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一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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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国栋被带走了，不只是爸妈，嫂子和亮亮，陆国群也觉得自己的心被挖走了一块。哥哥的遭遇太惨了，也太荒唐了。“镇反”时，她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哥哥被关押审查，她心里能想得开。共产党跟国民党反动派斗了那么多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流成河，现在，革命胜利了，清算历史旧帐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不肃清敌对分子，革命政权也难以巩固。搞这种运动，当然不能浮皮了草，水过地皮湿，一定会深挖穷追细找，对嫌疑人物自然会有所触及，这么大的运动，难免有少数人是弄错了的，为了革命大局，被触及者也应该理解。陆国群自视为忠诚的革命者，党的利益至高无上，考虑问题自然要站在党的立场上。那时候，她总是劝慰家人要“正确对待”，不能怨恨党组织。事实上，哥哥几个月后被解脱了，恢复了原先的工作。党是公正的。可是，从那过去了四、五年，哥哥不过写几封申诉信—向上级申诉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也说明申诉人相信和依靠党和政府啊，怎么能把申诉说成是翻案—当时并未定案，怎么会成了翻案，而且还据以定罪呢，屈长河那几个青年不过是批评院里对陆国栋有欠公道，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右派集团呢，“集团”者，一组织也，总得几个人有什么策划，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行动吧，怎么这些统统都没有，就这样武断地定案呢，这不是拿几个人的命运当儿戏吗？共产党是讲真理的，是公正的，堂堂德惠医院，是省直属事业部门儿，那里的还有他们上级的党组织怎么会做出这等荒唐的事情？而且还处理得那么重，哥哥一个水平很高的大夫，居然被送去劳动教养，这对他本人固然是冤屈，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又有何益？哥哥从解放前就是个不问政治的书呆子，怎么解放后政治老找他的事儿呢，真是怪事啊。这天早晨，一家人互相劝着，好歹吃了点饭，邵一兰不听妈妈劝告，执意去医院上班，说：“一个班儿也不能落下，院领导一直对我跟陆国栋划不清界线有看法儿，再耽误班儿，又该说是‘闹情绪’了。”说完匆匆带上亮亮走了，她要先送亮亮去小学，因为爸爸出了事儿，有小孩儿欺负亮亮，邵一兰去给老师说一下，求老师关照一下孩子。老太太不放心儿媳和孙子，把娘俩儿送出大门，不一会儿，爸爸也去上班了。陆国群伺候两个孩子吃完饭，经不住妈妈一遍遍催促，到街口找了辆三轮车，拿上从崮山带来的核桃、栗子、山楂、柿饼之类的土特产，领着孩子，去婆婆家。坐在三轮车上，陆国群心里仍觉得憋屈，叔和婶子打成右派，季龙翔很不高兴。陆国群说：“这是没办法儿的事。他们自己还愿意犯错误？你也不必担心，反正你提干也好，审干也罢，填什么表格儿，也不会填丈人叔的。”季龙翔说：“你好糊涂。我填表儿不填他们，他们是你的直系亲属，你填表儿总得填他们吧，一定会影响你的进步。咱俩是夫妻，影响你，我心里能好受吗？你没看到机关上两口子都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多风光，多神气，优越感多强？”哥哥出了问题，而且还更严重，季龙翔更得不高兴了。这次接到电报，他推三说四地不肯一起来，很明显，是因为叔婶儿犯错误，他担心这时候回济南，组织上对他有负面看法儿，这人就这样差劲……现在，陆国群带着孩子去季家，心里仍然对季龙翔有气，但她坐在三轮车上，离季家越近，对季龙翔的气慢慢消了，理智地想，季龙翔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社会现实确实无法儿回避，政治前途对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党政以及企事业部门工作的人来说，确实是太重要了，如果说在旧社会，有条件的人想谋个好“前程”，是件不小的事的话，在新社会，“政治前途”那就是天大的事，跟生命一样重要，因为它不只是意味着能力，地位和利益，还标志着组织的信任甚至包含着人格和道德的评价。明面上，说的是人人平等，但实际上，每个人—当然不包括专政对象—都按照政治标准分列在不同的等级，谁不向往高一点的等级呢，人往高处走，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啊。家里养的小猫儿，小狗儿还巴望主人一个好脸色呢。今后不再因为这样的事生他的气了。陆国群和季龙翔是恋爱结婚的，他们正年轻，相互间感情很深，分别—即使是短时间的分别—都会让怨恨消融，这会儿，三轮车快到季家大门口的时候，陆国群已经一点儿不生他的气了，只是觉得两人不一起回来，他父母也许会不高兴，待会儿得好好替他解释解释，不论怎样，爷爷奶奶看见两个孙子总是会高兴的。来到婆家门口儿了，陆国群心情好了不少，她对公公婆婆也是有感情的，这不单是因为他们是季龙翔的爸妈，她是他们的儿媳妇，还因为他们都是建国前的老革命，因为陆国群的心总是向着革命的。……陆国群和两个孩子在季家门口下了车，林嫂来开了门。陆国群问：“爸妈都上班去了？”林嫂说：“部长去上班了，处长身体不大好，在家。”一边就喊道：“处长，国群和孩子回来了。”开始发福的季母从正房慢悠悠走出来，陆国群说：“妈，你在家？”季母问：“什么时候回来的？”陆国群说：“前天晚上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妈病了，昨天老早去车站，晚上很晚才来到济南。回来后才知道是俺哥出了这麽大的事。今天早饭后，我哥就走了……”季母一边伸手招呼两个孙子，一边冷冷一笑，说：“你哥‘走了’？哼，不是好好儿地‘走’的吧？你们家是怎么回事儿嘛。你叔婶儿前边出了问题，你哥紧接着出了更严重的问题。真要命。”季母说完这话，一边无奈地摇头，不等陆国群回应，就伸手拽大壮，说：“大壮，过来，让奶奶看看，长多高了？”大壮认生，不肯往奶奶跟前去，陆国群把大壮推到季母跟前，说：“快点儿，你在崮山，不天天念叨奶奶吗？快喊‘奶奶’。”大壮勉勉强强蚊子哼哼一样喊了声“奶奶”，陆国群又把二强抱给季母，二强竟哭了起来，季母不高兴，说：“怎么搞的嘛，两个孩子都跟奶奶没感情，你们平时怎么教育的？”陆国群忙说：“不是没感情，是我们来家太少了。”林嫂把陆国群拿来的东西放好了，陪笑说：“是不假，他们两个人一心扑到工作上，成半年不回来一趟，小孩子 认生。一会儿就亲了。哪有孙子不亲奶奶的？小孩子最知道远近了，这是血脉的事儿。”中午，老爷子回来了，见了孙子，高兴坏了，不管孩子多么认生，抱了这个又抱那个，又是抱着转圆圈儿，又是往天上举高高，又是亲，又是用胡子扎，把两个孙子逗得笑个不停，争着跟爷爷玩儿。老爷子一边逗孙子，一边问：“怎么，小翔没跟你一起回来，这小子，怎么回事儿？”陆国群说：“最近他单位事情比较多，他就没回来。过些日子让他来家看爸妈。”老爷子大声大气地说：“哼，你倒会替他圆谎。不用钻他心里去看，他是因为正在运动头儿上，你家出点子事儿，他回来，怕人家说‘划不清界线’，影响个人前途。实际上，那个界线就那么好划清？不回来就划清了？扯淡嘛。一家人，怎么划清？……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这样做，也说明他比较注重阶级立场，有政治敏感，是搞政治的料儿。我们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讲阶级，重立场嘛。没办法儿。所以，国群，你不要生小翔的气。”陆国群忙说：“没有，我没有生他的气。”老爷子顾不上听陆国群解释，又说：“不过，国群，你也不要因为家里这些事情背什么包袱，有什么思想压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嘛。”季母说：“话是这样说，实际上可没那么简单。本来咱的孩子填表儿，一点儿灰星儿都没有。往后就不行了。终归是有影响的。”老爷子盯季母一眼，说：“你这是说哪里话。有点儿灰星又怎么样，没什么大不了嘛。关键还是看个人表现嘛。”季母说：“我不跟你争。以后事实会说话。”吃完中午饭休息的时候，大壮偷偷问：“妈妈，奶奶不高兴了，是不是？”陆国群说：“没有。”大壮说：“妈妈骗我。我听见她跟爷爷争论了。奶奶嫌叔姥爷是右派，大舅是反革命，说姥娘家一窝黑。妈妈，大舅是反革命吗？姥娘家是一窝黑吗？”陆国群摇摇头，说：“不是。”大壮说：“那为什么……？”陆国群说：“你太小，还不懂大人的事，等你长大了，妈妈再告诉你。”大壮不出声了。

陆国群母子在季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回了祥云里。吃过早饭，陆国群说:：“我听说，叔和婶子劳改的地方离济南几十里地，通汽车，我难得回来一趟，得去看看他们。”陆伯言说：“这样做好吗？”程兆菊说：“什么好不好的？千里遥远的，崮山那边儿的人也不知道。”陆国群说：“我挺想叔和婶子的。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不好。既然去，也不怕崮山那边儿的人知道。说去就去，抓紧走，黑天前还得赶回来。”陆国群说完，让妈妈赶忙收拾些点心，奶粉和从崮山带来的干果，满满一个大包。陆国群嘱咐两个孩子在家听姥姥话，背上包儿，急急忙忙走了。陆国群坐了长途客车，到了叔和婶子劳改的那个县的县城，又步行十多里，好歹找到了那里。那是一个大村，村上齐整的砖墙平顶房都是旧社会地主家的，别的房子差不多都是土墙泥顶。时值冬季，草木凋零，万物萧疏，景象凄然。陆国群打听着，找到了在村里劳改的右派的住处，但叔和婶子并不住在一起，男右派人数多，在村里一个废弃的关帝庙大殿里搭地铺，而女右派则住在村公所两间西屋里。陆国群来到关帝庙的时候，右派们刚从坡里回来。陆伯川看到国群，十分吃惊，说：“国群，你怎么来了？”陆国群眼圈儿红了，说：“我回家来，今天有空儿，来看看你们。婶子呢？”陆伯川说：“她们的宿舍在村公所儿，放了工回住处了，一会儿就过来吃饭。”叔侄正说话，陈姝来了，见到陆国群，十分激动，眼泪在眼眶里滚动，说：“国群，你来了？大冷的天，看你脸都冻红了。你爸妈身体好吗？”陆国群说：“他们身体还可以，但特别牵挂你们。怎样，身体没事儿吧？晚上很冷吧？伙食怎样？活儿累不累？”陆伯川说：“冷自然是冷，不过睡通铺，大家挤在一起，也还过得去。伙食没问题—比当地老百姓吃得好。活儿累也没关糸，对身体是个锻炼，回去跟你爸妈说，不用挂着我们。”陆伯川夫妻从伙房买了饭来，爷儿三个在大殿角儿里一个废台子跟前吃饭。陆伯川低声说：“你是回来送你哥哥的吧？这里也讲了他的事，并且借他的事对我搞了专场批判。这下子国栋更苦了，是我做事鲁莽害了他，你婶子时常埋怨我。其实不用她嫌我，我自己就特别自责。”陆国群说：“我哥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医院里，他科里几个青年联名写大字报为他鸣冤叫屈，你写大字报的事，不过多了个旁证而已。叔也是出于对他的关爱才写了政治上错误的大字报。你们不必太自责。”陈姝说：“你哥走，我们也不敢请假—请假也不会被批准—回去送他，心里十分难受。他和一兰可怎么受得了啊。”陆国群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也只能承受。我哥他能挺得住，我嫂子也很坚强，连一个班儿也没耽误。”陆伯川说：“你怎么跑来看我们，不合适。人家不是要求‘划清界线’吗？”陆国群说：“叔，婶儿，从解放前到现在，你们可能觉得我很‘革命’，不错，我向往革命，追求进步，那是因为我崇仰真理。‘划清界线’，应该是思想上分清是非。我不赞成你们的观点，希望你们改正就行了。你们是我的亲人，关心你们，来看你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人犯了错误，连他的亲人都弃之而去，这既不利于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为了怕受牵连，为了个人前途六亲不认，那不是坚持革命原则，那叫利欲薰心。恩格斯的父亲是资本家，而恩格斯对父母十分孝顺，对兄弟们—那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吧—很谦让，这难道不对吗？如果需要抛弃自己的亲人来换取自己的前途，我宁肯不要那种前途。”陆国群这两天情绪不好，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脸都红了，说话的声言也高了起来。陈姝压低声音，说：“群妮儿，说话小点儿声，我们那个老同事，你叔多年的朋友，这次运动揭发你叔最厉害的那个张西江也在这里，就是西头儿蹲着吃饭，戴金丝眼镜，文质彬彬样子的那个人，那不正朝咱这看哩。咱有说的不合适的话，让他听见报告了，不得了。”陆国群看看那人，回头低声说：“咱也不可能说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不过，注意点儿好。”陈姝说：“群儿对什么事都有自已的主见。孩子，你刚才那些话，不是没道理，但是现实生活复杂得很，你在那边儿也要谨慎。”陆伯川说：“国群，你婶子说得对。坚持真理是对的，但也要顾及现实，注意圆通，婉转，不能太直。直言贾祸。叔就是吃了太直的亏。要切记，峣峣者易折。不得了啊。”陆国群说：“叔，不用担心我，我会注意的。”

陆国群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大壮和二强早已睡着。妈妈给她弄上饭，她匆匆吃完，又去南屋看看嫂子和亮亮，回到堂屋给爸妈说叔、婶儿的情况，妈妈说：“你回这趟家，还没住脚儿。昨天上你婆婆家，今天又去看你叔和婶子，回来到天黢黑，累坏了。两个孩子都在这屋睡了，你别管了，快回你屋自已睡觉去吧，好生歇歇。明天还得早起回崮山，来回赶打地太紧了。”陆国群看了看孩子，跟爸妈说了“晚安”，回到她离家前住的西屋里躺下。这个不算大的房间，她和姐两人住了不少年。她们先后离了家，妈妈还是让小屋保持原先的样子，孙妈或者妈妈天天来打扫。陆国群躺在床上，想像着她和姐姐不在家，妈妈来收拾这小房间的时候，会这里摸摸，那里弄弄，会对着两张床发呆。小屋里有女儿的影子，女儿的气息，小屋里星星点点无不承载着妈妈对女儿的眷念。这样想着，陆国群发觉自己的泪水顺着面颇流了下来，落在枕头上。陆国群暗暗责备自己，怎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了。她想着，当年她和姐姐两个人在小房间里“同室异梦”，姐姐憧憬着与梦中偶像的美妙爱情，她向往着充满火热激情的革命，后来，两个人都如愿以偿了。因缘际会，姐姐从初中时就朦朦胧胧地暗恋着的亲戚家“大哥”竟在分别多年之后从天而降，而且和她结成了夫妻，而她也参加了工作，脱下小姐衣，穿上了干部服， 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几年过去了，姐姐在省城有稳定的工作，下了班，就像一叶轻舟，悠然飘进幸福的港湾，尽管也有过短暂的祸患，但总算有惊无险；而她从一个对世事充满好奇的小女生，成了一个历过风霜，受过磨炼的“革命干部”，从一个天真，稚气的女娃，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这几年中，对奋斗，她是忘情的，她的付出，是真诚的，但她的追求却屡屠受挫，她企盼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要求，一次又一次被拒绝，她灰心过，但始终没有放弃。她下了决心，这是她终生的誓愿，她会矢志不移。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只能一直奋斗下去。但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像上了磨道的驴子不停地转圈圈儿一样，总是一个运动未了，另一个运动又起，而作为“革命干部”，好像工作就是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运动”，她虽然不是斗争对象，但是运动中不能尽如人意的现象让她迷惘。今年这场共产党整风运动和陡然出现的反右派斗争，让她震惊和眩晕。整凤开始后，她从报上看到，从广播上听到的全国各地各界人士包括大专院校师生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如风起云涌，这让她感到迷茫，怎么人们会对共产党如此不满？及至风云突变，反右派斗争如泰山压顶般袭来，她一方面若有所悟，原来“整风”也者，不过是斗争策略而已，同时她也隐然感到惊骇和恐惧。她几个亲人被波及，让她处在矛盾和焦虑之中。运动中整肃什么人，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被整的人当中，有多少是跟共产党为敌，对人民政权构成威胁的人呢？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更特别是他们中出身不好的人，往往更容易出问题。所谓“兔死狐悲”，她居然也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尽管她自问对共产党从无二心。现在，她知道自己毕竟是个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很不光鲜，年纪轻轻，没有什么依仗和“资本”的柔弱女子，她需要一双坚实有力，厚重可靠的肩膀为依靠，像周桥对姐姐那样，但是，她虽然和高干子弟，一表人材的季龙翔已经结婚几年，有了两个孩子，但他似乎远不是她所能依傍的臂膀，……这次她回来，送走了去服“劳教”的哥哥（她知道他是冤枉的），在季家听了老婆婆那些冷言冷语，又去看望了曾经书生意气，如今已噤如寒蝉的叔婶儿，她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力，无助和疲惫。她甚至觉得，几年前，她迫不及待地要冲出去，决心要摆脱的她感到厌倦的，无意义的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是多么安适，甚至让人留恋。……那小鸟啁啾的黎明，窗前摇曳的花影，冬日的温暖，夏日的清凉，那柔和似水的灯光，留声机放送着的轻柔的乐曲，甚至深夜醒来，猛然瞥见窗外天空一轮明月，……还有屋里错落摆放着的姐妹俩从小到大的照片儿，她们画的稚拙可笑的图画儿，女孩子喜欢的小物件儿，憨态可笑的布娃娃，……她时不时逗姐姐那层出不穷的恶作剧，考试前偷偷开“夜车”，星期天，寒暑假早晨的懒觉，……爸爸故作严厉，实际上充溢着慈爱的训导，妈妈无尽无休的絮叨，哥哥和姐姐面对她的淘气无计可施的告状和妈妈比比划划的威吓，…… 这一切，多么温情脉脉，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爱，亲情，善良这些人间最美好的情愫，像和风沁人心脾，如春雨润泽心灵。……而那充满了阳光，快乐却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现在方知道弥足珍贵的时光，永远逝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那些日子里的一切永远不会失而复得了。而今，曾经洒满了阳光，充溢着欢乐的院落里，日日笼罩着愁云。而她身在鲁南最贫穷的山区，背负着心灵的重担，对父母家人爱莫能助。她曾在浓重的夜色里，数着星星，企盼黎明，企盼解放。在白色恐怖中偷偷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何曾想，当全国都成了解放区了，天空却常常布满阴霾，雨雾，道路上常有走不尽的泥泞。她曾经怒视党国大员的飞扬拔扈，权贵的骄奢淫佚，为社会底层的苦难而悲愤难抑，她深信革命能改变这一切，她心目中的革命是伟大的，人道的事业，将为一切善良的人创造更宽广的生存空间，开辟更美好的生活之路。陆国群愿意为这革命奉献青春，热情甚至鲜血。但几年来，她却发现，除了对确有罪行的敌特，恶霸，土匪应予镇压之外，还让另一些无辜者的不幸来代替曾经不幸的人的不幸，社会上不少变了样的，往往是无端制造的不公，不幸和不义，特别可怕的是，每当一个运动来临，凡被列入斗争对象者，就被剥夺掉辫白，说话的权利，也不允许任何人有任何异议，只有破鼓乱人捶，墙倒众人推，古来有之，代代相传的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之事几成绝响。……她知道自己不该有这种想法儿，她也知道自己应该加强改造，彻底摧毁残存在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王国”。她知道自己还欠缺磨砺，必须让自己心肠变硬，去掉婆婆妈妈的恻隐之心，必须历练到见怪不怪。她十分苦恼，她做不到。她这些想法儿，只能深深埋在心底，而不能向任何人—甚至自己的丈夫—倾诉，连情绪也不能有丝毫流露。她知道革命者必须向党“交心”，对党不应该有思想，观点上的秘密。但她这些想法，是不能也不敢“交”给党组织的。她早已不再写日记，那是她学生时代养成的，每天直抒胸臆的小小园地，她觉得这个习惯只能作为小布尔乔亚的毛病丢掉了，因为有不少心里话是不能也不敢形诸纸笔的，而连在日记上也要写假话，又太无聊，太可悲，太对不起自己了。让她更苦恼的是，跟自己心爱的丈夫也说不到一块儿去，这些年中，她常常在灵与肉的搏斗中煎熬。作为一个渴望着爱的少女，她看见季龙翔第一眼，就觉得自己脸红耳热，心跳得快了，她开始幻想，这个人会不会成为她未来的“他”，……培训期间，季龙翔对她紧追不舍，她故作矜持。来崮山后，她也在一段时间里，克制自己，避免跟他接近，崮山是老区，人的思想比较保守，过早地恋爱会影响他们的进步。但是且不说季龙翔对她的“进攻”，就是她本人，也难抑对他的思念。他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特别是他那双勾人的眼睛，让她时不时地想起。而这个让她心仪的男人，又发疯般地爱着她。陆国群在季龙翔眼里，是美的极致，是公主，是女神！来崮山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他对陆国群说：“你自已不知道，你有多么美好。”陆国群说：“别肉麻了，怎么还有‘多么美好’？”季龙翔说：“你乌黑的短发，美丽的眼睛，姣好的面容，玉石雕刻般的脖颈，你的小嘴和糯米一样白得发亮的牙齿，每个部位都那样耐看，组合起来又那样恰到妙处，……”陆国群脸红了，笑着打断他：“好了，别再往下说了，这是在哪本儿言情小说上看的，用到这里了？”季龙翔说：“不是从书上看的，是我个人的感受。”陆国群说：“好了，就算不是从书上看来的，说完了吧？”季龙翔说：“没说完。你不知道，县直机关的小青年，给你取了个外号叫‘出水芙蓉’，大家说你的气质超凡脱俗，一看就不是当地的姑娘，而且一定是大家闺秀。”陆国群说：“越说越玄了，‘出水芙蓉’，还月里嫦娥哩，不过穿得齐整点，干净些罢了。什么‘大家闺秀’？那不太脱离群众了？说明需要好好改造。我以后得注意穿着更普通，更朴实些。”季龙翔说：“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是穿上山村姑娘的衣裳，跟多少女孩儿在一起，还是跟别人不一样，一眼就能认出来。”陆国群说：“那就奇怪了。”季龙翔说：“不奇怪。你不知道，在县大礼堂里开会，多少男人看你。那种时侯，我特别自豪，特别得意，因为这个人见人爱的女孩儿是我的朋友，让他们羡慕，眼热去吧。”陆国群说：“我自然知道，自已不是讨人厌的女孩儿，但也没有好到你说的程度。我不过是你这‘情人’眼中的‘西施’罢了。爱情会迷住人的眼睛，你可不要看错。”季龙翔说：“我绝不会看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陆国群心想，他是这样想，而她也觉得自己就是为这个男孩儿生的。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陆国群发现，两人对很多事情特别是处世待人方面的看法儿很不一样，她很“理想”，他太实际，她甚至有些烦他，偶尔会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念头在心里闪过。但她很快就暗自替他辩解，作为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男青年，胸有大志，想进步，有所作为，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什么思想意识问题。而且不管她对他怎样“不满”，两人怎样闹别扭，但她还是忍不住想他，想见到他，愿意让他站在自己跟前，用他那汪着水一样的眼睛看着她，听他用带金属声的男中音跟她说话，欣赏他跟别人不同的，让人心旌摇动的灿然的笑容。很快，她几乎天天都想见到他，一天不见他，她会闷闷不乐，两天不见他，她会心神不安，三天不见他，她会丢魂失魄。……不久，他头一次吻了她之后，她再也抑制不住和他肌肤相亲的渴望，她这时才知道爱情的魔力有多么大。终于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在县城周边一个合作社的打谷场里，两人都衣衫单薄，相拥在一起，同样炽烈的对对方无法遏止的爱，让他们“越了界”，偷尝了“禁果”，季龙翔苯拙的，莽撞的，火山爆发一般激越的寻觅，突进，翻腾，那一刻，她知道了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会有这般极端的幸福，她搂紧他，心里对他说，龙翔，我爱死你了。但当季龙翔喘息着从她身上下来，躺在她旁边，又忍不住折起身，吻她，亲她的乳房，她一边拿手抚摸着他浓密的头发，突然哭了。作为一个“革命干部”，没有向祖织报告，没有登记结婚，两人就“这样”了，太不应该了，甚至是犯错误了。她恨自己太缺乏自制能力，她不怪季龙翔，她觉得他是男人，他太爱你了，想跟你亲热够，不奇怪，你作为一个闺女，应该把持住自己。但是几分钟以前，她的“抗拒”是违心的，是装模作样的，她甚至怕他真的退缩了，盼着他快点，用力点。季龙翔吻着她的泪眼，说:“这事怪我了，群，对不起。”她喃喃说：“不，翔，不怪你。要怪只能怪我。……”季龙翔万分激动，发疯般地吻她，不一会儿，两人又合成了一个。季龙翔一边在她身上翻腾，一边对着她耳朵说：“别当成个事儿。咱两人有多幸福。咱也不是胡来，不过是先上船，后买票。”陆国群疼爱地扭他腮帮一下，说：“这是跟谁学的这种不知羞的话。”发生了那晚上的事，两个人都知道，必须快点结婚了，第一，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了，时间一长，机关上的人必定会说闲话，第二，特别重要的是怕怀孕。于是两个人匆忙地，十分草率地结了婚，惹得双方父母都不满意。新婚的小夫妻是快乐的，甜蜜的。季龙翔对她百般疼爱，捧到手上怕摔了，含到嘴里怕化了，而陆国群因为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他，让他在自己身上尽情地倾泄激情而享受着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她觉得自己被他的爱溶化了。刚结婚的那些日子里，她觉得天都变得更蓝，树叶和青草变得更绿，花朵也变得格外鲜艳，世人也比原先可爱可亲。她庆幸自己遇见了他。她不能想像世上还有谁能让她这般幸福。她相信，命中注定，她只能把自已的初吻给他的双唇，只能把自己的“第一次”付给他，……她想，即便未来无法预知，她永远也不会认为和季龙翔的结合是个错误，不是，绝对不是。她爱的就是，也只能是这祥一个季龙翔！现在，在这个辗转难眠的晚上，她想起他知道叔、婶儿犯错误后，显得不高兴，担心影响他们两人的前途；他埋怨她只知道出憨力，却不肯结交领导，给领导留下好的印象，说什么革命队伍内部处好关系很重要，处关系是门大学问；他兴冲冲地拿着县长签发的让他担任县林业指导站站长的任命状，踌躇满志，眉色飞舞，对她说：他的奋斗目标是五张任命状。陆国群一时没听明白，他解释道：“这是我的第一张委任状，今后我还要几张委任状：县农业局副局长，县农业局局长，副县长，县长。”并且说：“群，你等着，我一定不让你后悔跟了我，我要让你成为局长夫人，县长夫人。”陆国群说：“即使你当一辈子办事员，我也不会后悔，我不是为着当什么‘夫人’嫁给你的，共产党领导，还搞‘夫贵妻荣’吗？”这次接到电报，她想让他一起回省城，他推三托四，就是不肯来，她心里十分委屈，当她最痛苦的时候，他却不肯跟她在一起为她分担悲伤和忧愁。他对她的爱，他们两人“亲热”的时候那些柔情蜜意，那些让人颤抖的情话哪里去了？他太让她失望了。他们是年轻夫妻，不管两人怎样闹别扭，缠绵，亲热总是少不了的，特别是两人分别几日之后，那一定会是一个激情喷射的“暴风雨”之夜，高潮退去，季龙翔像一摊泥一样在她身旁酣然大睡，陆国群会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身边这个男人不是自己精神上的“知己”，在心灵上，她觉得他陌生，隔膜，他们之间似乎离得很远，有些心里话，她不愿跟他说，倒是更愿意跟自己的上级领导—团县委书记时玉山去说。她想，也许当他两人相爱的时候，还太年轻，很多事情没想清楚，也许他和她之间爱的基础更多的是肉体的吸引，每当这样想的时候，她会马上制止和警告自己，抛弃这种想法，她不敢想像他们之间出现“问题”，不管她有时候多么生他的气，但是她不能想像自己的生活中可以没有这个和她血肉相连，唇齿相依，让人恨不得爱死的男人。这会儿，在这个寂寥，阴冷的夜里，当她孤单地经受着深沉的痛苦的时候，她发现虽然仅仅分开了两天，她还是想他想得厉害。

     陆国群只请了三天假。离开崮山那天是星期日，星期三必须回去，已经让学增去火车站买了车票。哥哥犯了错误，爸爸怕人家议论，和妈妈商量让孙妈走，正好一个市领导家需要孙妈这样的，就把孙妈介绍到那位市领导家去了。孙妈不肯走，说，如果是家里经济困难，她可以少要工钱。妈妈跟她说不是那么回事，孙妈才推让半天，接过妈妈额外给的几个月的工钱，带上妈妈给收拾的东西，坐上三轮车，跟陆家人洒泪而别。送走孙妈，妈妈和陆国群回家来，妈妈心里难受，一个劲地流泪，陆国群说：“我哥刚走，孙妈在咱家这么多年，感情深了，何必急着让她走？”妈妈说：“你哥哥挨整，有人在大字报上批判这件事，说咱家仍然雇着女佣。没办法儿，只好让她走。从说了这事，俺姊妹俩不知哭了多少回。没办法儿。已经跟人家那边儿说好了，都愿意用在城里待常了的，不愿意用生茬杠子。人家那边儿催了好几回了，你爸怕人家不高兴，急赶急地让孙妈过去，孙妈非得送你哥走了，这才肯走。”陆国群说：“孙妈走了，俺嫂子上班，家里这摊子事，你身体受得了？”妈妈说：“你二姨家继香姐想上济南来混口饭吃，给俩孩子找点出路，我跟你爸商量，打算让她来。一来成全她这心愿，二来给我帮帮忙。你姐夫也下放了，让你继香姐在这边和你姐那边儿两头跑着。”孙妈走了，陆国群在家忙着做了三顿饭。妈妈说：“长这么大，头一回见你出那么大力。”吃过晚饭，国群和孩子要去火车站了。学增背着行李包，领着大壮，国群身上背个包儿，邵一兰抱着二强，一家人来到大门外，爸嘱咐国群别乱说话，常来信，妈嘱咐她别跟小季轧气，看好孩子。陆国群答应着，从邵一兰手里接过孩子，咽声说：“嫂子，你多保重。”邵一兰强忍着不哭出声，说：“妹妹，你放心走吧。我没事儿。”突然，亮亮哭起来，拉着陆国群的衣襟，说：“姑姑不走，姑姑不走。”程兆菊忙把亮亮拽开，说：“亮亮，好孩子，懂事。让姑姑走，她得上班。姑姑不多天就再回来。国群，别二思了，快走吧。”陆国群看看灯影儿里苍老的爸妈，满眼是泪的嫂子和抽泣的小侄儿，心里酸疼，像结了个大疙瘩，但又装出没事儿的样子，说：“好。俺走了。爸妈多保重，嫂子注意别太累了。亮亮不哭了，都成大小伙子了，还哭鼻子，让你两个表弟笑话不？学增，咱走。”说完，转身走了。她走在前头，脚步很快，没有回头看，她知道爸妈嫂子和亮亮还在冷飕飕的北风中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她不敢回头，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快要哭出声了。

   陆国群在火车上。她让两个孩子躺在座位上，她在尽边儿上坐着，挡着他们。孩子睡着了。省城的灯火早已留在了身后，列车在黑沉沉的偶尔有星星点点灯火的原野上“匡当”、“匡当”地行驶着，陆国群这次回家，送走了打成“极右”分子，被罚劳动教养的哥哥，看望了打成“右派”，在农村劳动改造的叔和婶子。姐夫因为“右倾”，险些打成党内“右派”，被下放锻炼。她从自己的亲人身上，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运动的力度和广度，不知道为什么，她心里有点惴惴不安，似乎这个运动跟自已有点儿什么牵连，她想，也许是所谓“兔死狐悲”吧，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她来崮山参加工作好几年了，虽然进步不快，到现在也没入党，但她自认为是忠于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的，也没犯过错误。整风反右，不知道县里怎么搞法儿，但无论怎样搞，她都会听爸妈和季龙翔的话，不乱放炮，毕竟自己出身不好，又年轻，应该多学习，多锻炼，多干工作，没有资格对领导对党组织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就像家里的小孩子对大人的事不必瞎操心一样。但她突然冒出了个奇怪的想法，会不会有人借运动整他不喜欢的人？她立即安慰自己，应该不会。她从小到大无论在哪里都是招人喜欢的姑娘，到崮山后，机关上的同志对她很有好感。团县委时书记—她的顶头上司—很关心她，也十分支持她的工作，她觉得他像一个可靠的兄长。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团县委副书记张进才和组织部长崔秀娟—一个调来时间不长的女同志，据说是从农村选调来的“识字班”—却好像看不惯她，县直机关党委的陏书记—就是陆国群参加工作不久，反映管峄生的问题，给她谈过话的那个组织部干事，管大公子那件事，就是他“调查”、“解决”的—好像一直对她有成见；因为对一个农村典型的看法儿有分歧，县委农村工作部马部长也不待见她。除了他们之外，机关上还有三、四个妇女—陆国群不明白怎么得罪的她们—老是跟她“过不去”，有时对她说“风凉话”，所谓“西北风刮蒺藜—连风（讽）加刺”，据说她们常常在领导面前说她的坏话，把她作为大城市来的娇小姐，加以耻笑。县委宣传部一个姓王的干事，家也是济南，有时来串门儿。一次，陆国群问他：“小王，机关上有几个女同志，对我挺不满的，你听没听说过，我哪些地方不好，或是有什么毛病，让她们反感？”小王说：“我跟你说，你哪里都没什么不好，也没什么毛病，而是各方面都很好，找不出毛病，她们才烦你。你难道不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是大城市来的‘洋小姐’，这里是贫困山区，你是和她们不一样的人，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她们本能地对你产生‘排异反应’。你的许多长处，是她们不具备的，你之长会显彼之短，这就是‘毛病’，男同志对你也会有这种感觉，但男人心胸比较宽，一般表现不出来，而女人特别是娘们儿更特别是处于更年期的娘们儿，小肚鸡肠，嫉妒心重。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又称多嘴女人为‘长舌妇’，参加了共产党，并没让她们改变‘长舌妇’的本性，‘长舌妇’依然是‘长舌妇’，你没听说，哪个单位儿里娘们儿多，事儿就多？机关上几个妇女，原先在这里，自认为不是凤凰，也是孔雀，在领导面前扭捏作态，卖弄风情，领导赏给个好脸儿，心里美滋滋的。你来了，一下把她们比下去了。你问你有什么问题让她们不满意，你什么问题也没有，她们就是嫉妒。她们嫉妒你的面容，‘臭美什么，有啥了不起，不就长了个好脸蛋子，驴屎蛋子一面光，当花瓶使？’嫉妒你的身段儿，‘人家是洋学生，学过体操，练过舞蹈，哪像咱从小推磨，挑担？’嫉妒你走路的姿势，‘那是噢，人家穿着那小皮鞋儿，在大马路上，嘎登嘎登的，小屁股一扭一扭练出来的，哪像咱从小走山路，挑挑子，背柴禾，躬躬着腰，拉拉着腚’，还嫉妒你的穿着，她们觉得无论什么衣裳，穿在你身上就好看，有的弄件跟你一样的衣裳穿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当然也嫉妒你的口才，‘听听人家，小嘴说话叭叭的，一套一套的，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就怕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更嫉妒的是你的文笔，你的能唱歌，会跳舞，多才多艺，‘人家有才，人家喝的墨水多，咱是穷人出身，上不起学，识字班里学几个字，能跟人家比吗？’你听听，所有这些，难道是你的毛病？即使你想弃长就短，也做不到啊。不光是这帮娘们儿，恐怕有的领导也看不惯你，看不惯你的正直，你的纯洁，看不惯你听见男同志说脏话低头红脸的‘娇样儿’，更不容忍你说话直，管闲事儿。管书记大公子那件事，一上来就给某些人留下了坏印象，你不是他们‘一伙儿’的。他们还不赞成你在农村对穷苦人那种态度，‘她充大善人，让大家怎么办？’你在单位学习讨论，常说农村落后，农民很难。他们认为你是大惊小怪，特别反感。你是从心里同情老百姓，说的是真情实感，他们是见的多了，感官早麻木了，反倒认为你是‘矫情’。怎么办？没办法儿。你只能是一点点向他们靠拢，慢慢地被他们‘同化’，也许情况会变得好一些。”陆国群听了小王的话，想想确有道理。她来崮山后，知道这里的干部文化程度低，很多人以“大老粗”自足，自傲，人都土得掉渣儿，她很注意穿着打扮，丝毫不搞“特殊”，从来没化过妆，努力入乡随俗，尽可能地向当地同志看齐，但是无论怎样掩饰，还是显得“洋”，还是跟人家不一样，这让男青年动心，让女青年羡慕，也确实让心胸狭窄者心生嫉妒。陆国群想，她跟他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她们总不至于加害于人吧？但是如果有领导对她不满，这就是大问题了，得想法儿扭转。可是从哪里着手呢？她跟季龙翔讨论过，两人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儿。季龙翔考虑得很简单，对领导百依百顺，不要有自己的，跟领导不一致的意见，领导说枣不是红的，你也跟着说“样子有点黑”，总之，对领导一定要紧跟，要投其所好。她不赞成他这种观点，觉得很“乡愿”，很市侩，但又不能不承认他的话很“现实”，也确实有效。她有时候也想这样做，但老是做不到。她现在想，自己不过是个小小办事员，水平很有限，不能太固执己见，要接受叔叔太直，哥哥太拙的教训，今后要更内敛些，更稳重些，即使一时学不会对领导察言观色，起码也要努力领会领导意图，要扭转个别领导对自己的坏印象。……这些事儿，和整风反右反正不会有什么关系吧？……陆国群太乏了，想着想着，打起盹儿来。

     陆国群母子三人下了火车，又坐上老牛一样的长途汽车。颠簸了大半天，下午四点多才到了崮山车站。陆国群一路抱着二强，胳膊酸疼，身子像散了架似的，两个孩子睡得很熟，被灰尘曝得灰头土脸，陆国群喊醒两个孩子，往窗外看，季龙翔不在。陆国群有点着急，也有点生气。陆国群先把大壮送下车，又回到车上拿包儿，抱二强，一位面相和善的中年汉子突然站到跟前，问：“怎么，季站长没来接你娘们儿？”陆国群脸有点红，不好意思地说：“定好了的今天下午三点多他来车站接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来。”那中年人说：“当站长事儿多，大概是临时有急事儿，没得空儿过来。走吧，别等他了，我帮你们吧。”陆国群说：“那太感谢了。咱抓紧下车，别耽误人家开车。”中年人就接过包儿自己拿着，和陆国群母子先后下了车，领着大壮一起走出车站，走了一段儿，干脆把大壮背上，大壮自得了不得，陆国群也高兴起来，问：“这位同志，你哪个单位的？怎么认识我们？”那人一笑，说：“县直的人谁不认识你和季站长，谁不知道你们是省城来的大学生，有学问，年轻有为，人又漂亮。……”陆国群被她说得脸微微发红，笑着说：“其实俺两人不是大学生，也没有你说的那样好。同志，你还没说，你贵姓？在哪个单位工作？”中年人说：“我叫郑士茂，在县食品公司鸡蛋库当主任，就是查鸡蛋，往外发运，人家说我带的是倒蛋（导弹）部队。我老家是济宁城南七里河，儿子跟他爷爷在老家念书，我请假回去看了看，你一上汽车我就看见你了，没好意思招呼。陆部长，你不知道，俺这些没文化的人，见到你们这些大城市来的有文化的人，觉得高不可攀。”陆国群笑着说：“可不能喊我‘部长’，我的工作就是个小孩儿头，不是什么官儿。我们得好好向工农干部学习。”那人说：“话虽是这么说，实际上，有水平就是有水平，这个不带犟的。”陆国群又问：“怎么让孩子在老家上学，不跟着你？”那人说：“我一个人，伺候不了他，他也不愿跟着我，跟他爷爷亲。”陆国群问：“你爱人也在老家？”那人说：“孩子三岁那年，孩子他娘就死了。”陆国群一怔，说：“是这样，对不起。”郑士茂很畅快地说：“没什么‘对不起’的。俺两人都是穷命，她命短。”陆国群关心地问：“没再找一个？”郑士茂说：“找不合适，怕孩子受屈，就没兴心找。过几年再说吧。我自已在外头，也习惯了。”郑士茂把陆国群娘儿三个送到家，说：“到家了，还有什么需要帮忙？”陆国群说：“这就太感谢了，没什么事了。”郑士茂说：“没事儿我走了，你快忙你的。”郑士茂走了，陆国群心想，这真是个热心人，帮这么大忙，连口水也没喝，就走了。陆国群放好二强，看看屋里，乱七八糟，拿起热水瓶，是空的。她回济南前一天，打发媬姆小萍—陆国群下乡时一个房东的闺女—回家待几天，季龙翔一个人在家，家里就乱了套了，十个男人九个这副德性。陆国群忙烧上开水，收拾屋子，给孩子洗脸，水开了，让两个孩子喝了水，让大壮吃点东西，又给二强喂了奶，放好二强，开始做晚饭。季龙翔一直没回来，他们吃完饭了，孩子睡了一大会了，季龙翔哼着小曲儿回来了。进门就咋唬：“老远就看见咱屋里亮着灯，知道俺宝贝群和宝贝儿子回来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陆国群说：“你小点儿声，孩子睡着了。你左一个‘宝贝’，右一个‘宝贝’，嘴像抹了蜜的，你的‘宝贝’从汽车站怎么来家的，你知道不？”季龙翔说：“对不起。县直机关几个小子拉着我去给管大公子—小子调到地委组织部去了—送行，人多一乱腾，把接站这事儿给忘了。晚上又一块儿吃饭，喝酒，一直迂磨到现在，他们都还没散—几个人打牌呢，我猛然想起来俺群今天回来，不管他们怎样拉扒，我就跑回来了。”陆国群说：“真有你的，因为给县委书记的儿子送行，把老婆孩子都给忘了，‘党性’够强的。怎么，管峄生调到地委组织部去了？”季龙翔说：“是啊，小子厉害。上了地委组织部，当个干事，往下边儿县里一放就是个正科级。”陆国群说：“那可不能再犯老毛病。不然，即便上省委组织部，也耽误不了出事儿。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季龙翔说：“你这人，怎么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是多少年的事儿了？往后在外头可不能扯啰他那些事。他上了地委组织部，说不定能给咱帮上忙儿哩。”陆国群说：“好，那你就等着他给你帮忙儿吧。我可用不上他。”季龙翔到床跟前看看两个儿子，亲亲他们的小脸蛋儿，陆国群说：“好了，别充想孩子的了，你的胡楂子把他们扎醒了。”季龙翔走到收拾桌子的陆国群跟前，伸手去抱她，亲她，说：“群，好了，别忙了，等明天小萍回来让她弄就行了。三天不见，把我想坏了。”陆国群推开他，说：“一边儿呆着去，满嘴酒味儿，薰得人脑子疼。你的‘群’也累了，没心思搭理你。你没别的事儿，就忘不了这个。我回济南，你说计么也不肯去。我回来了，两边的老的，你也不问问。什么事放你心上了？就忘不了亲媳妇儿，让人烦不烦？”季龙翔说：“对不起。你去看我爸妈了？他们身体好吗？”陆国群说：“爸‘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身体好，妈有点感冒，在家休息，也好了，嫌咱回家太少，孩子见了他们都眼生。”季龙翔说：“噢，那好办，他们把咱调回省城。”季龙翔顿了顿，哏哏哧哧地说：“我不回去，你爸妈得不满意了吧？昨天我妈来电话说哥的事了。哥走了？爸妈身体没事儿吧？”陆国群说：“你还怕我爸妈不满意？哥能不走吗？你想想，俺哥出这样的事，爸妈还能好了吗？不就是强打精神吗？”季龙翔说：“哥哥也太倒霉了，回回让他摊上。没办法儿，咱也使不上劲，爱莫能助啊。”陆国群冷笑笑：“还‘爱莫能助’?让你一块儿回家看看爸妈，你都借故不去，就别说哥这样的‘极右分子’了。”季龙翔说：“站里确实有事儿脱不开身。”陆国群说：“算了吧，我还不明白你心里的‘小九九’？你不就是因为俺叔婶儿的事儿，怕人家说你‘划不清界线’吗？”季龙翔说：“你说这话，我也不跟你争。这个事情，咱还是得注竟。今天吃饭的时候，管峄生说县一级的整风反右很快就要开始，还不知怎么个弄法儿哩。我可交待你，如果搞什么大鸣大放，咱们可不能发言，要发言，也只说‘过年’的话，专拣好听的说，要唱歌，学百灵鸟，不学猫头鹰，要开花而不能生刺儿。”陆国群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听你说的一套一套的，真长见识。这都是管大公子教的？你可算找了个好老师。”季龙翔说：“管峄生只是说，这次运动是整治那些‘理包子’—好认死理的知识分子—的好机会，我根据省城和中央反右的情况，产生了这些想法儿，怎么，你不赞成？”陆国群说：“看你紧张的。赞成，完全赞成。家里人的教训够深的了。我不像你，‘自来红’，担事儿，我可不想出风头儿，爸妈可受不了新的打击了，咱这个小家庭可不能毁了。放心，我会注意的。”

陆国群洗完脚，先躺下了，季龙翔喝完杯子里的水，慌里慌张脱衣服上床，陆国群说：“怎么，不洗脚了？”季龙翔嘻皮笑脸：“昨晚上刚洗了，不臭，不信你闻闻？”陆国群说：“讨厌！”季龙翔已脱得光光的，往陆国群被筒儿里钻，陆国群推他：“快回自己被筒儿。”季龙翔哪肯？抱着陆国群就亲，陆国群说：“好翔哥，求求你，放了我吧。昨晚上我坐了半晚上火车，今天又在长途汽车上颠打了半天，浑身骨头都零散了，现在又累又困，咱不‘那样儿’了—太勉强，没情绪，效果也不好。明晚上吧，明晚上尽你折腾，忍今天一个晚上，那个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行吗？”边说，像哄孩子似的，亲季龙翔一下，又往外推他。季龙翔依然紧抱着她，说:“‘新婚不如久别’，我忍不了啊。”陆国群说：“才三天没见，什么‘久别’？没出息罢了。”季龙翔说：“你要在家，天天见，隔几个晚上不‘那样儿’也行。连着三天没见你，想得太厉害了，不那样儿，亲不够。再说，咱房子窄巴，平常日子得等小萍睡着了，咱才敢亲热，还怕弄出动静儿来，憋得难受。趁她没回来，咱好好疯一阵，痛快痛快。还有，忘了告诉你了，县里昨天给我通知，让我上烟台参加一个省里办的培训班，来回得一个多月，明天就走，你舍得让我‘委屈’着走？”一边说，一边翻来调去地亲吻她，又说：“这样，老也亲不够，更累人。”陆国群笑了，说：“捞不着‘那样儿’，就叫‘委屈’？我又没请你亲，亲得累，是你自愿的，活该。不说自己没出息，还净理由儿。”陆国群已经让他说动心了，他他说得不差，小萍在家，两人亲热真是难以尽兴，他明天出差，今晚上不依他，真太“委屈”他了，自己也会想他想得厉害。瞧他现在这个样儿，怪可怜的，别难为他了。这样想着，陆国群不再抗拒，由着他上头扑脸地亲吻，两只手上上下下地摸挲，很快被他撩拨得没了困意，也不觉得累了，但仍然故作不配合他，他并不厌其烦，忙着替她脱内衣，先是掀身子，褪胳膊地脱了上身儿，又抬屁股，拽腿地扒下内裤，连小裤衩儿也一并给扒了下来，陆国群被她戮弄得身上痒痒，老要笑，一边说：“这会儿最勤快……”每次两个人亲热，他都这样。按他的说法儿，给陆国群脱内衣，是最大的享受，他最愿意看她从穿着整齐，让人遐想无限变成坦露直白，叹为观止，平时，她的美是超凡脱俗的，这时候是使人惊愕的，让人眩晕的，还有她的永远是小姑娘般的柔媚，娇羞，都让季龙翔如痴如醉，而这种时候，陆国群也在尽情地享受着异样的幸福和满足，被自己深爱的男人如此炽烈地爱着，这种感觉是如此美妙，是不可言状的，还因为巴望着马上来临的爱的“风暴”而周身酥软，心跳得更快了。虽然被他一阵忙手忙脚，忽忽闪闪，被窝儿变凉了，但还是觉得身上在发热，两人迫不及待地搂在了一起，陆国群不知道怎么亲他才好，忍不住用小牙儿咬他的肩膀，咬他的胸膛，对他说:“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儿，要是不答应你，快能要了你的命。我再累你也不放过，……”季龙翔迭不地答话，忙不迭地爬到她身上，上下“忙活”起来，好一阵，亲吻着陆国群，说：“我这样，不怨我，得怨你。”陆国群气喘吁吁地问：“不讲理，怎么还怨我？”季龙翔说：“谁让你这么好，这么让人爱来？”陆国群被他的疯狂“攻势”弄得晕乎乎的，伸手拧他腮帮一下，说：“巧嘴。”季龙翔的“风暴”一阵阵发作着，陆国群在他的风暴中扬起又沉下，沉下又扬起，心想，多亏他坚持。今晚上怎么这样好，这样美妙。一边想，一边更紧地搂着他的腰，喃喃说：“翔，好哥哥，今晚上太好了。”两人总算“完事儿”了，但还是舍不得分开，陆国群就趴在季龙翔怀里睡着了，睡得安适，香甜，幸福。陆国群啊，记着这个夜晚吧，她不知道，祸患正一步步逼近，她像一只小黄雀儿，一张无情的大网已经在她身后张开，她将插翅难逃。……

第二天一大早，陆国群猛然醒来，见自己和季龙翔赤条条地睡在一个被筒儿里，想起昨晚的事，觉得害羞，轻轻亲亲季龙翔，说：“快起床，一会儿小萍就该回来了。”季龙翔醒了，说：“吃完早饭，我就出差走了，亲热五分钟，再起。”陆国群只好任他再亲吻一阵，两人匆匆忙忙地起床。刚收拾好床铺，小萍就到了。小萍进门儿先看看孩子，又忙着做早饭。陆国群给季龙翔收拾出发要带的衣服。小萍做好饭，打发两个孩子起了床，陆国群先给二强喂了奶，一家人吃罢早饭，季龙翔说：“我走了，晚了赶不上车了，记住咱昨晚上说的话，来了运动，一定注意。别让我挂你。”陆国群说：“记住了，你放心吧。到了烟台，那边儿大闺女漂亮，别看起来没够。”季龙翔笑道：“我自己家里有天下最好的媳妇，哪有闲心看别人？”陆国群说：“好了，不看就不看，看也不要紧，快走吧。”季龙翔赶紧骑上自行车去车站了，不一会儿，陆国群也骑了自行车去上班。小两口一人一辆自行车上下班，是崮山县直机关的人们“啧啧”称羡同时遭忌的事情之一。陆国群到了单位，先去机关党委会销假。机关党委会书记姓陏，就是组织部那个陏干事，这人和管书记是老乡，加上保护管大公子有功，两年前，当上了机关党委会书记。除非万不得已，陆国群不愿跟这人多照面儿，因为她找过他不久，他有一天突然来找她，拐弯抹角地说，他刚办完离婚手续，前妻没有生孩子，说他是县委机关中同年龄干部中级别最高的，他希望她考虑和他发展“关系”，陆国群说：“谢谢陏干事对我有 好感，但我已经和季龙翔确定恋爱关系了，请隋干事谅解。”后来，这位陏干事见了陆国群，常常不阴不阳，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后来，陏干事成了陏书记，而且管着县直机关发展新党员，陆国群的入党问题迟迟解决不了，季龙翔说，这姓陏的是个挡头儿。陆国群说：“他总不至于公报私仇吧？再说，批准新党员，是党委集体研究和通过的呀。”季龙翔照例说她“总是天真”。陏书记长一副“驴长脸”，两只不成比例的小小的三角眼挂在长脸上方，聊胜于无，但目光总是十分犀利和冷峻，似乎一下就能洞穿对方的内心。这人惯常总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多年来从事审干工作，常常习惯性地把所接触的人当成嫌疑对象审视。他见了陆国群，没像通常那样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笑容，而是用两只三角眼像看什么讨厌的东西一样看了一眼，说：“噢，回来了。很准时嘛。”声音像是从嘴和鼻子同时发出的，“好，把假条儿放那就行了。”说完，就不再理睬陆国群，低下头看文件了。陆国群觉得有点反常，这位陏书记今天不但惯常地有点阴阳怪气，还语带嘲讽，让人莫名其妙，一个县直部门的负责人，即便对一个来访的农民，也应该有起码的礼貌，陆国群心里觉得好没意思，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脸红红的，讪讪地转身离开了，回到团县委，向时书记报到。时书记名时玉山，两年前跟他爱人白洁一起从地区调来崮山，任县委委员兼团县委书记，白洁在一中当老师，就一个女儿，叫时芸，在一中读书。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时玉山是建国前的地下党员，被称为年轻的“老革命”，长得头大脸大眼睛大嘴大个子也大，说话声音也大，为人热情，富同情心，陆国群在他手下工作，心情特别舒畅，他对陆国群的工作也十分满意，称赞她“有事业心，有热情，有思路，有活力，适合做青少年工作，是难得的人才”。时书记对陆国群的入党问题很上心，连续两年以团县委党小组名义力荐她为重点培养对象。时书记见陆国群回来，很高兴，说：“刚回来，就来上班了。家里什么情况？”陆国群说：“时书记，谢谢你的关心。我跟城关完小的夏文英老师定好了，得马上去商议全县少先队歌咏比赛，元旦还要在县大礼堂汇报演出。我回头再向你回报我回家的情况。”时书记说：“那好，你先去忙你的。昨天下班时，机关党委会陏书记遇见我，问你回家回来了吗？我说下午应该回来，有事吗？他说没什么事，随便问问，也许对你入党的事，组织上有什么想法儿吧。”陆国群心里一沉，不置可否地“噢”了一声，想到刚才陏书记的态度，觉得时书记的猜想是过于乐观了，这里边说不 定有对她不好，不利的情况，一时想不出是什么事，就对时书记说：“下午我向你回报。”说完匆匆骑自行车去了城关完小。

陆国群在城关完小开完会，回家的路上，在家里，都在考虑，要向领导报告哥哥犯错误，受到严厉处罚的情况。人在革命队伍里，要对党组织忠诚老实，“事无不可对党言”，要事事向党交心，何况自己现在正积极要求入党，更必须向组织如实报告自己家里的情况—特别是不好的情况，以便更好地接受组织的审查和教育。她在思考，叔和婶子是因为鸣放，说了违背党的精神的话，犯了错误，是“罪有应得”，但哥哥的事情，她觉得里头有冤情，因为她了解哥哥，说他加入过国民党，一定是哪个地方弄错了，在那个错案的基础上，又生发出现在这些事情。是违心地按济南那边组织上的结论说，还是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她很费斟酌。最后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她认为，这才是对党忠诚老实。过午上了班，陆国群走进时书记办公室，说：“时书记，我向组织上正式报告我的几个亲属最近的一些情况，请组织审查。”时书记一边倒开水，递给陆国群，一边笑着说：“噢？那么严肃？好，是什么情况，说吧。”陆国群已经脸红耳热，心“扑通，扑通”跳，但还是努力让自已镇定下来，把叔、婶儿和哥哥在反右派运动中所犯错误，受的处分，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末了说：“时书记，我叔、婶儿因为在鸣放中的错误言论，被定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是罪有应得，理所当然。但对我哥的事情，我基于从小到大对哥哥的了解，倾向于认为他有极大可能是国民党腐败政治的牺牲品，镇反审查也没定案，这次定他翻案，攻击肃反运动，有些牵强。但这只是我内心的想法儿，从来没有在外边说过。在哥哥的问题没有新的结论之前，组织上对他实施改造，是应该的。我向组织保证，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在思想上和他们划清界线。”时书记慢慢收拢起惯常的笑容，耐心地听着。当听到陆国群说到她哥哥的事情，眉头皱起来，大脑袋微微摇了摇，陆国群说，他一直在听，没有插话，更没有追问。陆国群说完，额头上已沁出细粹的汗珠儿。时玉山站起来，拿暖水瓶给她续了水，回自己椅子坐下，沉思了一两分钟，说；“国群同志，你刚才这番汇报，很诚恳，对党组织的态度是忠诚的，老实的。你的亲属在反右中出了问题，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但他们是他们，你是你，组织上不会混为一谈。你也不要有什么压力，背思想包袱。还是要一如既往，努力工作，积极靠拢组织。顺便提个建议，今后当和人说到你哥的问题时，只说既成事实，不要做什么解释和说明。明白我的意思吗？”陆国群感激地连连点头，忙说：“明白。”又问：“我是不是要向机关党委的领导再作一次汇报？”时玉山说：“对我说了，就是向组织汇报了，作为你来讲，这就可以了。我明天去地区开会，四、五天以后我开会回来，会专门向机关党委汇报你的事情。包括我对事情的看法。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第二天上班后，陆国群一个人在团县委办公室，为领导起草全县少儿歌咏比赛开幕式上的讲话稿。突然，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猛地推开办公室房门，陆国群给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吃了一惊，说：“小多，你怎么来了？”这个名叫小多的姑娘神色疲惫，脸像是几天没洗过，上面有汗迹，泪痕，灰道子，两条辫子也好像没梳，乱蓬蓬的。姑娘进门来，跑到陆国群跟前，抓住她的手，像落水的人好歹够着岸上人了似的，说：“陆姐，了不得了，俺家遭大难了。”陆国群说：“怎么了？快坐下，歇歇，喘口气儿再说。”陆国群让小多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又倒一杯水，递给她，看着她喝。姑娘像是渴得厉害，“咕咚咕咚”把水喝了，拿手抹抹嘴唇，说：“潘家兄弟找俺家的事儿，把俺爷娘都打伤了，在县医院里住着哩。”陆国群问：“什么时候的事？”姑娘说：“前天头晌午。”陆国群问：“伤得重不重？你领我去看看。”陆国群让小多用办公室的脸盆洗了脸，又让她用自已的梳子梳了头，出门儿锁了办公室门，骑了自行车，带上小多姑娘，去了县医院。路上，小多把潘家老三、老四怎么故意找茬儿，好几个人一起扑上来，打小多儿她爷，她娘听人说了，慌忙赶到，被潘老四一脚踢倒在地上，当场就晕了过去。潘家兄弟打了人，扬长而去，乡亲们见跟前没潘家的人了，这才过去，找了地排车，把小多爷娘送到了县医院。医生给看了，说小多儿她爷多处皮外伤，三根肋骨骨析，小多儿她娘是脑震荡。小多儿她爷让大女儿小春和儿子小黑儿在院里招应，让念过高小的小女儿小多到区里告状。陆国群问：“区里怎么说的？”小多儿说：“区里说潘家洼是县委搞的点，让俺有事直接找县里反映。县里俺找谁去呀？找县工会詹主席，他上地区开会了，这不就去找你了。”陆国群听小多说着，心里暗想，潘家洼的问题不了了之，吃了夹生饭。往后这个村里和潘家兄弟对立的几户外姓农民日子难过了。潘家洼是崮山县城关区的一个大村。全村一千多户，在县城南十七、八里，地处平原，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土地平坦，肥沃，旱能浇，涝能排，旱涝保收。这个村潘家是大姓，姓潘的占一大半。土改中，姓潘的地主，富农倒了，一个叫潘振纲的，是个“肉头户儿”，土改前日子过得不错，但因为家里人口多，人平均地亩少，划了贫农成份。这人粗通文墨，眼皮子活泛，会投人所好，土地改革中表现积极，当了骨干，入了党，从此掌握了村里领导权。他有五个儿子，名唤来兴，来旺，来运，来财，来福。其中来兴，来旺解放后当过兵，复员回了村。兄弟们个个长得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人称“五虎”。堪称殷实的家底儿，加上潘振纲父子在土改中分浮财明里暗里捞了不少“外快”，还分了八亩好地，三座宅院儿，日子过得像滚瓜溜圆的母牛肥得流油。财大自然气粗，潘家在村里说话最顶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潘振纲有头脑，好心计，识时务，土改结束，他当上了村支书兼村长，但过了四、五年，大儿子来兴在部队入了党，复员来家，他就急流勇退，向区里推荐让来兴接了班儿，还教导儿子们坚决跟共产党走，什么运动都跑在前头。他说，共产党让往哪走，你就往哪走，你不走，最后还得死逼着你往哪走。那你何必惹那个不痛快呢？一样上套耕地，你是当那个领墒的，还是当那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犟牛？小子们，听爷的话，甭管对错—这人世间的事儿有什么对错？谁有权谁就对，就跟着共产党哄哄，他们指东，你就不打西，准错不了，就没亏吃。你们信我的话，这潘家洼的天下就是你弟兄们的。这五弟兄在村里，刻意表现积极，凡是上级布置的事，总是主动响应，很得上级和驻村干部的欢心。潘家洼被县委培养成农业合作化试点村，在全县最早成立了整个村子一体的，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不参加分配，仅以工分和人口分配农产品和现金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潘来兴兼任合作社社长，来旺当副社长兼民兵连长，老三当村治保主任，老四当副业队长，老五高小毕业，回村当了团支部书记，潘振纲的一个侄子当合作社的会计。潘来兴在给老爹贺六十岁大寿时说：“爷，如今这潘家洼，印把子，枪杆子，钱柜子，都在咱爷们儿手里攥着，咱在村里说出话来，没敢给咱白犟的。就算是一泡狗屎，咱说它香，也没人敢说臭，这都是你老给俺弟兄打下的江山，你就是棵大树，俺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啊。过去的地主，就是掌握着自家的土地，长工，佃户听他的，村长就管着收皇粮国税，征兵派夫，现在，全村的几千亩地，连大牲畜，农具，全由咱支配，男女劳力咱调遣，什么过去的村长，保长，还有那点子地主、老财，谁都不如咱爷们儿权力大，威风。”潘振纲听得心里自不悠的，头脑子晕晕乎乎，像驾云一般，心想来兴这小子脑子好使，他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他剔完牙，漱漱口，这才故作威严地说：“来兴，还有你们弟兄几个，我给你们说，可别忘了自己姓字名谁，可别不知道自己扒几碗干饭。你们得看透了，你爷可不是山大王出身，咱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离了共产党替咱扛腰，咱爷们儿一天也混不下去。什么选支书，选村长，选合作社社长，那都是糊弄人的。老百姓想选张三，选李四，让他选选试试，门儿都没有。上边儿说你行，你不行也行。上边儿说你不行，让你有日天的本事，也是不行。来兴，我跟你说，区里晌午天派个三块豆腐干子高的小通信员拿张四指宽的纸条儿，说不让你当这个村支书了，你就得乖乖地下去，你不光不能当支书，当村长，连合作社社长也给你撸下来，你几个兄弟也得往旁边儿歇着去。你敢跟上边儿顶？你试试，借你个胆也不敢。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出四年，全让共产党收拾干净了。如今，在咱中国这地界上，共产党正在时上，不管你是谁，想跟共产党对着干，那是兔子枕着狗蛋睡，大了胆了。一句话取齐，别考虑老百姓，那个是白搭的。你就听上级的。你别看，兄弟爷们儿凑一块儿，说个能话儿，巧话儿，吹牛必，日大蛋，跟多了不得似的。有的人能得跟猴儿似的，精的跟蹦豆子似的，放到大场面儿上，见了当官儿的，屁都放不响。你就当他们是一地草，是见风倒的，记准了，你要想把大权掌牢了，干常了，你就跟上头儿，看着区里，县里领导的眼色行事。他要么，你给么，只要把上边儿哄住了，你这个位儿就能坐稳当了。头一件，在村里当干部，比不得在外边儿，都是庄乡，一辈子一辈子的，都在一片土上混，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行事儿别“过”了，别张狂，别为仇人，别叫老少爷们儿看不下去。有一件事儿很要紧，当官儿就得图好处，不图好处谁当这个？家雀子跟着蝙蝠飞，熬眼儿的熬眼儿，打食儿的打食儿。咱爷们不能不打食儿光赚个熬眼儿，咱不当那个孙大头。该捞的好处，别客气。可是，你得办漂亮了，得严丝合缝儿。不能钻头不顾腚，叫人家抓住尾巴根子。再一个，不能下头儿馋。你们谁有这个毛病，我心里有数儿，这个毛病得改！跟抽大烟一样，你好这一口，没够，多少人栽到这上头。你们有人只图一时之快，坏了咱潘家的江山，别怪我没嘱咐你们。潘家兄弟一个个点头称“是”，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体会老爷子的良苦用心，更不可能全部贯彻执行他的金玉之言，依旧是能“捞”的捞，能“搞（女人）”的搞，我行我素。潘家洼是县委管书纪抓的“点”，是农业合作化大村社的典型，管书记经常到村里来，县上，区上也常给村里吃“偏食”，开“小灶儿”，潘家兄弟自然会尽力投上级所好，带头交公粮，卖余粮，年年麦收，秋收时节，组织大车小辆，装上满满的粮食，插上红旗，排成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送往区粮所。推车的，拉车的社员低着头，躬着腰，脖子被车襻勒出一绺沟，满头满脸的汗水像泉眼一样往外冒，眼睛被醃得又涩又疼，汗水像小雨一样顺着面颊、两臂，前胸，后背往下流，落到路上，大路上的浮土砸出一个个麻坑儿。来兴书记，来旺副社长望着长长的送粮车队，心里充溢着自得和成就感，骑上自行车箭一样从车队旁边驶过，先行一步向区委，区公所领导报喜，送粮的社员们身上流汗，心头滴血，他们记挂着在他们身后，合作社场里的粮堆已经小了好多，而社员们要吃东西的嘴巴却一年年增加，口粮一年比一年分得少，全家老少更要饿肚子了，……从入了大村社，年年都是这样，交公粮—老百姓从来都认为交公粮是天经地义的事，并无怨言—不必说，最遭人恨的是卖“余粮”，名为卖“余粮”，实际上不管你“余”不“余”，“余”得多“余”得少，都得卖，卖“余粮”是“任务”，而且是“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而潘家洼是县委树的“典型”，不但要完成任务，还要“超额完成”。潘来兴说：“就是这样，上级擎囫囵，合作社擎破儿。完成了上级任务，再留下种子粮，饲料粮，机动粮，公用粮（干部吃喝，招待用粮），剩下的再分给社员。想多分，就好好干活儿，多积肥，地里打的多，就能分的多。”潘书记这话是说社员分口粮少，挨饿，只能怪自己，而怪不着干部，更不能怪上级。平时，县里区里布置这活动那工作，他们样样紧跟，并尽量干得“漂亮”，他们已经摸透了上级的脾气，干部们下来，不过是看个外表，他们就专在表面上下功夫，弄出声势，做出样子，赚个热闹，糊弄糊弄上边来的人的眼皮，所以，潘家洼常年断不了外边儿来的参观的，“学习”的，上边儿的干部或外边儿参观的来了，合作社管饭，好吃好喝一阵子，上上下下抹抹油嘴，高高兴兴地走了，潘来兴上区里县里要点儿补助，村里还有点儿赚头，自己也捎带着图点儿好处。总之，他们在上边儿，无论县里区里关系都很“挺”。仗着有领导给他们撑腰，潘家兄弟头脑发热，老爷子的嘱咐成了耳旁风，在村里行事儿很“过”，很张狂，称王称霸，无法无天。村里千把户人家，谁想求村里办事，都得先送礼。谁家婚丧嫁娶，来客来人儿，都要请老爷子和他们兄弟吃饭喝酒，有时光他们兄弟连家里人就占两桌，男爷们儿不适合的酒席，比如小孩儿满月，坐“粥米席”，潘家老太太，来兴，来旺家里的妯娌们齐上阵，庄里人私下说，这潘家人就是咱村里的公“老的”，各家各户都得孝敬他们。潘家兄弟私下在公家图多大好处，社员们无从得知，会计、保管都是他们的人，帐目做得严丝合缝儿，反正社员们看见的是，兄弟几个除了土改分的地主家宅院，又盖了三位新宅子，砖瓦房，大院子，高门楼儿，像新地主。从大人到孩子，吃的穿的都跟庄里社员不一样。在农业社里，兄弟五个都成了脱产干部，连他们的媳妇儿，沾亲带故的，也都安排不下坡的差事，不干活，干轻活儿，天天扔球甩蛋儿，工分不少记，粮钱不少分。最让社员切齿痛恨的是，潘来兴当着共产党的支书，“人物”人不办“人物”事儿，生就的“下头儿馋”的毛病，庄里两个年轻寡妇，长得水灵些，那边儿“五七”没过，就先后成了他的“东宫”，“西宫”。有的黄花大闺女，甚至有夫之妇，被他盯上了，早晚有一天，他变着法子，得让人家成了他的“菜”，当然，他会给女方儿点儿好处，挨了欺负的怕丢人，也怕潘家人，吃了亏，咬咬牙就过去了。有的还真成了他的“相好”的。他家小五儿天天把分头梳得锃亮，穿得人模狗样儿，制服褂子口袋上别着钢笔，借着开团员，青年会，组织团员青年开展文体活动的由头儿，以谈恋爱为幌子，占了好几个闺女的“便宜”，跟人家办了“那事儿”，又不娶人家了，害得人家要死要活，又不敢跟潘家闹，没办法儿，孬好找个主儿，嫁出去算完，过了门儿，遇见男人憨不几的，混过去是万幸，有的让男人看出了“毛病”，从此挨打受气，抬不起头，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小五儿跟没事儿人似的，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狗改不了吃屎，庄里有老人说，还就有小妮子“贱”，心甘情愿上他的当。潘家兄弟在村里为非作歹，位子却十分稳固，除了有上级支持，还因为潘家在村里是大姓，他们对同姓本族的，一样的事情，会高看一眼。潘姓人觉得不能把村里大权落到外姓人手里，一般都维护他们，孬好是自己本家，一窝狓子不嫌骚。村里杂姓农民心不齐，怕惹事儿，只要不在自己头上拉屎撒尿，小小不然的吃点儿亏，伸伸脖子，就咽下去了。见别人受欺负，没敢仗义执言的，一般是躲着走，暗自庆幸倒霉的不是自己，或者因此而觉得比倒霉的还强，有一种可怜的“优越感”，更有个别的没人心眼儿，上赶着巴结潘家兄弟，对受害者落井下石。潘家兄弟几只手伸开，把天给遮住了，不用说成份不好的，有政治问题的人家儿大气儿不敢喘，多数庄稼人也是敢怒不敢言。但是，按毛主席的话说，“有压迫，就有反抗”，还真有不怕事儿的站出来跟潘家叫板了。村里有个社员叫杨常有（有人说潘家和杨家是从宋朝结下的仇，那当然是胡扯八颠的淡话），是个贫农，土改时参加过贫农团，为人急公好义，好打抱不平。土改以后建立村级组织，被潘振纲排挤出来，他看不惯潘家兄弟在村里横行霸道，暗中串连几个社员，搜集潘家兄弟的“问题”，偷偷给上级写信，告他们的状。但告状信送上去，又转回来，竟落到了潘来兴手里，他在村民大会上讲：“个别坏人，躲在阴暗角落儿里，诬告村支部，告诉你们，阳沟里翻不了船，潘家洼的天，翻不过来。有本事，咱就斗一斗，到末了看倒霉的是谁！”今年夏天，中央布置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结合进行整风整社。县里往潘家洼派了工作组，县工会主席詹明是组长，陆国群当副组长。行前，县委农村工作部马部长交待：你们入村后，要依靠村支部，发动群众，挖出写匿名信，带头闹社的敌对分子，挫败他们的砍旗阴谋。工作组进村后，力图执行县委部署，但是，杨常有等几个社员没用工作组“挖”，主动找上门，承认告状信是他们写的，并向工作组反映了潘家兄弟的种种劣迹，确实触目惊心。杨常有们说，俺全村社员把潘家爷几个像老的一样敬奉着，可他们比原先的地主坏十倍，社员们连旧社会的佃户、长工都不如，他们家的人男的女的，没个干活儿的，还吃香的喝辣的。别说合作社的活儿他们不干，就连他们家的自留地，从种到收，也都是社员给他们干。他们站在旁边儿风凉。也不能说社员贱骨头，巴结他们，庄稼人有几个敢直腰，站着尿的？多数胆小怕事，在农业社里当社员，分宅基地，分自留地，给不给，好的孬的，远的近的，小孩儿们上学，入团，干个轻省活儿，缺粮了发统销粮，困难户发救济款，……事儿多了，什么事儿不是人家说了算？老百姓万事求人，能不巴结人家？潘家兄弟人多势大，看你不顺眼，一阵拳打脚踢，你就得挨着。谁不害怕？再说生活儿，眼看人家男女老少大吃二喝，花钱像淌水，社员穷得“叮当”响。老大来兴，小五儿来福，一个党支书，一个团支书，两个支书一对流氓，糟蹋了不少妇女。大闺女，小媳妇儿，见了他们躲着走。你们说，俺村这是什么世道儿？旧社会，地主凭的是自家的土地，剥削穷人；新社会，老百姓把自己的土地全都入了农业社，自己不当家儿了，全村的土地，牲畜都归了潘家爷们儿了，他们比地主厉害一百倍。杨常有说：“你们不是搞社会主义教育吗？你们说说，俺村这个样儿，这叫‘社会主义’吗？”工作组串门儿入户儿了解情况，发现杨常有几个人说的大体属实，潘家洼问题真的不少，在全县首建大村社，农村各项中心工作标杆儿，统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从县到地区的农业合作化“先进典型”，“模范党支部”的光环背后，是农民的贫穷，困顿，是他们遭受的不公，不义，欺凌和冤屈。詹明和陆国群两人年纪差了不少，但两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竟把县委领导的意图抛到了脑后，经过一个来月的调查了解，掌握了潘家洼村和农业合作社干部们部分错误事实，看上去已是触目惊心，但潘家兄弟在村里树大根深，耳目甚多，很难彻底查清问题，工作组为引起县委领导的重视，请县委加派精兵强将，查清潘家洼的问题，于是把他们初步了解的了问题向县委写了报告。县委管书记，农村工作部马部长看了报告十分气恼，很后悔派了两个书生去潘家洼，给捅了漏子。马部长亲临潘家洼，跟杨常有等几个“反对派”骨干谈了话，证明了工作组报告内容基本属实。但管书记认为，潘来兴比较明显的错误是男女作风问题，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潘家洼的大村社典型垮了，更不能说村党支部烂掉了，这杆旗不能倒。最后县委农工部和区委按管书记的意见，把潘来兴的书记，村长和合作社社长免掉，由潘来旺接任，潘家洼依然是潘家兄弟的天下。很快，县委就把工作组撤了回来。事后，管书记对马部长说，派这两个思想右倾的小知识分子去潘家洼是严重失策，造成了不良后果。从现象上看，他们好像是实事求是，替群众说话，实质上是应和了社会上一股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错误思潮，要引起警惕。詹明和陆国群在这件事上更加“失策”，他们太天真，太认真，他们是搞政治的，但却不懂政治，他们既罔顾农业合作化是方向，对“典型”只能添彩，不能抹黑这个“大局”，又没有领悟到这个典型对管书记的重要性。他们已经给县委领导制造了麻烦，当县委领导撤回工作组时，他们还傻乎乎地向县委恳切陈词，希望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彻底解决潘家洼的问题，否则杨常有那伙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结果受到马部长的严厉批评，“怎么，你们还嫌给县委捅的漏子不够大吗？难道只有你们是关心人民群众的，县委领导是不问百姓死活的不成？岂有此理！”詹明和陆国群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走了，从那再没敢提过潘家洼的事。陆国群想起，从去潘家洼，季龙翔就交待她，到县委的“点”去工作，十分敏感，一定要领会领导意图，要见机行事。“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岂止是“无功”，甚至还会有“过”，事后季龙翔又埋怨她不听劝，不信话，最近又告诉她，听说潘家洼闹得挺厉害，你千万不要插手潘家洼的事，那边儿闹翻了天，打破了头，跟你没丝毫关系，可别给自已惹不素静。季龙翔的话音犹在耳，他人又不在家，潘家洼的人就找上门儿来了，现在她没犯考虑，就跟杨常有的女儿一起去县医院，这也许又不合适，但看着小多那可怜样子，她又狠不起心来，没办法置之不理。她对自己说，在潘家洼待了快俩月，杨常有是个熟人了，他是阶级弟兄，身上有伤住了院，她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到了医院，只安慰一下伤者，对潘家洼的事，一个字也不能说。她已经不在那里驻“点”了，不能再问那里的事。再说，一个干部，按县委的指示做，是纪律，是“党性”—尽管她还不是党员，但也应该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陆国群一路这样想着，和小多一起到了县医院外科病房。杨常有躺在病床上，头上缠着绷带，样子很可怕，本来瘦削的脸让绷带一缠，变成了窄窄的一条绺，缩缩巴巴，只两只眼睛闪着亮光，见到陆国群，十分激动，两只眼红红的，要哭出来，先指指自己脑袋，又掀开被子，让陆国群看身上一片片黑色，青色，紫色的伤痕，让人不敢睁眼，陆国群让杨常有赶紧盖好，去另一间病房看小多妈妈，她是脑震荡，头晕，不能动，见了陆国群，眼泪汩汩淌，嘴咕咕噜噜说不出成套的话，陆国群忍不往流下泪来，转身又回了杨常有病房。杨常有说：“陆同志你看见了吧？俺一家人在潘家洼不能过了，旧社会，俺也没受过这样的欺压呀。”陆国群说：“老杨，我提醒你一句，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一定不要动不动跟旧社会比，这样不好。”杨常有急忙点头，说：“我是气得没办法儿了，今后不这样说了。可是陆同志，俺可怎么办呀？”小多说：“我去找詹主席，他上地区开会了，就去找陆姐了。”杨常有说：“陆同志，你和詹主席得帮俺找找县委领导，替俺做主啊。”陆国群说：“我跟詹主席已经离开你们村，回原单位了，就不能再问那里的事了。硬要问，就犯错误了。我们真的不能帮这个忙儿了。小多也识字，就上县委找有关部门去反映吧。我们替你们找，不但没用，还会适得其反。这里边的事，我也不方便说。”陆国群说了这番话，掏出了五块钱，放到病床前小桌儿上，说：“我知道你们家里很困难，给你们这点钱，算是稍微帮帮。你们想开点，别太难过，好好养伤。也别急躁，问题总会解决的。我就回去上班了。”杨常有说：“陆同志说不能帮俺反映问题，俺也不强求。您是公家人，公家人有公家的规矩，俺不能光顾自个儿，给你们找麻烦。陆同志，俺不能要你的钱，你有两个孩子，日子也不宽裕。”说着，拿了钱往陆国群袄口袋里塞，陆国群说：“我和你们碰巧认识了，就是朋友了。你们是好贫农，你们遇到难处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不留下，就是生我气了。别推让了。”杨常有眼里闪着泪花儿，把钱收下，陆国群不敢久待，急忙离开医院回了机关，因为自己拒绝了杨常有的要求，心里有点不忍，但总算坚持了“原则”，对自己很满意。谁知过后第三天上午，农工部马部长派人把陆国群喊了去，陆国群向他打招呼，他也不搭理，黄病脸子气得发了青，嘴都歪了，拿腔作调地说：“陆部长，陆副组长，工作很忙，很卖力呀。”陆国群又惊又怕，小声说：“部长，按级别，我是小兵，你是领导，按年龄，你是老大哥，我有错误，您尽管批评。你这样问，我不好回话。”马部长厉声说：“你不好回话？你应该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你年纪不算大，但你不是机关单位嘻嘻哈哈的小姑娘，你是有头脑，有思想，有自己的一套的。你很请楚自己做的事。”陆国群说：“部长这样说，我更不明白了。”马部长把桌子一拍，说：“陆国群，你装什么糊涂？我问你，最近潘家洼是不是又有人找过你？你又给他们下了什么指示？你是不是安排他们到处告状了？怎么，你还嫌给县委制造的麻烦不够多？你是下了决心，要和潘家洼一伙反对党支部的人站在一起，跟县委对抗到底吗？你凭什么继续插手潘家洼的事？你是团县委的少儿部长，潘家洼的事跟你有关系吗？你在潘家洼待了三天两后晌，就成那里的救世观音了？”陆国群早已什么都明白了，气恼和惊恐让她的脸色变成灰黄，她努力定定神，解释道：“从工作组撤出来，我跟潘家洼任何人都没联系过，也没跟任何人—包括詹主席—议论过潘家洼的事。三天前，我正在办公室上着班，杨常有的女儿小多突然来找我，说她爷娘两人都被打伤了，在县医院里住着。我出于同情心，到医院看了看他们，杨常有让我和詹主席帮他们向县委领导反映他们的事情，我拒绝了，我连他们打架，受伤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也没问。我跟他们说，我们再问那里的事，违背组织原则，有问题可以自己向区委，县委领导反映。”马部长的气消了些，叽讽道：“你做事总会站在理上。那么我问你，除了刚才说的，你还做了什么？”陆国群吞吞吐吐地说：“我见杨常有夫妻两人住院，挺困难的，给了他们五块钱。”马部长冷笑道：“真是大善人，真大方。你不但可以拿着共产党的工资，跟县委唱对台戏。你还可以从娘家拿钱。你家是有钱人嘛，你们有定息收入嘛。”陆国群头“嗡”一声响，气乎乎地说：“部长，我只是个一般同志，我有错误，领导可以批评，可以处分，但请你尊重我的人格。我靠工资生活，工作以后从没要过父母的钱。我家的企业早已交给了国家，我爸也声明放弃了定息—这本来跟我给杨常有区区五块钱毫不相干。再说，杨常有是个贫农，我对他有点同情，给点儿帮助，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对。”马部长气得嘴头子又歪了，摆摆手，鄙夷地说：“好了，你说够了吧？知道你是小知识分子，我这大老粗说不过你。我也懒得说。今天先说到这里，你回去考虑吧！”陆国群心里惶恐，退让说：“对不起，马部长，我刚才不够冷静。对潘家洼的事，我可能想简单了，我回去好好反省。”马部长似也不想恋战，冷冷一笑，说：“‘简单’？你？‘简单’？也许是吧。好，你可以走了。”陆国群只好走了。她从马部长办公室走出来，觉得自己头晕，脸热，身上有点发抖，像是发烧打寒战。匪夷所思，真的匪夷所思，她没想到，简简单单—“简单？”—一件事，竟会惹出这种事来。她意识到，这次闯大祸了。季龙翔肯定会埋怨她，而她无论向组织还是跟季龙翔都是解释不清楚的，她究竟做错了什么？难道这就是“政治斗争”？这也太费解，太可怕了……

陆国群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坐下来，喘息未定，就把她去潘家洼工作时的笔记，整理的文字材料，报告草稿，县委对潘家洼问题的处理意见，边看边回想从介入此事到那天去县医院看望杨常有夫妇，在这事的全过程中，她做错了什么？她不明白，潘家兄弟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他们打伤了人，逍遥法外，还派人监规受害人的行踪，并且随时向县领导报告，而县领导的屁股还坐在他们一边。她更不明白，一个潘家洼，对县委领导真有那么重要？为了保这个“典型”，可以不顾事实，可以歪曲真相，可以置村里那么多好百姓的疾苦，血泪于不顾。现在，当马部长气急败坏地向她发这通火之后，她才有点明白了，季龙翔说的是对的—他总是“对的”，而她却永远是错的，她错就错在只讲“是非”，不讲“政治”，错在天真，幼稚，拿着棒槌当针（真），把诸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群众疾苦”一类说词当成信条去奉行，而实际上当那一套和党的领导的利益冲突时，会变得一钱不值。她错就错在对领导不察言观色，唯命是从，不肯见风转舵，错就错在没有投领导所好，而固守常识和良知。……这与她解放前听地下党人讲的，参加工作后领导上说的，在党课上学的党的“宗旨”，“党性”等等不是南辕北辙吗？……她想的头脑子都疼了。她想不通，她无所适从，她只明白了一点，她很可能要为潘家洼的事“背黑锅”，付出代价了。……

陆国群被马部长训斥后，像干了“瞎事儿”的孩子一样，心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在组织面前，个人太渺小了，犹如匍匐在巨石跟前的一株小草。她满腹心事，但不能跟任何人说。白天，照常上班，忙那些突然变得没有意义，甚至很可笑的“工作”，夜晚，除了弄孩子的那一会儿，其他时候，她老在想潘家洼，马部长，杨常有那些事，怎么也摆脱不开，觉也睡不安，天天掐着指头，算季龙翔走了几天了，她盼着他快些回来，那怕挨他训也是好的。但是，季龙翔才走了几天，还有二十多天才能回来，这差不多是遥遥无期了。她多么希望季龙翔能提前回来，但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告诫自己，一定要接受潘家洼这件事的教训，凡事多长个心眼儿。但她又想，以她的人生态度和个性，再有类似的事情，说不定她还会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做法去做，记不清在什么书上看过，人的性格就是命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让她完全适应现实，难啊。……解放前，她接触到的忘我，热情，忠诚，正直的地下党员，下决心做他们那样的人，考干，参加培训，她觉得自己时时沐浴着真理的阳光，她心目中的革命队伍是团结，纯洁的集体，同志之间友爱，真诚，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也只能是—真理，是人民的利益。但是，她很快发现，现实—即使不是恰恰相反—也远非她所想像的那样美好，那样光明。她本来是很开朗的，对领导，像对自己的老的，对同志，像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想什么说什么，事无不可对人言。但一次次碰钉子，她也变得“成熟”，老练多了，说话做事谨慎了许多。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触雷”了。……
     又过了两三天，陆国群在办公室，张副书记对她说，机关党委陏书记让她去一下，陆国群问：“什么事？”张副书记语带玄机地说：“去吧，去了就知道了。”陆国群心里忐忑不安，七上八下，到了陏书记办公室，陏书记端坐在办公桌后边，长脸阴沉着，示意陆国群坐在桌前椅子上，屋里一个年轻干事给陆国群倒了一杯水，又回自己办公桌看文件，陏书记说：“小井，你出去一下。”井干事赶紧走了出去。陏书记用冷峻的犀利的似可刀刻入木的眼光看陆国群几眼，用低沉的、讯问的口吻说：“陆国群，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中央、省里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你们家有什么情况吗？”陆国群听得毛骨悚然，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她赶忙说:“我的几个亲属在运动中犯了错误。”陏书记插话道：“‘犯了错误’？恐怕太轻描淡写了吧？”陆国群说：“我不是有意轻描淡写，是还没把话说完。我叔和婶子都被定为右派分子，我叔是极右。我哥哥因为对肃反中受审查有意见，坚持申诉，按翻案定为极右，他和本科室几个同情他的年轻大夫被定为反革命小集团，我哥被判了劳动教养两年。”陏书记严肃地问:“作为一个要求入党的人，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这些问题？”陆国群说：“我从济南回来第二天，就向时书记汇报了。我问他，是不是要向机关党委会领导报告，时书记说，给他说了就可以了，他向机关党委会通报就行了。”陏书记似乎有些始料不及，稍稍有些失望，一时好像没话可说了，但很快又问：“陆国群，你这次回济南干什么了？”陆国群说：“家里给我打来电报，说我母亲病了，我接电报后，向领导请了假回去的。”陏书记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像是聚焦般地看着陆国群，用从牙缝儿里挤出来的声音说：“据我所知，判处劳动教养的人是处分决定下达后立即被押送的，你是不是赶回去给你哥送行了？”陆国群很紧张，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陏书记声音低沉但很严厉地说：“坐下，你急什么？说到疼处了？”陆国群很尴尬，只好坐下，说：“我事先确实不知道我哥要去劳教，是从车站回家的路上，我表弟告诉我的。”陏书记拉了慢腔说：“总之你是回家给打成极右分子的哥哥送行了，并且，你还不辞辛苦，跑到几十里外，去看望了你正在农村劳动改造的叔和婶子，感情还特别深，相见的场面十分感人。是不是？你自以为远离了组织的视线，但是，右派分子也不是铁板一块，你刚离开，就有人来信向我们反映了情况。这是你没料到的吧？”陆国群头上冒出汗来，她想，一定是叔和婶子说的叔那个“朋友”张西江给这边写了信，这人行动真够快的，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陏书记紧接着问：“你怎么解释你做的这些事？这算不算和他们划清界线了？”陆国群说：“党对这些人的政策还是教育，挽救，改造。作为他们的亲属，主要是在思想上和他们划清界线，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跟错误决裂。我觉得我是这样做的。有做的不恰当的，请领导批评。”陏书记冷冷一笑，说：“不愧是知识分子，还真能咬文嚼字，也会强词夺理。好一个‘从思想上划清界线’，至于行动上应该怎样做，你自有自己的见解。我不能说你完全没有道理。也许你回济南，是去跟你叔、婶，你哥哥开展斗争，应该表扬呢。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你请回吧。”陆国群急得快哭了，说：“陏书记，你听我给你解释。”陏书记站了起来，不耐烦地说：“我没兴趣听你的解释—你怎样解释我也不会相信。对于这个问题，你怎样认识，抱什么态度，是你自己的事，至于我们怎样看，是组织上的事。今天就到这里。”陆国群眼里噙着泪走出机关党委会，西北风刮得很凶，天空成了土黄色，她往自己办公室走，身子被大风刮得趔趔趄趄，她下意识地扯紧衣襟，天更冷了，她打了个寒战，突然想起，季龙翔走时没带棉衣，要挨冻了。……

晚上，西北风时而像哨子“吱吱”地，时而像汽车驶过“呜呜”地响着，陆国群觉得房子快给刮倒了。很晚了，孩子和小萍都睡熟了，她怎么也睡不着，一次次起来给睡在小萍床上的大壮盖被子。睡着以后，陆国群做了一个梦。不知道为什么她走到了一个烂泥滩上，怎么挣扎也抬不起腿，挪不动脚，离那不远就是平整干爽的大路，阳光明亮，而烂泥滩上空却布满了阴云，那阴云几乎压到了她的头顶。她心里好纳闷，平生没见过这样奇怪的天象。马部长，陏书记和一大帮机关上的人在阳光下的大路上走着，冷冷地看着她，但似乎都在幸灾乐祸，没有人打算来救她，突然，她惊讶地看见季龙翔也在那些人之中，陆国群盼望他过来救她，她想喊她，却喊不出声音，季龙翔像变了一个人，傻了似的，呆呆的，步履蹒跚地朝她走来，马部长和陏书记十分严肃地示意他，不得离开大路。陆国群绝望地哭了，但哭不出声，她觉得自己就要沉下去了，就死命挣扎，头碰到床头板儿上，醒了，天才蒙蒙亮，风倒是小了。陆国群发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这个梦太可怕了，难道是不好的兆头？梦里马部长和陏书记冷酷的样子，季龙翔的可怜样子，历历如在眼前。马部长和陏书记近几天对她的批评看上去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但同时发生在她身上，又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她陆国群在县委领导眼里，是不可靠的，有问题的。她好害怕，好无助，好孤单，虽然屋里还睡着小萍和两个孩子，但他们的存在，减轻不了她的恐惧，无助和孤独感。冷汗下去，她觉得好冷，用力裹裹被子，仍然冻得要命，她在心里喊，季龙翔，你怎么还不回来？我快撑不住了 ……

一九五七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阴历十一月初，一场场北风刮过，一波波寒流袭来，天出奇的冷。季龙翔外出培训，还有不少天才能回来。这期间，地委召开了各县县委主要负责人会议，部署了县级整风反右工作，时书记和詹主席到地区开会则是各系统分别部署，支持和配合党委开展反右。中央和省两级是首先动员大呜大放，给党提意见，然后组织反击，开展反右斗争，到县这一级搞整凤，则完全是走过场，水过地皮湿，做做样子而已，运动真正的目标是反右。运动开始，党组织即组织骨干队伍，内定斗争对象，有组织，有目标地撒网围捕。陆国群因为马部长和陏书记先后对她的批评而惴惴不安，对整风反右的大形势毫无觉察。她想，运动无论怎样搞，只要她按爸爸和季龙翔的嘱咐做，就不会搞到自己头上。她参加了县委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会后，时书记又在团县委机关作了动员，希望大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整风运动。开完会，陆国群向时书记汇报了最近经历的两件事，请他帮助。时书记听了，面露难色，说：“现在，搞运动了，领导们都很忙，这些事，先放放再说吧。”停了一会儿，又意味深长地说：“开始整风了，如果有意见，可以提，不过，无论是发言还是写大字报，一定要考虑周到些，力求全面，客观，别带情绪，一定要注意。”陆国群说：“我会注意的。”时书记还想说什么，但想了想，没有说，又换个话题说：“季站长出去培训，还没回来？”陆国群点点头，时书记又说：“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让小萍多忙活些，运动开始后，就紧张起来了。”陆国群觉得时书记的神色有点异样，说话不像以前那样直白，好像在说出来的话后边还有另一层意思，他一向不是这样的。这让陆国群很纳闷，更加惶恐不安了。

整风运动开始后，不论领导怎样动员，效果都不大。也许是人们没多少意见好提，也许是接受了大城市整风反右的教训，怕“枪打出头鸟”，没有多少人站出来“大鸣大放”，开会冷冷清清，上台发言的人有气无力，会常常冷场。大字报贴得很少。发言和大字报也没什么“要害”内容，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陆国群满肚子委屈，但她没发一次言，也没敢写大字报。她不敢闯祸。她有年迈的父母，有深爱的丈夫，有幼小的儿子，她犯不起，犯不得错误。运动前夕，两个领导的谈话已经让她惊恐了多少天了，她常常想，她多么希望有“上帝”，希望上帝保佑自己，千万不能犯错误。但是，怕什么来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怕就有鬼”，运动开始后第七天，风向变了，机关院儿里开始出现揭发批判右派言行的大字报，前些日子，大城市搞整风反右，报纸上每天连篇累牍地报道，登载那些鸣放言论，机关上人们对这些常有议论，不少人公开或私下表示赞成，拍手叫好，有的还在那些文章旁边写上“好”，“正确”，“完全正确”，“一针见血”，“字字中的”等“批语”，有的人平时讲过对县委或部门领导不满的话，或者对某项工作有不同意见，发过牢骚等等，都陆续被揭发出来。头两天没有陆国群什么事儿，陆国群心里暗自庆幸，亏得自己天天忙于本职工作或领导布置的临时工作，又不喜欢办公室聊天和乱发议论，没什么错话被人抓住。但又过了两天，陆国群上了班，放下自行车，见人们看她的眼光有些异样，站住一看，团县委办公室山墙上，刚刚贴出一篇大字报，七、八张大纸，写得密密麻麻，题目赫然醒目：“拆穿陆国群的假面具，揪出右派分子陆国群！”署名是团县委革命同志。大字报开宗明义，用不容置疑的口吻，称陆国群貌似“革命青年”，工作努力，靠拢组织，追求进步，而实际上，她的行动却表明，那一切都是假的，是装出来的。她一贯和党组织，县委领导唱对台戏，处处为敌。下边列举了大量事实，说陆国群参加工作不久，在“三反运动”中，扑风捉影，别有用心，诬陷县委领导的儿子，造成了恶劣影响；在潘家洼参加整风整社，和社会上反党，闹社的势力相勾结，妄图砍倒县委树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红旗；陆国群下乡和到县内中小学出差，遇见生活有困难的人，像大“善人”，观世音下凡，给人施舍，这是以小恩小惠邀买人心，用她的假“慈悲”反衬党和政府不关心群众疾苦，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她的行为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陆国群作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骨子里看不起工农干部，竟不自量力地纠正领导的错别字和破句；在这场整风反右运动中，她与右派分子亲属沆瀣一气，彻底暴露了她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陆国群处心积虑，乔装打扮，故作积极，妄图混入党内，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但党组织明察秋毫，坚持对她长期考验，使她的图谋未能得逞，这便让她对党组织怀有刻骨仇恨，干出一系列反党勾当，这是她资产阶级反动本性的大暴露，绝对不是隅然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一定不要被她的假面目所蒙蔽，要坚决同她开展斗争。就在这篇大字报旁边，还有一篇，题目是“时玉山是右派分子陆国群的保护伞”，说陆国群平日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是因为时玉山为她撑腰打气，百般纵容，就在此次运动前夕，时对她面授机宜，指示她对抗运动，蒙混过关。运动开始以来，陆国群一反常态，表现沉默，就是时玉山予以点拨的结果。陆国群一下懵了，在两篇大字报跟前，僵立了很久。她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挺住，不能趴下。要找领导解释，要辩诬。她迈着僵硬的两腿走进办公室，时书记不在，张进才和崔秀娟两人冷冷地，像看一个传染病患者那样看着她，陆国群一时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跟她说话，陆国群想，不说话就不说吧，看来“团县委革命同志”就是这二位了，他们一定是奉命为之，已把她视为敌人，想和他们维持“同志”—那怕是表面的—关系，是不可能了，也就不要上赶着怎么样了，更何况陆国群跟这两位同事一直是面和心不和。张副书记是从下边的区团委书记提拔上来的，有“官迷”之誉，当过小学老师，嘴头子功夫十分了得，套话连篇如行云流水，听来让人肉麻，工作擅花拳绣腿，很受县委领导赏识，跟时书记则好像一山不容二虎，时看不惯他，他也不服气时。那崔部长长了一张像模板压出来的扁扁的头，平平的脸，脸上的器官，近处尚可分辫，稍远些就成了混沌一片，外人背后称她“老扁”，她的一大爱好是对具直机关的男女青年评头论足，她本人在男同志特别是领导跟前喜欢搔首弄姿。时书记惯常对她不苟言笑，公事公办，不给她卖弄风情的机会，这让她很不高兴，私底下，她对陆国群说：“时书记就喜欢你，见了你就笑逐颜开，对我冷若冰霜。”陆国群说：“时书记对同志一视同仁，你别想那么多。”张、崔两位在工作中和时书记有个重要分歧，是在吸收新团员问题上，时书记认为共青团不同于共产党，是群众性组织，政审标准不能太死板。这里是老区，解放那么多年了，要求入团的青年人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基本面是好的，不必要求过严，过苛。特别是青年学生，入团问题，事关他们的前途，应尽可能宽容些。张副书记和崔部长认为时书记这种观点背离了党的阶级路线，是“右倾”，为此，他们之间争论过好几次。陆国群想，她和张、崔两位尽管有些不同认识，但从来没有公开冲突过，甚至连争论也没有，现在他们却来了这么一手，而且还把时书记也牵扯上，看来不会是他们一时的意气，一定是受人指使。这事儿麻烦大了。陆国群压住心跳，坐到办公桌后边，拿出本子，用有点发抖的手记下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她有一种冲动，想逐条答复那些指责。但她心里很乱，不知道这样做好不好，也不知道允许不允许被批评者本人答复，特别是如果大字报是有来头的，那就更不能擅自行动了，还是应该找领导请示后再说。张、崔一前一后出了办公室，半个多小时后，又一先一后回来了。两人很兴奋的样子，一唱一和地说：“又有好几篇大字报针对咱团县委，咱们这下成了重点单位了。”“可惜是揭发批判，要是表扬就好了。”陆国群坐不住了，她站起来往外走，张和崔两位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陆国群到了办公室外边，看到东边一排办公室墙上，新贴出了五、六篇大字报，题目一篇比一篇更吓人：“剥下陆国群的画皮”，“请看资产阶级小姐陆国群的丑恶面目”，“陆国群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挫败陆国群的砍旗阴谋，保卫农业合作化运动”，“陆国群攻击，污蔑县委领导罪责难逃”，“是‘出水芙蓉’还是浸透毒汁的罂栗—评陆国群真面目”，还有针对时玉山和詹明的大字报：“时玉山要把团县委带往哪里？”“时玉山陆国群改变团的性质的阴谋不能得逞！”，“詹明和陆国群是砍旗的跳梁小丑”。此时的县委大院儿里，针对陆国群，时玉山，詹明和其他十几个人的大字报如排山倒海。平时县委的秘书、干事们写材料，像妇女生孩子一样难，这会儿却是人才倍出，文思如潮，大笔如椽，才气横溢，表现出惊人的能量，置身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里，不但已经被点名的几个人感到自己陷入了 灭顶之灾，已经成了网中鱼，笼中兽；除了斗争骨干之外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不少人也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有没有辫子可抓，生怕说不定哪一天一篇大字报点了自己的名，也像陆国群这些人一样被这气势汹汹的浪潮裹挟进去，因而惶恐无状，但还得故作镇定，有的赶紧挖空心思，搜肠刮肚，拿出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架势，对着已经上了“榜”的这些准“右派”，猛批一阵，有点像朝落入井中之人再扔上大块儿的石头，借以表示自己也在投入战斗，同时告诉大家，自已不是那一类的人，殊不知这是徒劳，是枉费心机，有的人刚把自己投入“战斗”的大字报贴出去，那边成本大套，言之凿凿，揭发，批判他的错、罪，拆穿其“以攻为守”阴谋的大字报就赫然面世了，让这等人狼狈不堪，成为笑料。因为斗争对象多数是预先划定的，就连“出场”的顺序也是有计划，按批次的，当然运动中也有人因为发言或大字报中有犯忌之处，被“火线”擒拿，那属于自投罗网，算是“愿者上钩”，就是意外的“收获”了。

陆国群站在大字报阵里，西北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浑身发冷，像掉进了冰窖里。旁边看大字报的人都躲开她，似乎她真的是“画皮”，是“毒蛇”，是不祥之物儿。她感到自己像一只可怜的小鱼儿落在网里，左冲右突，跑不出去，又像她在乡下见过的麦收季节农民们层层围堵起来的野兔，闪着惊恐可怜的眼睛，难以逃脱，那一篇篇大字报，一幅幅大字标语，就像农民们挥舞着的木锨和排插，雨点般朝她砸下来。太可怕了。她早就上了反右对象名册，但却还蒙在鼓里，一心渴求亲人般的党组织的关怀，批评和教育。当她落难的时候，自己的丈夫却千呼万唤不回来，这不是巧合。恰在这时，把他派出去待那么多天，是有予谋的，是为了当向她出击的时候，减少干扰，让她孤立无援，束手就擒。……为了打垮区区一个小女子，何至于如此精心谋划，巧设机关？共产党长于对敌斗争。斗争的谋略，排兵布阵，几乎可称为艺术，陆国群终于亲临其境，亲身领受了。她像黑夜里盼天明一样盼望解放，像少女初恋一样向往革命，像儿女渴望慈母的怀抱一样奔向革命队伍，到头来，却是飞蛾扑火。这是多么荒诞不经，是命运给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解放前夕，因为她跟地下党人接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班里有的同学对她侧目而视，后来她考了干，有同学讥刺她，“好歹跳了龙门了”，她认为那些人消极，落伍，对她艳羡，嫉妒，甚至仇恨，表现出一种没落阶级和落后势力的怨嗟和恼恨，随他们去吧，未来是属于革命者的。如今，她没跳上“龙门”，倒落进了地狱之门，而那些讽刺她的同学除了少数成了“反革命”，右派的，多数却在安安稳稳地教书度日，他们得知她今日的下场，会不会笑她痴愚？原来她想叔、婶儿不注意思想改造，跟不上新潮流，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错误批评，犯了错误，是咎由自取；哥哥无辜蒙冤是他们单位领导掌握党的政策有偏差，日后一定会得到纠正，现在，同样的灾祸落到她自己头上，才知道，天威难测，动辄得咎，是防不胜防的。正如渔人一定要撒网，猎人一定要放枪，当政者会主动地向真的或假想的敌人进攻，如有不合心意的，不太驯顺的，稍有独立见解的，往往就会成为斗争对象。按照阶级分析方法，运动的惯例，斗争对象要占到一定比例，而“指标”是一定要完成的。这些凑数儿的斗争对象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成了“阶级敌人”。

……

中午下班，陆国群回到家，小萍说：“陆姐，你脸色不大好，不舒服吗？”陆国群苦笑笑，说：“没有什么，可能是冻的吧。”说完急忙抱起正伸着小手儿，“啊啊”地找她的二强，给他喂奶，大壮也喂到她身边，陆国群抬起一只手，抚摸着大壮的小脑袋瓜。她悚然悟到，如果她受了处理，成了“坏人”，孩子会受到影响，她的心似乎“格支”疼了一下。她奇怪自己在机关，在来家的路上，在进家门儿以前，她脑子里老是充塞着大字报上写的那堆“问题”和自己暗暗辩解的说词，一直没顾上想孩子，现在，突然想到了，这才是最现实，最可怕的事情。她觉得这两个孩子太可怜了，她有一种冲动，想抱着孩子放声大哭，但她不能那样，孩子太小了，她不能吓他们，再说，那样还会被看作对运动的“态度”有问题，而共产党搞运动整人，强调“态度”总是甚于错（罪）本身，因为共产党是真理的化身，它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且有利于人民大众，是另一种形式的“替天行道”，所以它十分看重对运动的态度，即人们对运动响应，赞成和拥护的程度，即使是挨整的人，也要表现出心悦诚服，方能得到宽大处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被整肃者挨了扁担，不能说扁担上有楂子，要说挨得很舒服，又很像封建王朝，皇帝对臣民，雷霆雨露，莫非皇恩，臣民受到皇帝责罚—包括处死，都要跪拜，“谢主隆恩”。陆国群深知在现时的环境中，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是不能肆意地，无节制地喧泄内心感情的，必须隐忍。她给孩子喂完奶，做出无事的样子，帮小萍收拾桌子，端饭端菜，盛汤，看着大壮吃饭，自己也硬强着吞咽饭菜。她告诫自己，运动刚刚开始，无论如何不能病倒，更不能垮掉，别再想什么是非曲直，想也没用，总不至于组织上和革命干部群众大家都错了，你陆国群对了，再冤枉，再委屈，对各种指控，你都得照单儿收下，而且还要低头认罪，现在应该开始考虑面对现实了。一棵小草面对从天而降的巨石，不能抗拒，只能匍匐，才不会粉身碎骨。她开始说服自己，陆国群，人家揭发你的问题，是确有其事的。至于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儿，你心目中的是非和大字报作者及县委领导所认定的是非大相径庭，截然相反，那是必然的。共产党搞运动，当然会以党的是非为是非，断不会以你之是非为是非。这个帐儿，你无论如何都必须认。她盼着季龙翔快点回来，帮她出出主意，怎么过这个难关。她知道，季龙翔在家，也一样无计可施。她甚至有点庆幸，他被支出去，也是件好事，免得风暴骤起，他跟着受冲击。她已经意识到，她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会被戴上“帽子”，成为“阶级敌人”，那季龙翔也就惨了，他会受影响，而他对“前途”又看得很重，他出身高干家庭，父母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他来到世间，似乎就背负着这种使命。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过沉重，他受得了吗？……她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在明知“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下，当了感情的俘虏，轻率地跟他恋爱，结婚。她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女子，本来就不配嫁给共产党高干的儿子，她固然没有攀高结贵的心，没想过沾他们家什么光，她只是太爱他了，而且还书生气十足地认为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哪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她要让他跟着倒霉，受连累了。……她不敢往下想了。

在战场上打过仗的人都知道，部队要攻击敌人，先要开炮，摧毁它的工事，挫伤敌方的士气，然后再发起冲锋，一举攻克敌人阵地，并歼灭之。共产党是靠枪杆子打出政权的革命党，解放后搞政治运动，自然会熟练运用此种战法。有一种说法，叫“造声势”，就是通过多种方式，制造战斗气氛，形成对敌人的高压态势，整风反右斗争中，大字报，大标语犹如万炮齐发，几天过去，进攻方士气高胀，磨拳擦掌，而敌方个个胆战心惊，溃不成军—他们本来也称不上是什么“军”，除了极个别顽固分子还想负隅顽抗，为自己申辩外，多数已经心惊胆战，丢盔卸甲。这时开始召开批判斗争会，就相当于“短兵相接”，只是，交战中的敌方除个别死硬分子作徒劳的反抗外，多数人很快就高扬白旗，举手投降，俯首领罪了。而按照惯常的做法，进攻一方仍要对顽抗者穷追猛打，即便对低头认罪者也仍然会不依不饶，一定要把他批倒斗臭，让他—至少在表面上—口服心服，往往是不但要在政治上打垮，人格上也要整倒，让他不但不可能再度为患，而且连人也做不得。崮山县委机关批斗大会开得紧张热烈，火药味儿很浓。批斗对象的任何一句解释和辩解或者说明，都会被高昂的口号，严厉的喝斥压下去。但在批判陆国群的会上，却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坐在台下的团县委书记时玉山—虽然有大字报点了他的名，但也许因为他“老革命”的资历，却没被列为批斗对象，据说领导已经跟他谈话，促他悔悟—突然举手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请示坐在听众席第一排的县委管书记，管书记说：“让他发言，批判陆国群，他是最有发言权的。看看他的态度。”时玉山不肯上台，坚持站在原处，清了清嗓子，显然想舒缓一下紧张情绪，开始用他那带金属声的男中音，沉稳而清楚地说：“按说，在已经有大字报点名批判我的情况下，我拿不准自己是不是还有发言的资格，现在领导允许我发言，我很感谢。我发言是想说一点跟刚才发言的同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见，很可能是放毒，同志们可以批判，毛主席说，真理越辩越明嘛。尽管有大字报批评我‘包庇’陆国群，但我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说出我的意见。因为这不但关系到陆国群同志的政治生命，而且关系到党组织公正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一个真诚地投奔革命的年轻女同志的问题。我作为她的直接领导，一天不撤职，就应该对自己的战友、同事负责，这同时也是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我知道，说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给我带来可怕的后果，但是，从我的人格，党性和良知出发，我只能这样做。否则，我就是背弃了自己的信仰，我的入党誓言以及我做人的原则。”会议主持人几次打断他的发言，喊口号的人也领着大家高呼：“打倒时玉山，打退时玉山的猖狂进攻！”但口号声一停，时玉山就不管不顾地继续讲，当口号声又一次响起时，管书记站了起来，用发抖的声音说：“大家不要喊口号了，我们让他讲完。大家要耐着性子听完，无非是放毒嘛，没什么了不起。放出毒草，我们铲除嘛。我们本来是想挽救时玉山的，但是他自己偏要跳出来，要做与党对抗的‘英雄’，好，我们就成全他。有一两个时玉山这样的党内右派分子，自我暴露，只能使我们党更纯洁，是大好事嘛。时玉山，你继续说，把想说的话全讲出来，我倒要看看，天能不能塌下来。”时玉山要求发言，陆国群从心里希望他跟大家一样批判她，用实际行动取得党组织的认可，争取过关，但他却说了这样一番话，惹出了大乱子，一方面，她有一种乌黑的天幕上透出了一线光亮的感觉，但同时，她觉得恐惧，身子在暗暗发抖。时玉山在闯大祸，在以卵击石，简直是迂腐至极，愚蠢透顶，是在作无谓的牺牲。他这样做，非但救不了她，相反会让县委领导恼羞成怒，给她更严厉的处罚，还会把他也搭上，这真是何苦来啊。管书记说了话，口号不再喊了，时玉山接着说：“首先，我在对待陆国群同志的态度方面，没有任何错误，作为一个入党十几年的干部，我既关心她，也时常教育她注意改造思想，和工农干部，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而她在这方面，也比较自觉。团县委学习文件，一般让她念，她是说过某个字读什么音，读成什么音不对。她并无看不起曾经读错字的领导的意思，把这种事说成她的错误，这不是挑拨领导同志和下级同志的关系，无限上纲吗？据我所看到的，这个同志对本职工作有很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抽调做其他工作，也十分投入，在乡下努力接近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参加劳动，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今年夏天，我去潘家洼，她正和农业社社员一起锄地，有个小姑娘告诉我，陆同志常和俺一块干活儿，她的腿都晒肿了。她看见农村社员或中小学学生中特别贫苦的，常常力所能及地给点帮助，表现得比较大方，但她本人生活节俭，不肯把钱花在穿着打扮上，她乐于助人，应是出于革命干部的良知，是一种阶级感情，是党教育的结果，最不济也是老百姓说的‘心眼儿好’，把这种事说成是‘包藏祸心’，是‘邀买人心’，甚至是反党行为，是和党争夺群众，请问持这种看法儿的人，她争夺了群众去干什么？她要拉队伍造反吗？她在十分随机的情况下，帮了某个人，也许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过后双方都忘了，这样‘邀买人心’，有用吗？请问，说这种话的同志，你们自己真的相信这种说法儿吗？这岂不是天外奇谈？！至于现在揭批的她在‘三反’运动和整凤整社中的问题，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好作是非曲直的判断，但我认为应该按事情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对待，而不能不顾事实，横加罪名。如果说在这些问题上，陆国群确实做错了事，那也是认识问题，而不是有意‘反党’，对此不应不予区分。关于她的亲属在反右中犯了严重错误，她已向我如实回报，并表示要从思想上划清界线。总之，这样一个在解放前夕白色恐怖下就奋不顾身参加革命活动，解放后自愿离开大城市，来到条件艰苦的革命老区工作，几年来表现突出，真诚地靠拢组织的年轻女同志，我们当领导的应该关心，爱护和帮助，对她的缺点和无心犯的错误，尽可能宽容，促其改正，现在，却不但要把她打成敌对分子，而且说她是‘毒蛇’，‘画皮’，‘罂粟’，加以人格上的污辱，精神上的摧残，为什么要这样？把一个积极向上热情地为人民服务的同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她的一生被葬送了，对革命事业又有什么益处？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世间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我们现在这样对待陆国群，是不是在制造这样的悲剧？对陆国群的问题，我就说这些。至于有人说我包庇，纵容她，反右运动前对她面授机宜，让她蒙混过关，那完全是无中生有。最后，我表示，我愿承担今天的发言带来的后果！”

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会上，居然有人发表这样的讲话，真像茫茫黑夜中亮起的一束闪电，又像云开雨散天空现出一道彩虹，更像喧嚣的瓦釜雷呜中突然响起黄钟大吕，会场上不少人暗中赞他是敢讲真话的人，按当地老百姓说，是“站着尿的”，这才是疾风中的劲草，烈火中的真金，当然，人们也都认为他简直是不要命了，为他捏一把汗。陆国群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听到大人说了公道话，想哭，但努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她心里害怕，她甚至担心，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对抗运动，会不会被当场抓起来，她愿意听他讲这些替她呜冤的话，但又盼他快别说了。会场上没人走动，没有人交头接耳，连咳嗽声也没有，人们屏住呼吸，支起耳朵，专心听时玉山讲，唯恐漏掉一句话，一个字儿。时玉山讲完了，人们像是被时玉山不同寻常的讲话震懵了，又像被他胆大包天的行动吓瘫了，或是被他的凛然正气降服了，一时没人讲话，会场上鸦雀无声，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似乎大家都傻了，连斗争骨干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慌乱中没能从刚才的气氛中摆脱出来，没有贸然起哄。会议主持人猛然看见管书记气得变了形的脸，才猛然醒来，故意抬高了声音，对着麦克风吼道：“刚才时玉山的发言，是公然对抗整风反右远动，是明目张胆的放毒，是阶级敌人向我们疯狂反扑，正像他自己最后说的，一切后果由他本人负责！这笔帐我们一定要跟他清算。我们要排除干扰，继续对陆国群揭发批判，下面接着发言。”几声口号响过，又有两个人发言，但会场气氛好像被时玉山搅黄了，发言的人有气无力，听众也无精打采，会场里乱哄哄的，会议主持人几次强调秩序，收效也不大。陆国群已经想好了，不管怎么冤枉，都得服软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至少不至于像哥哥那样被劳教。她心里清楚，她触怒了包括第一书记在内的县委领导，而他们在崮山县就是“党”，获罪于他们，就是自外于甚至自绝于党，偌大中国，不会有任何一级组织，一位领导会帮她说话，为她申冤。硬要抗争，会哭告无门，而低头认罪，可以让领导消气，息怒，让他们获得胜利者的自得和满足，胜利者会宽容些，以彰显他们的政策水平高和宽宏大量。胜利后的宽容是巩固和加强权威的需要，正如打击异己是树立权威的需要一样。她不能触怒领导了，免得被重罚，她害怕重罚，特别害怕像哥哥那样被劳教，难道带着吃奶的孩子去坐监牢？那还不把孩子毁了？那会要了爸妈的命，而且还要和季龙翔长期分离，他们两人都会受不了那种痛苦。仅仅是打成右派，季龙翔都不一定受得了，如果她被劳教了，那简直不堪设想，她不能失掉这个家。……她已然下了决心，要低头认罪，对所有指控包括上纲上线的分析批判，都全盘接受。刚才听了时玉山的发言，她被震撼了，似乎被唤醒了，时玉山不愧是“老革命”，是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他冒着丢掉政治生命的危险，仗义执言，为一个正被作为“右派”批判的人辩护，这是何等人格，怎样的精神？真是铮铮铁骨。而自己太自私，太懦弱，太可怜，太可悲了。她想起小时侯爸爸给她讲的“宁为玉粹，不为瓦全”，“一则持之须臾，已与日月同辉，一则放之须臾，即与草木同朽 ”那些话，做人就应该做时玉山这样的人，既然已经成了批斗对象，最大不过是“极右”，劳教，总不至于有死罪。还是要作实事求是地申辩，无论最后怎样定案处理，至少要在档案上留下自己的答辩，在人们心目中，争一个清白。让历史记住曾有一个无辜的弱女子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做过怎样的抗争，万一有一天能够平反时，人们会忆起，在她柔弱的双肩上有一颗不屈的头颅。……陆国群一边听着发言的人大同小异，牵强附会，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对方并强加于人的“揭发批判”，听得耳朵都麻木了，甚至有干呕的感觉，一边心里想着，如果允许答辩，她应该怎样说。发言结束了，主持会议的人厉声喊道：“陆国群，你来对大家的揭发批判表示个态度。”陆国群努力压抑自己狂乱的心跳，努力让两腿不发抖，向讲桌儿走—她觉得自己在走向人生道路的一座悬崖，走到“悬崖”前边，她定一定神，抬头向“悬崖”对岸—会扬上的听众望望，平时朝夕相处，十分熟悉，有的还很亲近很要好的“同志”们，突然变得隔膜，疏远，冷漠，有的人转了脸，躲闪着她的目光，多数人的眼神像在看过年时待宰的鸡鱼，她明白，纵然她有天大的冤屈—会场上很多人也知道，但是不会有谁替她说一句同情的话，她面对的会是众口一词的声讨。像时玉山那样的人是特殊的特例，是凤毛麟角。运动如狂涛巨浪，害怕自已被吞噬的恐惧让人们只会选择随波逐流，如此才会形成千军万马，大兵压境的，强大的，压倒性的气势，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被称为“群众运动”，而“群众”天然是从众的，是受“恐惧”驱使的，而且多数人已经习惯于相信或假装相信党总不会错，党要整谁，那他（她）必定是有问题的，而跟党站在一起，是正确的，首先是安全的。……陆国群往讲桌儿靠了靠，好像向“悬崖”边挪了挪，她突然想，如果敢于声辩，脚下也许会是看不见底的深渊，她跌落下去，会摔得粉身碎骨，会万劫不复，……她又想起了一个小时前在听众席上讲那番惊世骇俗的话的时玉山—他现在还在原处坐着，正用伤痛的目光看着她，她似乎从他的目光中获得了力量，挪动一下两只脚，站稳些，控制住站在“悬崖”前的眩晕，轻轻咳一声，开了口，用清脆，悦耳，但微微抖颤的声音说：“领导和同志们，大哥大姐们，我怀着满腔热忱，捧着一颗心，来到偏远的革命老区，下决心改造自己，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战士，把自己的青春和一生献给这多灾多难的土地和勤劳、善良的人民。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有对有错，但是，我的心…”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她停一下，清了清喉咙，抬头向会场看了一眼，实然，她看见会场最后边角落里，那个她昼思夜盼的人站在那里，他单瘦的身体还穿着单薄的衣裳，显然，他刚回到县城，没来得及回家，就到会场来了。她心乱了，说不下去了，但又想，我要借这个机会，说出心里话，龙翔，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请你允许我向大家剖露心迹，否则我会憋死的。……她横下心来，继续说：“我发誓，即使剖开我的心，把我碾成灰，也绝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图，我不过是本着我理解的原则和良知做事，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背后的其他含义。关于有人揭批的我在三反运动和整风整社中的问题，事实俱在，我不愿在这里陈述，因为那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也不愿意在这里当众‘放毒’，我会向组织说清真相。至于我拿出一些钱物帮助困难的人，是感情使然，其他什么也没想过，什么邀买人心，争夺群众之说，我真不明白是怎么想出来的，难道面对百姓疾苦麻木不仁倒是正确的革命的吗？难道为了打倒我就可以不顾基本的常识，把黑白颠倒过来吗？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出身不好，这是我无法选择的，如果这种出身的人不配参加革命工作，那我没法强求，但问题是，我在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中已经加入了青年团，革命队伍那时已经接纳了我，而我的父母，哥哥他们也没有阻止，难道在人民政权建立后，反倒要剥夺我革命的权利？我的叔、婶儿，哥哥在运动中犯了错误，我从思想上和他们划清界线，但把我当成和他们一样的反动派，我想不通。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生生地把我推到那一边去？为什么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就不能给一个满脑子理想主义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一点位置？我从没想过来革命阵营谋取高官厚碌，我只想做革命队伍的普通一兵，为什么连这点愿望都要给粉碎？我今天向党组织和同志们请求，请公正地，客观地审查我的所有问题。如果我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绝对不服，我一定会申诉，直到冤情大白的一天。否则我会死不瞑目，死了，也要去找马克思讨公道！”陆国群不管不顾地，亢奋地，疯了一样地，连气儿也不喘地说着，季龙翔站在墙角儿里，看着讲台上慷慨陈词的妻子，她一身正气，那样真诚，那样纯洁，她是这个阴冷的会场里的光明女神！在内心深处，他为她骄傲，季龙翔眼睛在流泪，心在滴血，他的身子在发抖，他觉得脚底下的地面在往下沉。这些日子，他挂念她，担心她，他来过信，但没接到她的回信，他来过电话，团县委张副书记说她不在，口气冷冰冰的，他更担心了。培训班一结束，他就急着往回赶，到了县城，他背着行李，就赶到县委大院，看门的大爷给他说：“国群出事儿了，正开会批判她，你去听听吧。”他把行李放在传达室，赶往会场，路上看到了揭批陆国群的大字报，他惊呆了，他感到眩晕。完了，全完了。运动就是这样搞法儿，排上谁，就搞谁，不搞则己，搞就往死里搞，大轰大嗡，万箭齐发，无论谁摊上，不死也得扒层皮。发生在别人身上，旁观者自是没有切肤之痛，甚至暗中为自己庆幸，挨整的不是自己和自己的亲人，隐隐有一种人在水中我在岸上的优越感。他没想到，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人真的成了运动对象。他知道陆国群出身不好，家里情况比较复杂，他想方设法儿，利用关系，他也想拉着她靠近领导，取得好感，争取早一天入上党，把她送进“保险箱”，就成了党的“自己人”了，但她太迂直，不肯随俗，相信领导是公正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改造，工作，有耕耘就有收获，一定能堂堂正正地加入党组织，她不愿让一件光明的事情蒙上阴影。她活在虚幻的“理想”中，不明白现实远远远不是这样。她入党的事，希望越来越渺茫，她“耕耘”的结果，竟是今日这样的“收获”！知妻莫如夫，大字报上揭发她的“问题”，那些事情他全知道，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说“错”，她是“错”在太认真，太天真，太幼稚，太善良，太书生气，太讲原则，太不懂人情世故，太不肯看领导眼色行事。他说：“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她说：“党和人民是‘东’，真理是‘东’。”而她不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党和人民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常常相反，比如农业合作化，有利于党管控农村，少数干部得到利益，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可是无论党员还是干部能讲实话吗？……管大公子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她撞上了，把女孩子救了，你替大公子掩盖下，他不感谢你？不在他爸面前说你好话？她倒好，竟然去找组织反映，现在竟变成她的一大“罪状”了！但你又有什么办法儿？一个县的书记，是可以把天遮得严严实实的，她却傻乎乎地按自己的“良知”干事，倒霉是必然的，是迟早的事，只是他也没想到，人家竟然会借整风反右之机“修理”她。……陆国群还在情真意切地说着，她有多么可笑，难道她以为人家会相信她的表白，体念她的真诚，会对她发恻隐之心，原谅了她？小姑奶奶，快别讲了，不要再自作多情，异想天开了，但她仍然在讲，似乎被自已感动了，似乎相信她的话也可以打动会场上的领导和群众。会议主持人几次想打断她，但管书记说：“让她讲，我们同样给她机会，让她充分表演。”陆国群终于讲完了，会议主持人请管书记作指示。管书记“蹬蹬”地走上台，用高亢有力的，让人心悸的声音讲道：“今天这场批判会开得好！好就好在时玉山，陆国群两个人跳了出来，大放厥词，按他们的说法，是我们党错了，他们才是正确的。他们是我们的反面教员，他们教育了我们，事实告诉我们，阶级敌人是多么猖狂，阶级斗争是何等激烈，整风反右斗争是多么必要，我们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多么英明。同志们，敌人向我们宣战了，我们要打退他们的反扑，我们要掀起新的，更大的，火药味儿更强的揭发批判高潮。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我们都可以给他们定案，他们越是负隅顽抗，下场会越悲惨！”

批斗会散了。季龙翔慌忙夺门而出，他得赶紧离开，他不愿意让县委机关的人看见，他觉得特别没脸面，曾几何时，他因为和陆国群结了婚，是全县直机关小青年儿羡慕的人，那些没结婚的小青年如果打扮得光鲜些，会有人开玩笑：“别臭美了，人家陆国群名花有主，老弟摊不上了。”结了婚的小青年两口子打架，媳妇儿会说：“看不上我？那陆国群倒好，你配吗？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有人学给季龙翔两口子听，陆国群哭笑不得：“天啊，我招谁惹谁了？”季龙翔暗自得意：“他们愿说说去，谁能捂住他们的嘴？”可是，现在，他觉得街上的人看他的眼神变了，不再羡慕而是嘲笑了。陆国群一下成了落地的凤凰，他也得跟着一落千丈了。他背着行李包，低着头，三步并作两步往家跑。散会后，会议主持人又留下时玉山、陆国群教训一番。离开时，陆国群抬头看了时玉山一眼，眼神中充满痛苦，焦虑和担忧，时玉山竟然微笑着，用他惯常的平和，友善的目光看她一眼，轻声说：“要挺住，要经得起考验。”说完，不等陆国群回话，转身快步离去。陆国群骑上自行车，先去了副食品门市部，给二强买奶粉。这段时间，她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奶水几乎断了，二强饿得“哇哇”哭，有人告诉她，可以买代乳粉喂孩子。门市部的女营业员用混合着惊骇和同情的眼光看着她，有的还在远处低声说着什么，她买了代乳粉，急急忙忙往家赶，她太想早点见到季龙翔，朝他倾吐满肚子苦水，她还得劝慰他，鼓励他，她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她知道他对政治生命，对个人“前途”看得有多重，他们结婚，他父母没反对，但心里是有保留的，就是怕她的家庭社会关系影响季龙翔的政治前途。前些日子回家，因为她叔婶哥哥犯错误，他母亲就很不高兴，而且还为此给他打来了电话，时隔两个月不到，她也“出事”了，这下全完了。她觉得太对不起他，对不起他们家了。但她也没办法儿了。陆国群回到家，小萍正抱着“哇哇”哭的二强在屋里转圈儿，大壮正缠着爸爸从包儿里往外拿给他买的玩具。陆国群接过二强，把几乎没有奶汁的奶头儿塞到二强嘴里，二强拼全力吮吸着，陆国群让小萍快冲代乳粉，季龙翔站到陆国群跟前，问：“怎么，奶不够吃了？”陆国群还没应声，二强就松开乳头儿哭了起来，陆国群把另一只奶头儿塞到二强嘴里，说：“出了事，奶汁很快就没大有了。二强饿得一个劲哭。我上副食门市部买奶粉，没有，买的代乳粉。那些女同志真不孬，按说应该上商业局批条子，我没条子，人家一下给了我四袋儿，大概是可怜我吧？”说着，陆国群眼圈儿红了，季龙翔说：“过午我就去商业局批条子，再买点儿备用，还可以给妈打电话，让家里给寄奶粉来。”陆国群说：“别再麻烦你爸妈了，我这样一出事，他们本来就够烦我的了。”

吃过午饭，二强睡觉了，小萍懂事地领着大壮院子里玩儿去了。季龙翔把陆国群拉到胸前，两人痛苦万状地相互看着，享龙翔说：“群，你瘦多了。”陆国群趴到他肩上低声啜泣起来，季龙翔抚摸着她的头发，问：“我天天看报，知道县一级搞反右了，担心死了，给你来信，你怎么不回？”陆国群抬起头，瞪大了泪眼，说：“我根本没收到你的信呀，我也不知道你那边儿的地址，没法儿打信。”她想了想，说：“有人偷偷跟我说，县委为了孤立我，有意安排你出去培训，怕你在家找人为我说情，可能怕我和你通消息，把你的信扣了吧。为了整我这么一个小卒子，何至于费那么大心血？”季龙翔说：“这回知道阎王爷是管小鬼儿的了吧？早跟你说，最重要的是和领导搞好关系，你不信。算了，不说这个了，说什么也晚了。我问你，你鸣放了吗？”陆国群说：“我哪敢呀？既没发言，也没写大字报。但是，我在济南听说，不一定呜放，平时有反党言行的一样定右派。这里大会上也是这样讲的，说是毛主席讲的，凡有人群的地方，总有左中右，看来是把我当这类人搞的。你在大院儿里看大字报吧？你也听批判发言了，翻过来调过去，就是那几个事，硬说那就是反党，完全是颠倒黑白。我原先打算人家怎么批判，我就怎么承认，争取从宽处理，可是上午听时书记这么一讲，我也豁出去了，也讲了一阵。反正身子掉到井里，耳朵是挂不住的。我就‘破釜沉舟’了。”季龙翔说：“人家战场上‘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是为求胜。而咱们是必败无疑呀。”陆国群说：“我这就算是于谦诗里说的，‘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吧。”季龙翔说：“问题是，即便你粉身粹骨了，也不会‘留得清白在人间’，因为在我们中国，‘清白’不‘清白’，是共产党说了算的。不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得找我爸爸，让他找地委书记，帮助咱扳过来。”陆国群说：“平常你老说我‘幼稚’，你自己也幼稚了吧？你爸一辈子是搞对敌斗争的，原则性那么强，这种事，他能给找？即便他找了，地委书记能轻易让县委改变已经决定而且公开了的事吗？‘右派就是反动派’，共产党的干部谁敢包庇‘反动派’？算了吧，听天由命吧。这几天，大会小会讲，包庇，同情右派的，自己就是右派。不但不能找你爸，你也得赶紧表态，跟我划清界线。可不能把你也搭上。为了孩子，你也必须安全脱险。我成了右派，两个孩子还有个共产党员父亲，老革命的爷爷奶奶。”季龙翔愣了，“唉”了一声，“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停了一会儿，又问：“时书记是怎么回事？”陆国群说：“远动开始前，他交待我鸣放中要注意全面，准确，别说出格的话。后来，在给我贴出大字报后，也出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关在办公室里不出门。我几天没见他了。今天他突然在会上要求发言，替我辩护。”季龙翔说：“我回来的路上，听见有人议论，一个说，时玉山敢在大会上发这样的言，真够大胆，人没一样的，还真有不要命的。另一个说，陆国群是他的部下，他敢于为自己的部下说话，这就叫人格，让人佩服。我看这个时书记真不简单，大厅广众之中，唱了一出‘英雄救美’。”陆国群说:“季龙翔，这是什么时候，什么事，你还说这种无聊话？时玉山不过是说出了会场上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心里话，我今天看见他的样子，心里难受死了。我垮就垮吧，还让他白白地牺牲。没办法儿，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以前说过，在战争年代，一个好的指挥员会努力保护自己的部下。他可能觉得我是他的部下，看到我被冤枉，他应该挺身而出，保我吧。他今天在会上说鲁迅那句话，说整我是‘悲剧’，其实，他自已就是这种悲剧人物。”季龙翔说：“不是也出了他的大字报了吗？”陆国群说：“看样子那是促他站出来批判我，也是试探他的态度。一直没开他的批斗会，这下子完了。”季龙翔说：“这说明他对你有很深的感情，冒死救你。”陆国群说：“你又来了。什么‘感情’不‘感情’？如果是别人，也受到冤屈，他一样会出面相救。这就是和平年代为了保护同志学黄继光。听你这话，你莫非还吃他的醋？”季龙翔说：“哪里的话？我就是挺纳闷的。实际上，我从心里佩服他，感激他。”陆国群说：“好了，不说了。我得赶紧去上班了—现在我的‘工作’是看大字报，写检查。”

晚上，季龙翔眉头紧锁，唉声叹气，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一会儿又在小房间里转圈儿，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的身影在墙上不停地晃动着，陆国群焦急地说：“季龙翔，你别转了，你把我转晕了，你不晕啊？”季龙翔说：“我愿意这样吗？我急死了，愁死了。”陆国群说：“知道你急，知道你愁。全怪我，是我害了你，害了全家。”季龙翔说：“国群，不是我说你，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全因为你不听话。‘三反’时，我劝你别问管大公子那件事，你上潘家洼整风整社，我跟你说一定事事按县委的意图办，你都不听，张口闭口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理儿都在你那边，我说不过你。什么‘原则’，‘真理’？在中国，共产党—具体到咱们这里，县委，县委书记就代表‘原则’，‘真理’。你下农村，下学校，帮困难户儿，帮那些穷苦孩子，我一直不赞成。我不是疼钱。我怕别人有看法儿。再说，天底下穷苦人海了去了，你帮得过来吗？现在好了，水落石出了，我们倒霉了，后悔也晚了吧。”陆国群看看季龙翔，摇摇头，说：“我不后悔。我仍然认为，没做错什么事。如果让我重新生活，有类似的事，我还会那样做。如果不那样，那就不是陆国群了。人家不是说吗—‘性格即人’，‘性格即命运’，我少年时受的教育，解放前夕受忠诚忘我的地下党人影响，确立了信仰，我没法儿改变。我说服不了自己。我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龙翔，我改不了，没办法儿。……”季龙翔说：“我早就跟你说，人是在现实中生活，理想主义那一套，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不通，甚至是骗人的。什么‘信仰’，‘真理’，‘正义’，和权力比起来，什么都不是！我也知道，你没什么错，机关上多数人心知肚明，你是冤枉的，可是，谁能替你说话？大家都得跟着批判你，不落井下石就是好的。时玉山是傻子，替你鸣冤，他也得完蛋。你的信仰，原则，真理，怎么帮不了你？你帮助过的贫雇农，怎么不来替你说话？你倒了霉，能跟他们去过吗？”陆国群说：“季龙翔，我害了你。我恨自己。你今晚上说的是心里话，也是实话，说的也都对。我已经把你害惨了，今后还不知道能到哪一步，实在不行，咱俩就分开吧，免得连累你。”季龙翔急了，说：“陆国群，你说这样的话，太不要良心了。我是见你受苦受难，心疼你，才忍不住埋怨你的。我知道，在你心里，一直觉得我庸俗，市侩，‘道不同不相与谋’，只有时玉山那样的，才和你有共同语言。”陆国群气得说话都变了腔，指着季龙翔，说：“季龙翔，你怎么老是‘时玉山’、‘时玉山’的？你真卑鄙！”季龙翔也恼了，说：“好，这是你说的。我卑鄙，你高尚，你和你的高尚、真理、正义过去吧。”陆国群赌气躺到床上，蒙着被头哭了起来。她心里委屈死了，盼了他多少天，回来第一个晚上，两人就闹成了这样。季龙翔坐在床前椅子上闷不作声。过了半个多小时，季龙翔躺下，把陆国群扳过来，说：“群，今天的事把我弄傻了，急坏了，心情太糟了。刚才怨我。我不该老说时玉山。别生气了，咱脱了睡吧。”陆国群说：“不怪你，是我不好。事情全是我引起的。我以前没听你的话。我管不了自己。‘悲剧’人物，我大概命中注定是‘悲剧’人物，把你和孩子拐带上一起演‘悲剧’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县直机关的反右派斗争继续向纵深发展，“挖”出来的右派分子越来越多，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有点知识，有点思想，平时对领导不十分恭顺的人几乎一网打尽。潘家洼整风整社被定为“砍旗”事件。县工会主席詹明，连区委里和工作组观点相近的，农工部说过同情工作组的话的，都被“挖”了出来。有的单位负责人因为“包庇”右派，对反右派斗争态度暧昧而遭到批斗，还出现了丈夫被妻子揭发有“右派言论”，儿子给父亲贴大字报“划清界线”一类“壮举”。季龙翔在强大压力下，经过陆国群劝说，也贴出大字报，揭发陆国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表示坚决与她“划清界线”。管书记在大会上表扬了季龙翔，说他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在大是大非面前勇敢地选择了和党站在一起。管书记还希望他有进一步的行动，“彻底划清界线”。这让季龙翔困惑，苦恼，他十分懊丧地对陆国群说：“怎么‘彻底划清界线’？咱俩吃在一口锅里，睡在一张床上，染缸里能倒出白布吗？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陆国群说：“看样子，他们是要逼你和我离婚，那样，我就彻底孤立了，变成一个名声扫地的，被抛弃的女人，就彻底‘臭’了。那些处心积累整我的人就称心如意了。上帝啊，我到底有多大罪过，到底得罪他们多厉害？何至于这样赶尽杀绝？”季龙翔说：“让我们离婚？哼，门儿都没有。”陆国群说：“那就看看再说。”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反右斗争进入了定案处理阶段。陆国群和季龙翔在提心吊胆，惊恐不安，痛苦和绝望中挨着日子。陆国群从被贴大字报开始，再也没做过原先的工作，刚开始，每日上班后看大字报，写检查，后来又加上了参加批斗会，本人被批斗时站在会场上挨批，别人被批斗时参加会旁听，也可以揭发批判别人—有的被批斗对象为了“立功”，也在会上郑重其事地甚至义愤填膺地发言，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这是个斗争骨干，实际上却跟被批斗者是一路货，所以这种批判总显得怪怪的，颇可笑。但共产党是开展人和人之间斗争的行家和专家，这种让被批斗对象之间互相揭发批判，是谓“以毒攻毒”，既收到一定的攻击效果，又让批斗对象之间矛盾起来，让他们完全失掉人心，彻底孤立起来，可谓一石数鸟。也有人动员陆国群发言揭批他人，她都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再后来，批斗告一段落，她就和准右派分子们一起在单位参加劳动，听候处理了。她和季龙翔度日如年地等待着。终于有结果了。她被定为右派分子—还好，不是“极右”，撒销职务，开除团籍，停发工资，每月十八元生活费，待劳动改造结束后调出县委机关。处分公布之后，陆国群离开了团县委机关，从办公室搬走自己东西的那一天，崔秀娟一直在旁边监视，陆国群心里明白，这位崔部长知道她不会拿走公家东西，她只是羞辱她。陆国群自始至终在默默地收拾东西，往旧纸箱里装，一声没吭，当离开在里边工作了几年的办公室时，她鼻子发酸，胸口像堵了什么东西，但当着崔秀娟的面，她忍着没有哭，连眼泪也没一滴。从此，她和那些没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开始了正式的劳动改造。有时在机关打扫卫生，干杂活儿，有时到县城哪个村的农业合作社去干农活儿。那时正值冬季，合作社搞农田改造。陆国群已经不那么痛苦了，她慢慢地接受了现实。她迎着刺骨的寒风，在岭坡上，在乡村土路上，像牛一样拉车，拉绳儿往肩膀的肉里勒，脚底下打滑儿，她咬着牙，挣扎着，拼命拉，因为推车的也是右派，干活吃力，不会干，有时车翻了个儿，她也被拽倒了。种种悲惨、狼狈之状，不一而足，她爬起来，来不及拍打掉头上、身上的泥土，急忙去扶起车子，再去拿起拉绳儿，那一刻，她看一眼远处乌浑浑的青山，近处灰乎乎的坡野，工地上裹着破棉袄，肌黄面瘦的农民和穿戴整齐些但愁眉苦脸的劳改分子，她想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艰难，感受着一种奇特的命运的悲壮。……她下决心接受命运的安排，为了年迈的父母，为了她爱，爱她的人们，特别是大壮，二强，她要活，而且要坚强地活，无论多么苦，多么难，她都要咬着牙挺住。而季龙翔已经被灰心，失望，对前途的担忧和悲观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他觉得自己眼前的世界翻了个个儿，连阳光都不能让他感到温暖，他一直没把陆国群的事告诉父母，但有一天，妈妈来电话说，他们已经知道陆国群的事了，她要参加劳改，两个孩子怎么办？不行就把孩子送到济南来。末了，妈妈郑重其事地让季龙翔考虑和陆国群的婚姻能不能继续维持，即使不为自已，总得为两个孩子的前途想一想吧。季龙翔气得没听完就挂断了电话。好像是串通好的，隔了一天，县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直言不讳地说，为了不影响今后组织对他的使用，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和陆国群的婚姻关系。季龙翔不敢直接反对，而是说：“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关心，请组织上给我点时间。……”这天傍晚，陆国群从工地回家来，见季龙翔没吃饭就睡了，问他怎么了，他说“没怎么”，饭做好了，他也不肯起来吃，说肚子有点不舒服，不吃了。陆国群先喂了二强，对小萍说：“咱吃饭吧，吃完饭给你季哥做点炝锅面条儿。”他们吃完饭，小萍低声对陆国群说：“午饭后你走了，季哥还没走，县委通信员小朱来咱家，让季哥上了班去组织部有事。季哥就去了。过了个把小时，季哥就回来了，脸色不好，很不高兴，像是在外边跟人闹过架似的。问他怎么这就来家了，他说不舒服，不去单位了。他不是不舒服，是有心事。你问问他。”陆国群点点头，让小萍给做了面条儿，硬把季龙翔拽起来，他吃了没几筷子，应付“公事儿”似的，就放下碗，又倒头睡了。陆国群让小萍伺候两个孩子睡觉，她就先躺下了，心想等小萍和孩子都睡着了，再问季龙翔。陆国群拉了一天车，累坏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她猛然醒来，见床头桌上灯还亮着，季龙翔正坐在她身旁，傻了一样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里闪着泪光。陆国群没说话，先流下泪来，想，看来人家是下决心拆散他们了，她擦擦泪水，说：“是不是组织上正式找你谈话，让你跟我离婚？”季龙翔点点头，哭了。陆国群说：“按说，以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设法拆散人家夫妻是不道德，不人道的。我们也可以置之不理，总不能因为你不跟我离婚，就把你也打成右派吧。站在我个人的角度上，这种时候家再散了，几乎是要我的命。可是，我不能那样自私，不能只考虑自己。对离婚，我有思想准备。当然，我心里很苦，也很矛盾，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既然人家出面相逼了，我们就‘遵命’吧。理智地想，咱们分开，对我们一家人，对两个孩子，对你都是最有利的。表面上看，我很苦。可是，仔细想，只要你和孩子好，我心里就好受。所以，我认了。咱们就来个快刀斩乱麻，分开算了。”季龙翔说：“你这是怎么了？我们是夫妻，要共度难关。在这种时候，你天天出去劳改，我再把你甩了，还算人吗？”陆国群说：“你这样说，这样想，我很知足，说明我没有找错人。有句俗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当然是贬意，但也反映了一种现实。人像鸟一样，也要求生。过去，战祸，灾荒，离乱，夫妻各顾各，确实不道德，但也很无奈。而现在，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一家人不至同归于尽，而不得不分开，这也是没办法儿的办法儿。你带着孩子逃生，是一种悲壮的牺牲。我如果死活不肯放你，硬拽着你，那才是自私呢。当断则断，离就离了吧。”季龙翔说：“大人分开，孩子要不没爸爸，要不没妈妈，太惨了。孩子大了会恨我。”陆国群说：“‘惨’也没办法儿，不然一家人命运会更惨。孩子大了，懂事了，会明白我们的苦衷。我给他们解释，对他们说，离婚不怨爸爸。……我听说，过了春节，我们这些右派要到农村劳动，你先把大壮送到他爷爷奶奶那里。二强还太小，我就带他下乡。大人有罪，这么点孩子没罪。最近几年，让二强先跟着我，等长大了，也让他回济南去找他爷爷奶奶，上高中，考大学。这样孩子就可以基本上不受我影响了。”季龙翔又掉眼泪，说：“群，你太苦了。真那样办，我就太对不起你了。不行，我不同意。再说，我也舍不得你。没有你，生不如死，我还不如死了呢。”陆国群忍不住也哭起来，待了好一会儿，陆国群说：“苦就苦吧，这是我的命—我也信命了，可笑，可怜吧？我也是咎由自取。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不识时务，把咱这个家毁了。怎么，咱分开，你就不如死了？别那么没出息。你们男人不是喜欢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还说‘大丈夫何患无妻’吗?以你的条件，过些日子，再找一个，慢慢就过去了。至于我，如果孩子都走了，真是‘生不如死’，但是，我仍然会坚强地活着，只要两个孩子能长大，有出息，我远远地看着，心里就高兴。只要两个孩子心里知道世上有我这个妈妈，我就很知足。”季龙翔又说这理由那理由不想离婚，陆国群打断他，说：“别这理由那理由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的孩子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生存发展，你就必须听共产党的，这比你说的什么理由都重要。咱们一定得分开。你不提，我就提，你不同意，我就向法院起诉，他们一定会准许—什么部门儿不跟形势呀。”季龙翔说：“你这是何苦啊？”陆国群说：“你不是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吗？我这一辈子也成不了‘俊杰’了，可是尊重现实总行吧？你怎么倒糊涂了？别犹豫了，说办就办，早办一天你早主动一天，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你马上给你爸妈说说咱的打算，我收拾好你的，大壮的衣物，你先把大壮送走了，咱就去办手续，你先搬到办公室去住，我下乡劳改回来，看把我安排到什么单位，我再搬走。咱们这个窝儿就彻底拆了，咱这个四口之家就到了头儿了，永远散了。”陆国群扑倒在季龙翔怀里，啜泣起来。

一连几天，陆国群从劳改工地回来，得空儿就不停地收拾。她和小萍把季龙翔的被褥、床单、枕头拆了，洗了，晒干了再缝起来，把季龙翔和大壮的衣服该拆洗的拆洗，该缝补的缝补，然后叠好，包好。这天晚上，季龙翔到单位开会去了，大壮上院里找小孩儿玩儿去了，二强睡觉了，小萍在外间屋收拾。陆国群在房间里悄悄地检点季龙翔的衣物，一边翻看，一边流泪。这些东西一件件都打着他们两人一起生活，甜蜜的或者辛酸的印记，有着这个曾经美满的小家庭的余温。小萍忙活完了，悄悄地过来，低声问：“群姐，你跟俺季哥非分开不可吗？”陆国群眼里的泪花儿在灯光里闪着亮儿，点点头，说：“不离婚不行了。他们家怕你季哥受影响，这边儿领导上也逼他。你季哥很矛盾—他主要是可怜我，我很坚决，非离不行。”小萍说：“俺姐，为什么呀？你傻呀？”陆国群苦笑笑：“妹妹，我不是‘傻’，我怕耽误你季哥的前途。不是有句古话，‘宁叫一人单，不让二人寒’吗？我苦是自找的，就别让他也跟着受委屈了。”小萍说：“俺不明白。那个‘前途’有那么要紧？只要你们俩好，季哥不要那个‘前途’了，不行？人怎么着不是一辈子？”陆国群说：“也不能说绝对不行，全看个人怎么选择。俺两人情况比较特殊。压力太大，老这样拖着，你季哥非让他们给压垮了不可。实际上你想素素静静地过日子也办不到了。”小萍说：“这些人，心够狠的。俺听人说，挑红媒都是有罪的，人家好好的两口子，生生地给拆散了，这种人死不出好死来。”陆国群说：“小萍，可不许胡说，你要是公家人儿，这句话够上‘极右’，‘反革命’了。记着，在哪里，守着谁，也不许说这种话了。”小萍伸伸舌头，说：“好，记住了，看把你吓的。”过一会儿，小萍又说：“你们离了婚，孩子怎么办？”陆国群说：“俩孩子我都不要。大壮这就送走，二强跟着我过些年，该上高中了，也去找他爷爷奶奶。这样俩小孩儿就可以不受我影响了—你在农村，反正知道四类分子的孩子多么苦吧，要是不这样办，有我这个右派妈妈，大壮、二强长大了，跟他们差不离。你说不离，能行？”小萍点点头，说：“那倒不假。俺庄里四类分子的孩子苦死了，处处矮人一头，小子不好找媳妇儿，闺女找不着好婆家。”陆国群说：“是啊，无论如何，不能让俩孩子毁了。”小萍沉重地叹了口气，说：“离了婚，你一个人带着二强，可苦了。我听说你们还得下乡，你有这么小的孩子，给领导说说，不去行吗？”陆国群说：“人家讲了，不允许请假，谁也得去，我也就没找人家—找也白找，还落个态度不好。去吧，带上二强就是。我走到哪里，就把二强带到哪里。”小萍说：“对，就这样办，我也跟着你娘俩儿。”陆国群眼泪掉下来，说：“妹妹，我也愿意和你一块儿去，有你在，二强在家我放心。可是，你就不能去了。”小萍说：“为什么？”陆国群说：“我是个右派，哪有右派下乡劳改还带着保姆的？那不成了反面典型了？再说，俺俩分开了，我又没了工资，每月十八元生活费，也没钱雇人了。过了年儿，我多给你两个月的工钱，给你买两件衣裳，打发你回家。别忘了，县城有我这个姐。我从乡下回来了，你上县城，就来家。”小萍说：“我不回家。姐，我不要工钱，我回家给俺娘说，从家里背煎饼，我也得跟你下乡。你娘俩儿上哪我就上哪，我不信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陆国群说：“那可不行，他们不能怎么着你，但是会说我不老实接受改造。那可了不得。”小萍说：“那你下了工地，二强怎么办？”陆国群说：“那边儿的领导反正得有个安排，让村里房东家老太太什么的给招看着呗。”小萍说：“那二强不成个舍孩子了？那不苦死了？老天爷，这算什么事哎？”说着，抽抽搭搭哭起来。从院子里跑回家的大壮听见小萍的哭声，跑进屋，抱着小萍的腿，说：“小姨，不哭，不哭。”一边说，他自己也哭了，小萍弯腰抱起大壮，“呜呜”地哭起来。陆国群心里刀搅一样，强忍着，说：“小萍，别这样，让人家听见不好。快别哭了。”小萍止住了哭声，抽泣着，抱大壮出去，哄他洗脚睡觉。

大壮的衣物打好包了，季龙翔到县农业局和组织部请了假。县领导知道他已经决定和陆国群离婚了，在当天下午的县直各部门儿负责人会上表扬了他，领导的话音一落，会场上的人们立即议论起来，就像一群绿头苍蝇一下被轰起来一样，坐在后排的季龙翔深深地低着头，恨不得地板上有个缝儿能钻进去。回到家，陆国群问：“请准假了吧？别犹豫了，明天就走吧。他爷爷奶奶盼盼着。”季龙翔满脸是霜，不置可否地“噢”了一声，就到床上躺下了。晚上，陆国群伺候大壮洗完脚，把他抱在怀里，说：“大壮，明天跟爸爸上济南，找爷爷奶奶去，高兴吧？”大壮说：“高兴。我去了就上姥姥家去，见着姥姥了，也能跟亮亮哥哥，明明姐姐玩儿了。”大壮问：“妈妈去吗？”陆国群说：“妈妈有事走不开，这回不去，爸爸去送你。”大壮说：“妈妈不去，我也不去。”陆国群说：“大壮听话，爷爷奶奶想大壮了，必须去。妈妈过年就去找你了，听话，好吗？”大壮点点头，说：“妈妈，你可一定要来啊。”……大壮睡了，陆国群把他抱到自己被筒里，她看着熟睡中的孩子，轻声说：“好孩子，别怪妈妈，妈妈也舍不得你，妈妈没办法儿。…”她知道，孩子还不到三周岁，还不记事儿。现在走了，很快就把妈妈忘了。以后再见面，和妈妈也生分了，母子之间感情也淡了。实际上，大壮从此失去了母爱，她也失去了这个儿子。她的心像伤口被盐水浸渍着一样，“滋滋辣辣”地疼。她把在一旁蒙着头生闷气的季龙翔拽起来，哽咽着说：“这回到了家，你得跟爸妈和林姨说，别给孩子说她妈妈是右派，坏人，就说妈妈出差，不能带他。等他大了，再给他说实情，再跟我‘划清界线’。给你爸妈说，看在我给你们季家生了两个小子的份儿上，答应我这个请求，行吗？”陆国群说不下去了，季龙翔抱着她，也哭了，说：“国群，你别说了。我明天就给家里打电话，上了班去找组织上声明，咱们不离婚了。也不往济南送孩子了。反正就这样了，豁出去，咱四口人，要活一起活，要死就死一块儿。今天过午，县里在部门儿负责人会上表扬我，我恨不得当场就碰死在那里。回来的路上，我突然想，不行，咱就辞职，要求上个农场或者林扬，当农民去。”陆国群止住哭泣，说：“亏你想得出。你想得多天真，能办得到吗？你忘了，我是右派，‘反动派’，阶级敌人，是没有自由的，干什么由不得自己。你难过归难过，定好的事，能说改就改吗？那你成什么人了？以后你怎么朝前混？俩孩子还指望你哩。别胡思乱想了，睡吧，明天早起上汽车站，叫小萍去送你们。我得上工地，去晚了不行。”

小萍去车站送季龙翔和大壮上了汽车，看着他们走了，一路哭着回来—她从大壮还没出生就来照顾陆国群了，大壮是她一把屎一把尿，一天天看着长大的，她心里觉得大壮就是自己的亲外甥，把大壮送走，她心里难受。晚上，她对陆国群说：“群姐，那些治作你，害咱一家人的人太可恨了，俺娘说来，头上三尺有神灵，神看得清，你等着，他们以后会遭报应。”陆国群知道小萍识不了几个字，她信什么“神灵”那些事儿，跟她也讲不清楚，苦笑着说：“你就信那些事儿。那人家还说，‘好人不得好报’，‘祸害渣子活千年’哩。我不给你说了吗？又忘了，不敢胡说八道，小心让人家听见，把咱逮起来。”

季龙翔从济南回来了。当天晚上，陆国群把收拾好的衣物给他看，他说：“不看，我心烦。”陆国群说：“不看也罢，搬过去你一看就清楚了。被子，枕头我都给套上罩儿了，脏了弄下来洗洗再套上，不用拆洗里头，省事多了。”季龙翔说：“你不嫌累呀？怎么还有心思弄这些事儿？甭那么替我操心。脏就脏，臭就臭，你以为我还有心好好过日子呀？不过活一天算一天罢了。”陆国群知道季龙翔对离婚的矛盾心情，他心里难过，就说这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的话给她听，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只装听不见，也不劝他—劝也没用啊。

几天后，星期日晚上，陆国群把二强哄睡了，让小萍抱了过去。季龙翔在床沿上枯坐着，眉头紧锁，不吭声。陆国群用木盆端热水来，说：“别愣着了，洗脚睡觉。”季龙翔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站起来，把陆国群按到床沿上坐好，说：“你白天上工地劳动一天了，累了，我给你洗脚。”陆国群心里热乎燎辣的一阵，眼里滚动着泪珠儿，怕哭出声，就不言声儿，任季龙翔给自己脱鞋脱袜子，脱光了脚丫儿，季龙翔竟抱着，一只脚亲几口，陆国群说：“干一天活儿，脚是臭的，你干什么？不嫌臭呀？”季龙翔说：“臭什么？你跟‘臭’字沾不上边儿。”说着，就给陆国群洗脚。一边洗，季龙翔说：“这反右办公室也太过份了，怎么星期天也让去干？”陆国群说：“人家领队的讲了，说农业社社员没有星期礼拜这一说，年头儿干到年尾，下雨天才不下坡，俺这些人也不能搞‘特殊’，也不能歇星期天。这些右派们还敢说个‘不’字？干就干呗，锻炼身体，我觉得比刚劳改时有劲儿多了。放心，累不死我。”季龙翔给陆国群洗完脚，拿擦脚布仔仔细细地擦干了，自已就用那水洗了脚，两人脱了下身，并着膀儿依床头坐着。陆国群说：“龙翔，我向领队的请了假，明天不去工地了，咱上午去办手续，我让小萍剁馅子，包包子，咱一块儿吃顿包子，‘起脚包子落脚面’，吃完饭，你就搬上你的行李走吧。从你出去培训，三个多月了，这段时间，咱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你几次想‘那样儿’，我实在没那心情，都没答应，你心疼我，也没勉强我，更没像以前捞不着‘那样儿’发脾气，……我对不住你了。不光是我犯了错误，把咱好好一个家毁了，这段时间，也没照顾好你，没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总之，对不住你。好，什么也不说了，今晚上，是咱夫妻两人的最后一夜。咱不是感情不好分开的。今晚上，你想怎样就怎样，尽着你。……”说完，陆国群脱了上衣，躺下，季龙翔两眼湿润，一股热流从头顶窜到全身，急忙脱了衣裳，钻进陆国群的被窝儿，抱紧她，拼命地吻她，一边说：“什么‘最后一夜’？离了婚，咱还是夫妻，不过是挡挡那些人的眼而已。想你了，我晚上就过来—反正他们也没给站上岗。”陆国群说：“论感情，我也不反对你来。可是，你记住了，从明天起，除了因为孩子的事，我们见见面，绝对不能再来往，更不能再‘那样’，第一，我担不起那个污名，罪名，你也会毁了自己的名声，组织上怎么看你？那不白离婚了？第二，你得硬起心来，快把我忘了，尽快组织个新家庭。你跟我藕断丝连的，算怎么回事儿？人家谁跟你？”季龙翔说：“什么‘新家庭’？哪有那心思？盼着政策变化了，咱再复婚。”陆国群说：“别做梦了。政策怎么变？无产阶级专政能变？不是天天唱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千年万年长’吗？想等着政策变了，咱复婚，今生是没希望了。”季龙翔说：“算了，不说这些事了，咱好好亲热亲热吧。”陆国群说：“让你这一会儿亲的，我都想了，……今晚上，让你尽情……”还像以前每一次两人亲热一样，季龙翔先替陆国群脱了内衣，自己也脱光了，两人发疯般缠绕在了一起。突然，陆国群想到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两人伴着酸楚的眼泪，挥洒着不要命的激情，相互亲着，吻着，吮吸着，“穿越”着，……“疯”过一阵，喘息一会儿，再“疯”一阵。他两人都恨不得把自己化成汁水，去饲喂对方的饥渴，恨不得用一夜销魂满足未来几十年对对方的欲求，恨不得把对方用牙嚼碎了吞到自己肚里，恨不得一以当十，当百，当千，当万地享受对方的爱……两人癫狂到顶点时，季龙翔说：“群，真希望，这时候，死到你身上，……”陆国群捂住他的嘴，“不准胡说。”实际上，当刚才又一次“高潮”来临时，她心里在叫：“老天爷，让我死了吧。……”这对不到三十岁，互相狂热地爱着的夫妻，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儿，在公元一九五七年一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漆黑如墨的夜晚，当他们以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原因，比所谓“棒打鸳鸯”还要残酷地被迫分开，天明就要“劳燕分飞”的时候，就这样做了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