家投奔亲戚去了济南，她已经当了工人。高献春不但找上了自已可心的媳妇儿，而且还是当工人的，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但是，因为牟洪秀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都不好，他原先十拿九稳会提干的事泡了汤，复员回了老家。他媳妇儿那边儿没有他的户口和粮食，他只能隔一段时间给生产队请假，上济南去会媳妇儿。每次去，哥都让他背点玉米、瓜干面儿，嫂子的脸色就不好看，摔摔打打，甚至比鸡骂狗，有时还拿着孩子撒气。高献春不是没良心的人，他当了兵，一个月领几块钱的津贴，除了买块肥皂，买袋牙粉—他连香皂和牙膏都舍不得买，把剩下的钱都打回家来，省出来的军衣也往家寄。那时候，嫂子高兴，逢人就夸他。他在部队里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立了功，仗打完，就入了党，他又是高小毕业，提干是有把握的。而一个军官，在庄户人眼里那就是一棵摇钱树，哥和嫂子对他抱了很大的期望。可是，他却复员来家了，嫂子的脸“呱哒”耷拉下来了。他去济南，耽误挣工分不说，还要带粮食，嫂子自然不高兴，家里本来就不够吃。这回哥想图个省心，背着嫂子，弄出点儿瓜干面来，让他早点儿走，省得嫂子出事儿。高献春说：“别这样，我什么也不带了。”哥说：“洪秀带个孩子，这又有了身孕，口粮不够吃，她挣那两个钱，还得上黑市买高价粮给你吃，你让她怎么过？兄弟，日子长了，你这个媳妇儿都保不住。”高献春说：“那倒不会。俺两人感情很深。”哥说：“感情再深，架不住吃不上，喝不上，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是一辈子。听哥的，带上这点瓜干面儿。”说着就把瓜干儿面布袋塞到了床底下，高献春没跟哥犟。……高献春挎上自已的军用小包儿，把瓜干面儿背到脊梁上，走到北屋窗子下边，说：“哥，嫂子，我走了，去晚了，怕买不上票了。”他听见哥答应一声，就往外走，没想到，身后北屋房门“吱呦”响，他回头一看，嫂子大襟褂子扣子没来得及扣好，趿拉着鞋，“呱叽呱叽”迈下门台儿，三步两步赶上来，抓住高献春脊梁上的布袋，说：“小春儿，你长能耐了，会干偷偷着的事儿了。你别慌着走，咱先把这事儿掰扯清了，你再走也不晚。今天走不成，还有明天。反正你也没有军令在身了。”嫂子转脸对北屋喊：“高献寿，你也别装熊，快起来，我跟你这些年，出牛马力，吃猪狗食，哪里对不起您高家，你伸开舌头说说，你背着我，弄出粮食来，给你兄弟，让他趁我没起床，就背着上济南。你这不是卖我吗？你是好哥哥，我是坏嫂子？小春儿上济南，哪回不带粮食，我说过‘不’字吗？为什么兄弟合起伙儿来捣鼓这个？”高献寿从屋里窜出来，虎着脸，故作威严地低声吼道：“大清早你吱哟什么？让街坊四邻听着好听啊？”嫂子不怕他那一套，越发大声喊道：“什么时候了，还在乎好听不好听？嫌不好听，别干这不好听的事啊。干不见天的事儿，还怕人知道？”高献春像被干草噎着了的驴，上不去下不来，脸红耳热，说：“嫂子，你听我说。……”嫂子两眼一瞪，说：“我不听你说。我估摸着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你哥做的茧儿。他白长个老实样子，是老实拐鼓。……我今天跟他没完！小春儿，你不想想，你只弟俩弄的什么事儿，我别说没挡你带粮食，就是挡了，留下粮食，我吃几口？我偷了给俺娘家？还不是你高家的人吃？这回我真恼了，我累死累活，敬了你兄弟们，敬那几个小祖宗，临了拿我当外人。”说着，竟坐到地上哭了起来，嫂子的三个孩子都起来了，都偎在娘跟前，一个闺女陪着落泪，两个小子傻傻的，不时抬头看他大大和叔叔。高献春慌了，忙蹲在嫂子跟前，说：“好嫂子，怪我，你别生气了，我再也不了。”高献寿说：“小春儿，你背上袋子走你的，再晚了，就耽误车了。”嫂子说：“对，背上走，使劲背，使劲往小媳妇子那里送，家里喝西北风。放着好好的兵不当了，跟喝蜜似的，找地主家的闺女，光图她好模样子，那能顶渴顶饿？这可倒好，兵当不成，开家来了，又没本事在济南府混饭吃，就按着俺挖插，去填还济南小媳妇子！”高献春想，嫂子借着这个由头儿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高献寿气得在一旁捶胸顿足，但无计可施，高献春说：“嫂子，当初我找洪秀，你和哥也同意了。洪秀也没有对不起咱家的地方。我再也不从家里拿粮食了，这回上济南，我要能待着，就想办法儿常待，待不下去，回来我个人过，再不挖插哥和嫂子。”说完，把口袋提起来，送进北屋，背着小包，“咚咚咚”，大步走了。这边儿，高献寿提了口袋，在后边喊“小春”，高献春头也不回，越走越远。高献寿蹲在地上，像娘们儿一样哭了起来。

高献春憋了一肚子气走到牟屯，比他早两年复员的战友赵双印已经在停车点那里等他，赵双印说：“我已经买好票了，等着急了，怕车来了，你还不到。”高献春说：“老早就起来了，有丁点儿事耽误了一会子。”赵双印说：“怎么回事儿,苦丧着脸？跟掉了钱的似的。应该高兴才对呀。再有两、三个小时，就把一掐一包水的小媳妇儿搂怀里了。你看我，复员回来三年多了，连个媳妇儿都没混上。”高献春说：“上次你不是说介绍了南乡里一个，姑娘不孬，两人都同意了吗？”赵双印说：“俺两人倒是没问题了。可是她娘家穷疯了，非让我出三百元钱的彩礼—那边拿这个钱给他家男孩儿找媳妇儿。那闺女求她娘少要点儿，她娘说什么也不松口。我那老娘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我往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我急死了，做贼的心都有了。”高献春下意识地看看周围两、三个等车的人，低声说：“别胡说八道了。”赵双印说：“看把你吓的。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呀。再说，偷也没处偷去呀。”车来了，高献春最后一个上了车，自然是没有座位的—作为复员军人，他不好意思跟“老百姓”挤着抢着去争座位。车开了，高献春望着赵双印蔫蔫歪歪地远去的背影，心里劝自已，别难过了，比起赵双印来，你还是幸运的。赵双印年纪比他大，比他早两年参军，因为没文化，连个班长也没混上，家里就一个老娘（哥嫂出去单过了），穷得叮当响，退伍几年了，还没找上个老婆。高献春觉得对不起赵双印，就好像他欠他一个媳妇儿似的。赵双印快复员的时候，唉声叹气，说：“当兵几年，没解决对象，这回了家，更不好找了。”高献春说：“别愁。我好好干，争取提干。提了干，你找媳妇儿，我帮忙。”当兵的就这样，战友亲，老乡加战友更亲，比亲兄弟还亲。高献春的大话说出去了，可他自已也复员了，哪有能力帮赵双印？赵双印对他说：“别考虑我了，管好你自已吧。牟洪秀不孬，孩子也好。无论如何得保住这个小家庭。”高献春是要保住这个小家庭。这个小家庭是他的命。是他在牟屯上高小的时候，有一天全校师生集合开会，他第一次见到了牟洪秀。正值春天，天出奇的蓝，阳光格外的亮，校园儿里的几株迎春花黄得晃眼，高献春偶一回头，看见了牟洪秀，她个子比班上的女生都高，梳着短发，眉头上垂着齐整的“刘海儿”，她的头发和“刘海儿”在阳光下漆黑闪亮，阳光照着她粉都都的圆乎脸儿，两只大大的眼睛，一对浅浅的酒窝儿，高献春猛地看见她，就觉得身上一阵麻酥酥的，那天开着会，他的眼光就再没离开她，他看着她捋自己的头发，和同学悄悄说笑，用她的小手抹去脸上的汗珠儿，……他一边看，一边数算着她是几年级几班，会后他打听出她家在牟屯儿，叫牟洪秀，家里是地主成份，她大大解放前被土匪杀了。他心想，这个牟洪秀要是好成份就更好了，但他随即又想，不是地主成份的闺女多得很，可她们是她吗？再说，如果她是好成份，兴许还到不了我哩。反正他是铁了心要找这个闺女了。他想，俺家是贫农，亲戚也没有地、富、反、坏，我就找个成份不好的媳妇儿，能有多大防碍？即使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他也认了。他当兵临走，就给牟洪秀写了一封信，直接了当地说，他相中她了，到部队干好了，就回来娶她，让她等他。牟洪秀看了，就把信扔了，还骂了一句：“哪里蹦出来这么个愣小子？”他也跟哥、嫂说了，哥说：“按说，牟家虽然是地主，但是人不坏，心善。旧社会也是好人家儿。新社会了，地主成份可不乍的。”嫂子说：“什么地主、贫农的？咱是找媳妇儿，不是闺女找婆家。成份不好，还少要礼钱哩。过了门儿，也好招应。兄弟，只要闺女好，你相中了，就行。”一九五八年，他回家探亲，决心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他在部队干得不赖，立了功，入了党，领导很看重，提干有希望，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去找牟洪秀了。他钻钻挤挤地找到了榆树村，牟洪秀的姥娘一下子就看中他了，她本人也被他打动了，认可了他这个“愣小子”。姥娘打发他俩一起去了济南，牟洪秀她娘和亲戚都支持，啥财礼都不要，就在探亲假期里，和牟洪秀结了婚，多少年的美梦竟成了真。牟洪秀说：“坏小子，十来岁就动人家的心思。”高献春说：“‘坏小子’就‘坏小子’吧。反正我如愿以偿了。”婚后两人相亲相爱，一起编织着未来幸福生活的美梦。哥和嫂子也十分高兴。嫂子逢人就说，俺兄弟没用一分钱的财礼，娶了个画上那样俊的媳妇儿，还是当工人的。第二年春天，他们就有了女儿海燕。高献春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人。赵双印也为他高兴。他也对赵双印夸了“海口”。没想到，赵双印走了半年多，连指导员对他说：“你回家找媳妇儿，光图脸蛋儿漂亮，忘了革命军人的阶级立场。提干政审你没通过。已经是老兵了，提不了干，准备复员吧。你小子是农村户口，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到处下放城镇人口，你也安排不了工作。你媳妇儿是工人，我担心你最后落个‘陪了夫人又折兵’，鸡也飞了，蛋也打了。”一个如此可怕，残酷的结果儿就这样出现在他面前，他苦恼极了，但他没有后悔。他只是觉得自己是“坑人精”，对不起牟洪秀。他是一九六零年秋末冬初，饥荒的阴霾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日子里回到家乡的。哥哥一个劲地唉声叹气，耷拉着头抽闷烟；嫂子掩饰不住失望和懊丧，接过高献春交给她的几十块钱复员费—他给了嫂子一半儿，另一半儿他准备给牟洪秀，嫂子数数钱，不高兴地问：“怎么这么少？我听说比这多啊。”哥往地上磕磕烟袋，说：“你别难为献春了。他不是有老婆孩子吗？”嫂子竟说：“这都是找地主女儿的好处！知道了吧？难过的日子还在后头哩。”他没在信里给洪秀说复员的事，他怕她受不了。他到县人武部交了档案，赶紧去了济南。牟洪秀和女儿正在吃饭，见他穿着洗白了的军装，没有领章，更没戴海军帽儿，一愣，心想，担心的事儿终于来了，洪秀说：“回来了？洗洗手，吃饭吧，我再上食堂买点儿饭。”那几天，洪秀哭得眼皮都肿了，她固然为两人的梦想破灭，今后度日艰难而伤心，更难以忍受的是嫉妒她的女人的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哼，地主成份还想当军官太太，想得美。做梦去吧。怎么样？狗咬尿脬空欢喜吧？”牟洪秀没有埋怨高献春。周继香对她说：“别哭哭啼啼的。没出息样儿。当年你大大让土匪撕了‘票’，我也没趴下，也没埋怨你奶奶。谁是什么命，都是已就的。该吃七两的，就吃不上半斤。你找的是高献春这个人，你找他的时候，他是个当兵的，不是军官。说‘提干’，那是镜儿里照着的事。当兵没当一辈子的，早天晚天都得复员。咱可不能嫌贫爱富，当朱买臣他老婆那样的人。”牟洪秀说：“娘，你说什么呢。我不会嫌贫爱富的。高献春不埋怨我连累他，我就很高兴了。他很是大男人来头儿。我发愁的是以后日子怎么过。”周继香说：“别发愁。怎么都能过。让献春两头儿跑着。咱这边儿给派出所递申请，要求迁户口，户口来了就好了。”牟洪秀说：“那还不知等到猴年马月哩。”周继香说：“那也得等。人家罚劳改的人他老婆孩子还得等哩。你国栋妗子这就要上大西北劳改农场去看你国栋表舅哩。咱反正比那些人还强吧。”牟洪秀说：“娘，你不用比方着教育我。我知道献春对我，对俺这个小家儿的重要。”…当牟洪秀偎在高献春怀里，流着泪，担心他复员后在老家的生活时，他真的后悔了，高献春，牟洪秀是你最爱的人，但是你却害了她。……一九六一年春节，牟洪秀带着孩子，挺着肚子，来到高家柳沟，她明显地感觉到嫂子的态度变了，但佯作不懂，家里太冷，洪秀和海燕都感冒了，半黑拉夜到牟屯医院去打退烧针，高献春心疼如捣。娘两个退了烧，他赶紧送她们回了省城。……两个多月过去了，在难言的孤寂中，高献春对她们母女的思念日甚一日，但是他不能常往济南跑，第一，吃饭问题没法解决，第二，他离开就会耽误挣工分，而“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可是天大的事儿，耽误挣工分嫂子会不高兴，她既会对他作“脸子”，更会对哥哥使性子，让哥哥过不下去。高献春拼命干活儿，努力挣工分，起早贪黑干自留地的活儿，直到把自留地收拾得一妥百当，工分也比别的劳力多了百十分，他才跟哥和嫂子说要去一趟济南。蒙嫂子“恩准”了，又向生产队清了假，托人捎信儿让赵双印给代买车票，正要兴冲冲地奔济南而去，没想到临走惹了那么大的乱子。本来，他已经把复员前买的理发工具装到小包儿里了，当兵期间，他学会了理发，常给战友们理发。回家后，阴天下雨，给街彷邻居理发，一般不好意思要钱，有的人过意不去，给扔下个一毛两毛，他也收起来。前几回他去济南，见街上有理发的，他也想试试，但又怕给牟洪秀“丢人”，现在，经过嫂子这么一闹，他决心拼上命想办法儿，利用理发这一技之长，在济南待下来，而且要常待。

经过快三个小时的颠簸，长途车来到了济南汽车站，又坐了一大会子公交车，高献春来到了牟洪秀只有一间屋的小家儿。牟洪秀带着孩子去上班了。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小屋里四壁空空，没有值钱的物儿，但屋子里因为打着她，她和他，她和女儿的印记，让他看着舒心，觉得舒坦，连屋里的气味儿也觉得好闻。他先打水洗了澡，他要洗去一头一脸一身的尘土和污泥，也一块洗掉一肚子的懊丧与烦恼。洗完澡，他开始收拾屋子，洗衣服。肚子饿了，找点儿剩饭对付一下，再接着干。下午四点多钟，他开始做饭。五点多，牟洪秀带着孩子回来了，见到高献春，两眼一亮，苍白、疲惫的脸上现出了红晕。海燕乐得不住跳。吃饭的时候，牟洪秀拿了一个馒头，递给高献春，一边说：“海燕，乖女儿，爸爸在老家吃不上馒头，咱让爸爸吃这个馒头，好吗？”海燕点点头，伸手拿了玉米饼子，牟洪秀吃地瓜干面儿和干菜叶子窝头。高献春说：“你让孩子吃王米饼，你自己吃菜窝头，让我吃馒头，我能咽得下去？”说着，把馒头递给海燕，海燕急忙放下玉米饼，接过馒头，大口吃起来。牟洪秀说：“海燕，怎么这样不懂事？不是说好让备爸吃馒头的吗？”海燕哭了。高献养说：“她是个两岁多的孩子，懂什么？你难为她干什么？”说着，抱起孩子，说：“海燕，好孩子，不哭了。都怪爸爸不好，爸爸没本事，让海燕受苦了。”牟洪秀说：“别跟孩子说这样的话。比起农村的孩子来，她还是享福的哩。”晚上睡了觉，高献春说：“你是怎么回事，怀着孕，上着班，干一天活儿，回家吃菜窝窝，还难为孩子。”牟洪秀说：“我想省点儿粮票儿，你带回去，你和哥、嫂，孩子吃点儿，也让嫂子高兴。”高献春说：“你和海燕儿每月三十多斤粮食，还想照顾老家？我凭着一个大男人，不能照顾老婆，孩子，再让你娘们从嘴里给省粮票儿，我能要吗？再说，有粮票儿也没用，社员拿粮票儿去粮管所买粮，人家只给瓜干儿，不给白面、大米。”牟洪秀说：“为什么？”高献春说：“不知道‘为什么’，说是上级规定。可能是农民不配吃白面、大米。”牟洪秀抚摸着高献春瘦削的面颊，说：“你比在部队时瘦多了。我疼得慌。你可要当心自己的身体。我和海燕还有未来的海英可指望你呀。”牟洪秀说着，眼里就噙满了泪水，高献春用手给她抹去泪水，亲亲她，说：“别担心我。我铁打的汉子，身体没点事儿，瘦点儿怕什么—现在哪里有胖人？洪秀，你这样太累了，太不容易了。这次来，我打算常待，不回去了。”牟洪秀说：“那怎么行？人家派出所不撵吗？你又没有工作，在家蹲着，急不死？”高献春说：“上次我来，见大街上有出摊儿给人理发的，这回我带来了全套的理发工具，站街头，给人理发，保证挣钱比你还多，我们买高价粮吃。派出所不是让报临时户口吗？咱就一个月，一个月地续。只要你不嫌丢人就行。”牟洪秀说：“丢什么人？我不怕丢人，谁爱说什么让他说去。我就怕政府，公安不愿意。”高献春说：“我是复员军人，党员，打一江山岛立过功，我不是反革命，也不干坏事，政府，公安还能怎么着我？放心吧，准能行。”牟洪秀点点头，眼前彷佛出现了他们这个小家儿三口人每天在一起的欢乐场景，这一夜，她睡得特别踏实。

高献春说干就干，很快就做起来了。他到祥云里姨姥娘家借来了一辆旧自行车，每天早早地起来，带上理发工具，小方凳，热水壶和脸盆出门儿，他怕驻地派出所干涉，总是到远一点的街区，在路边儿人行道上，树底下出摊儿，顾客还真不少，每天能挣两、三块钱。周继香说：“孩子，你能撸下脸来，不怕丢面子，挣钱养家，不用乡下城里两头跑了，洪秀娘俩儿有人照顾，真是太好了。”高献春说：“干活儿挣钱，丢什么‘面子’？”周继香说：“中国人从旧社会流传的说法儿，剃头的，干澡塘儿的，都是什么‘下九流’。”高献春说：“新社会了，没那些事。为了她娘们儿，就算真是什么‘下九流’，我也得干。”周继香对女儿说：“秀，献春这个办法儿不孬，这叫‘天无绝人之路’。我早就说，献春是好样儿的。”

高献春上街理发个把月了，这天是星期日，牟洪秀正在做中午饭，派出所来了个民警通知她，你丈夫高献春在市南区无证照经营，他没本市户口，身上也没带介绍信，让那边派出所当“盲流”抓了，送收容站了。牟洪秀听了，吓慌了，腿都软了，赶紧把海燕托付给邻居大妈，她一个人挺着肚子去祥云里，跟娘和姨姥娘、姨老爷说这事。娘说：“真是不让人过啊。”姨姥娘说：“可了不得。听人说，弄到收容站的人，像看犯人似地看着，让干苦力活儿，不老实，还挨打。挣够了路费，就给弄到汽车、火车上，硬送回老家。”姨老爷说：“兆菊，这是什么时候，你道听途说地乱说一气，白让洪秀害怕。洪秀，别紧张，没那么严重。我这就出去给继章打电话，让他找熟人把献春要出来。”

     周桥戴罪从陶阳回来，一直在家赋闲。随着中国饥荒形势日益严重，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对“右倾”类人物的压力似乎有所放松。周桥料到他这事会不了了之，庄重同志让他在家“静待”，他就待在家里，每天看书，做家务。明明说：“爸爸是咱家的男保姆。”周桥苦笑说：“爸爸这个保姆，可是共产党发着工资—还是高干工资—的呀。”这天周桥正准备一家三口去省博物馆看一个新出土文物展览，听爸爸说了这事赶紧去找了省公安厅的熟人，一小时后，那熟人就回了话，周桥一家 都来了祥云里。周桥对牟洪秀和周继香说，他找的熟人已经把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献春身上没带证件。不过人家说了，即使有证件，没户口，在大街上干私活儿，无照经营，也要按“盲流”抓。人家现在让家属去把他领出来。牟洪秀挺着大肚子，跟着周桥去了收容站。工作人员让周桥和牟洪秀在一张表格上签了名，担保被收容人员不再盲目流入城市，这才派人把高献春喊了出来，当着有高干气质的周桥的面，工作人员故作温和地说：“高献春，有领导同志为你担保，念你是初犯，允许你跟家属回去，抓紧返乡。今后一定不要重犯‘盲流’错误。”牟洪秀见高献春脸上有血迹，脖子上有伤痕，上衣也撕破了，衣服皱皱巴巴，脏污不堪，牟洪秀哭咧咧地问：“献春，你怎么……？他们怎么你了？”高献春说：“我这个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被这里的人民警察狠狠地‘专政’了一顿，我有什么罪？仅仅因为我是个农民。”周桥对那个阴沉着脸的工作人员说：“收容站不是专政机关，收容对象不是敌我矛盾，使用强制手段就不是十分妥当，怎么还打人？不用说高献春是复员军人，党员，在部队立过功，即使他只是个普通社员，也应该尊重他的人身权利。”那工作人员表情尴尬，脸上冒了汗，辩解说：“高献春进来就大吵大闹，不服从管理，这才和民警发生了撕打。当然，今后我们对内部人员要加强教育，注意执行政策。”高献春气得鬓角上青筋立楞着，两眼冒火，嘴唇哆嗦，手指那工作人员，说：“你们……”周桥不愿在这种地方多耽搁，伸手拽住高献春，说：“献春，吃哑巴亏算了，洪秀，咱们走吧。”收容站交还高献春的东西，暖水瓶瓶胆碎了，脸盆不见了，只剩下小方凳和小包儿里几件理发工具，还有那辆旧自行车，在收容车上颠得快散架了，没法儿骑了。牟洪秀忍不住又哭了：“这也太欺负人了。”周桥说：“洪秀，献春，什么也不说了，咱们走。献春，带上东西，推着自行车，到外边修修，好骑上回家。”高献春把小方凳和暖水瓶外壳，理发工具包捆到自行车上，问：“我这个狼狈相，到了街上，再让警察当‘盲流’抓住了，岂不是要‘二进宫’？”那工作人员说：“你们不是有带的‘担保’手续吗？遇见有人盘查，让他们看看，就行了。”高献春气咻咻“哼”了一声，推了自行车，和周桥、牟洪秀一起走出收容站。高献春对牟洪秀说：“你上这里来干什么？”牟洪秀说：“派出所通知让家属来，我不来能行吗？”他们在收容站外边不远一个街角处修好了自行车，打上气儿，还能骑，周桥说：“献春，你陪洪秀坐公交车先走，我骑自行车，咱都上祥云里吧。”高献春说：“那怎么行？怎么能让你骑自行车？”牟洪秀急得脸通红，说：“表姨夫，那太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周桥笑着说：“你看你们两个人，这有什么关系？洪秀情况特殊，献春累了，你们早回去，家里人就放心了。我骑车，顶多一个小时就到了。”高献春看看挺着肚子的牟洪秀，只好领着她先走了。周桥随后也骑了自行车往回走。他知道有收容“盲流”人员的文件，也知道公安部门有人专门做这项“工作”，但没和这个部门接触过。今天来接高献春，算是近距离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周桥知道，被收容的几乎全是走投无路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中多数人不会像高献春这样试图抗争，而只会迭择沈默和逆来顺受，有些人会遣送回去不久再出来，再被抓，再被遣送，成为收容站的“常客”。从社会管理，整顿社会秩序的角度，制定这种办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这样做，显然是对人民群众—社会上最底层，最困难的人们—人身权利的粗暴侵犯。现在这个做法儿，把农民封闭在农村里，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掩盖了社会矛盾，生活在城市里的当权者就可以“眼不见为净”了。这太可悲了。我们党反压迫，闹革命的时候，可曾想像过掌了权会这样对待人民群众？我们怎么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好像离当年的初衷越来越远了。……周桥骑在车上，看着马路两边门庭冷落的商店，饭馆儿，一脸菜色的行人，他心里隐隐感到莫名的痛苦。他暗想，自己“右倾”的世界观又在作祟了，自己的“党性”看来很难真的坚定起来，似乎“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这真是怪事。算了吧，不想了，想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高献春和牟洪秀坐的公交车在路上抛了锚，所以他们三个人几乎是同时到家的。看见高献春的样子，程兆菊和周继香都疼哭了，程兆菊说：“怎么还这样？怎么还打人？”陆伯言说：“真是没有王法！”周继香一边弄热水让高献春洗脸，程兆菊找出家里的红药水给他抹伤痕处，周继香对周桥说：“献春出去理发，我还夸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看来还真是没路可走。”周桥说：“献春很优秀，现在是户口问题把他卡住了。这次的事，算是‘虎落平川遭犬欺’吧，也别太在意了。他们这些人，欺负人惯了的，你和他们打官司，也不会有结果，这是他们的‘工作’，而‘工作’中的缺点总是难免的。过去就算了。还是得想法儿解决户口问题。像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向派出所提报申请。”牟洪秀说：“早就把申请送上去了。”程兆菊说：“送申请也是白送。写申请的人太多了，每年的非农业户口指标太少。有三个两个的，也让当官儿的，有关系的占了。老百姓摊不上号。还得送礼。”周继香说：“咱哪有钱送礼？”程兆菊说：“人家说，送礼不一定能办成，不送礼肯定办不成。也没办法儿，派出所，公安局的人常调动，你年节的给他送了礼，他也答应帮忙，‘哼腾’一下子调走了，礼白送了。你还得再给新来的人送。这新来的人你喂饱了，说不定又走了。这办户口的事儿，趁早别指望。”周桥说：“没指望，也得年年申请，一直申请下去。”周继香说：“没办法儿，献春只好先回去，还是两头跑。反正共产党不能不许人家来看老婆孩子。认命吧。”高献春对周桥说：“表姨父，我真的想尽到对洪秀和孩子的责任，拼命也行。可是，……”周桥说：“献春，这怪不得你。有社会环境的限制，人就好像牛掉到井里，谁也没办法儿。”……这天晚上，周桥跟陆国筠说了牟洪秀和高献春的事。陆国筠说：“这个户口真厉害，别说城乡，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大山，就是都干工作，夫妻两地分居，想上一块去，也难死了。俺学校里那些两口子不在一起的老师，真像牛郎织女一样苦，两边儿，大人孩子没个完整的家。旧社会倒没这些事。革命成功了，公民倒没迁徙、择业的自由了，这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我向共产党的高干请教一下。”周桥说：“第一，我现在已经不是高干了，而是‘右倾’分子，第二，你这话太危险了，绝不能在外头说。第三，你问的问题，无解。”陆国筠伸伸舌头，说：“吓死我也不敢在外头乱说。”

    牟洪秀和高献春回到自己的家。晚上，孩子睡了，牟洪秀又看一遍高献春的伤痕，问：“还疼吗？”高献春说：“不疼了，疼也不要紧，我打过仗，挂过彩，也没怕疼。没想到会让共产党自己的警察给打出伤来。我心里疼，觉得窝囊，憋得慌。说句不雅的话—你别生气，就像农村老百姓说的，‘哑巴被驴日了’那种感觉。”牟洪秀说：“想开吧，天下也不是咱自己有这种情况，这是没办法的事。收容站里有不少人吧？”高献春说：“那可不少。一看就知道全是些贫苦社员，在家里过不下去，出来混口饭吃，有些就是要饭的。一个个骨瘦如柴，破衣烂衫，有的年纪挺大了，向死不望活的，也有十来岁的孩子，都在那里干苦力活儿，警察在旁边站着看着，跟看劳改犯人一个样儿。看谁不顺眼，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唉，中国人真可怜，还可悲，没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我不服气，顶了一个警察几句，把他惹火了，几个人上来揍我自己，我和他们对着打，让一个小官儿拉开了。吃这个亏，太冤了。”牟洪秀说：“冤就冤吧。周桥舅舅不是说了吗？抓‘盲流’是中央的政策，胳膊拧不过大腿，打碎牙往肚里吞，伸伸脖子咽了吧。”牟洪秀又留高献春住了几天，派出所来催了几次，说临时户口到期了，让快走。平头百姓面对政权，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高献春必须回老家了，临走，牟洪秀让他带上十斤粮票，五元钱，高献春说什么也不肯带，牟洪秀说：“就算为了我，为了让我心里好受点儿，你带上，行吗？”高献春只好接了粮票和钱，七尺高的汉子哭得满脸泪水，牟洪秀用手背给他擦干泪水，说：“这回来，你受委屈了，心里憋着股气儿，在车上，回到家，都不要跟人呕气，不许惹事儿。别一股火冲上来，就把俺娘俩儿—这就快成娘仨儿了—给忘到脑袋后头去了。”高献春说：“放心吧，我绝不会惹事儿。在老家，不会有人找我的事儿。我也出不了什么事儿。别忘了，我毕竟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

谚云：“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的话也不能说满了。高献春认为在济南遭受的磨难纯属意外，在自己家乡什么不好的“事儿”也不会落到他头上。但是，却有一场更大的灾祸正向他迫近。回家的当天晚上，因为心情不好，胡乱吃了点饭，他就早早地睡了。约摸十点来钟，他听见有人敲大门，翻身起来，到了门口，问：“这么晚了，谁敲门？”外边人说：“我，赵双印，献春，你快开门。”高献春赶紧开了门，赵双印一步迈进来，高献春问：“三更半夜的，你怎么来了？什么事那么急，没有明天了吗？”赵双印跟着高献春进了他的小西屋，高献春点亮灯，倒水给赵双印喝了，问：“到底怎么回事？”赵双印愁眉苦脸地说：“我掏换不到那笔彩礼钱，亲事吹了，我很难过，想下关外，跟一个亲戚一块儿去，今晚上就走。我来找你两三回了，你一直没回来，我不放心我老母亲，拜托你，抽时间过去看看她老人家。”高献春说：“上关外，你有路费，有粮票儿吗？”赵双印说：“我有几块钱，肯定不够，先上了火车，混到哪算哪。现在火车上人多车挤，容易逃票。”高献春掏出洪秀给他的粮票儿和钱，说：“这是我从济南带回的粮票儿和钱，俺哥让我直接给俺嫂子—她回娘家了，你先带上吧。”赵双印推辞一阵，勉强接过粮票儿和钱，装到身上，说：“献春，我这一走，千里遥远，也不知是死是活，我老母亲就托付给你了，有情后补。我得抓紧走了，我那亲戚已经先走了，说好在万德火车站碰头。”说完就匆匆走了。赵双印走后，高献春怎么也睡不着了，他感到赵双印今天的表现有些蹊跷，让人纳闷。他突然想起那天在牟屯停车点等车时，赵双印说“当贼的心都有”，莫非他真干下犯法的事儿了？高献春随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儿，不会的，他不会糊涂到那种地步。几天之后，高献春在坡里耪地，听社员说，二十多天前，牟屯供销社下边村里一个门市部营业员骑着车子上社里交款，突然有人从高梁地里窜出来，朝他脸上撒了一把沙土，营业员当时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人过去把车子踹倒，夺过营业员装钱的提包，钻进高梁地跑了，等营业员眼睛能看见了，抢钱的人早跑没影儿了。有人问，营业员带了多少钱？那社员说：“听说有三百来块钱，让那小子全抢走了。”社员们觉得这事很新奇，很刺激，有的说，这家伙好大胆，大天白夜敢这样干，万一遇见人不就完蛋了？有人说，这小子还真有办法儿，往人脸上撒沙土，他怎么琢磨出这种点子来的？这个黄子脑袋瓜儿够灵的，有两下子。高献春听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问：“破案了吗？逮着抢钱的人了吗？”那社员说：“公安局的人来了不少，正忙着破案哩。听说高梁地里的脚印穿的是解放军那种解放鞋，估计是个复员军，要不就是家里有当兵的。”高献春觉得头“蒙”地一声，心想，莫非是赵双印干的？他想起那晚上赵双印慌里慌张的样子，觉得很有可能。但是又觉得这也许是巧合，听听动静再说吧。他反复考虑，是不是应该把赵双印来找过他的事向派出所回报，但最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来找我辞行，我并不知道他作了什么坏事，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往他头上扣屎盆子？而他是我的战友。如果抢钱者另有其人，那我岂不成了诬陷战友的可耻小人了吗？高献春的犹疑和患得患失铸成了大错。又过了两三天，高献春心里犯嘀咕，他决定去牟屯，看看赵双印的母亲，听听动静。赵双印的母亲已经起不来床了，见了高献春，一个劲哭，说不出话。在一旁照看她的一个邻居老太太告诉高献春，小印子（赵双印小名儿）抢了供销社的钱，跑到南乡里送了财礼，自己又害怕，不知跑哪去了。公安局排查到了他—高梁地里的脚印儿和他的鞋正对上，现在正张着网子抓他。公安还到南乡，向女家要回了财礼钱。那边儿闺女嫌丢人，喝棉花药死了—她们那边儿种棉花，常有女人喝棉花药。女家的人上门来闹，把锅都给砸了。小印子的娘撑不住劲了，好几天不吃饭了，怕是闯不过这一关了。这家人完了。高献春听了这些话，头皮凉了，身上满是冷汗，赶紧安慰了赵双印母亲几句，匆匆离开，准备去牟屯派出所说明赵双印去他家的情况，没想到，在赵家附近蹲守的公安局便衣人员已经向上级报告了，派出所和县公安局的几个警察走过来，对他说：“请你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高献春知道糟了，他这无异于自投罗网。高献春到了派出所，被命令蹲到墙跟儿，几个公安如获至宝，一口咬定他是赵双印的同谋，让他交待赵双印跑哪去了。高献春向他们说了最近两次和赵双印见面的情况—这是公安人员并未掌握的，但高献春又一次引火烧身，虽然他反复强调，当赵双印作案时，他人在济南，赵双印去他家那天他才刚从济南回来。但公安人员一直追问，他去济南前和赵双印如何策划抢钱计划，事后又怎样协助他外逃，公安人员声色俱厉地说：“无论如何，你放走了赵双印，包庇罪是跑不了的。”高献春说：“我不知道他抢劫，怎么算包庇他？”公安人员间：“那你为什么不主动向公安部门报告赵双印的情况，今天又去赵家？”高献春百口莫辩，公安人员不听他的解释，认定他和赵双印有牵连，至少是“包庇罪”，当天晚上，就被扣在了派出所。

    天快黑了，高献春还没回来，嫂子说：“小春儿没味儿地去看他战友的老娘，白耽误挣工分，天黑了还不回来，还想过不想过了？”高献寿说：“谁没个人情来往？小春儿少挣工分了吗？你少嚷嚷两句，行不？”话音未落，高家院儿里来了个骑自行车的警察。这院儿里从来没有公安局的人光顾过，高献寿夫妻俩心里发毛，三个孩子吓得不敢出声。高献寿鼓起勇气，嘴唇哆嗦着请“公安领导”屋里坐下，那警察面无表情，像切菜板，让人琢磨不透，他满屋打量一下，眼光在墙上挂着的高献春在部队受奖，立功的“喜报”上停留了几秒钟，重又板起脸来，问：“你是高献春的哥哥高献寿？”高献寿忙点头回答：“是我。”警察说：“高献春因犯包庇罪，接受询问，通知你们一声，他家属在济南，你们负责通知。”高献寿吓得话都不会说了，战战兢兢地问：“明天……明天能回来吗？”公安说：“那就看审问的情况和他的态度了，不过估计要拘留。”高献寿惊问：“‘拘留’？就是逮起来？”警察说：“表面上跟逮扑一样，都得戴手铐。”高献寿老婆吓得脸焦黄，哆哆嗦嗦，戳戳男人，说：“问问公安领导，小春儿犯的什么罪过，刚才俺没听明白。”警察说：“牟屯镇复员军人赵双印抢劫供销社公款，从高献春这里跑的，高献春还给了他粮票儿和现金，赵双印外逃，还没抓到，现在怀疑高献春是同案犯，至少是包庇。”高献寿壮壮胆子，急咧咧地说：“公安领导，你们一定是弄错了，牟屯出那事儿的时候，俺兄弟还在济南，姓赵的从他这里跑，指准没跟他说实话。俺兄弟不知道他干了坏事。俺兄弟要是知道了，不会放他跑的，俺兄弟可进步了，他是复员军，党员。”警察冷笑一下，说：“复员军，党员就没干坏事儿的？赵双印也是复员军，跟你兄弟是战友。高岗， 彭德怀是党员不？还是共产党的大领导哩，一样成反党分子。算了，没功夫跟你扯淡。你兄弟什么问题，你说了不算，看审问的情况，要相信政府，就这样吧。”高献寿不死心，还想争辩，警察不理会他，果断地出屋，骑上自行车，一溜烟走了。高家是三代贫农，“疤麻儿”没有，从共产党“开辟”到现在，无论参加什么运动，斗争什么“分子”，高献寿都是“基本群众”，总是站在斗人的一边儿跟着举手，喊那些不同花样，语句拗嘴的口号。他兄弟在海军立过功，虽然因为找了个成份不好的媳妇儿，没提成干，复员来家了，可他还是党员。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家会出个什么“犯”，在高献寿心目中，不论什么“犯”，那都是“反革命”，这等于是塌了天，他急得直想往墙上碰头。高献寿老婆刚才“扑腾扑腾”的心稍稍平稳一些，想起刚才公安说的小春儿给姓赵的粮票儿和现金—不就是钱吗—的话，越想越来气，说：“这个小春儿，兜儿里装着粮票儿和钱，不往外拿，倒填还了个抢劫犯。这就是你的好兄弟。”高献寿说：“什么时候了，你还没忘了囔囔这个。粮票儿和钱是洪秀给的，他从济南回来，你没在家，他给我，我没要，让他给你—咱家不是你管着钱吗？正巧他那个混账战友来了，那小子急着走，小春儿就把粮票儿和钱给他了。俺兄弟重义气。”高献春老婆的气已经消了大半，但仍说：“哼，重‘义气’?我说是中了邪气。这下让他这个战友儿坑死了，怎么办吧。”

第二天上午，高献寿两口子去派出所看弟弟。高献寿老婆早早起来，烙了几张白面饼，收拾上高献春的几件衣服和他的军用水杯，牙刷，牙膏，肥皂，毛巾，装进他的军用小包儿，一边收拾一边淌眼泪。两个人到了牟屯派出所。所长说：“高献春已经拘留了，上午就往县看守所送。规定这时候不能见家属。东西留下，由我们转给他。”高献寿和他老婆哭哭啼啼，要求无论如何见上兄弟一面，所长是个上了岁数的人，让他们缠得没办法儿，说：“你们两人真能粘歪。这样吧。你俩站到窗子跟前，我让他们押着高献春从院子里走一趟，你们见一面。”所长出去不一会儿，高献寿两口子见高献春从一间东屋里走出来，两只手被手铐铐在一起，身后跟着两个警察，才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更瘦了，高献寿老婆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急忙喊：“兄弟，俺来看你了，你哥在这里。”高献寿也高喊“兄弟”，高献春停住脚步，两个警察推他，他挣扎着不肯走，朝哥、嫂喊道：“哥，嫂子，我是清白的。赵双印偷钱，我不知道。我是冤枉的，先别让洪秀知道。”哥和嫂子一齐说：“兄弟，俺知道。”两个警察像拽肥猪一样生拉硬扯地把高献春拖进了屋，高献寿老婆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高献寿也泪流不止，所长回来了。他们哀告所长，说俺兄弟一定是冤枉的，求他们开恩，放了他。所长冷笑道：“当了两天兵，烧包。目无党纪国法。我可开不了这个‘恩’。好了，也让你们见面了，回去吧。”高献寿两口子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对偷盗，抢劫国家，集体财物的案犯，指示精神是“从快，从严，从重惩处”，赵双印抢劫案成了“典型”案例。虽然被抢的钱数不多，且已全数追回，但作案手段恶劣，性质严重。破案过程中，主犯逃亡，不知下落，无处缉拿，恰巧他的战友高献春和他有牵连，就被作为“包庇犯”当了替罪羊，判了三年徒刑，送到济南一个劳改工厂劳改去了。赵双印作了事儿逃之夭夭，他的“未婚妻”自杀了，老母亲不久也念着“小印子，小印子”离开了人世，他的战友被判了刑。这事成了牟屯一带轰动一时的“传奇”,有人感叹此事三百元钱,两条性命,一人徒刑,赵双印此人罪孽深重；有人说高献春够朋友，讲义气，有的为他呜不平，说公安局“牵牛的走了，逮了个拔橛儿的”，有人说，高献春连“橛儿”也没拔，他就是“南瓜头碰上了擦床子”，是拉来顶罪的倒霉蛋；有人说，这年月儿好人当不得，他要是不上牟屯去看赵双印他娘，谁也找不着他；当然，庄稼人都骂赵双印坑人，自己作了恶，驾丫子跑了，让别人替他顶罪，还让一个黄花大闺女白白送了命—要说冤那闺女最冤，也最不该，八字没一撇的事儿，不行了，你另找呗，你喝那门子棉花药？天底下没男人了？……

“屋滑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灾难之星格外青睐困厄中人，最乐于做的就是对不幸者落井下石，让他雪上加霜。所谓“祸不单行”，总要让人苦上加苦，灾难连着灾难。高献春从济南“收容站”被“保释”出来，惊魂未定，竟又以牵强附会的“罪名”坐了牢，罚了劳役！高献春离开济南快三个月了，原先他在老家，个把月会给牟洪秀写封信，说说自己的情况。这么长时间了却一个字儿也没收着。牟洪秀着急，来了两、三封信，高献寿也没给她回信，小春子交待“先别让洪秀知道”，可这事能瞒得住吗？高献寿对老婆说：“小春儿这事儿，老瞒着不是个办法儿。洪秀急死了，我得上济南去给她说说。”他老婆说：“她急死了？咱不急？依我看，这小媳妇子是扫帚星，事儿就坏在她身上。从咱兄弟找了她，得点儿好了吗？军官军官吹了，兵兵当不成了。这下好了，连社员也不让当了，一辈子都瞎了。”高献寿说：“我一听你说这种活就扎脑子。你说这种话不怕丧良心。牟洪秀是小春儿追着找的，不是人家赖上他的。人家可可怜怜，你还糟蹋人家干什么？人家不就是个地主成份吗？那就该死吗？”他老婆也软了，说：“小春儿摊事儿，我难受，睡不着觉赖床歪，说几句气话。仔细想想，洪秀找了小春儿，也没得好儿。真怪可怜的。你这天把上趟济南吧。”

高献寿的到来让牟洪秀吃了一惊。她以为高献春上次带着情绪回家惹祸事了。高献寿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了高献春摊的“事儿”，高献寿不敢抬头看洪秀，低着头，眼瞅着地面儿，慢吞吞地说。话没说完，面色苍白的牟洪秀就瘫倒在了地上，晕了过去。海燕“哇哇”哭，高献寿慌了手脚，跑到邻居家找人，邻居大妈慌忙跑来，一起把牟洪秀抬到床上，又踮着小脚儿到街上打“传呼电话”，周继香接到电活，个把小时赶了过来，牟洪秀已经醒了过来，她不愿意让邻居大妈知道高献春的事，强忍着眼泪。邻居大妈说：“这一阵，我就看着洪秀脸色不好，快上医院看看吧。”洪秀说：“明天再去吧。”邻居大妈走了，洪秀正要跟娘说高献春的事，肚子突然钻心地疼，周继香让邻居大妈领着高献寿借来了排车，三人一起把牟洪秀架到排车上，高献寿拉着排车，周继香在旁边跟着，好歹跑到了最近的一个医院，挂了妇产科的号，周继香和高献寿把牟洪秀扶进去，医生急忙检作了检查，不一会儿就把牟洪秀送进了手术室，周继香在外边急死了：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进手术室？一、二十分钟后，周继香和高献寿听到牟洪秀撕心裂肺般的号哭声，从手术室出来的护士对他们说：“她流产了，是个小男孩儿，病人心疼死了。”周继香听了，脸顿时变得煞白，泪流不止，唿唿地跑了过去。怕住院花钱多，牟洪秀第二天就出了院。高献寿第二天就要回去，临走，说：“婶子，弟妹，都是小春儿惹的祸，让弟妹遭这么大的难，俺高家对不住你们。不过，你们要相信，小春儿没干一点犯法的事，他是冤枉的。”周继香说：“她哥，咱是一家人，不要说谁对不住谁了。献春肯定不是有意惹事儿，按迷信说法儿，他这是走‘背字儿’了。谁也不怨，怨咱命不济。”牟洪秀有气无力地说：“哥，我知道献春是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他。他这么大人了，还让你和嫂子替他操心，为他担惊受怕。你们也别太难受了。哥，你要走就走吧，省得嫂子挂着。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法儿出门儿去买点东西让你带上，桌子上有刚买的二斤古巴糖，你带上，过夏天，你们和孩子喝点白糖水败火。过几天，我撑住劲了，就去劳改工厂看他。”说着，就哭起来。高献寿皱皱巴巴的脸上挂满了泪水，说不出话。周继香硬把古巴糖塞到他的小包袱里，高献寿擦擦脸上的眼泪，抱起海燕亲了亲，背上小包袱走了。

高献寿走后四、五天，牟洪秀对娘说：“娘，你明天拿上咱的副食本儿和副食票儿上副食门市部去买点心，罐头，我去看献春。”周继香说：“我上门市部看看，有合适的买下点儿准备着，可是，你临时不能去。怀孕四、五个月，小产了，比坐月子还厉害。坐下病，是一辈子的事。”牟洪秀说：“他出事儿这么长时间了，我没去看他，他心里得多难受？他不胡寻思？我也躺不住，急也能急死。必须抓紧去。”娘拧不过她，又隔了一天，牟洪秀强打精神，早早起来，吃点儿饭，把海燕托付给邻居大妈，娘让她穿上厚衣服，裤腿脚儿扎上带子，头上包条大围巾，娘两个坐长途客车去了济南市外的劳改工厂，这是全省有名的大劳改工厂，离济南不远，个把小时就到了。高献春被看守领到会见室，见铁棂子外头，岳母和媳妇儿牟洪秀来了，牟洪秀那样的装束，肚子也变小了，心想糟糕，出大事了。赶紧过来，说：“娘，洪秀，你们来了，洪秀，你怎么了？”洪秀呜咽着喊一声：“献春，……”就哭得说不出话了，周继香含着泪说：“你哥最近才来说了你的事，洪秀受刺激，小产了，是个男孩儿，疼死人了。”高献春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片刻，强忍着不哭，说：“娘，洪秀，都是让我害的。洪秀，我对不住你。……”洪秀抽抽塔搭地说：“你什么也别说了，不怨你。哥都说了，你是冤柱的。……说到底，还是我成份不好连累了你。你要是还在部队上，哪会有这些事？……谁让你鬼迷心窍，非得找找？……现在后悔也晚了。”高献春说：“后悔什么？死也不后悔！是我太重战友义气，粗心，没有防人的心，让他们赖上，当了替罪羊。把一家人都坑苦了。”洪秀说：“就这样受冤屈，没办法了吗？”高献春说：“我在看守所和法庭上都没认罪—我无罪可认，来到这里，当天就递了申诉。我出去也得再找，不给我纠正，平反，我就一直告下去。”周继香说：“孩子，写封信给上级说说倒行，告状，可了不得。老百姓冤死不告状，屈死不打官司。盼着早一天出来，重打锣鼓另开戏，好好过日子。”高献春说：“娘，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也不干犯法儿的事儿。我就不信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最大是个死！”牟洪秀哭哭哀哀地说：“你可不能……再冤屈，你也得好好地活着，再苦，我跟海燕也在外头好好地等着你。……”

高献春出事儿后，程兆兰听庄里上牟屯赶集的人说了，让石头儿去了高家柳沟打听清楚了，老太太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时不时地流泪，眼皮肿得跟铃当似的，周恒顺星期六来家，跟石头儿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劝奶奶，奶奶说：“小儿，我二十多岁没了你爷爷，你姑二十多岁没了你姑父，你洪秀姐二十多岁摊上了这种事，怎么一辈子一辈子的，命都这么苦呢？”对奶奶这样的问题，周恒顺和石头儿怎么回答得出呢？

周恒顺回到学校，给周恒刚说了这事，周恒刚沉思良久，说：“明明是冤屈的，但他们为了向上级交差，沾边儿就赖上，抓住不放。咱国家的司法体制，被告根本没有抗辩的机会—连律师都取消了，不出冤案才怪。什么叫‘草菅人命’？这就是。对了，忘了告诉你了，前些天，我上济南，听妈说，舅妈邵一兰要远赴大西北去看国栋舅舅，真不简单。这位教授的女儿，柔弱的外表下，是坚强、忠贞的心灵。她让人想起沙俄时代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妻子那些伟大、高贵的女性。不过，她的遭遇比那些人还要悲惨。‘红颜薄命’，古今中外皆然。”经过“向党交心”，“忘本回头”一番挫折，周恒刚说话谨慎多了。今天说的这事，显然，对他触动很大，竟然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周恒顺见他义形于色的样子，想，忧国忧民，感时伤世的情怀要和恒刚一生相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