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一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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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最后一位病人，陆国栋顾不得听完病人家属—一位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感谢的话，疲惫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表，七点十分，已经下班一个多小时了。他从门诊室出来，见急诊室，注射室的灯已经亮了，值夜班的医生，护士都在忙碌着。走廊里依然满是病人和家属，不少病人坐在连椅上，甚至躺在地板上打“点滴”，陆国栋穿着白工作服，戴着大口罩，小心翼翼地躲闪着那些忧虑，焦急的病人和家属，步出门诊楼的长廊，来到院子里。一阵凉风吹来，他顿觉清爽了许多。他和妻子供职的这座全省数一数二的大医院是本世纪初叶美国人建的，一座座西洋风格的楼房，林荫路，式样别致的路灯，还有那些花坛，绿地，构筑成一个和纷扰，喧嚣的市井异样的世界。陆国栋从高中开始，就把戴白色的大夫帽，穿白大褂儿，到这个医院工作，神色庄重，步履沉稳，不疾不徐地走在大楼长廊里，在门诊室或病房里清风拂絮般跟病人交谈，看男女老幼的病患者一个个病愈而去作为自己的理想。若干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他在这里工作已经快十年了。他很投入，很努力，医术提高很快，早已是外科的骨干，做大手术的“主刀”了。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傍晚又是一天中医院最好的时光，夕阳的余晖把楼房，树木镀上一层金黄色，楼房一个个窗口里，散射出桔黄色的，温柔的灯光，凉风习习，路旁的柳条儿轻柔地舞动着，路灯的灯光从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间落下来，在路面上印满斑驳的树影儿，看上去如梦如幻。陆国栋喜欢这里的一草一木，只要来到医院，到科里上了班，不论心里有什么痛苦，烦恼，都会被置于脑后，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和患者同声相应，与伤病较量的搏斗之中。这年春季，干旱少雨，乍寒乍暖，一场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席卷了中国北方，省城患流感的病人一天天增加，幼儿园放了假，有的中、小学停了课，大小医院里人满为患，不少医生、护士也病倒了，院部从全院各科、室抽调基础扎实，医术全面的医生，护士支援内科。陆国栋被抽调来内科门诊顶班已经十多天了，但是外科经他手术没出院的病人，他仍然放心不下，遇到大手术，有时他还得回去主刀，没办法儿，只好安排多加班。每天在内科门诊下了班，他总要去外科病房转转，跟去年从医学院毕业，正在见习期，刚刚提前顶班的屈长河交待些注意事项。他到了外科病房医生办公室，屈长河见到他十分高兴，说：“陆老师，这么晚了，你又过来。没什么事儿。你抓紧回家吧。我听邵护士长说，你母亲和孩子也病了。”陆国栋说：“我顺路过来看看。四病室三号床上那位老先生伤口还疼吗？”屈长河说：“今天好多了，情绪也稳定了。他和家属都夸你。说要好好谢你。”陆国栋淡然一笑，说：“谢什么？这不就是医生应该做的事吗？”屈长河问：“陆老师，你在内科帮忙，还得多长时间回来？”陆国栋说：“说不准，看流感的发展情况吧。如果按以往的经验，按它的流行规律，随着天气变暖，这波流感该过去了，所以，应该快回来了。”屈长河说：“大家都说，科里的大手术，难手术，多数是你做，可是晋升，提级，到协和进修，参加学术交流会，这些好事都没你的份儿。而下乡，紧急出诊，工伤事故抢救，回回少不了你，这次去内科门诊帮忙，又抽着你。谁不怕传染？科里不少同志都为你鸣不平。”陆国栋把桌上的“查房记录”合上，说：“小屈，我不赞成你们年轻人议论这类事情，这对谁都没好处。我对专业比较执着，只要是为患者治病，就是义不容辞，至于个人利益，能在这样水平的医院里从医，我感到很幸运。你们年轻人不要盯着这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到业务止，把心思放在患者身上，是重中之重。以后不要跟任何人议论这些事。”屈长河咕嘟着嘴，还想说什么，陆国栋脱下工作服，摘掉工作帽，屈长河接过去代他挂好，陆国栋拍拍他的肩膀，说：“好了，不说了，我抓紧回家了，家里还有两个病号，邵一兰今晚上还要在院里加班，不回家了。”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医院离他们家很近，步行只需十五分钟，他和邵一兰上下班总是以步当车，因为平时工作紧张，走路就权当锻练身体了。他到家时，父亲在堂屋外间看报，母亲在里间屋半躺着，亮亮在奶奶床前一张小床上看连环画。程兆菊见儿子回来，问：“你自己回来，一兰又加班？”陆国栋说：“护士病倒了不少，不加班没办法儿。妈，你觉得怎么样了？亮亮还发烧吗？”程兆菊说：“今儿过午我觉得好多了，不害冷了，身上疼得也轻了。亮亮也退烧了。”陆国栋说：“多喝开水，好好休息，二十四小时不再发烧，就没什么问题了。”程兆菊问：“饿坏了吧？我和亮亮都喝了点面条儿，你爸爸还等你哩。这两天孙妈回家了，饭是南院赵娘娘—这赵娘娘是陆家的房客，但两家关系一直很亲密，不像房东和房客，倒像亲戚—来给做的。娘病这一场，你和一兰不着家，把你赵娘娘麻烦得不轻。”陆国栋说：“忙完这一阵，我和一兰拿点东西去感谢赵娘娘。”陆国栋说完，忙去厨房端饭菜来，父子两人在灯下边吃饭边啦呱儿。陆伯言说：“市里召集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开会，说共产党要整风，要求大家大呜大放，给领导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弄了几天了。”陆国栋问：“你发言了吗？”陆伯言说：“我轻描淡写地表示了个态度，没提什么意见，也没写大字报。”陆国栋问：“爸是怎么考虑的？”陆伯言说：“头一个想法，共产党伟大，国民党什么时候发动社会人士给提意见了？这一点让人佩服。看样子共产党是虚心纳谏，但是，咱自己不能得意忘形，不能忘了自己的情况，毕竟是剥削阶级分子，亲家去了台湾，其他社会关系也有不少问题，肃反中你还受到审查，如果现在瞪起眼来挑共产党的毛病，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咱是对党不满，和党不一心，发泄不满呢？所以还是谨慎些，少说，甚至不说为好。再说，爸爸也说不出什么成套的意见来。我对共产党最大的意见，就是镇反中整你，又不给彻底解决。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不妥当，还是走正常程序向上级申诉比较好。至于对工商业者搞改造，‘五反’搞人人过关，整错人，人家是共产党，就是要整资产阶级的，不这样搞，就不叫共产党了。咱还能怎么样？所以，我不想正而八经地提什么意见，随大流，混过去了事。”陆国栋说：“爸说得很是。”陆伯言问：“你们医院动员了吗？开始鸣放了吗？”陆国栋说：“还不都一样？我也参加过两、三次会了，领导反复动员，还真有发言提意见的，院子里也贴了不少大字报，别看平时大家都忙业务，搞起运动来，这个那个的，还真提了不少意见。”陆伯言问：“你呢？”陆国栋说：“我情况比较特殊，不准备发什么言，更不写大字报。再说，我一向不太关心院里政治方面和人事上长短纷争的事，也没什么好说。”吃完饭，陆国栋收拾碗筷，陆伯言说：“先放那里，不要刷了。你叔和你婶子十几天没过来了，也不知大学里什么情况，看报纸上他们学校里几个名教授鸣放了不少，风头儿出得不小，你叔性子太直，口无遮拦，还轻信，我很怕他闯祸，惹出乱子来，你现在就去他那里，跟他说，就说我交待他，让他稍安勿躁，少说—如果非说不可—为佳，说话也要掌握分寸，不可乱说。”

陆国栋不顾疲劳，急急忙忙乘公交车去鲁大，已经过了下班儿高峰，车上没几个乘客，老旧不堪，七摇八晃的公共汽车吃力地，吭吭哧哧地颠簸着，行驶在高凹不平的街道上，陆国栋熟悉的机关、店铺、学校迎面过来又匆匆退去，商店都关门了，只有少数饭馆儿还没关门，可以看见三、两个顾客在吃饭，服务员在忙着收拾桌凳，分明在催顾客快吃快走，他们好快些下班。街上几块图案和文字残缺不全，短胳膊少腿的的门店招牌怪诞地，应付公事地闪烁着，明灭着，……陆国栋没心看过眼云烟般的街景，他想起了屈长河，想起下班前屈长河说的那些话，不知道为什么，他隐然觉得那些同情他的话背后潜藏着某种危险，这些青年人也许会给他帮倒忙儿。他们这些话，不但没有让陆国栋感到安慰或鼓舞，反而让他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当然，他对镇反运动中，从天上掉下来的，无端地，粗暴地，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是不满，不服，一直耿耿于怀的，从那以后，这四、五年里，院里对他的态度，据说是“内控对象”，这更让他郁闷。这个问题是压在他头上的一座无形的山，是套在他身上的一副解不开的锁。他是重专业的人，医学，技术，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对当官没有兴趣，他只求能够和同事一样被公平对待，能安心，专心地钻研业务，为患者服务，就心满意足了。这愿望，在一般人身上，是理所当然的，而他却是求之不得的。这几年，他每年都为镇反的事写申诉信，每次都是一式三份，医院党委，市委，省委各一份，但一直没得到回音。一块石片儿扔进水里，会泛起一圈圈儿的波纹，而他写了那么多申诉信，得到的却是沉寂，沉寂，永远的沉寂。前些天，他又把申诉信重新抄了，发了出去，他想，共产党搞整风了，既然是“整风”，自然要检讨和审视以前的工作，也许他的问题会被关注，但是把申诉信发出去之后，他又有点后怕，他担心在整风运动中这样做，是不是有借机“翻案”之嫌，他本能地感觉到，共产党的干部对政治类的斗争—比如肃反—似乎特别敏感，特别不喜欢有人说三道四。但是，事情已经做了，复水难受，也只能随他去了。但他不希望科里，院里的同事搀和这件事。如果院里有人认为是他在幕后鼓动，那就糟了。但这也没办法儿，他们想议论，你也没办法儿捂住人家的嘴。……公共汽车在鲁大门外停住了，陆国栋急忙下了车，急急慌慌走进大学校园。校园里的景象让陆国栋大吃一惊。已经是夜里九点多钟了，一向安静的校园这会儿却像乱烘烘的市场，楼房墙壁上，小树林和行道旁搭起的席帐上，贴满了各种颜色的纸张写成的大字报，道路上空扯着不少横幅，树上，墙上，各种色纸的标语琳琅满目，路灯，大字报栏前临时扯上的电灯照得各处亮如白昼，年轻的男女大学生，沉稳的中年老师，白了头发的老先生熙来攘往，络绎不绝，人们挤着，拥着，争着看那些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似乎特别吸引人，后边的人翘起脚，伸长了脖子往里看，有的边看边称赞：“好！”“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也有的不赞成:“胡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有的人边看边沉思，也有的拿个小本儿做记录。突然有个学生说：“陆伯川教授这篇大字报，《对“肃反对象”实行疑罪从无，天不会塌下来》，这个题目多么有震撼力，内容也很有说服力。”陆国栋听了，十分震惊，也挤进去看这篇大字报。大字报上说，在肃反中，对或事出有因，或道听途说，或扑风捉影，但又一时查无实据的嫌疑对象—他们当中不乏学有专长的有用之材—不应该动辄作为有问题的人，实行“隔离”，关押，迟迟不予解脱，或者虽解除关押，但仍然当成怀疑对象不予信任，加以歧视，而应该实行“疑罪从无”，这样做，对当事人示之以党和政府的宽宏大度，令其知恩图报，从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即使该当事人确有问题，一时查不出，相信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面前，他也不会，不敢“翻天”，有一天问题查清，再予以依法论处，也不至于天下大乱。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当事人蒙冤受屈，孤立个别死硬的反革命分子。总之，对这类当事人实行疑罪从无，善莫大焉，倘能如此，则人民事业幸甚！陆国栋匆匆看完，赶紧从人群中挤出来，已经浑身是汗，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大字报的内容让他如芒刺在背，让他紧张万分，走了没多远，在一座楼房的山墙上，竟又看见了刚贴出不长时间的署名“历史系陈姝”，题目是“学术争论切勿无限上纲，陷人以罪”的大字报，陆国栋已经没有心思看大字报的内容，急着往叔、婶家走去，像是大祸来临了一样。他知道，仅就大字报的内容说，这些观点，不能说有什么错，但是解放以来的政治运动，很多事情是常人以常识为标准没法理解的，而不少是出人意表，石破天惊，让人先是错谔，继之以违心地认同，最后“心悦诚服”。武训行乞兴办义学，让贫寒子弟有书读，对这种善举，多少年来被人称道，但一部电影《武训传》却在全国大张挞伐；北京大学一个老教授评说《红楼梦》，全中国有多少人感兴趣？居然也掀起轩然大波，像胡风那样的文人和他的朋友们，竟然是一个“反革命集团”，陆国栋的一个高中同学，考了南方一个大学的中文系，听说因为去过一个“胡风分子”教授的家几次，就成了“胡风分子”……一个个运动，一场场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广播上声嘶力竭，老百姓有多少人明白？不都得跟着喊口号?有谁敢出来唱反调儿?而叔叔居然敢写大字报对共产党的镇反运动说三道四，婶子还指责什么“无限上纲，陷人以罪”，这岂不是犯上作乱？陆国栋觉得这两个话题都涉及到党组织发动的运动，是最敏感，也是最不容置喙的，发这种议论是犯忌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陆国栋不认为共产党会一下子变得宽宏大度起来，可以听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它的大政说长道短。他觉得爸爸的提醒太晚了。陆国栋来到叔叔家，一家人—连医学院毕了业，分到市医院工作的陆星儿—都在，屋里还坐着一位戴金边儿眼镜，仪态潇洒，文质彬彬的中年学者，叔叔和他谈兴正浓。叔和婶子见陆国栋来了，十分高兴，婶子说：“国栋，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你妈和亮亮感冒好了吗？这几天学校里天天开会，写大字报，没得空儿过去。”国栋说：“我妈和亮亮都好多了。你们几天没过去，我爸妈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叔叔笑了，说：“有什么不放心的？他们是怕我乱放炮？”一边说，一边朝那位“金边儿眼镜”先生会心地一笑，又说：“你这位伯伯姓张，张西江教授，是我高中，大学时的同学，现在又是同事，还是邻居，他就住隔壁。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一边对张教授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那个在德惠医院当外科大夫的侄子，肃反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关了小半年，几年过去了，到现在也没给一个明确的结论。”张教授感叹说：“共产党是搞阶级斗争起家的，所以搞阶级斗争是它的拿手好戏，已经成了它思维和行动的惯性。这就导致它神经过敏，满眼里是敌人，疑神疑鬼，表现在对人的态度上，就是没有现代的法制观念，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时简直是‘视民如草芥’。”陆伯川说：“西江，你末了这话说过头了。孟夫子这话可不能乱用，你忘了另一句了吗？如果有人给联系起来，上纲上线，那可就是‘大不敬’之罪啊。”张教授 说：“你提醒得很对。但如果不注意解决这些问题，确实会引起党群对立啊。”张教授转脸对陆国栋说：“我和你叔是几十年的知己，至交，我们是互为精神支柱。”陆国栋说：“我叔性子比较直，请张伯伯也常提醒着他点，免得犯错误，我爸、妈对他很担心。”陆伯川说：“家父母去世早，我是跟兄、嫂长大的，他们对我十分关心。”张教授说：“国栋回去告诉你爸妈，不必担心。现在的形势，共产党感到有压力，东欧那边乱了套，咱们国家知识阶层不满情绪很严重。他们不有所转变不行了。这次是共产党‘高价收买’意见和建议，讲的是‘言者无罪’，作为执政党，它总该言而有信，所以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已经发过两次言了，还有不少话要说。这次要来个‘一吐为快’。我这就回去准备明天的发言稿子，你爷们儿说说话吧。”张教授走了，陆国栋见叔叔仍处在一种亢奋状态中，更觉担心了，说：“叔，我爸怕你言多有失，惹出麻烦，特意过来让我告诉你，一定要沉住气，要‘稍安勿燥，少说为佳’。我刚才在校园儿里看见你和我婶子写的大字报了，特别是你那一篇，我觉得很不合适，看来我爸提醒得晚了一步。叔，你何必写有关肃反问题的大字报，这太危险了。”陆伯川一愣神，说：“我也是一时冲动，有感而发。所谓‘不平则鸣’，平时憋在心里，现在共产党让说话了，没怎么前思后虑，一下就写出来，贴出去了。国栋，你在肃反中受到的冤屈，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我们学校里不少老师，甚至高年级的学生受冤屈的也不在少数，我对这种事一直很有意见，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不就写了吗。现在看来，是有些冒失了。好在我也没举任何实例，只是泛泛而论，而且我说的道理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全世界任何法制国家不是‘疑罪从无’?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陆国栋说：“话是这样说，也不能说说的不对。但问题是评判权，对人的生杀大权在人家手里。人家说你‘不对’，你就‘不对’，说你‘反动’，你就‘反动’。不过，既然已经写了，贴了，也没办法儿挽回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但是，叔，还有婶子，你们就此打住，既不要再写大字报，也不要发什么言。行吗？”陆伯川说：“好，我们听你爸妈的。”陈姝说：“怎么，我贴的那张大字报，国栋也看到了？”陆国栋说：“看到了，不过没细看内容。好像是刚贴上，浆糊还没干透。”陈姝说：“我本来不想写。系党支书一个劲儿地动员，说是对党整风的态度问题，没办法儿，我就写了这么一篇交差。也是我想起这几年学术界一些人在学术讨论中给人戴帽子，打棍子，心里有气，也算是‘有感而发’吧。”陆星儿说：“我下了班儿来家帮妈妈去贴的。我们都紧张得要死，心‘扑通扑通’跳，浑身是汗，手都在发抖，好歹贴上，赶紧跑了，好像怕被人抓住似的。你说，弄这一套，是何苦呢？”陈姝说：“这完全是‘赶着鸭子上架’，不得已而为之。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从明天起，我拿定主意，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人家怎样动员，我也不写不说。总不会来翘嘴巴吧。”陆伯川问：“你爸那边儿动员鸣放了吗？”陆国栋说：“动员了。不过我爸没发什么言，更没写大字报，观望而已。”陈姝说：“还是大哥这样稳妥。我不让你叔在会上发言，不让他写那些大字报，他还跟我犟。他老和张西江搞在一起，两个人臭味相投，一个鼻孔出气，你叔几篇大字报，特别是写肃反的那一篇，就是张西江鼓动着写的。张—你爸爸对张也没好感—这个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喜欢感情用事，以后，朋友归朋友，这种事情，还是得有主见，不能老听他的。”陆伯川说：“倒也怨不得张西江。我自己也是性情中人，经不住人家三动员，两动员，觉得人家领导上一片至诚，‘士为知己者死’，咱就得披肝沥胆，直抒胸臆。不管怎样，说也罢，写也罢，我也没有一丝一毫恶意，算是‘奉命奏闻’，他们总不至于出尔反尔 吧。国栋，告诉你爸妈，别担心，不会有事的。”陆国栋说：“婶子说得对，还是就此打住为好，不要越陷越深，最后弄得不能自拔。”陆伯川说：“好，‘打住’，‘打住’。怎么，你们医院里没动静儿？学校里几个肃反时受审查的人都提意见了，要求给个说法儿，还自己清白。你提没提？”陆国栋说：“医院里也搞了，也有人在呜放会上发言，大字报也贴了一些，当然比大学里少得多。有的内容还十分尖锐，让人看着都替作者捏一把汗。我不担事儿，什么也没做，一句话也没说。还跟原先一样，走正常程序，向上级申诉。我爸—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觉得借着共产党整风来弄这件事，不是明智的做法，有趁火打劫之嫌，怕让组织上反感。”陆伯川边听边点头，转脸对陈姝说：“看来还是哥哥虑事周到，我是有些浮燥了。”陆国栋说：：“也许问题不大，先别想那么多了。我回去，再晚了，就没有公交车了。”

陆国栋回到家，父亲还在等他，听陆国栋说了在大学的所见所闻和叔，婶写大字报的情况，边听边皱眉，叹气，听完了，急得跺脚，说：“糟糕，你叔绝对不应该鸣放有关肃反的意见，自己的亲侄子是肃反对象，他这样做，岂不是引火烧身吗？糊涂啊。不出问题便罢，如果有事儿，这大字报就是大把柄。”陆国栋说：“也许不要紧吧，我叔还有一个张教授都说共产党讲的是‘广开言路’，‘言者无罪’。”陆伯言说：“张教授？噢，是张西江 。我见过这个人，心高气傲，华而不实。你叔就看不透他，信他的。我一向不赞成你叔和他深交，可是怪了，多少年了，两个人就好得跟一个头似的。”陆伯言沉重地叹口气，说：“你叔和你婶子都已经上台‘亮相’了，再让他们‘韬讳’，‘藏拙’也晚了。人家不找毛病是万幸，找着就是大麻烦，就连你婶子的大字报，人家要批判，也大有说词。”陆国栋说：“共产党号召大家鸣放，也许不至于再反过来整人吧？”陆伯言说：“但愿是那样，可是，共产党的政策是很容易变的啊，你看，土改以前，宣传的是打击地主阶级，不把矛头对准富农，结果呢，富农跟地主一样，戴帽子受管制;刚建国，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是国旗上四颗小黄星之一，可是很快就对大小资本家动了手，哪个不灰溜溜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不喜欢国民党，可是解放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怎么也不放心，不断地整，农村里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还没热乎够，就归了公，原先说过渡时期要三到五个五年计划，现在却早已‘过渡’完了。总之，说变就变。至于整这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那还不是手到擒来？所以，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总觉得会出事儿，但愿我是‘杞人忧天’。走一步看一步吧。你也休息去吧，天不早了，明天还得上班，还在内科帮忙？一定注意自己不要传染上了。”陆国栋说：“我体质好，应该没事。爸，你也当心。”

陆伯言不幸而言中了。过了六、七天，晚饭后，陆国筠领着女儿明明来了。国筠说：“周桥晚上有会，让我过来，他让我给爸，妈带话，抓紧告诉叔、婶儿，还有国栋，国群，参加呜放一定要谨慎，克制，不能说过头话，否则会出大问题。”实际上，周桥已经在地、师级以上干部会上听了毛泽东写的一封信《事情正在起变化》，党内正在布置，马上就要对呜放开展反击了。惜乎周桥的提醒已经来迟了。陆伯言说：“我早就给你妹妹去信了，她们那里还没搞呜放，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你哥一直很谨慎，他也没在会上发言，更没贴大字报，不会找着他。我现在担心你叔，我让你哥去提醒过他们，可惜说晚了。”陆国筠说：“周桥这人让运动整得很胆小，他就是小心，也不一定会出什么事，看看再说吧。”

报纸上还在继续刊登各地鸣放的言论，大、中城市的大鸣大放还在热热闹闹地进行，大字报依旧是新贴的盖上原先的，层出不穷，方兴未艾。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不知不觉之间，形势似乎在悄悄变化，“进攻”的一方渐渐显现出“强弩之末”的颓势，“防守”的一方在紧锣密鼓地召开会议，会的内容党外人士自然不得与闻，但细心的人察觉，党的干部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朋友”的眼神好像和前段时间有点不一样，说话也好像变得虚与委蛇，言不由衷。天气在一天天变热，气压在变低，人们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沉默，暴风雨将临前的沉默让人感到可怕，感到窒息。终于在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一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像一柄倚天长剑从高空猛劈下来，又像突然间响起了一声霹雳，把正在做着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迷梦的人们惊得目瞪口呆，吓得胆战心惊。二、三十天里，或慷慨陈词，掷地有声，或激扬文字，妙语如珠，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书生们俨然有不可一世之状，但转眼间却已经恍若隔世，座上宾易位为阶下囚了，各级领导衮衮诸公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姿态尚历历在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表态音犹在耳，如今却忽然一下子变成了金刚怒目，剑拔弩张，声色俱厉。他们的脸变得比六月的天空还要快。亏他们有不一般的平衡能力，弯子转那么猛，那么急，那么快，竟仍能镇定自若。他们的调子变得那样快，却丝毫不觉得憋扭。他们真正掌握了“翻身为云，复手为雨”的法门，那些解放后一直担惊受怕，不断地挨整、检讨的人们赶紧扔掉重拾了没几天的尊严，重温“人为刀组，我为鱼肉”的况味。他们怨自己轻信，恨自已莽撞，叹“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已经悔之晚矣。而当局者已经在为“阳谋”已逞，“引蛇出洞”成功而弹冠相庆了。这更显现了落网者们不知道天高地厚，水深流急，更不知陷阱暗礁，也不知道今夕何年，身处何世，错把中州作美州，忘了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自量力，蚍蜉撼树，狂犬吠日那种可笑，可悲，愚蠢。这场灾变，对他们不只是政治上的打击，还是精神上的戏弄和凌辱。他们活像被天上落下的饵料吸引得活蹦乱跳的鱼儿，犹自争先恐后，唼喋作声，不期然，渔人却面带胜利者的微笑，从容，坚定地收网了。

六月末的一个星期天，陆家人多起来了。流感已经过去，国栋，一兰都休息在家。国筠一家三口儿早早地过来了。学增，学慧兄妹俩自然也在家。亮亮和明明在屋里院儿里玩儿。程兆菊对陆伯言说：“伯川他们不知来不来？都来了，我们一起热闹一天多好。”陆伯言说：“天还早，也许一会儿就到了。”陆伯言话音刚落，陆星儿一个人孤单落寞，悄没声息地走了进来。陆星儿是陆伯川的独生女儿，从小招人喜爱，胖乎乎的小圆脸儿总是笑眯眯的，她是爸妈，伯父，伯母心里的一颗星，长大了，上大学了，工作了，大家还是从心里宝贝她，喜欢她，而她脸上的笑容永远像星样灿烂，话不多，但总是微笑着面对爸妈，面对亲人，面对周边的世界。程兆菊说：“俺星儿多咱都是笑嘻嘻的，只要看见星儿，心里有愁事儿也去一大半儿。星儿，怎么天天那么高兴？”陆星儿说：“大娘，你们都那么疼我，我这么幸福，能不高兴吗？”……程兆菊见陆星儿脸色腊黄，眼圈儿发黑，似有泪痕，急忙问：“星儿，怎么你自己来了，你爸妈呢？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哪里不舒服？”陆星儿忍不住，趴到程兆菊肩上哭了起来，程兆菊赶紧哄她不哭了，问她：“星儿，你别吓唬我，快坐下，说说出什么事了？”学慧搬过来一只方凳儿，陆星儿坐下，擦擦眼泪，说：“鲁大开始反‘右派’了，我爸定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批斗了三、四天了，今天是星期天，没开会，但人家不准他离开学校，让他在家写检讨材料，让我妈写揭发批判我爸的材料，让他们下星期批斗会上，一个检讨，一个揭发批判。”程兆菊吓得脸色变了，说：“你妈她？”陆星儿说：“现在还没人说开会批判我妈妈，只是让她揭发，批判我爸，我妈特担心我爸。看样子我妈下一步也不利索，已经有人写大字报批判她那篇大字报了。听说写这种大字报的都是有来头儿的，是党组织背后指使的。”陆伯言，陆国栋，周桥，陆国筠，邵一兰几个人围在陆星儿身旁，听她说。程兆菊两手一摊，对陆伯言说：“这可坏事儿了。你说伯川他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儿？我可让他们急死了。”说完，坐到大桌子旁叹气，两个孩子见奶奶不高兴，跑到她跟前“哄”她，程兆菊拿了糖果儿给他们，让他们到大门外去玩儿。陆伯言，陆国栋满脸忧色，陆国筠站在陆星儿跟前，抚弄着她的肩膀，邵一兰偎在陆星儿跟前，握着她的手，安慰她，学慧端来一杯水，周桥接过来，递给陆星儿，说：“星妹，喝口水，慢慢说说叔、婶儿是怎么回事。”陆星儿接过茶杯，说：“谢谢姐夫。姐夫，你知道上边的政策，我爸妈会不会给打成‘右派分子’啊？”周桥问：“现在都批判叔叔什么问题？”陆星儿说：“从开始批斗，我爸就想不通，心里憋屈，回家就生闷气，我问他他也不肯说，听我妈说，他对大学机关化，衙门化，党委凌驾于一切之上，不重视教授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都提过意见，最严重的是他那篇关于肃反问题的大字报，人家批判他是攻击肃反运动，为反革命分子呜冤叫屈。人家还把国栋哥的事给联系上，说他是阶级报复。”陆星儿下意识地看了陆国栋一眼，见他虽然表面上很镇定，但听她这样说，脸色倏地变了。陆伯言焦急地问：“他们学校怎么知道国栋的事？”陆星儿说：“都怪俺爸，他把那个张西江当朋友，什么心里话都跟他说，反右一开始，张西江—大呜大放他比俺爸还凶—也挨批斗了，他为了自保，拼命揭发别人，俺国栋哥的事，就是他揭发的。”陆伯言说：“我早就给你爸说张西江这人不行，你爸听不进去。真没办法儿。”陆星儿说：“俺爸一直拿他当知交，无话不谈。这次，他把他们两个人私下议论过的事情全给抖搂出来了，还添油加醋地编造了一些我爸没说过的话。”周桥问：“都是些什么事？”陆星儿说：“又是什么对土改，肃反不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有损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说什么共产党的干部自己位高权重，却让知识分子检讨名利思想，还有对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不满的话，还有不知什么时候—甚至是建国前—说过的对苏联不满的话。”陆伯言焦急地说：“你们听听这有多花梢，怎么还扯上苏联了？”陆星儿说：“是啊，说苏联人主要是斯大林特别坏，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苏联跟日本签互不侵犯条约，还有中长路事件强占中国东北领土，跟沙皇俄国一样行径，再就是斯大林怎么杀人如麻，一大堆事儿。什么都没给剩下，都揭发了。这些话，我爸也记不清自己说没说过，什么时候说的，有些话，实际上是姓张的说的，也都安到我爸头上了。前些天我国栋哥上我爸那里去，张西江也在，他说，共产党满眼里是敌人，没有现代法治观念，有时简直是‘视民如草芥’，我爸还提醒他，这话不能乱说，因为下边还有一句话，联系起来分析，了不得。他还说我爸提醒得对，但是，到了批斗我爸的大会上，他倒揭发我爸说共产党搞肃反，是‘视民如草芥’，这样搞难免‘视君如寇仇’，我爸气得发抖，说当时对话的实情，主持会议的人说我爸不老实，问他，为什么早不揭发，等张西江揭发了，才这样辩驳，我爸百口莫辩。还有别的事，张西江先揭发了，就占主动了，不管是真是假，批斗会上就逼着我爸承认，不承认，就是‘态度’不好。……这个张西江，太坏了。整风开始，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到处煽风点火，特别活跃，神气，形势变了，他第一个吓破了胆，痛哭流涕地检讨，还像红了眼的疯狗似地逮谁咬谁。除了揭发我爸，还揭发了不少同事，甚至还有他的学生。”周桥吃惊地问：“怎么，他还揭发自己的学生？”陆星儿说：“是啊，不是大学生也参加运动，也打右派吗？有几个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生，当他面发点儿牢骚，说几句怪话，这当中难免有犯忌，出格的话，也都让他给捅出来了。有的学生已经列为批斗对象了。”陆国栋说：“这人太卑鄙了，‘视民如草芥’那话明明是他说的，他竟然恶人先告状，硬栽赃到我叔头上。这人怎么会这样？太过份了。”周桥说：“是太过份了。人谓‘虎毒不食子’，这人为了自保，连‘食’自己的学生的事都做出来了。他也不是个别的，更不是唯一的。运动压力太大，很多人承受不了，不但运动对象之间互相揭发，儿子揭发老子，夫妻互相揭发，什么事都有。”陆伯言说：“你叔这人空有满腹经论，但终究是书生，没有管好自己。这事麻烦大了。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波及到医院里。国栋你得想一想，如果医院问起来，怎么跟人家解释这事。”陆国栋的眼睛闪过别人觉察不到的惶恐。有件事，他和一兰一直没敢对家人讲，前些日子，医院的鸣放进入高潮的时候，外科的青年大夫屈长河和三个青年大夫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为陆国栋呜不平。这事让陆国栋十分紧张，压力很大，几次劝他们四个人重新写张大字报，声明原先大字报的观点错误，宣布收回。但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屈长河说：“陆老师，你不用紧张，这事跟你没关系。我们有这么个看法儿，就呜放了。我们自己承担责任和后果。”陆国栋也无计可施。现在，他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感到里边潜在着的凶险，想到这些，他觉得不寒而栗。但他不能吓着爸妈，强作镇定道：“对，我好好考虑考虑这事。”邵一兰担忧地看着他，他避开了她的目光，心想，是该对可能出现的危难有个思想准备了。“在劫难逃”四个字萦绕在脑子里，怎么也赶不跑。……陆伯言问周桥:“看来你叔这个情况，是难免受处分的了？”周桥沉吟道：“按星妹说的这些事情，叔叔的言论比较典型，看来是要被处理了。现在只能是有个好的态度，争取从轻处理。星妹回去告诉叔叔，一定不能顶牛。另外，婶子也要注意，她那篇大字报观点肯定是会被批判的的，再说，她还会受叔叔的牵连，所以也很危险，同样要端正态度。”陆星儿连连点头。程兆菊问陆星儿：“这样闹轰法儿，你爸妈恐怕连顿饭也吃不好了？”陆星儿说：“我们家本来就以吃伙房为主，很少自己做。这几天参加会回来晚了，伙房没饭了，我妈就跑到大街上买一点，买不着就饿着。 ”程兆菊说：“那怎么行？回去跟你爸妈说，这几天我给你们送饭，吃得饱饱的，身体好好的，挨斗，检讨。”

当天夜里，程兆菊就发了面，准备了包子馅，第二天天不亮，就和孙妈一起起来蒸了大包子，糖三角，大馒头，让孙妈伺候大人孩子吃饭，她自己挎着篮子—里边装了刚出锅的干粮—坐公交车去了鲁大。进了大学校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让程兆菊头皮发麻，心乱跳，两条腿有点哆嗦，她咬紧牙，屏住气，硬着头皮往里走。她认识不了几个字，但“陆伯川”三个字她是认识的，她见不少大字报，大标语上有陆伯川的名字，她一边走，一边心里念叨，伯川，兄弟，你这个祸闯大了。从小你就让嫂子操心，你是成年人了，当教授了，闺女都当大夫了，你还让嫂子操心，挂心哩。程兆菊两只小脚儿一颠一颠地从望不见头儿的大字报阵里走过，像小时候跟大人下坡，天快要下大雨了，急急慌慌地从路两旁的青纱帐奔跑似的，她觉得头胀得斗样大，脚底下像踩着棉花套子，好歹才走过了教学区，来到教工宿舍区，紧跑慢跑到了陆伯川家。陆星儿已经上班去了，陆伯川两口子正准备吃早饭，见到嫂子，很吃惊，说：“嫂孒，一大早，你怎么来了？”程兆菊说：“我怎么来？我能不来吗？我不挂着你们？我来看看你们什么样儿了。陆星儿回来没说？我来给你们送饭。天热了，还上会场挨斗，再吃不上饭，身子不垮了？”说着，从篮子里拿出大包子，说：“包子还热着哩，快吃吧。”陆伯川呆呆地站在一旁，搓自己的两只手，说不出话。陈姝一边收拾嫂子拿来的干粮，眼里已经满是泪水，说：“嫂子，陆星儿昨晚上回来就挺晚了，你这么早就把饭送来了。一晚上没睡觉？”程兆菊说：“蒸多少干粮？还值当一晚上不睡觉？不过起早儿点。我昨晚上发下面，把馅儿剁好，用冰偎上，今早晨跟孙妈两人早起来蒸的。炉子旺，很快。我也没吃早饭，咱快吃吧。别误了上班。”陆伯川吃了一个包子，喝了一小碗儿汤，就不吃了。程兆菊又逼着他吃了个糖三角儿，见他吃完了，对他说：“伯川，你是个大男人，全家指望你哩。得能惹能撑。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才几天，你就瘦了一圈儿了，这样可不行。你们是有学问的人，什么道理不懂？还用嫂子说你？多大事儿？该死罪不？不该吧？那就好生活。全鲁大不是就斗你自已吧？那人家能撑咱就能撑。全鲁大，全济南市，全中国，犯错误的多哩，反正不能划拉划拉，刨个坑儿给埋了吧。让活着咱就好好的。谁也不为，就为老婆孩子，为你哥和嫂子，行不？”陈姝说：“嫂子，你好好说说他。他这人太固执，总是自以为是，谁说也不听。就信张西江的，这回吃大亏了。不见棺材不落泪。”程兆菊说：“你得信劝。他婶子，你也别老埋怨他了。这时候埋怨，晚三春了。只能是添堵，让他更难受。伯川，你也别懊悔，懊悔也没用。谁也没长前后的眼。没有人怕尿床就不睡觉了。”陆伯川说：“全怪我。没听哥和嫂子的话。你们那么大岁数了，我们不能好好孝敬你们，还让你们为我担惊受怕，操不完的心。”程兆菊说：“我刚才怎么说的？不是不懊悔吗？说这些没用的做什么？连想这也不用想。就天天听领导的，叫检讨就检讨。天塌下来，也好好吃饭。不能趴下了，还有一条儿，再想不开，不能寻思别的事儿。出点什么事儿，咱星儿怎么办？你哥还能活？咱父母过世早，最放心不下的是伯川，你们撑不住，对得住二老吗？”程兆菊说着，忍不住哽噎起来，陆伯川和陈姝两人都泣不成声。陈姝赶紧拿毛巾让程兆菊擦泪。陆伯川说：“嫂子，你放心，我听你的话，能惹能撑。共产党的文件说的，就是打成‘右派’，也给生活出路。你和俺哥也别太担心了。”程兆菊说：“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赶紧走，你哥还在家等我听你们消息呢。你们也赶紧去上班。明天晚上，我包水饺，下好了，送过来。”

下个星期三，早饭后，陆国栋走进医院大门，一幅字体很大的标语扑面而来：“反革命分子陆国栋攻击镇反运动，大搞翻案活动，绝无好下场！”往里不远，还有两幅，一幅是，“揪出极右派分子陆国栋！”另一幅是，“坚决挖出外科右派反党小集团!”陆国栋觉得好像被人当头猛砸了一棒，他感到头晕目眩，机械地朝前走，见门诊楼旁边新贴出一张大字报，很多人在围着看，他也走过去，见大字报也是说他的事，题目十分吓人：“陆国栋及其反革命小集团是外科的一颗定时炸弹”，大字报揭发说，陆国栋反革命贼心不死，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翻案。他以伪善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儿，拉拢，诱骗屈长河等青年，组成反革命小集团，大搞反党和分裂革命队伍的罪恶活动，陆国栋与教育界右派分子相呼应，为他呜冤叫屈，妄图推翻肃反斗争伟大成果。陆国栋草草看了一遍，他觉得大字报上的白纸黑字在晃动，顿时浑身大汗淋漓，像水洗的一样，衬衣湿透了，紧贴在后背上，他转身离开，看大字报的人急忙闪开，好像他是烈性传染病人，怕被他传染着似的，他习惯地朝大家点头示谢，但没人回应，他也不以为意，机械地，面无表情地，习惯地朝外科大楼走去。从屈长河他们贴了那张大字报，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了叔叔的事情之后，他已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但他毕竟是个书生，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样快，更没想到会有这样凶狠的气势，如此的指鹿为马，如此的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他知道，对于他来说，这大概是一种宿命，不理解也得理解；这个现实，不接受也得接受。他走到外科办公室，习惯地穿上工作服，同事们没像往常一样跟他打招呼，而是装着看别人或是低头看桌上的文件或报纸。屈长河和另外三个被大字报点名的青年大夫也没敢跟陆国栋说话。只有屈长河看了陆国栋一眼，那眼光含义复杂，满是痛苦，冤屈和无奈，像屠宰场里待宰的牛羊看自己同类那样。陆国栋赶紧把头低下。不一会儿，院反右办公室负责人—还是当年肃反办公室那个负责人—来外科开会，宣布自即日起，陆国栋，屈长河等人停职，接受批判，随叫随到。他们几个人，要虚心接受批判，交侍问题，写检查材料和检举、揭发同伙儿问题的材料，同时在外科大楼劳动改造，打扫卫生，清刷公厕。同时还宣布，根据党的政策规定，对批判对象不搞隔离审查，不限制人身自由，仍按点上下班，但如果哪个人利用党的宽大政策从事反党阴谋活动，后果自己承担。外科的小会儿开完之后，负责人又找邵一兰谈了话，向她宣布了院党委对陆国栋等人实行批斗审查的决定，希望她端正态度，跟陆国栋划清界线，揭发他的反党罪行。邵一兰用呆滞的目光看着负责人，她有点头晕，目光模糊，看不大清负责人长了络腮胡，酒糟鼻的脸，只模模糊糊看见他两片薄薄的嘴唇在频频翕动，邵一兰心想，镇反时那一幕，不过几年，又重演了。她没有落泪，她只是感到胸口憋闷，命运对国栋，对她们一家太残酷了，残酷得出人意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太荒诞了，荒诞得超乎想象。……邵一兰端坐着，不哼不哈，天很热，负责人穿的白底暗条儿的府绸衬衫被风扇吹得合合撒撒，很显然，负责人十分惬意，无论是暑日里清凉的办公室，电扇吹来的习习凉风，还是运动中正整治那些平日里清高自许，目中无人，高视阔步，不可一世的臭知识分子，都让他惬意。凉风中，邵一兰感到彻骨的寒冷，她觉得，自己落进了一个大冰窖，而且还在不停地往下沉。……

当天过午，医院就召开了陆国栋，屈长河几个人的批、斗会，散了会，下班回家的路上，陆国栋和邵一兰在一棵大槐树下站住了。陆国栋看着像被霜打蔫了的花一样神情灰暗的妻子，说：“对不起，一兰，又要让你为我受苦了。”邵一兰的眼泪夺眶而出，说：“说什么呢？你自己不苦啊？”陆国栋说：“我是命中注定的，活该了，还把你连累上，……”邵一兰说：“你的命就是我的命，咱两人的命能分开吗？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快说说怎么办吧。”陆国栋说：“回到家先不跟爸妈说这事，能瞒几天算几天，实在瞒不住了再说。”邵一兰说：“瞒几天试试吧。咱先偷偷找找妹夫，看看他那个老领导能不能帮忙说句话。”陆国栋说：“对，吃过晚饭我就去。”邵一兰说：“你这个情况，可不能乱跑，还是我去。”晚饭后，亮亮缠着爸爸跟他捉迷藏，陆国栋挥挥手，说：“去，去，去，爸爸今天不跟你玩儿了。你找小朋友玩儿去。”说完，一个人到大街上散步去了。正帮孙妈刷碗的一兰跑过去，拉着亮亮，说：“亮亮，懂事儿，这几天，不要缠爸爸。他太累了，记住了吗？”说着，邵一兰落了泪。亮亮乖乖地点点头，跑到大街上玩儿去了。过一阵，天黑了，亮亮来家了，对程兆菊说：“奶奶，原先妈妈让我拽着爸爸玩儿，说让他休息，放松。可是今天爸爸不高兴，不跟我玩儿，自己去走路了。妈妈也不让我缠爸爸了。妈妈还哭了。”吃饭的时候，程兆菊见儿子和媳妇两个人跟平时不大一样，一顿饭闷不作声，饭也吃得很少，心里正纳闷，听了亮亮的话，急忙去了南屋，见邵一兰正坐在桌子前，手里拿着她爸妈离开大陆前一家人照的合影像片，在暗暗落泪。程兆菊知道，每当一兰遇到喜事或难事，都会拿出她娘家的“全家福”照片，对她爸妈说自己心里话。听见有人进来，邵一兰忙把照片放进抽屉，擦擦眼泪，回过头来，说：“妈，你有事？”程兆菊说：“一兰，好好儿的哭什么？你和国栋一定有事瞒着爸妈。到底出什么事了？”邵一兰的眼泪涌了出来，说：“妈，医院里今天又批斗国栋了。”程兆菊问：“怎么了？好好儿的，天天上班给人看病，动手术，怎么了，又犯着什么了？”邵一兰说：“说他翻案，科里有几个青年替他打抱不平，惹出大事了，说他们是反革命小集团，俺叔写大字报的事，也跟他挂上勾了。”程兆菊吓得脸变了色，说：“可了不得，这是成心不让人过了。快去跟你爸说。哎哟，我的皇天老奶奶，这可怎么办啊。”程兆菊忙让孙妈打发亮亮睡觉，她和一兰去堂屋。不一会儿陆国栋也垂头丧气地来家了，跟爸妈说了医院发生的事。陆伯言说：“屈长河这几个青年太书生气了，太不懂政治圈儿里的凶险了。这下把自己葬送了，也把你害了。怎么，还联系止你叔在大学里写大字报的事了？”陆国栋说：“是。两个单位各自派人到对方去弄了证明材料。今天批斗会上，已经联系起来批判，相互印证了，也不管我是不是反革命，一口咬定我攻击肃反运功，搞翻案。不容分说，一味地打压。”陆伯言顿足道：“完了，又落到网儿里了。家门不幸，在劫难逃啊。”陆国栋说：“让妹夫找找他那个老上级，不知能帮着说句话不？”陆伯言说：“找是可以找。不过看运动这势头，怕是找也没什么用。试试吧。”停一会儿，陆伯言问：“一兰，找你的事儿了吗？”一兰说：“找我谈话了，让我跟国栋划清界线，揭发他的问题。我没塔理他们。”陆伯言说：“一兰，不搭理他们，硬顶，这可不行。我也参加整风这么长时间了，那里也开始反右派了，也厉害得很。我发现，这反右跟肃反不一样，肃反—不管被整到到的人真有问题假有问题—总得有点因由，反右派就不一样了，随意性很强，毛主席说，凡人都分左、中、右，说了几句不合适的话，哪个领导看你不顺眼，都可以定右派。一兰，人家让批判你就批判，别顶牛。不能再把你也搭上，保住一个是一个。”邵一兰哭着说：“爸爸，你……”陆伯言说：“孩子，我不是让你出卖国栋，事实上咱们也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的想法和行为，也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不过让你随大流，按人家的口径、调子批判就是，不能触怒单位的领导，哄弄个好态度。这是为了咱这个家，为了亮亮。一兰，理解爸爸的意思吗？”邵一兰流着眼泪点头道：“理解是理解，就是心里憋屈。”陆国栋说：“再憋屈也得这样做，你不见无论哪个单位，还有咱医院里的人都这样吗？”邵一兰点头道：“好，我也这样做，看看我态度好，能对你有帮助不？”程兆菊哭着说：“这是什么世道儿？这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了？上帝啊，你睁眼看看，莫非你不要我们这家人了？”陆国栋和邵一兰站在妈妈跟前，陆国栋轻轻拍着她的肩膀，邵一兰握着她的手，说：“妈，你别这样，……”陆伯言说：“兆菊，前些天你上鲁大劝伯川他们那些话，多么明白，今天这是怎么了？无论怎样，都得挺住，咱全家可都指望你。你这样，让他们两人怎么过这一关？”程兆菊擦擦眼泪，说：“从伯川出事，我心里就憋屈，我是硬撑着。现在国栋又这样，我就觉得咱一家人怎么这么冤，这么苦？怎么放着好日子就是不让过？”陆伯言说：“天底下也不是咱这一家，摊上了，就得撑。”这天晚上，陆伯言给周桥写了个字条儿，说国栋的事，看他能否找找上边领导。字条儿交学增，让他明早去交给周桥。一事办完，又给国群写信，说了叔、婶和哥哥的事，提醒她一定要谨言慎行。说她年纪小，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只要不说出格的话，应该没事。还说，择时可向领导报告亲属犯错误的情况，要表示和他们“划清界线”。

周桥知道了国栋出事，感到问题十分严重，顾不得避嫌，当晚就去了庄重家。庄重一反过去的轻松，开朗，神色凝重地看着周桥，严肃地说：“小老弟，你应该看到，这次反右，上边对涉及建国以来的几次运动—特别是镇反—的问题，看得很重。不允许‘攻击’，更不准‘翻案’，凡是有这类问题的，就都够了杠儿。这种时候，根本不会有人去区分是不是真有问题，基本上会是一网打尽。我说话也没用，你也不能说话，弄不好就会作无谓的牺牲。运动起来，鱼龙混杂，未免泥沙俱下，会有人冤屈。冤屈就听任他冤屈。果然有冤屈，也许要多少年后才能解决。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少数人被冤屈在所难免。俗话说，哪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庙里供的那可是神仙，神仙都没办法儿，何况我们是人？共产党人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现在看来，比原来想像的还要难许多倍。难就难在人上。你要改造人，整人，跟人斗争，而人是万物之中最复杂，最难掌控的，而且改造人，整人的也是人啊，而人是难免犯错误的。我们从苏区到延安，一直到解放后，一个又一个运动，整错了不少人。我们不照样胜利了。所以，对少数人会在运动中受冤屈，不要大惊小怪，眼光要放长远些。当然，作为当事人和他们的亲人，是很痛苦的事。但也没办法儿，历史的车轮要往前走，总会有人付出代价，代代如此。—我扯远了。小老弟，我还要提醒你，你也要注意，你所在党委在省委汇报时，反映你在反右斗争中表现比较软弱。最近，党内就要清查右派分子，你这个情况很危险。你要注意，要振奋精神，要旗帜鲜明，不要左顾右盼，不要畏首畏尾，我刚才说，历史前进，总会有人牺牲，可是，我们总不能去作无谓的牺牲。也不要紧张。这次我已经替你讲话了，定调子了，他们会考虑的。不过今后要注意。”周桥感激地看着这位老领导，说：“谢谢。”庄重抓住周桥的手，意味深长地摇了几摇，说：“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战友之间不言谢。打起精神来，去工作吧。”周桥离开庄重家，坐在公交车上，庄重刚才说的话一直萦绕在脑子里，他很感激这位老大哥推心置腹的谈话，他知道，庄重不肯帮忙，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国栋的事，不好办了，看来，国栋是要为这艰难打造的新世界献祭“牺牲”了。他直接去了岳父家，他不忍心让他们太失望，对他们说，庄重答应给问一下，不过这次运动，上边对涉及到镇反的案子看得比较重，就是问了，也不一定起作用。他希望国栋正确对待，好好检讨，争取从轻处理。陆家人知道，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鲁大的反右派斗争在暑假中仍继续进行。在炎夏酷暑中，陆伯川夫妇和学校里其他犯错误的教职员还有不少学生一起，一场又一场的批斗，汗流浃背，一遍遍地检查，挖空心思。他们除了搜肠刮肚交待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戴上各种“帽子”之外，还要撕破脸皮，互相揭发，吹着浮土找裂缝儿，寻觅其他人的“问题”，以此表示自己“态度”老实，同时还暗暗有一种阴暗心理，如果别人问题严重，相形之下，自己的问题会变得相对轻些。当然这只是隐秘的，一厢情愿的，想像中的，自以为是的，也十分可笑，可怜，可悲的想头而已。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往他人身上加重“罪”、“错”的份量，做实各人的“罪”、“错”，而丝毫不会减轻自已身上的负担。而运动的领导者和骨干们乐得坐山观虎—他们是称不上什么“虎”的，甚至连猫都不如，只能说是猪狗一类—斗，有的大老粗领导很得意地说，就是要让他们互相咬，“狗咬狗，两嘴毛”。这些事情就是待定“右派”们的室内“工作”，相当于运动前他们备课，写文章，上课教书或者其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现在多出了一种任务，就是“劳动改造”，在炎炎烈日下参加工地劳动，搬运砖瓦石块，筛沙活泥，打扫校园，打扫公厕，装车卸车，总之，学校里的所有的，能想得到的脏活，累活，苦活，都让他们去干。学校一位整风反右的领导人很富哲理意味地说：“我们不是要他们创造什么劳动价值—他们能干多少活儿？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斯文扫地’，打掉他们的臭架子，把他们整趴下，让他们抬不起头，做不得人，看他们还敢不敢再跟我们党闹‘独立性’，还敢不敢再对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说三道四，指手划脚！”……这帮人的日子是难熬的，更难熬的是对他们的“结论”迟迟下不来，原先听说暑假里会有结论，落了空，开学了，结论还是下不来。直到天凉了，树上的黄叶被阵阵秋风刮得漫天飞，遍地跑的时候，对他们这伙人的结论才陆续公布。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打了几百名右派，据说右派占机关、学校的干部、教职员（不包括工人），其他社会阶层人士总数有个内部掌控的比率数，好像完成某项工作任务一样，“原则上”这个指标必须完成。另外还听说，学生中的右派占比要低一些，党组织对青年人还是宽大为怀的。陆伯川罪行严重，被定成“极右分子”，陈姝因为那篇大字报，加上对陆伯川揭发批判方面态度不好，也被定为右派分不。两人均被剥夺了教职，取消了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几元生活费，被派到学校行政处劳动改造。陆伯川打扫厕所，陈姝当炊事员。张西江的罪行和错误虽然也十分严重，但因为运动中踊跃揭发、批判别人，表现十分突出，故从轻处理，只被定成普通右派分子，被分配到学校文印室当杂工。据说，当组织上跟他谈话时，张西江感动得哭了，活像一个做了坏事受到宽恕的孩子。右派分子们的处分决定公布并被分配了不同的劳改岗位后，张西江见到领导和革命群众全都点头哈腰，而跟陆伯川一类极右相遇时，却一幅洋洋得意，趾高气扬的样子。到了冬天，右派分子们被送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给贫下中农当批判的“活靶子”，同时参加劳动。这时候，不同级别的右派分子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吃一样的伙食，一样上台子挨斗，一样下坡干活儿。张西江不再神气，甚至比其他右派还蔫了不少，因为右派们不约而同地不搭理他，他觉得十分孤立。右派分子们在农村，生活条件虽然差得难以想像，农活儿很累很苦，但比起在学校里，倒觉得压力小些了，他们也开了眼界。解放快十年了，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合作化，但农村依然是一贫如洗，农民生活甚至比“单干”时还要苦，比解放前也好不到哪里去。种粮种棉的人还在挨饿受冻。当然，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农村，陆伯川们都不会乱发议论了。

医院召开大会，宣布对本院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院整风反右办公室那位络腮胡，酒糟鼻，薄嘴唇的负责人拖着长腔挨个往下念。每当读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他都会把老花眼镜往下拉，两只眼睛用尖锐的目光扫过会场，威严地，恶狠狠地直视着被念到名字的人，似乎这样会增大震慑力，然后才扶正眼镜，一字一顿地念出下边的处分内容。突然，他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把会场里的人吓了一跳—宣读对陆国栋的处分决定，他一边几乎在咬牙切齿地读着那些字句，一边还不时用威严，冷峻的眼神审视着垂手而立的陆国栋。他的样子，很像一位得胜还朝的将军，看着自己的俘虏。他感到自傲，镇反时整陆国栋这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最终在上边干预下不了了之，这让他很扫兴。但是，此次反右，他们挖出了外科的右派反革命小集团，而且把历史加现行的陆国栋定成了“极右”分子，并且绳之以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中央于今年八月下发了《劳动教养条例》，规定对违法犯纪而又不足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实行强制性的劳动改造。据说，这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做法。《条例》生逢其时，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去劳动教养。陆国栋听着对他的处理决定，负责人态度的严厉让他恐惧，处分的严厉让他颤栗。他觉得自己的脑子像脑瘫病患者一样混沌一片，他差不多忘了自己的存在。混沌中一兰，亮亮，爸妈同他在一起，时而沉溺，时而漂流。恍惚中，他听到负责人宣读了对屈长河的处分决定，居然也跟他一样被定成了极右派分子，同样是劳动教养两年。另外两个青年大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家人们一下子从混沌中消隐，只有屈长河在里边挣扎，时而对他露出凶相，时而可怜巴巴。是啊，这个老家在黄河北农村，贫寒人家的孩子，他哪里晓得政治是碰不得的？陆国栋想，是他把屈长河他们几个青年害了，因为这，上帝也不会宽恕他。可是，上帝，他怎么害他们了？他对他们说过自己的冤屈吗？没有，一次也没有，有关镇反的事，他一个字也没跟他们说过。他是个学医的人，他很理性，对青年们总是不苟言笑的。是这几个青年太书生气，太“莫名其妙”，太“自作多情”、“不平则鸣”了……可是，不论怎么说，屈长河们有今日，全是由他陆国栋而引起，因为这，他陆国栋应该去死！不，他不能死，他要申诉，他要呜冤，从此，他不只是为自己申诉，鸣冤，还要为因他而蒙冤的屈长河申诉，呜冤。陆国栋被自己的想法儿吓着了，在宣布处分诀定的会场上，服刑还没开始，因为申诉，“翻案”而获罪的他，已经在“策划”新的“反革命”行动了。……陆国栋站得腿麻木了，他头晕目眩，但他咬住牙，动动腿，又站直了。负责人念的其他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他没听进去，突然，他听到负责人大声喊陆国栋和屈长河的名字，说：“你们两人立即做好必要的准备，后天上午由公安局押送你们去劳动教养！”负责人又提高声音，问他们两人“听清楚了吗？”陆国栋低声应道：“听清楚了。”屈长河竟大声大气地问：“主任，我明天回家去看看父母—我已经半年没回家了，行不行？”主任冷笑道：“你以为是送你进修深造，还是当了劳模去疗养？还要回老家去现眼？不准去！组织上会通知你的父母，他们可以去劳教营地看你。”负责人以为自已的话很有讽刺性，也很风趣，自己先笑了起来，会场上也有人—明显是为了讨好负责人—应和着笑，陆国栋觉得这笑声在刺伤他的耳朵，像玻璃碴子划人的皮肉。坐在会场角落儿里的邵一兰听到对陆国栋和屈长河几个人的处分决定，“完了”两个字在脑子里上下翻腾地打转儿，她身子瘫了，鼻尖儿发凉，身上全是冷汗，她想到自己也许要休克了，那会让自己失掉尊严，会让她亲爱的国栋担惊，她咬紧牙，两手紧紧抓牢排椅板儿，强自镇定，才慢慢缓过劲儿来。

散会了，陆国栋和邵一兰被往外走的人流裹挟着，机械地出了会场，两人在离会场不远的一个垃圾池—那里辟静，没有人过来—跟前站住了。他们互相对视着，都不说话。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呢？他们—包括“分子”陆国栋，更不用说邵一兰—身负如此骇人听闻又从心里感到匪夷可思的罪罚，谁都无话可说。陆国栋清楚自己没犯什么错儿，邵一兰完全了解他，也百分之百相信他，所以对他们来说，无论是悔恨，还是埋怨都没来由。陆国栋仍然觉得没法儿“吸取教训”，“痛改前非”，邵一兰也不知道为什么，该怎么跟自已身负重罪的丈夫“划清界线”。总之，他们心里想的，嘴上想说的，就是一个“冤”字，但似乎又没处说，没有人会听。因为正是陆国栋坚持申诉，才被定为“翻案”的，本来没有定“案”，何来“翻案”，这是常识一样的道理，但却没有人认同。陆国栋心里在想，这运动就像是打猎，主其事者和骨干们是猎手，而运动对象是猎物，如果说货真价实，证据确凿的是狼豺虎豹，那他陆国栋这样的不过是野兔，松鼠之属，人家既然将你列为整肃对象，就不再把你当人看待，自然也不会施以同情，怜悯，当然不屑于听你申辩，诉求。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陆国栋说：“你脸色很不好，要不要去拿点儿药？”邵一兰说：“这种时候，脸色还会好了？我们赶紧回家吧。吃饭前，先什么也别说，让爸妈吃顿素静饭。晚上，或者干脆明天再告诉他们。”陆国栋说:“我要去罚劳教，说太晚不好，太突然，打击太大。还是今晚跟他们说吧。”当天晚饭后，亮亮睡了觉，陆国栋和邵一兰回到堂屋，邵一兰说：“爸，妈，今过午，国栋的处分决定公布了。”陆伯言急忙问：“公布了？怎么定的？”陆国栋看着几个月来苍老了许多的爸妈，说：“爸，妈，孩儿不孝，一再给你们惹祸。他们把我和科里的小屈定成了极右分子，让我们两个人去劳动教养，时间是两年。后天走。”程兆菊哭咧咧地问：“后天就走？上哪去？”陆国栋说：“是后天走，上哪去没说，公安局来车。”程兆菊惊问：“上帝，怎么公安局来车，那不就是罚劳改了？”陆国栋说：“不是罚劳改，是集中到一个地方劳动改造，那里也归公安管。”陆伯言说：“这比劳改轻，也不开除公职。市里民主党派，工商联打的右派，也有劳教的。”程兆菊说：“我的上帝呀，这可怎么办呀？这真要活活把人冤死呀？”说着就哭了起来。陆国栋和邵一兰慌忙劝慰妈妈，过一会儿，程兆菊止住了哭泣，陆伯言说：“兆菊，咱比谁都清楚，国栋是冤枉的。这也许是上帝降罚于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儿的事。我们只能听凭上帝的裁处。我们都得坚强起来，这样孩子才能放心走。”程兆菊慢慢止住哭泣，说：“好，你爸说得对，一兰，你回屋给国栋收拾东西，我让邻居家孩子去给你妹妹，陆星儿，学增，学慧他们送信儿，明晚过来吃饭，给国栋送行！起脚包子落脚面，国栋，娘包包子给你吃，吃得饱饱的，打起精神，上路，咱们没做亏心事，一家人都好好活着，早晚有出头之日！”陆国栋和邵一兰偎在娘跟前，娘三个哭成一团。陆伯言强忍着眼泪，说：“你们不要这样，让邻居听见，或者让派出所，居委会的人听见，不好。国栋，一兰，你们回屋收拾东西，让你妈歇歇儿。”陆国栋和邵一兰站起来，往外走，陆国栋到了门口，回头说：“爸爸，给国群拍个电报，让她回来一趟。我想她了。这一去两年，不知什么时候再见着她。”陆伯言说：“我亲自去给她拍电报，说你妈身体不好，让她来家。她跟两个孩子，回来一趟不容易。她跟季龙翔也常闹别扭，我和你妈也天天担心她。又是汽车，又是火车的，明晚上得来到挺晚。”

晚上，一兰偎在国栋怀里，抚摸着他的脸，说：“到了那里，一定得好好吃饭，干活儿长点眼色，注意安全。记住，爸妈，我和亮亮在家挂你，等你！”陆国栋说：“你放心，我会的。”过一会儿，陆国栋哏哏哧哧地说：“一兰，我跟你商量个事，你别生气，好不好？”邵一兰说：“什么事？我生什么气？”陆国栋说：“咱们离婚吧？”邵一兰一把推开他，翻身坐起来，厉声问：“陆国栋，你疯了吗？你什么意思？怎么会想出这样奇怪的主意？莫非我在会上批判你，你生我气了？”陆国栋说：“绝没有那个意思。”邵一兰问：“那是为什么？”陆国栋说：“我这些日子仔细想过了，看来我这个事情麻烦大了，他们缠住不放，还一再加码儿，这次又株连上了屈长河他们几个，我得打长谱儿，准备长期斗争，所以不愿连累你和亮亮。共产党提倡家人跟犯错误的人划清界线，我寻思，咱离了婚，医院的人就不找你麻烦了，你的工作就稳定了。另外，这对亮亮的前途也有好处。”邵一兰说：“你真是呆气十足。他们号召‘划清界线’，咱就乖乖地把婚离了，把自己好端端一个家给拆散了？刀压着脖子也不！死也不！连累我什么？我学的是护理专业，当的是护士，做的是伺候病人的工作，他们最多是不让我当护士长了，总不能连护士都不让当了吧？当护士当到老，心甘情愿！亮亮的前途？你真可笑！亮亮还指望有好前途？即便离了婚，你还是他父亲，他的外祖父还是逃台分子。园子虽大，但没他的好果子吃了。我早就想好了，老实巴交地上到个初中毕业，学门手艺，混口饭吃，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就谢天谢地了。记住，不许再提离婚的事，再提，我就恼了。”陆国栋说：“好，我想错了，再不提了。我就觉得太对不起你了。让你跟我受那么大罪。”邵一兰说：“连这种话也不许说。你对不起我？谁对不起你？你错在哪里？咱们是夫妻，就应该像结婚誓词中说的那样，无论富贵还是贫穷，幸福还是困苦，永远在一起!好赖一家人还算衣食无忧，比农村那些一面饥寒交迫一面还要挨批挨斗的四类分子人家不好多了吗?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远不是最苦的，我们往后就用这宽慰自己，这就算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吧。”陆国栋亲吻着邵一兰，说：“一兰，你不简单。你能这样想，我放心多了。好吧，听你的，我们用‘精神胜利法’支撑着，往前撑。”

第二天，从上午到傍晚，亲人们陆续地来了。陆星儿眼含热泪，对陆国栋说：“哥，你叔、婶儿在农村劳改，不能请假。他们很挂念你。前几天来信又问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陆国栋说：“还是反右快开始，我去见过叔、婶，没几天，反右就开始了，我再没敢去看他们，怕给他们添麻烦，加罪过。他们下农村，我都没敢去送，他们在乡下怎么样，身体还好吗？”陆星儿说：“他们信里说，在农村，生活条件艰苦，也很累，但是农民人淳朴，善良，不欺负人，政治压力比在学校里小，他们说，吃苦，劳动，增加阅历，锻炼身体。他们身体没事儿。”陆国栋说：“你回信跟他们说，我和一兰还有亮亮问候他们，请他们保重身体，我打右派去劳教的事，先别告诉他们了。”周桥和陆国栋两人在南屋里，周桥说：“事已至此，只能往开处想。不用挂家，凡事有我和国筠。你照顾好自己就行。冤屈的事缓一缓，从长计议。”陆国栋说：“妹夫，如果说，镇反的事，我是冤枉的，这次反右就冤死了。我连一句话都没说，竟被生生加了这么大的罪名，还连累了几个青年。我也知道，不能顶风而上，可是，难道就这样沉冤到底吗？那岂不是生不如死，死也无法瞑目啊。”周桥说：“无论按法律还是按政策，申诉都是允许的，也不应该因为正当申诉加重处罚，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党组织也像一个人一样，正在气头儿上，还是不要招惹。这事一定要看时机。”

陆国筠问：“妈妈，国群不回来送俺哥吗？”程兆菊说：“昨晚上给她打的电报，她得很晚才能来到。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不好出站，我让学增去接她。”陆国筠问：“怎么，季龙翔不一起回来。”程兆菊说：“运动头上，咱家这种情况，小季不一定愿意回来—怕影响进步。”陆国筠笑了，说：“怕影响进步？真到劲了。”程兆菊说：“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儿，随他去吧。见了你妹妹，她自已不说，别跟她提叨这些事，白让她不痛快，没用。筠儿，你跟孙妈收拾饭菜，咱们吃饭，不等你妹妹。”

吃饭的时候，大家让菜劝酒，谁也不提“反右”，“劳教”的事，只是敬酒的时候，互道“珍重”。正吃着饭，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前几个月经陆国栋开刀救治的一位四十多岁的工人，和他上中学的儿子，老工人说：“我昨天上医院复查，才听说了陆大夫的事，政治上的事咱不懂，反正我觉得像陆大夫这样上心为无权无势无钱的老工人治病的人，准是好人，不会是反革命。陆大夫，上级肯定弄错了，你准是冤枉的。我鼓了几次劲，想上市里去找领导，替你求情。”陆伯言请老工人坐好，说：“老哥，那可不行，那会让国栋罪加一等。”老人让他儿子解开手里的包袱，从里边拿出一件棉袄，一双棉鞋，说：“我让老伴儿，俺闺女赶着给陆大夫做了件棉袄，还有一双棉鞋—陆大夫身个儿高，跟我差不多，就按我的尺码儿做的，陆大夫带上，到那里干活儿，穿上省得挨冻。”陆国栋和邵一兰眼里含着泪，手哆嗦着接过棉衣和棉鞋，陆国栋说:“谢谢大爷大娘，你们想得太周到了。”老工人说：“陆大夫，你放宽心，冤枉不能长久，好人终归有好报。”

晚上十点多了，陆国群才到家。学增抱着大壮，肩上背着包儿，陆国群抱着二强，二强已经睡着了。一家人见到国群和两个孩子，都很激动，一兰接过二强，递给婆婆，程兆菊抱了二强，在灯光下好生端详一阵，轻轻亲亲，把孩子放到床上。国群让大壮喊“姥爷，姥娘，舅舅，妗子，姨，姨父”，大壮认生，往国群身子后边躲，亮亮拿了糖块儿，哄了大壮去姥爷，姥娘跟前。国群痛苦地看看忧色如霜的国栋，叫了声：“哥哥，”说：“你的事，学增在路上给我说了。”陆国栋说：“哥不好，老出事儿，给爸、妈，叔、婶儿惹麻烦，还带累你们跟着难受。……”陆国群说：“哥，别这样说，也别这样想，你已经够苦的了，别再这样自责。哥，大家都知道，你是冤枉的。”说着，忍不住扑到哥哥身上哭了起来。大壮见妈妈哭了，跑到妈妈跟前，“哇”地哭出了声。亮亮给大壮擦眼泪，自己也满脸泪水，程兆菊，邵一兰，陆国筠，陆星儿，学慧连孙妈都在饮泣，陆伯言，周桥，方学增眼里噙着泪，一声不吭。整晚上大家有意压抑着的痛苦，哀伤，冤屈终于破堤而出，渲泄了。过了片刻，陆伯言说：“国群，别再哭了。天不早了，你和大壮，学增快吃点饭，让你哥和嫂子回房再看看东西带全了吗，你哥明天就得走了。你姐夫和陆星儿他们还得回家。”陆国群止住哭泣，人们各自散去。吃饭的时候，程兆菊问：“龙翔没迭地跟你一块儿来家看看？”陆国群说：“他这事儿那事儿地不愿来，我没勉强他，他心里怕受牵连，我也不愿牵扯他。俺哥出这么大事，他们家有什么动静儿？”陆伯言说：“他们肯定知道了，但是装作不知道，而且心里会很烦。两家本来走动就少，出了这种事，人家就更不愿跟咱们来往了。”陆国群说：“不来往就不来往，咱们也犯不着上赶着巴结他们。”程兆菊说：“亲家是亲家，你是你。季家是你婆婆家，你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第二天早晨，陆家刚把早饭摆上桌儿，一家人刚坐好，正想端饭碗，刺耳瘆人的警笛声响起来，越来越近，公安局的车轰隆隆轧过祥云里的石板路，“嘎吱”一声，停在了陆家大门口。警察“嘭嘭”地敲大门，学增慌忙去开大门，两手发抖，急切中一下子没开开，门外的警察发了火。大门敞开了，几个警察进门来，打头儿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拿了一张纸条儿交给陆伯言，说：“陆国栋是你儿子吧？他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我们现在就带他走。”陆伯言嗫嚅道：“公安同志，他还没吃早饭，能不能让他吃完饭再走？”那干部说：“我们不是拉他自己，还有几个，时间紧，不能等。你们给他弄点饭，让他在车上吃。一顿半顿不吃，也饿不死。”一边对站在跟前的陆国栋说：“你就是陆国栋吧？抓紧拿上东西，快走！”陆国栋从邵一兰手里接过大包背到身上，用手提了小包，朝着爸妈深深地鞠了个躬，说:“爸妈，我去了，您要多保重!”程兆菊说:“我儿，到了地方，想着快来信。……”陆伯言说：“走吧，别让公安同志等着。”陆国栋转身往外走，亮亮哭着喊“爸爸，我不让你走，……”邵一兰拼命抱住亮亮，陆国栋回过头，愁苦万状地回头看着他们母子，眉头紧锁，脸颊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亮亮还在蹦跳着，哭着喊“爸爸”，邵一兰泪眼婆娑地看着陆国栋，轻声说：“国栋，你走吧。……”陆国栋点点头，咬咬牙，快步往外走，一家人跟了出去，站在大门口，程兆菊哭得站不稳，国群在一旁扶着她，大壮吓得小脸儿发青，紧紧拽住妈妈的衣襟，亮亮还在哭喊“爸爸”，陆国栋不再回头，果决地上了车，公安人员也跟着上了车，“咔嚓”一声关上了车门，刺耳的，令人心悸的警笛声响起来，汽车不顾石板路的颠簸，旁若无人地，趾高气扬地，发疯般地飞驰而去，邵一兰一把没抱住，亮亮跟在汽车后头哭着喊“爸爸”，跑出去三、四十米远，被石板棱儿绊倒了，重重地摔在石板路上，又倔强地爬起来，犹在哭喊，前边的汽车早己跑没了影儿。邵一兰急忙跑过去，领回亮亮，亮亮满是泪水的脸上沾着灰土，仍不时回头看，似乎爸爸还在那里，他嗓子已经哑了，跟着妈妈，嘤嘤地哭泣着。看热闹的人们老远站着，几个老太太眼圈儿红红的，低声议论，“瞧亮亮这孩子，多可怜。”“他们这家子人，一辈辈儿都这样，仁义，孝顺。”“陆家人心肠好，也跟潮流儿，大公子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是跟共产党不对付呢？”“咱小老百姓就知道吃饱了不饿，咱哪知道里头是乍回事儿啊。”

省城和各地、市的反右派运动结束了，据说，运动还要再深入，高级机关和大城市，要深挖党内右派分子，县一级还有大、中企业都要进行“整风补课”，也就是要在那些地方也要打一批右派分子，“除恶务尽”。一九五七年多雪的，严寒的冬季来到了，全省各地，成千上万，老，中，青三代，男男女女的右派分子—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的在劳改队，有的在劳教所，有的在农村，有的在工地，也有的留在原单位接受劳动改造，文件上说，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分子不一样，但从实际“待遇”上，右派分子们却感受不到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风刀霜剑，一样的冷言厉色，一样的人格贬损，一样的似人非人。在这个冬天里，在冰天雪地里，他们感受着政治高压和大自然的双重严酷。时任鲁工院党委书记周桥在清查党内右派分子中侥幸脱身，被省委决定下放到陶阳县任县委常委兼一中党支部书记。周桥和陆国筠从祥云里回到自已家，陆国筠说：“大哥确实太冤屈了，这样整人，不是没天理了吗？”周桥说：“你可不敢瞎说一气，这是要命的。记住了，无论在哪里—哪怕是在自己家，无论对什么人—那怕是自己家里人，都不许说这样的话。这可是了不得的事。这次鲁工院整风反右，讨论到院里一个副院长的处分问题，我不过替他说了几句开脱的话，当然对其他右派的批判，我也不赞成无限上纲儿，这不就差点儿定成党内右派，头一批下放干部就排上了。据说很快就要下去了。我走了，很不放心你的身体，特别是你的情绪。你可一定要当心。”陆国筠说：“所以我才不愿意让你下放啊。找找庄书记，能不去吗？”周桥说：“不能找。这次党内反右，我能脱身已是万幸了。我是戴罪下放，哪里再敢讲价钱？怎么，舍不得我走？”陆国筠说：“都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舍不得？就是你不在家，觉得太孤单了，我害怕。”周桥说：“你这人，还是中学老师，你到底怕什么？”陆国筠说：“也没有具体的怕的对象，是从心里害怕，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周桥说：“越说越玄乎了，怎么还会这样？”陆国筠说：“叔和婶子，我哥，接二连三地出事，把我吓坏了。晚上常做恶梦。我解放前进了一次局子，得了神经衰弱，结婚以后，好了，现在又犯了。”周桥说：“别这样，坚强些。我是临时下放，也不是正式调动。过段时间就回来了。妈妈不是说，准备让继香姐来给帮忙吗？可以让她晚上跟你做伴儿。”陆国筠说：“好，我只不过是这么一说。你放心吧，没事儿，走你的吧。”两人睡下了，陆国筠低声说：“不乱说话，不用你嘱咐，我也会注意，我是当老师的，不但自己不能说错话，还得教育学生。叔婶儿，我哥，都是那么正派，善良的人，怎么这样不幸？我想不通。”周桥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啊。革命战争年代，是和明火执仗的敌人斗，现在是和平年代了，就是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敌人斗争了。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大概就是这样搞法儿。你看苏联，无论是哪个领域，不一直在斗吗？我们也是这个路子。”陆国筠说：“为了搞社会主义，就要让这么多无辜的人牺牲，献祭吗？”周桥说：“你这种想法儿，太危险了。”他听听明明轻轻的呼吸声，压低声音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和动摇。了不得。弄不好会栽大跟头儿。你老这样多愁善感，会损害健康，而且还会对明明的成长不利。以后，少看那些外国小说，下了班，多上院儿里活动活动，好吗？”陆国筠说：“好，听‘领导’的，按‘领导’说的做。‘领导’下去以后，就近多对老母亲尽尽孝，多关心关心小刚儿，自己也多保重。”过了一会儿，周桥又说：“国群这次回来，看上去精神头儿不如先前，她很热情，但也很天真，革命队伍中这种幼雅、天真的人特别容易犯错误，你要跟她好好说说，一定要谨慎，做事要瞻前顾后，注意领会领导意图。否则有可能好心办了瞎事儿。交待她，县里也要搞反右，千万不能犯错误。”陆国筠说：“是啊，明后天我就再去爸妈那里，好好跟她说说。她可不能再出问题。爸妈再也受不了新的打击了。”周桥抱着陆国筠吻了又吻，陆国筠对着他耳朵，低声说：“亲亲就睡吧，不能‘那样儿’—下头来‘那个’了，对不起了。”两人相拥着缠绵一阵，周桥睡了。陆国筠眼皮发涩，却难以入睡，看着楼前路灯映进窗来的抽象画一样图形怪诞的树影儿，座钟的“滴答”声，半点，整点报时的“当当”声，房外的风声，或重浊，或尖利，敲击着她的耳膜，也敲击着她的心。她叹口气，心想，今晚上甭想睡着了。她看看身旁的周桥，心想，有他这个主心骨儿，而且还是保护伞—她所在的育新中学里，人们知道她的丈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领导和同事们对她都挺友好，没人欺负，她是安全的，知足的。她又想起周桥刚才说国群的话。这次国群回来，明显看出精神上有压力，不是刚参加工作时那样儿了。家里发了电报去，季龙翔竟然让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来家，足以看出这人靠不住。不过也没关系，国群那么“革命”，工作那么努力，应该出不了什么问题。可是，这事儿说不定啊，不是有不少人看上去没什么问题，说出事儿就出事儿了。现在看来，国群当初就不该考干，可话又说回来，不考干，当老师，也一样打右派啊，还是有什么原因才会导致什么结果，事在人为。上帝是公平的，陆家己经有几个人遭难了，总不至于再让国群出事儿？她这样一个共产党的狂热的追随者，总不至于“飞蛾扑火”吧？国群，好妹妹，你可千万不能再出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