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二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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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要开学了。阴历二月十一，天还“嗡黑”，周恒顺告别了奶奶和洪秀表姐，挑上自己鼓鼓囊囊的书包，铺盖卷儿和两个星期的煎饼，去上学了。当太阳从东方天际低矮的，平铺沓的，苍青色的山脊背后升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二十多里路了。他有点累了，但还是快马流星地急走。课业，学校的情况，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变化，徐静茹和别的他尊敬并热爱的老师的命运都让他悬着心，他想早一步到学校，早一点知道些情况。一九五八年的早春，也许是受了政治气候的影响，气温上升得格外快，头两天，刚下了一场雨，花草树木，地里的庄稼苗不管人间在头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全都在争先恐后地，急不可待地忙着复苏，萌生和成长。太阳在当头顶上暖烘烘地照着，周恒顺觉得自己身上冒汗了，刺刺挠挠的。他赶在中午开饭前进了一中大门。他不知道是自己心情使然，还是像运动中批判右派分子戴着“有色眼镜”看社会现实的缘故，进校来，周恒顺觉得学校没有了往日的亲切，温馨，扑鼻的书香和斐然的文采，变得陌生，冷漠，甚至阴森可怖，几乎认不出了。广播喇叭里播送的不是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也不是活泼欢快的儿童歌曲，而是反右派斗争中刚出现的《社会主义好》，调子激昂，吐字像跟人争吵，辩论，一声声像滚滚波涛往人耳朵里灌，一条大红的横幅长龙般横亘在校门上空，像红色的闪电灼人眼睛，上边写着金黄色的大字：“热烈庆祝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接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高潮！” 校园里，大字报席帐子还没拆，三扯两裂，躬腰凹肚，像晒得半干的死牲口皮，席帐上，办公室、教室的墙壁上各种颜色纸张的大字报、大标语经过风雨的剥蚀，淋漓，有的在脱落，抖抖挲挲，像穷人家幼儿的尿布，死趴趴地紧贴在上面的也已经字迹漶漫，混合上底纸红黄绿各种颜色，显得丑陋，怪异，惨不忍睹，路上的烂纸被风吹得和行人追逐，像调皮孩子搞恶作剧，这种景象，让人想到激战过后，硝烟散去，狼籍无状的战场。就连校园里的花木，也不像往年春天那样亮丽，动人，亲切，而带了些蛮不在乎，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的野性，好像在说，管他呢，咱长咱的。到处是垃圾，以及被冬天的雪，春天的雨沤成灰黑色的枯枝败叶，路上见到的人都有点儿愣愣青青，像赶集的，像梦游者，像打愣了的鸡，像掐了头的蚂蚱，空气中似乎飞舞着用各种笔迹写的大大小小的“乱”字，让人躲闪不迭。周恒顺先上了宿舍，宿舍里的床铺被住在这里“反右”的人给搬得乱七八糟，几个先到的同学正忙着搬动，复位。一个个阴沉着脸，肚子里有气，但是嘴上不说，像夏天河沟子里肚子鼓鼓却不叫唤的气蛤蟆。周恒顺放下行李，赶紧参加抬床板，拿了笤帚扫地。张峰有点异样，虎着脸，从周恒顺手里要过笤帚，扔到一边，说：“先不慌扫，人来齐了，弄好了铺，打总扫，现在扫了，还得脏。”周恒顺觉得经过这个五十多天的假期，同学们之间没有因为分别而变得亲热，反倒显得生分了，疏远了，连素来宽厚、友善，大哥哥般的张峰也紧皱着眉头，对人冷冷的。大家在宿舍里收拾了一阵，有同学去伙房抬来了开水，各人舀了开水，拿出煎饼或窝头，就着疙瘩咸菜，吃午饭。同学们开始互相交换咸菜，宿舍里这才开始有了点活跃的气息。那种穷学生，苦孩子之间惺惺相惜，亲和友爱的情愫才开始慢慢地显露，扩散，像酵母菌在发面盆里孳生，膨胀……午饭后，张峰带领同学们到教室里收拾桌椅—寒假期间，教室里也搭了地铺，必须重新收拾。大家到教室里一看，更是一片狼籍。桌子椅子靠墙堆着，桌子上罗着腿儿朝上的桌子，顶上横七竖八放着椅子，像拙劣的杂技叠罗汉，又像傻小子摆瞎了的积木，男生女生陆陆续续都来了，像是人多势壮胆气足了，有的同学开始大呼小叫，从上边往下拿椅子的同学不时地叫喊：“好好接着，这又一个‘伤号儿’。”—不少椅子被弄得缺胳膊少腿，张峰安排女生送到学校木工房去修。有人说：“在这里住的都是当老师的，不知道爱护公物。”有人说：“可能是有人朝咱这里的家具撒恶气吧？”有同学“嘘”一声，说：“别胡扯了，新班主任老师来了。”大家都沉默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徐老师犯错误了，成了“右派分子”，正在劳动改造，不能再教课，更不能当他们的班主任了。据说，新换的班主任是去年刚从城关完小调来，教《生理卫生》的，名叫方向荣，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都觉得心里别扭，但像黑夜中被人打了一闷棍，找不着人撒气，又像吃饭碗里有苍蝇，想哕又哕不出来。他们为换掉徐老师心中不快，但是谁也不说，谁也不敢说。换这个方向荣来当他们的班主任，他们觉得是受了歧视，甚至是羞辱，是受徐老师牵累而受的惩罚。因为即使不考虑传统上班主任一般由主课—语文、数学或外语老师担任，即使退而求其次，让副课老师当（班主任），也不应该是这个方向荣。因为此人是初师毕业，在小学教书，靠上卢正人以后，先调到城关完小，又调到一中，别的课教不了，教《生理卫生》，因为在课堂上形象地描述大肠的蠕动，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弄得一个娇气的女生当场呕吐，一时传为笑谈。而且这个方向荣形象也太差，上不得台面，个子矮，身子粗，像油篓，像麻袋，像磨墩子，或者像齐头钻子，长了个扁扁的，歪七扭八的脑袋，脸黑不溜丘，额头凸起，眼窝深陷，两只小眼睛，贼不几的。两只招风大耳朵，往前罩罩着，有人说他像《世界历史》课本上那个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说话公鸭嗓子，听着让人心烦干哕。如果说，他们原先的班主任徐静茹老师是美的极致，那这接替他的方向荣就是丑的样板。这中间的落差太大，同学们一时适应不了，顺不过劲儿来。这方向荣老师来到班里，就扯开公鸭嗓子，装腔作势地发号施令，同学们也没人搭理他。他不指挥还好些，同学们闷着头收拾，他指挥了，大家干脆停了下来，他急哧百裂地说：“怎么回事，怎么停了？”这人有个毛病，说话时往外喷唾沫星子，站在他旁边的女同学慌忙躲开。同学们还是不动，张峰说：“方老师，我带着同学们抓紧收拾，打扫，你先回办公室，这边弄完，你来验收，你放心，保证不耽误今晚上自习，更不用说明天上课了。”方向荣气咻咻地说：“你们这个班，过去中毒太深了，今后要好好学习，加强改造。”张峰说：“那以后慢慢来。”方向荣说：“今晚上，全班在教室里集合，我来讲话，卢老师也来，组织好。”说完，晃着他的大脑袋，甩开他两条短而粗的腿，像圆桶一样磨游磨游地走了。教室里不知谁怪叫了一声，很多同学都笑了。张峰说：“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快点收拾。”周恒顺只觉得心里别扭，更觉得没什么值得一笑，另外，他“不担事儿”，在种情况下，也不敢笑，一直沉着脸，站在那里接椅子，再传给别的同学。同学们见张峰不但没笑，还生了气，也就觉得刚才的情况并不可笑，而是可悲，也就不再傻笑了。……当天晚自习时间，同学们在整理好了的教室里端端正正地坐好了，卢正人、方向荣进了教室，卢正人青黑色的长脸上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像刚刚斗胜了的公鸡，方向荣站在他面前，更显得个子矮小，委琐可笑，仰着脸，胁肩谄笑，卢正人站到讲台上，面色变得阴沉，母狗眼瞘瞜着，用瘆人的冷森森的眼光看着同学们，拉着长腔，讲全县教育系统特别是一中寒假期间整风反右的辉煌战果，又重点讲了徐静茹老师的“错误和罪行”，方向荣在一旁站着，仰着头，像电影上听伪保长训话的狗腿子，卢正人说一句，他点一下头，像鸡啄米似的。卢正人郑重地向同学们介绍方向荣，称赞他立场坚定，觉悟高，在反右斗争中表现突出，方向荣先是挺直了腰杆，想跷跷脚显得高些，终于没有跷，而是弯下腰向同学们躹了个躬，弄得后排的同学看不见他了，还以为他突然隐遁了呢。卢正人讲完，方向荣上了讲台，公鸭嗓子，嗑嗑巴巴，唾星四溅，不知所云地讲了一通，同学们没听明白他讲话的主旨，就听见他翻来调去地讲什么“校党支部的领导，卢老师的关心”之类的话。课后有个男同学说：“往后，我得拿块生姜在教室里预备着，听方向荣讲话就啃一口，免得恶心。”有人说：“可不许胡说八道，他现在可是‘红点儿’的。”……再调皮的学生，再要好的同学之间，对寒假整风反右的事，不约而同地三缄其口，不置一词。除了在政治课答卷上，写作文时按报纸上的说法儿个对整风反右拥护和称道之外，平时从不提起，更不议论本校右派老师的事儿，每个人都知道，党领导的这样伟大的运动是容不得异议的。……开学个把月以后，牟洪云偷偷告诉周恒顺，吕志坚老师在省团校反右中差一点没打成右派，但在陶阳县反右办公室转去材料后，团校又把他定了右派，吕老师不服，跟团校和团省委领导顶了牛，自杀了。牟洪云没说完，就泣不成声了。周恒顺哽咽着说：“怎么会这样？”牟洪云说：“吕老师为人正直，刚烈，他容不得这种冤屈。”知道了吕老师的事，周恒顺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觉得天地都变得灰暗了。

     开学以后，周恒顺他们发现，学校里很多事情都变了。原先，老师们在小餐厅里吃饭，工友把饭菜送过去，盛好了，老师们坐下来就吃。现在老师拿着饭菜票端着大铁碗，在伙房窗口那里排队买饭买菜。原先，老师们上课，从预备室里拿了工友们备好的粉笔盒、教杆去各自教室，现在自己去总务处领粉笔，各人带着去上课。原先，每天晚自习前，工友把各教室的汽灯点好了，同学们提了就走，现在同学们要轮流去预备室点汽灯。连敲上课钟，摇下课铃也从工友换成了一个犯了错误的老头子老师。老头子是周恒顺进中学后的算术老师，课讲得特别好，听他讲算术，让周恒顺觉得像面对一汪泉水，清澈见底，上他的课几乎是一种享受，而且他是那样慈祥，和霭，他徐徐道来，你如坐春风。现在，周恒顺看见老先生步履踉跄地在教室外头卖力地摇着铃走过，觉得鼻子发酸，不由得想，这位老先生和青面獠牙，包藏祸心的右派—反动派怎么能扯得上呢？……这些变化是看得见的。看不见但能感觉出来的变化更发人深思，那就是人变了，从学校领导到每个老师，都有了很大变化。老校长住在县医院没回学校，据说病越查越多，越治越麻烦，也有人私下传说他是怕沾惹运动，是小病大养。周恒顺想，今后很难再听到老校长饱含知识，教益，又妙语如珠，妙趣横生的讲话了。书记周桥成天价心事重重，总是如牛负重，不堪其难的样子，老师和学生都知道他是有“问题”从省里下放来的，谁也难窥其内心。副校长兼副书记冯庆达倒是原先活跃了好多，天天窜窜到这里，窜窜到那里，发号施令，咋咋唬唬，好像他有孙悟空的本事，会“分身术”，同时有几个冯庆达在上窜下跳。而卢正人比原先更显得不可一世，那种吐口唾沫砸个坑儿，跺跺脚让全校打颤的气势让人胆战心惊。原先喜欢低着头走路的习惯竟改变了，昂首朝天，高视阔步起来。有人说他像注射了兴奋剂的兔子，或者像上多了化肥的庄稼，不但劲头儿十足，还有些邪性。老师们也都变了样。那近三十个犯了错误的“右派”老师，不用说了，每个人都穿上陈旧的，不起眼的，足以表现自轻自贱的衣服，低着头，靠着墙跟，路边儿，躲着人，不声不响地匆匆走过，见了熟人也不打招呼，当他们排成一队集体去某处劳动时，很像一群驯顺的绵羊。少数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幸得组织青睐，成为运动骨干的老师，像方向荣这样的，很像在海边，等着大潮退去，抢着拾海货的“海猫子”，他们焦灼难耐，而又兴奋莫名， 指望着，做梦都在盼着会有收获，而这收获有没有，如果有，什么时候会有，是多是少，又不是他们说了算的，所以心里总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表面上表现得热心，活跃，生方设法提醒领导别忘了他，常显得拿样作势，不大自然，有时像烧炸了的螃蟹，莫名其妙地蹦蹦躂躂，让人看着可笑，可怜。多数老师都显得比原先“积极”了，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见了人，特别是见了领导或政工干部，总是陪着笑脸，像打扫卫生这一类过去他们不屑一顾的活动，现在也争先恐后地参加，像小孩子当着长辈的面干“眼前活儿”，让人看了像“猫盖屎儿”，有点装样儿。经过了这场运动，大家都知道了厉害，不但说话变得谨慎，即使算不上“噤若寒蝉”，但也决不敢轻狂地议论时政，逢人只说正确应时从众的话，行动则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半步。而几个原先比较沉默，这次侥幸过关的老师则更加沉默了。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也悄然地，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不像原先那样高大，那样让人崇敬，那样高山仰止了，变得比较庸常，比较“一般”，“不过尔尔”，甚至是好欺负的了。原先学生们遇到老师，即使是在校外大街上，哪怕身上背着包袱，挑着担子，也会恭敬地站在路边向老师行礼，而慢慢变成打个招呼儿足矣，有的学生甚至佯佯不睬了，因为老师不再是“圣人”的“同类项”，并不神圣难犯，而是可以随意轻慢，说他是什么“派”就成什么“派”，没有么大不了的了。中国从孔子以来形成的，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与“天、地、君、亲”并列，对老师尊崇有加，根深蒂固的师道尊严，解放后仍然部分的保持了下来，到反右派运动受到了第一次大的冲击，虽然同学们仍然保持着对老师的恭敬，礼貌，那是学生们良知未泯，而大环境、大气候是要冲决掉中华民族这种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的，当然，像周恒顺这样的很多同学一辈子都没去掉尊师爱师的情结。周恒顺感到学校的氛围也变了，不管个人进校后遭际如何，但过去全校弥漫着那样一种知识，德行，书香，青春，理想，情谊，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空气，像无形的轻纱，像和煦的春风，像柔美的乐曲，让人留恋，让人沉醉，让人感受到人生的美好，但是现在轻纱隐去，和风停歇，乐曲噤声，昔日平和文静的校园变成了一个乱糟糟的舞台，狰狞可怖的，乞哀告怜的，奴性十足的，苟且偷生的，各色嘴脸在舞台上现形，赤裸裸的恃权凌弱，肆无忌惮的辱没斯文大张旗鼓地串演。…开始上课了，周恒顺努力克制住自己的胡思乱想，强迫自己收心听课，完成作业。晚饭后，他去找周恒刚，说：“这学期换的这些任课老师，比原先的差得太多了，这样下去，教学质量得大大下降。”周恒刚说：“我跟我爸爸嘟囔了好几回了，我爸说，那些犯错误的老师一时还不能安排上课，得慢慢来。他还说，就现在这样上课，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周恒顺说：“怎么回事，不是刚开学吗？又要搞运动？”周恒刚说：“你没听见喇叭里天天广播，全国大跃进了，学校要搞勤工俭学，团中央有决定，县里，学校里很快就要安排，行动了。”

     开学第五天，晚饭后，周恒顺和文乐银一起在校园里散步，猛然听见有人喊：“小心，疯子来了。”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大高个小伙子，乱草般的头发直直地朝上竖着，灰头土脸，看不出本来的皮色，两只眼晴通红，像在冒火，手里拿着石块，胡乱跑着，后边有几个工友在追他，他猛地站住，瞪着两只骇人的，布满血丝的眼睛，指着后边的人，骂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右派，想害我，我砸死你们。”说着，就把手中的石块朝身后几个人扔去，几个人慌忙躲开，附近几个教室里的学生站在窗前往外看，疯子扔了石头，又满地找石块，砖头，瓦片，拾到了就胡乱砸，几个工友趁他弯下腰拣石块儿，悄悄靠近他，乘他不备，从后边把他按倒在地，一个膀大腰圆，貌似鲁智深的校工威猛地骑到了他身上，疯子犹在挣扎，手舞脚踢，几个校工有的逮他的手，有的压他的腿，有人摁他的头，不一会儿，学校的总务主任和卢正人赶来了，一个校工拿了一根细麻绳，总务主任问卢正人：“卢老师，怎么办？捆起他来？”卢正人窝瞜着的眼睛闪着凶光，说：“不捆起来，还等什么？捆起来，送回他家里去。”总务主任就指挥着校工们像捆待宰的猪一样用绳子捆他，疯子很快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但他还在破口大骂，而且还伸着脖子，挣歪着要咬人，卢正人下命令让校工找了块毛巾把疯子的嘴堵上，疯子连气加急，脸红得像猪肝一样，几个校工像拖死狗一样，拖着，推着，把他弄走了。周恒顺和文乐银听两个高年级的学生说，疯子是高二三班的一个学生，叫柴若松，功课很好，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爸爸妈妈在县医院工作，住在县医院家属院儿里。他们家的邻居男的姓刘，也是县医院的大夫，女的在一中当图书管理员，他们有个女儿叫刘小兰，在地区上卫校。柴若松和刘小兰从小在一起长大，算得上“青梅竹马”，两家大人关系不错，就给两个孩子定了亲事。去年秋天，反右派中，柴若松的父亲被人揭发说过“随便派个大老粗儿来管医院，是很荒唐的”，刘小兰的父亲迫于压力也做了证人，柴、刘两位大夫反目为仇，两家失和，两个孩子感情很深，痛苦万状但不肯分手，柴若松的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刘家父母让女儿跟柴若松断绝关系，刘小兰说什么也不同意，父母苦苦相逼，刘小兰竟然趁黑夜跑出来投井自杀了。柴若松跑到井边，灯光里，他看到，刚被捞上来，被水泡胀了，形体可怕的刘小兰，像疯了一样，要抱了刘小兰回家，被刘父拽开，还踢了他几脚，柴若松回到家，蒙头就睡，问他话，什么也不说，不吃不喝，两、三天后，大吃大喝一阵，竟又哭又笑，一遍遍地唱“社会主义好”，几天后，竟动手打自己的父亲，把自己家的东西都砸了，说是“剿右派老窝儿”，跑出去见人就打，说是“打死臭右派”，见了女孩子，就追着喊“刘小兰”，家里人谁也治不了他，只能灌他些镇静药，让他睡觉，好一阵歹一阵，一次比一次犯得厉害，已经来学校闹腾过几回了，一个平时文质彬彬的人变得像一头小野兽，而且身手不凡，学校里大门关着，他一纵身窜上去，站到大门上跳下来，在学校“三七（三十七厘米宽）”的围墙上，甚至瓦屋顶上行走如飞，如履平地，在院子里跑起来，几个棒小伙子追不上他，据说，人疯了以后，就不知道恐惧，所以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身体功能和技巧……疯子被弄走了，校园里恢复了平静，周恒顺和文乐银没心思散步了，回到教室。从那以后，疯子再没来过学校，据说他被锁到了一间小屋里，在门上开了一个小洞儿，往里给他送食物和水，任他一个人在小屋里疯，跳，吼，骂，疯累了，就在地上睡了，家里人忙进去把大小便清扫出来，……两、三个月以后，又听说柴若松已经疯死了……过了很久，周恒顺还会想起柴若松，想起他一头直竖的黑发，两只火炭般的眼睛，想起他悲惨的一生，他和刘小兰被扼杀了的爱情和生命……

     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变热，社会上，学校里生活的热度也在升高，为了配合县里搞的各种“誓师”、“竞赛”、“庆祝”、“报喜”之类的活动，学校里的军乐队，锣鼓队时不时就吹打敲击起来。不论是军乐队的“嘭嚓嚓”，“的的答答”，还是打击乐的“咚咚锵锵”，都让人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原先校园里安了几只高音喇叭，现在，又在各个教室里安了小喇叭，学校广播站每天三次广怖，“总路线”，“多快好省”，“大跃进”，“向党交心”这一类的社论、文章；一中师生紧跟形势的“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还有“社会主义好”这种火药味儿很浓的歌曲，老师学生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花草树木似乎也受到了鼓舞，枝叶在疯长，花朵在怒放……空气中弥漫着兴奋、狂躁和不安……在胜利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障碍搬掉了，道路扫清了，各条战线（不称“行业”而说“战线”，这是共产党多年领导革命战争形成的传统习惯叫法儿，也是革命性的宣示）就要“大跃进”了，学校那种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波澜不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宛如“世外桃园”的状况马上就要大变了。尽管多数人困惑，不安，有的心里还抵触，反感，但也知道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经过反右斗争，大家已经知道了，表达不同意见会有什么结果。所以谁也不敢也不会表示异议，更何况，解放以来，在“明朗的天”的天空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明明是党组织自上而下号召和发动的，但又总是说广大群众“热烈响应”，“衷心拥护”，“积极投入”，殊不知没有人敢于不响应，不拥护，不投入。大家身在激流之中，只能任凭风浪颠簸，裹挟，随波逐流，听之任之，随大流朝前走。大家都感到莫名的兴奋和紧张，坐不住了。开学后没多久，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动员立即开展勤工俭学，宣布学校今后实行半工（含农）半读，白天一半时间上文化课，另一半时间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或者搞军事训练，搞民歌创作。也确实是“雷厉风行”，陶阳一中砖厂，木工厂，机械厂，被服厂等一批校办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萌生了，开工了。学校西墙外到老城墙之间一大片农田划给了学校，学生老师齐上阵，整平，夯实，变成了一中的大操场，也是学生民兵的训练场。学生轮流到几个校办工厂或到农业社参加劳动。功课好的学生觉得“乱套”了，担心学业，功课差的学生觉得没压力了，隐然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对这样搞勤工俭学不理解，不适应的老师和学生只能把自己的想法闷在心里，而且往往会急忙做自我批判，告诫自己跟上形势。周恒顺是功课好的学生，用功读书，课业成绩优异是他在政治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安身立命的支点，他自然不愿意看到学业变得无足轻重，但他又“教育”自己，国家贫穷落后，工农业生产水平低，确实应该努力建设，共产党，毛主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条件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也一定有能力，有办法领导全国人民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周恒刚偷偷对他说勤工俭学不应该这样一哄而起，不计实效，不应该影响正常教学，现在这一阵风，肯定长不了。他说：“恒刚你是干部，可不能乱讲话，影响不好，而且班里的勤工俭学活动，你得带头儿。”周恒刚说：“这话我只会对你讲，因为你有头脑。我连牟洪云都不说。她天真，头脑简单。你看她在大会上发言，真是‘朝气蓬勃’，‘英姿飒爽’。”周恒顺说：“你不记得她说的‘华山一条路’那话了吗？别看她是女孩子，她可不是没头脑，我们必须承认，她是对的。”每当牟洪云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周恒顺的心情总是很矛盾。一方面，她的形象，她的口才，她的声音，都让他佩服，爱慕，另一方面，他又深感自己和她的距离是那样远，而且注定会越来越远，心中不由感到难言的酸楚……

这天下午，周恒顺他们班在砖厂劳动。砖厂建在学校北边几百米处老城墙跟前，靠东边建起了一排六座砖窑，很宽大的场子用来脱砖坯，晒砖坯，从后边老城墙上取土做烧砖的原料。天已经很热了，太阳光很“毒”，风丝儿没有。张峰带领几个个子大，年龄大，力气大的男生刨土，运土，二十多个犯错误的，初步“定性”，待处分，但已被视为“右派”的老师跟着他们挑土，徐静茹老师也在里边。副班长乔光华带领剩下的男女同学和泥，脱砖坯。同学们都脱了棉袄，除了少数几个吃公家饭人家的孩子穿着毛衣、绒衣之类的衣服，农村的孩子都穿着一冬天没洗的黑乎乎的，有的还破破烂烂的单裤单褂，干了不多大会儿，一个个都汗流浃背了。周恒顺脱砖坯，两只手像弹钢琴一样，飞快地装泥，抹平，端起砖模儿板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向晒坯场。领着和泥的乔光华说：“周恒顺，跑那么快，一会儿就没劲儿了。”周恒顺用手背抹掉额头上的汗水，弄得满脸是泥，像泥猴儿似的，笑着说：“不会的。”仍然飞快地干着。他不记得什么时候看过一篇文章，里边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除了和动物一样吃喝，睡觉之外，会主动地，自觉地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们劳动的成果除了自己通过衣食住行娱（乐）消耗掉的之外，剩余的就是积累，是他对人类的贡献。这种剩余成果的积累就是人类现存的并不断增加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而人们劳动本身，不只是付出，同时也是一种获得，因为你不论从事何种劳动，都会通过劳动锻炼体魄和头脑，增长才干，提高技能。只要这种劳动是自由的，不是受胁迫的，就不应该视劳动为一种负担，一种惩罚，而应该看成是一种机会，一种“享受”。看过这段话后，周恒顺觉得自己对劳动有了全新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他联想到奶奶的教诲，说人在世上一不能懒，二不能馋。好吃懒做的人没出息。奶奶常说老姥娘家靠勤劳和俭省发家的故事。周恒顺说：“奶奶，在外边可不要说地主是靠勤俭发家的。”奶奶说，她知道。她只是要让孩子们都知道，人一定要勤劳。还说不能惜力气，力气是井泉水，用了还会有，而且越用越旺。周恒顺一直记着奶奶的话，把那段“劳动论”和奶奶的教诲一起融入自己的人生观。不但读书用功刻苦，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体力活儿也拚全力干。挥汗如雨的劳动，让他感受到一种人生的豪迈和快意，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但这天下午，他没有感受到劳动带来的快乐。这是因为那二、三十个右派老师特别是徐静茹老师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从事非自由的，奴役性的，以惩罚为目的的劳动。一趟趟，他飞跑着把砖模端到晒场，磕出砖坯，直起身来，不时用痛苦的眼神看正在挑土的徐老师，这天，她穿着暗蓝色的旧衣裤，弯腰挑着两筐土摇晃着单瘦的身子站起来，两只手吃力地抓着扁担，脚步踉跄地走在高凹不平的路上，到了土场，两只手吃力地推那土筐，一点点地，艰难地把土倒掉。周恒顺觉得自己的心在疼，像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子背着小山一样的柴草从坡里回来时那样，甚至比那时还要难受，母亲是在过日子，那是母亲的生活常态，像千千万万农村“社员”一样，而徐老师身负不白之冤，在劳改，在从事她力所不能及的劳作，身和心同时在受煎熬……他看到，张峰和同学们给青壮年右派老师把筐装得满满的，而年长的老师特别是徐老师的筐装得半半浅浅，他还看到，有一次，徐老师弯下腰挑土筐时，张峰搭上手帮她站起来，周恒顺看着，心里热辣辣的，被汗水渍疼了的眼睛想要落泪。过了个把小时，张峰对右派老师们说：“土不多了，你们休息，喝水，我们刨一阵，也歇一会儿，咱们再接着干。”一位年长的老师说：“咱们一块儿休息吧。”张峰说：“领导让老师们在这里劳动，劳动是手段，改造思想是目的，不能把身体累垮了。别说了，快点休息。”周恒顺想，老先生真“迂”啊，张峰照顾他们，他竟不明白。……快要收工了，学校工地施工队的马车来砖场拉砖，马车停在砖窑不远处，车把式找树荫去乘凉了，拉车的黄马摆动着脑袋，冷漠地看看砖窑，砖垛和干活的窑工们，然后低下头闭了眼“休息”。张峰指挥着同学和老师们往大板车上装砖，正装着， 突然，挂在一棵杨树上的大喇叭响起来—学校广播站开始第三次播音了。套在板车上，正安静地休息的黄马听见喇叭广播的歌声，突然惊了，撒开腿扬起蹄就跑，搬砖的同学和老师慌忙躲闪，情势十分危险，黄马狂奔着，徐静茹老师被吓得脸色惨白，两手搬着几块砖，不会迈步了，那黄马直奔她而来，所谓“人慌无治”，在场的人都傻了，愣住了，说时迟，那时快，张峰一个箭步窜上去，死死地拽住黄马的缰绳，一个中年老师把徐老师拉到旁边，回过神儿来的同学们偎上去，拼全力帮张峰拖拽那狂奔的马车，车把式赶过来制服了发疯的黄马，但张峰已经被黄马甩开，摔倒在马车奔跑过去的路边，两手抱着右脚，人在发抖，同学和老师们一齐偎过去， 七嘴八舌地问他“怎么样，伤着了吗？”张峰蜷坐在地上，痛得扭歪了脸，豆粒大的汗珠子从脸上滚落下来，说：“马蹄子从我的右脚背上踩过去，估计骨折了，挺疼。”又苦笑着说：“不用太担心，别没什么事儿。这马太凶了，刚才算万幸，车把式来得快，把我救了。”徐静茹老师来到张峰跟前，脸色纸一样惨白，眼泪汪汪，说：“张峰，都怪我，我太没用了，吓得跑不动了，害得你受了伤， 这可怎么办呀？”张峰强作出笑脸，说：“徐老师，事情出得突然，人很容易反应不过来，怪不得你。再说，即使你不在那里，我也得把马拽住，尽着它乱跑，不把咱脱的砖坯子全糟塌了。徐老师，你一定不要拿这当事儿，别忘了，我是你的学生啊。”张峰这句很普通的话让徐静茹老师的眼泪夺眶而出，让在场的“右派”老师们动容，让同学们心头为之一振，是啊，这些在这里劳动改造的人的确因为各不相同的也许是莫名其妙的原因最终会被划定为“右派分子”，成为农村中似乎是人群中的渣滓的“四类分子”那样的人，这确实很可怕，甚至怪异，但无论如何，他们曾经是他们的老师！而“老师”是多么让人尊崇的称号啊。对于张峰这样的学生，“犯错误”并没有减损老师在他心目中的价值，更没根除掉他对老师的感情。周恒顺此时正因为张峰舍身救了徐老师而对他十分感激，听了张峰的话，忍不住流出了眼泪，那一刻，他发现，张峰的脸沐浴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辉煌而又圣洁。副班长乔光华指挥大家把刚才装到板车上的砖卸下来，周恒顺等几个男生把张峰抬上车，乔光华和另一个班干部也上了车，请车把式快赶着马车送张峰去县医院。同学们和“右派”老师们收工回学校。吃晚饭时，学校广播站播送了对过午发生在砖厂的事情的报道。说初三四班团支部书记，烈士子弟张峰为保护国家财产和在场人员安全，挺身而出，勇斗惊马，受了重伤；参加劳动的右派分子贪生怕死，惊惶失措，和张峰英勇无畏精神形 成鲜明对照。周恒顺想，此事居然这样报道，多么荒唐，多么残无人道。这不是往徐老师的伤口上撒盐吗？第二天午休时间，周恒顺请假去县医院看张峰。张峰的右脚打上了石膏，见了周恒顺，笑嘻嘻的，说：“中午不休息，跑这里来了？”周恒顺说：“不放心，来看看你。怎么样？”张峰说：“手臂，小腿擦伤了几个地方，抹抹药水儿就行了，右脚脚面上一块骨头骨折了，已经弄好，固定了，得三个多月才能走路，初中难毕业了。”周恒顺说：“你搬回宿舍，我伺候你，给你补课。”张峰说：“那不是办法儿。过几天我就回家，让你嫂子伺候我。”周恒顺说：“嫂子来没来？”张峰说：“学校让人捎信叫她来了，我让她回去了，怕俺娘担心。过午她就再回来。”过一会儿，张峰说：“我给乔光华说了，让他抓紧，当事儿办，毕业前一定解决掉你的入团问题。”周恒顺说：“你不在，这事难度就更大了。”张峰说：“有周桥书记的面子，应该问题不大。”周恒顺说：“一再受挫，我已经不敢抱希望了。”张峰说：“不要灰心。”周恒顺说：“你回家养伤，落下功课怎么办？也没法儿参加毕业考试。”张峰说：“我带着书回家自学，我这样儿到家里就是‘吃饱蹲’了，有的是时间，好生学。到毕业考试的时候，周书记来看我的时候说了，让教务处的老师带上卷子到我家考我。”周恒顺说：“这办法儿好。星期天我如果不回家拿饭，就去你家，给你说说数理化方面的难题。”张峰说：“那就更好了。到时候儿，我让你嫂子杀鸡给你吃。”周恒顺说：“那我就不去了。”张峰说：“好，不杀鸡，吃煎饼，就咸菜，吃渣豆腐，行了吧？”周恒顺说：“那我一准去。”张峰说：“能考及格，拿到初中文凭就行了。我不准备升高中了，年龄这么大了，家庭也困难，不能上（学）起来没完。我听说县化工厂办了个技校，我准备去报考，早点儿工作。你功课好，年纪小，还是考高中，准备上大学吧。”周恒顺点点头。……周恒顺坐在病床边儿上，张峰亲切地抚摸着他的肩膀，说：“咱们刚上初中时，你还挺矮，是个小孩儿，不到三年，长成大人了，到夏天，初中毕业，我们各奔东西，做同学的日子就结束了。以后咱还是得保持联系。”周恒顺落了泪，说：“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帮助，我会一辈子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不论你在哪里，我都会去找你。” 从医院回学校的路上，周恒顺的心里像錐上了铅块一样沉重，徐老师犯了错误，不当他们的班主任了，团支书张峰又受了伤不得不离开学校，就此离开他们班了。周恒顺有一种农村人说的“靠山山倒，靠河河干”的绝望感，但他也在劝自己，无论如何，只要有希望，就不能放弃，就像爬一座山，除非出现不可逾越的障碍，否则，自己一定要咬着牙坚持攀登。他丝毫也不懈怠，功课紧张，学习时间短了，仍要求自己真正学好，劳动越来越多，他生龙活虎地干，晚上，头挨着枕头，立即就睡着了，犯愁也没时间了。

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六，快麦收了，周恒顺回家拿煎饼，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家里却没有虽然昏黄但让他感到亲切温馨的灯光，大门锁着，周恒顺慌了：奶奶还有洪秀表姐上哪去了？他把书包放到大门口，急忙火速地往东边刘叔家跑，刘叔家开着大门，亮着灯，家里只有小杏儿一个人，小杏儿看见周恒顺，高兴得跳起来，两只杏仁一样的眼睛睫毛儿忽闪忽闪地看着他，说：“端阳哥，你可回来了，我刚才还上你家大门口儿去看了呢，三个星期没回来了吧？急得我跟什么似的，我觉得跟半年一样长，怎么了？”周恒顺说：“学校里搞勤工俭学，有补助的饭票儿，就往后拖了一个星期。”他接过小杏儿端给他的凉开水，“咕咚咕咚” 喝了几口，问：“奶奶和洪秀姐怎么没在家？刘叔和刘婶儿也不在家，怎么回事？”小杏儿眉飞色舞地说：“你还是中学生，没听广播，看报纸？农村大变样儿了，咱村成立了一个大社，下边分成几个生产队。……现在外头地里出产粮食也多了，听说不少地方放高产‘卫星’，往后谁也不会挨饿了。”周恒顺听小杏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说着，笑了，说：“小丫头片子，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人家都放卫星，咱村里的庄稼长得什么样儿？”小杏儿说：“跟往年差不多。不过不要紧，旁边儿打的粮食多，可以往咱这里调。”周恒顺说：“那敢自好。调就调吧。说了半天，奶奶，叔婶儿他们都干什么去了？洪秀姐呢？”小杏儿说：“刚才还没来得及说—你老打岔儿。不是现在合作社里男女社员白天黑夜地干活儿吗，就学人家外边，办了食堂，社员们都在食堂里吃饭。奶奶这样的老太太也都上食堂里做饭去了。也就是择个菜什么的，还能吃得饱饱儿的，俺大大俺娘都在南坡里夜战哩。 ”周恒顺说：“怎么还‘夜战’？”小杏儿说：“‘夜战’都不知道？夜战就是晚上干活儿，大跃进了，光白天干活儿干不过来，就夜战。现在十天有八天夜战。”周恒顺说：“干什么活儿？”小杏儿说：“听说在挖一条水沟，防涝排水的。”周恒顺又问：“洪秀姐呢？”小杏儿说：“跟她对象儿一块儿上济南了。”周恒顺说：“没听说她有对象啊。”小杏儿调皮地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逗你的，奶奶说，洪秀姐的对象是牟屯完小的学生，他是从牟屯打听着找到这里来的，是个海军，戴的帽子前边没遮檐，后边两根带子，人又高又俊又威风，可好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问奶奶吧。”周恒顺说：“我这就去找奶奶去，食堂在哪里？”小杏儿说：“走，我领你去。”说着就点上马灯，在手里提着，高高兴兴地在前边带路，周恒顺跟在后头，两人去了食堂。食堂办在过去江家祠堂里，土改后这里住进了两个穷兄弟，三年自然灾害时弟兄俩饿死了，房子一直空着，这次派上了用场。几个屋里都亮着灯，院子里也高悬着一盏马灯。小杏儿和周恒顺见到了奶奶，奶奶说：“我刚才还寻思，小杏儿该领着端阳来了，让我算准了。”食堂里一个人称“呱呱子”的娘们儿说：“那是噢，孙子是奶奶的连心肉啊。来，小儿，饿了吧？快坐下，我给盛上莱，有大白馒头，吃饭。小杏儿，你也沾沾中学生的光，陪你端阳哥一块儿吃。早吃晚不吃，反正一人就一个肚子。”说着，就盛了两碗菜，是白菜粉条儿，拿了一笸箩馒头，说：“你们两个吃吧。”周恒顺说：“奶奶，婶子，您不吃吗？”奶奶说：“小儿，俺吃了，您婶子盛上了，快吃吧。”“呱呱子”婶子说：“小儿，别这么孝顺了，俺食堂的人先吃了，好伺候夜战的人回来开饭。人家不是说吗？饿死蛐蛐蜷（蚯蚓），饿不死炊事员。哈哈哈……”周恒顺和小杏儿一块儿吃了饭，呱呱子说：“二姑，你别在这里熬了，领着孙子回家吧。放心，秃子要是问，有我呢。小儿，婶子是炊事班长，大小是个干部哩。”周恒顺说：“谢谢婶子照顾。”呱呱子说：“到底是中学生，多有礼数。快走吧。明天回学校，上这里来拿饭带上，食堂里有现成的煎饼。”小杏儿提着马灯，周恒顺扶着奶奶往家走，到了家门口，奶奶说：“杏儿，天不早了，你回自己家吧，省得你大大你娘回来找你。有学习上的事儿，明天再来找你端阳哥。”小杏儿说：“端阳哥，明儿吃完早晨饭我就来找你，我有好几道题得问你。”周恒顺说：“好，你回家吧，害怕吗？我送送你？”小杏儿说：“不害怕。你跑累了，快回家歇歇吧。”说完，朝奶奶和周恒顺嫣然一笑，蹦蹦躂躂地走了，奶奶说：“真是个好孩子，就跟我的个孙女儿一样。”

进了屋，奶奶摸着火柴点亮灯，周恒顺一边倒水洗脸洗脚，一边问：“奶奶，你好利索了吗？怎么还上食堂去干活儿了？行吗？”奶奶说：“没事儿，秃子—于大牛让老嫲嫲子都去干。说‘没有闲饭养活闲人’，干就干吧，反正也累不着。人多说说话，省得闷得慌。那天我还给秃子犟了几句，他嫌俺几个人择菜太仔细，是‘细扒麻’，‘磨洋工’，还说‘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不用这么讲究。我嫌他说话不中听，怎么这样对待社员，弄得他没话说了。”周恒顺说：“奶奶，跟秃子兄弟俩说不出里（理）表儿来，别搭理他，省得自己生气。”奶奶说：“倒也是。”周恒顺问：“奶奶，小杏儿说，洪秀姐跟她对象儿上济南了，怎么回事？”奶奶说：“不假。那人是个当兵的—海军，叫高献春，他头几年在牟屯完小上学，就相中你洪秀姐了，拿定主意长大了找洪秀当媳妇儿。以后当了兵。在海军五、六年了，这回来家探亲，上牟屯找你长兴大爷打听你洪秀姐—这孩子够钻挤的，非让你长兴大爷当媒人，你长兴大爷高兴得不得了，就领着这孩子上咱这里来了。我一看就相中了，要人物有人物，要口才有口才，实实在在，有礼数，对洪秀更是铁了心，你长兴大爷说，大娘，这样的好女婿打 着灯笼也找不着。我觉得你姑没个不愿意的，就应下了。洪秀自然是一百个乐意，两个人第二天就一起上济南见你姑去了。那孩子到了济南就不再回他家，直接回部队了。听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提成干部了。你洪秀姐能找上这么个好对象，一辈子没心烦了。”周恒顺说：“真替她高兴。俺姑也得高兴得了不得。”奶奶说：“这些天，咱村里可算热闹了，跟乱了营似的。社员们黑白地干活儿。于大牛抓尖子，充能的，学样儿，非得办食堂—外边儿有办的，咱这里还都没办，他就上外地学习了，回村就办起来了，公社石书记挑在舌头尖儿上夸他，他更烧得不行了。大队办了食堂，家家户户粮食都交出去，不让自己动烟火做饭了。这个办食堂的法子怕是弄不鲜亮，人心不齐，不拿着当自己日子过，得糟塌多少东西？到时候非饿干了牙不可。于大牛说，上级说了，缺了粮，从外头调。外头就有多余的粮食？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小儿，广播里说南方一亩地打多少千斤，真事儿的？”周恒顺说：“报上也是这么登的，说是千真万确，弄不清里头有没有问题。”奶奶说：“十有八成是吹大气儿的。人说‘火心要虚，人心要实’，一个人，一个家，要是吹大气儿，人都看不起。一个国家，要是弄的没真事儿，麻烦就大了。”周恒顺说：“奶奶，你在外边可不敢说这个。”奶奶说：“我知道。我就怕到时候没饭吃了，你带不了干粮去学校，上不成学了。”周恒顺说：“奶奶，别老为我担心，到哪说哪，你不是说过‘车到山前必有路’吗？”奶奶说：“那倒也是。”周恒顺这次回家，是从集体食堂里带了馒头和煎饼回学校的，这让他有点激动和莫名的兴奋，贯彻总路线，实行大跃进，要以非常快的速度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老百姓就要过上好日子了，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周恒顺回校以后，学校宣布，上级通知，在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十五—十八周岁的男生中选拔空军飞行员，学校召开大会进行宣传发动，全校到处张贴着表示“支持”和“庆贺”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周恒顺想，也许会有人通知，政治条件不合格的可免予报名。但没有人下这种通知。一个出身富农家庭的学生偷偷问班主任方向荣，政治条件差的学生写不写申请？方向荣小眼睛滴溜溜乱转，露出隐含嘲讽的微笑，像是在欣赏学生受难为的窘态，但旋即换了另一种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你这个学生，怎么回事？会上不讲了吗？凡是适龄男生，自愿报名申请嘛，怎么，你不想报名？”这个学生知道向班主任提这种问题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头上冒出汗来，支支吾吾地说：“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方向荣说：“那么是什么意思？这事就看你自己的态度，你自愿就报名，写‘决心书’，交给班长，不自愿，也没人勉强你。”全年级适龄的男生在一天之内全都写了申请和“决心书”，交了上去。学校广播站立即有选择地播出了一些学生—当然全都是好成份，家庭和社会关系没问题的—的“决心书”，第三天，所有适龄学生在各人教室外边进行“目测”。这是报名应征的学生要过的第一关。他们以班为单位站好队，学校领导陪着县人武部的军官，县医院的医生，学生被指挥着在他们面前行走，做操，并让每个人单独出列行走和做操，有点像买牲口的在集市上相看和挑选。这一关，找出并淘汰那些个子过于高大或矮小，有明显生理缺陷如“平脚板”，走路“八字脚”，“罗圈腿”，近视眼者，初三四班有三十多名男生参加目测，有十个被淘汰，另外二十几个过关。进入第二关，在学校试验室里临时安排体检处，由县医院的医生做体表和五官检查，又有十一名学生被淘汰，过关的十几名同学又到县医院做内部器官检查，结果只剩下十名同学被送到地区医院，作进一步的检查和筛选，这一关竟又被刷下来九个，地区医院这一关过后，两个年级的适龄男生，只有五个通过，这当中居然有周恒顺，看得出来，来征兵的空军军官，一个相貌威武而又英气逼人，干练，潇洒的年轻人，很喜欢他，不掩饰对他的偏爱，有事儿没事儿喜欢和他啦呱儿，周恒顺虽然有点受宠若惊，但又淡然以对，他心里想，这个年轻军官如果以为他会成为一个优秀飞行员，那就弄错对象了，不用说当空军飞行员，就是当一名步兵、干活儿的工程兵，周恒顺也是不够格儿的，让他从头到尾地参加这种严格的，繁难的，标准畸高的选拔，是劳而无功，多此一举，莫名其妙，而他是不得不逢场作戏，到头来，是瞎子点灯—白费腊。周恒刚对他说：“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搞，我问我爸爸，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把政治条件不合格的以‘目测’有问题为名剔除掉，检查一通，通过了，经过政审再淘汰，这不是劳民伤财，故意让人难堪吗？他说，报名应征是每个适龄公民的义务。先体检，对体检合格者再做政审是既定程序。我们只能按规定办。参加吧，免费检查一下身体不也很好吗？我说，你们怎么不考虑一下当事人的感受？这不是耍人吗？我爸尅了我一顿。既然是这样，就参加到底吧。”周恒顺苦笑笑，说：“那当然，本来也没有自动退出的勇气。”第二天，周恒顺他们五个人就要去济南过最后一关了，晚自习前，牟洪云来找他，两人站在一棵大树下边，斑驳的光影映在牟洪云脸上，让她的脸更显亮丽，两只晶亮的大眼睛直看着周恒顺，说：“明天上济南，穿件好点儿的衣裳，精神着点儿。”周恒顺说：“‘精神点儿’也没什么用，体检全过关，政审关也过不去。”牟洪云脸色暗了下来，一时语塞，轻轻地，不易觉察地叹息一下，说：“别想那么多了。周书记不是说来吗？检查一下身体也好。每次过关的都有你，说明你身体太好了，我特别为你高兴。去过好最后一关吧。”周恒顺说：“放心吧，我会全力以赴的。”牟洪云从兜里掏出三块钱，递给周恒顺，说：“带上这点钱，也许用得着。”周恒顺说：“县人武部的人陪着，坐车，吃住都是公家的，用不着花钱，不拿了。”牟洪云说：“那你也得拿着—有备无患。”周恒顺正色道：“小云，你不能老拿钱给我花，叔、婶知道了不好。”牟洪云还以颜色，说：“端阳，你不用闲操心，我爸妈不问我的事，我从不乱花钱。我也帮俺班儿的同学，何况我们是亲戚。好了，钱是我借给你的，你将来还我。不许赖账的。我可都记着‘账’哩。”周恒顺说：“洪云—不叫你‘小云’了，这回真不拿这钱。确实不需要。”牟洪云说：“你说‘不需要’，我说‘需要’。别难为人好不好？你不拿，我可哭了。”周恒顺 心里涌过一股热流，勉强伸手拿了钱，牟洪云笑了，说：“别那么重的心事。全当是玩儿一趟，见见世面，增加点阅历。”周恒顺点点头，说：“好，回去上自习吧。”牟洪云对他甜甜地一笑，迈着跑跳步走了。周恒顺着着她姣好的背影，心想，这小妮子，多咱也犟不过她……周恒顺满腹心事参加济南这次体检，包括坐到一个轮子上转圈儿那种很奇怪，很难通过的项目，他全都合格了，是硕果仅存的四个同学之一。体检结束后，县人武部选飞办公室组织了专人对体检合格的四个人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全面的，过细的，鸡蛋里挑骨头一般的政审，上至祖宗三代，旁及所有直系亲属，对证明材料的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有任何疏漏，不准留一丝疑点。据说有的人的证明材料摞起来有尺把高，弄得亲戚心里嘀咕，这孩子是不是出事儿了。周恒顺自然是早早地，理所当然的，毫无悬念地出局了，另有一个同学家庭和社会关系都没问题但有人揭发他对农业合作化有不满言论也遭淘汰，全年级只有两位同学最终成为这次“选飞”的幸运儿，上了航校。从“选飞”开始以来，因为它的新奇，神秘，刺激，选拔标准之苛刻，淘汰率之高，更因为入选者会一步登天，成为名符其实的“天之骄子”，成为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热议的话题，每一次过关的结果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全校。参加最后一次体检特别是过了关的四个人，成了全校的“名人”，被同学们指指点点，有好奇的小女生甚至跑到他们所在的班里来看“未来的飞行员”，周恒顺被弄得有“无地自容”的感觉，不堪其苦。最后的结果公布以后，立即轰动了全校，大标语祝贺，大喇叭欢呼，据说两位准飞行员离校以前的十几天里，每人都接到了十几封本班和外班的女同学表示爱意的信，他们两人披红戴花，坐到主席台上，参加全校欢送大会。会后，全校师生夹道欢送，目送他们坐在人武部的汽车上，满面红光，神采飞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学校。周恒顺和另一个被淘汰的倒霉蛋学生坐在会场里，站在送行的人群中，被不知多少双满含疑问，惋惜，怜悯的眼晴搜寻，注视，周恒顺恨不得脚下有裂缝儿，能钻下去，躲开欢腾的人群。他嫌自己为什么没能像其他政治条件差的同学那样“幸运”地被提前淘汰，免遭最后的难堪。他想，这些天来，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是陪太子读书的“侍读”，还是运动队里的陪练，都不是，连那些人都不如，不过是被要弄的“龙套”，可怜、可笑、可悲的玩偶，心里的苦和冤，像一团乱麻，纠结着，撕不开，扯不断，但又不能向任何人诉说，而且还带累着牟洪云伤心，偷偷哭了几回。

一波刚平，一波又生。初中阶段最后一次吸收新团员的工作开始了。周恒顺一开始还抱着较大的希望，周恒刚和牟洪云都认为卢正人这次会给周桥书记一个面子，不会在校团委会上硬性否定周恒顺了，而且，周恒顺在入团“申请书”中已经违心地改变了对父亲的问题的表述和认识，但团支部大会开过后，乔光华一脸沉重，很吃力，很抱歉地对他说：“这次你的入团申请，支部大会没通过。”周恒顺的头皮“噌”地一声，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住了，颤声问：“团员们指出我什么问题？”乔光华说：“主要是你对犯错误的老师的态度，寒假里，你去看过徐老师吧？大家认为你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政治立场有问题。”周恒顺无言以对。诚然，寒假里他来学校，到徐老师屋里去过，千真万确，他不能推脱，也没法儿辩解。原来如此，居然会如此。他只能默认这个“罪名”，接受这个结果。乔光华同情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张峰交待的事情我没办好，周恒刚也跟我说过。我尽力了，但是……想开点，初中不行，还有高中，年龄也不算大，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没上初中哩。上了高中再争取吧。”周恒顺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说：“谢谢。”事后，周恒刚对周恒顺说：“我听说是卢正人让方向荣给你们班的团员挨个谈了话，直接点出寒假里你看徐老师的问题，向团员们施加了压力，这才以微弱多数否定了你。”牟洪云问：“寒假里，你看徐老师，卢正人他们怎么知道的？”周恒顺说：“徐老师隔壁住的是总务处一个姓曹的女老师，她看见我上徐老师屋了，据说，她是卢正人安排了监视徐老师的，应该是她向卢正人报告了。”牟洪云说：“太可怕了。这可怎么办呀？”周恒顺说：“洪云，不要太难过了。我想过了，入团的确很重要，但毕竟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寒假里，我去看了徐老师，现在也不后悔。张峰为救徐老师还受了伤哩。文如看山喜不平，人生也是如此。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让你替我难受，才是我最感到难过的。”

随着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公布和大张旗鼓地贯彻，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了“一大二公”、党、政、军、民、学五位一体，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从城市到农村，大跃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教育战线也在乘风破浪，大干快上，中央领导刘少奇发表了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重要谈话”，陶阳县不甘落后，县一中和城关完小、城关幼儿园合并，并以此为基础，扩建大学部，成立了“陶阳共产主义学院”，并立即招收了百多名落榜的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进入“大学部”就读，到暑假再扩大招生。一中不少老师成了大学教师。学院成立了党委，周桥任党委书记并代院长。周书记趁纷乱之机，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由，分批安排只在学校里批判和劳改，但未经正式报批的“右派”老师重新讲了课。徐静茹老师改教俄语。因为“选飞”，入团接连受挫而陷于苦闷，忧郁，彷徨失措之中的周恒顺也被社会和学校热火朝天的大好形势感染和鼓舞，觉得好像空气，山川，大地都在沸腾和激荡，激动，希冀，幻梦，迷茫慢慢淡化了他的苦闷和忧伤。他把玛雅可夫斯基的诗句“烦恼的思绪啊滚开，让心灵拥抱渊深的大海！”抄在自己笔记本上，决心丢弃一己的失落和失望，奋不顾身地投身于这“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大时代。他不再犹豫，像他原先答应牟洪云的那样，初中毕业，参加了走过场式的升学考试，成为陶阳共产主义学院高中部的学生，而没有离开学校去报考各地原有的和新成立的苦于找不到足够新生的中等专业学校，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迈错了致命的一步，让他走上了在人生苦难中艰难跋涉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