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岁月第一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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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中秋节了。

去年中秋，月朗风清。济南市长春街祥云里陆家院子里，灯烛通明，老老少少欢声笑语。就连每到过节因思念远在台湾，音书断绝的亲人而郁郁寡欢的一兰也被呀呀学步的儿子亮亮的憨态逗得笑个不停。亮亮是陆家全家人的宝贝蛋，陆伯言笑着对陆伯川说：“我跟你嫂子说，亮亮是咱们的开心果儿。”陆伯川笑着看看陈姝，说：“也有我和陈姝的一份儿，你们不能独占。”程兆菊说：“那是自然。”邵一兰说：“亮亮，听见了吗？你是两个爷爷、两个奶奶的开心果儿，好不好啊？”亮亮学着说：“开心果儿，开心果儿……”惹得大家都笑起来。陆伯川说：“‘亮亮’，这个名字起得好。”程兆菊说：“他下生，天正好亮了，我心里‘格登’一下，就想，俺孙子就叫‘亮亮’吧，国群听说了，乐得直蹦，说，娘给孩子起的这个名儿好，全国解放了，天就是亮了嘛。国栋说，亮亮的名字跟革命形势都挂上勾了，你二姑不亏是建国前的青年团员。国群说，哥，你别讽刺我。我说的一点不错，这跟团员不团员没关系。—亮亮的小名儿就这样叫起来了。”陆伯言说：“我想，亮亮的大名就叫‘陆亮’，中国大陆亮亮堂堂，孩子的前途光光亮亮。”陆伯川说：“他们这一代，应该没问题。”……那时候，陆家可说是顺风顺水。陆伯言生意比解放前好做多了，还当了市政协委员；陆伯川夫妇还在鲁大教书，心情还算舒畅；陆国栋和邵一兰是德惠医院的业务骨干，很受院领导器重；国筠在育新中学任教，内心憧憬着和心上人即将成熟的爱情果实；国群正准备着从师范毕了业，或参军或参干，投身革命；陆伯川的女儿陆星儿即将从医学院毕业，陆家将又出个“陆大夫”。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在新社会里，他们陆家人的前景一片光明。只有当程兆菊一天忙完了，歇下来，会想起陶阳乡下的二姐、四妹还有弟弟兆运，十分为他们担心。那里和济南不过离了一百多里路，但却是另一个世界，他们的日子里满是剥夺，屈辱，恐惧和从天而降的贫穷。程兆菊想到他们，常会不由自主地叹口气，陆伯言问：“什么事，唉声叹气的？又想老家亲戚家的事了？别愁，对他们咱还是尽可能帮助。”程兆菊说：“以前也没少帮了。学增、学慧还在这里念书。穷，不要紧，世上人总会有穷有富，他们是吃气，受屈，抬不起头呀。”陆伯言沉默了一会儿，说：“哪里都一样，这是没办法的事，谁也替不了，愁也无益。等下边孩子上出学来，就好了。”?

今年的中秋，天还是一样蓝，月亮仍一样圆，只有星星点点的白云从月亮旁边飘过，可是，在陆家人眼睛里，却已变成“愁云惨月”。他们不曾想到，去年中秋时，让程兆菊悬心的乡下姊妹们“吃气，受屈，抬不起头”的命运，居然也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春天开始的镇反运动，把他们一下打进了冰窖之中。国栋被关押、办“专案”，让国筠如愿和周桥成婚的喜庆，亮亮一天天长大，童趣丛生带给全家人的欣喜，蒙上了重重的阴影。邵一兰忍受着思念父母之苦，又平添上夫婿蒙难之忧，自己无辜遭歧视、凌虐之冤，柔弱如柳的她居然变得刚强，不管盛夏酷热，风狂雨暴，没误过一个班次，一个钟点的工作。陆国栋被关押了几个月之后，经过多次请求，允许她每月带着孩子到“专案组”去探望一次。陆国栋仍然像刚被关起来的第一天一样，拒不承认对他的指控，后来干脆对审问一声不吭，气得办案人员暴跳如雷，但又无计可施，因为他们没找到新的证据，时间长了，运动的火势渐弱，办案人员也松懈下来，但仍旧拖着不肯放人。他让一兰带去中英文医学书，每天苦读，夜以继日，一兰见他长出了白发，难过得落泪，陆国栋反倒安慰她。只有当亮亮拉着爸爸的手，嚷着说：“爸爸，回家，回家”时，国栋才潸然泪下。陆伯言夫妇和陆伯川夫妇为国栋的事整日如坐针毡，茶饭无心。国筠怀孕后，“反应”得厉害，哥哥的事像一块巨石压在心上，郁闷难抑，幸得有周桥宽阔的胸膛，温暖的大手，明智的话语支撑着她挺过这些阴沉的时日。到年假就师范毕业的国群，虽然为哥哥的事担心，难过，但正像一首当时流行的歌儿里唱的“年轻人火热的心”，她没有因为哥哥的遭遇而改变志向，解放前，地下党在油灯如豆的地下室，在人迹罕至的千佛山山洞里，向她灌输的理想，信念，她坚信如初，甚至是痴迷如醉，对于她来说，投身人类最伟大、最圣洁、最壮丽的事业—如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说，是她一生的追求，矢志不渝，解放前，她不惧白色恐怖，瞒着家人，投奔光明，解放后，她更要投身革命队伍，为新中国献身，她想过了，不但要报名参干，而且要离开济南市，到老区去，为贫苦的，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们服务，她不甘于在城市里，在“布尔乔亚”的生活中耗费青春和生命，她觉得，那对于她，几乎像死一样可怕。她认为，哥哥被怀疑有历史问题，组织上审查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有问题，当然要弄清楚，哥哥也应该认罪伏法，如果没问题，党组织也不会冤枉好人，如果需要选择，她只能跟党站在一起，跟有问题的亲人划清界线，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会背离革命这个神圣的字眼。她认为自己是建国前的青年团员，用不了多久，理所当然会成为共产党员，她会在革命者的队伍中度过有意义的一生。对国群的理想和追求，全家人都是理解和支持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家都知道应该顺应时代潮流。身为市政协委员的陆伯言今年六月份向国家捐献了二万万元，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受到市领导的表扬，他还在会上表示要转变剥削阶级立场，作为实际行动，他宣布对租住他家层屋的房客不再收房租，房屋产权交由政府处置，这件事还登了报，引起不少房产主侧目，当然很受房客们的欢迎。这些事情无形中对解决国栋的问题起了微妙的作用，市委领导也曾过问陆国栋的事，指示说，对此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证据要确凿，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但也只此而已，凡牵扯到对敌斗争的问题，领导干部们没人敢替当事人说话，因为事关“立场”问题，“包庇反革命者与反革命同罪”，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国栋的事情就处在既没人“深入”办案，也没人说“到此为止”，成为一种僵持状态，“平搁”在那里。中秋节晚上，全家人—当然少了国栋—聚在一起，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压抑，吃饭的时候，程兆菊在大桌子东边下手摆上碗碟，放上筷子，但让座位空着，亮亮说：“我坐那里”，程兆菊说：“亮亮听话，挨着妈妈坐，那是给爸爸留的座位。”亮亮高兴地喊：“爸爸要回来了，……”惹得奶奶、妈妈和国筠姑姑都落了泪。吃完饭，孙妈端上切开的月饼，全屋人都闷不作声地捏一点儿，有的放在手里，有的填到嘴里，嚼腊似地慢慢吞咽，好像那月饼不可口甚至有毒一样。陆国群有意打破沉默，说：“星儿姐，你寒假毕业了吧？毕了业干什么？”陆星儿沉静地笑笑：“学的医，还能干什么？当医生呗，我准备去市中心医院。你不也毕业吗？毕了业，干什么？教书吧？”国群说：“不，不打算教书。”陆星儿吃惊地说：“学师范，不教书，干什么去？”国群说：“我要考干，怎么样？”陆星儿面带茫然地笑笑，摇摇头，说：“说不好。”国群大声说：“爸、妈，叔、婶儿，姐、姐夫，还有嫂子，你们都在，我想最近报名参加招干考试，你们支持不支持？”陆伯言说：“我们不支持行吗？你听我们的吗？”陆国群说：“知道你们一定会支持。但有件事要先说下，这次招干，是给下边儿县里招的，要下到县里—主要是革命老区—去。”陆伯言问周桥：“继章，是这样吗？”周桥说：“是这么回事。”程兆菊说：“怎么还要往县里去，你能过得惯吗？”国群说：“我出生晚，没赶上参加革命，这次如果考上了，到农村去，正好补上这一课，有什么过不惯的？不怕吃苦，就没有问题，总比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好得多吧。”国筠说：“这个妮子，说话不着天不着地的，比什么红军长征哎？”国群一本正经地说：“姐，我可不是唱高调儿。我确实有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再苦也不怕，成千上万的劳苦农民世世代代那样生活，我为什么不能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跟他们打成一片？何况干部是供给制，能有多苦？是不是，姐夫？”周桥一直微笑着听陆国群说话，赶紧说：“当然，当然。”又回头对大家说：“国群现在情绪高昂，有点儿像我当年投奔延安时那样。国群说得很对，到下边县里—特别是到革命老区—去工作，肯定比在省城要艰苦一些，但也不会苦到哪里去。不怕吃苦的精神还是要有。”……人们散去后，程兆菊对陆伯言说：“国栋还没来家，国群又要走—还要上么革命老区，我从心里不情愿，你一口就答应了。你真舍得让她走？”陆伯言说：“国群这孩子，她认准的事，谁能给她拧过来？我就是拦挡她，拦得住吗？”程兆菊说：“别看她说得呱呱的，一套一套的，说到底还是个孩子，她说话又太直，跟人家那些八路干部能轧伙好了吗？”陆伯言说：“是啊，直言贾祸。我也为她担心。要是真的去成了，走以前得跟她好好说说。”程兆菊说：“你是说有可能去不成，去不成更好。教个书，素素静静的，比什么都强。”陆伯言说：“你不明白，她考干很可能不顺利。国栋的事对她肯定有影响。如果去不成，我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挫折。”程兆菊说：“那可怎么办？”陆伯言说：“只能看看再说。”

中秋节过后是国庆，报纸上接连报道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的好消息，镇反运动战绩累累，志愿军在朝鲜把美国佬赶到了谈判桌儿上。总之，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济南市大街小巷处处掌灯结彩，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陆国群被周围的气氛感染，脚步格外有力，这些天，她一直处在亢奋状态。召干开始，她早早地报了名，前边儿的环节，她都顺利过关，最后，学校公布名单，却没有她，她一下惊呆了，像兜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她没想到，父亲担心的情况真的出现了，她去问省人事部门召干的人员，那人不阴不阳地回答：“你们家的情况你自己最请楚，这还用问吗？”陆国群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没话说了，是哥哥受审查影响了她。她急坏了，去找周桥，周桥说：“这事就看招干的人怎样掌握政审标准，他们用国栋受审查这事卡你，还真没有办法儿。”国群说：“你那个老领导庄重，不是在省委负责组织、人事方面工作吗？你去找他说说，行吗？”周桥说：“为这种事情去找他，不合适。”陆国筠见妹妹十分焦急的样子，说：“你去替她问问呗，有什么不合适？”周桥说：“你们不懂，党的组织原则，最忌讳，最敏感的就是这类事情，我确实不能去。我跟你说，国群，以我对庄重同志的了解，你本人去找他，可能效果更好，他只要同意了，问题马上就解决了。这比我去说好得多。”陆国群说：“我倒是不憷头去见大干部，但是，他能见我吗？”周桥说：“你不知道他的特点，你下决心找他，只要他有空儿，就能见上。……他跟我说过，我们进城了，不是钻山沟的年代了，用高墙和森严的门禁把自己和老百姓隔开，不是好办法儿。不能割断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呀。”陆国筠说：“你这个老领导是个理想主义者。”陆国群按周桥给她说的办法儿，费了些周折，真的在省委办公楼见到了庄重同志。这位省委领导五十来岁，快人快语，没有架子，待人热情，一言一行透着坚定，自信。他一看到陆国群，就说：“你还是个学生娃娃嘛。你很勇敢，也很执着，门卫的同志们被你打动了，说服了，这说明你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好，有前途。说吧，有什么事？竟敢只身闯省委大楼—这可是全山东省最高、最大的衙门？”陆国群说：“因为我要反映的向题，关系到我的一生，我的理想能否实现，我能不能进入革命队伍，不勇敢不行了。”庄重说：“噢？有那么严重？果真如此，我也赞成你的‘闯营’之举。是什么事，说来听听。”陆国群用明快的语言简要地说了自己的情况和对此次招干落选的不甘，庄重一声不响地听完她的阵述，略作思考，说：“就是说，你本人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加入了团组织，而与比同时，据说你哥哥却加入了国民党，……请别打断我，我是说‘据说’，因为现在你哥哥的问题仍在审查之中，我的看法是，你哥哥的问题—如果确有问题的话—是他的问题，而你那时候，已经用实际行动，说明你具备了加入革命队伍的条件，因为你出身资产阶级，却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选择了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姑且不说你的哥哥是否可以定案，即使你哥哥确实加入过国民党，你和他走的也是截然相反的路，因而没有理由在革命胜利后，再剥夺你投身革命的权利。应该说，你早已参加革命工作了，现在只是要重新确定一个革命队伍中的岗位，你放心，这事我来解决，你再说一下，你的名字，你的学校，我看我记的是不是准确，……噢，陆国群，省立师范，……你刚才进来，我就觉得你和我认识的某个人有点相像，现在想起来了，我有个小老弟叫周桥，他爱人叫陆国筠，我见过两次，你和这个陆国筠是不是有关系？”陆国群说：“陆国筠是我姐，周桥是我姐夫。”庄重说：“你这个小同志，还晓得避嫌，不肯说破这层关系。这不就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既然是这种关系，周桥为什么不来找我，却让你自己跑？噢，他是在搞‘回避’，这个书呆子。”陆国群说：“我找过他。他认为他找你说这件事不合适。我听他讲了内中的道理后，也觉得自己亲自找省委领导更好，也不要让我和周桥的亲戚关系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因素。”庄重哈哈大笑，说：“这个周桥，真是书生气十足。这也不是营私舞弊，自己的亲戚愿意参加革命，而且是到基层去，为什么不可以帮忙问一问？这是好事嘛，应该支持，帮助嘛。这我得批评他，教条主义嘛。小姑娘，你姐夫不帮忙，这个忙我来帮。我会给有关部门打电话。”陆国群说：“我姐夫常提起你，对你很敬佩，而且看上去对你有很深的感情。”庄重动情地说：“那是啊，我们之间—不是‘看上去’，而是—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我被人诬陷，关了起来，大家都不敢靠近我，你姐夫偷偷地给我送吃的，通凤报信，后来我问他，为什么那样做，不怕受连累？他说，因为你是好同志，不是特务，同志有难，自然要帮，不然还算什么同志？我说，那可能影响你，连累你，不害怕？他说，有一点怕，但是为了真理和主义，就不怕了。你看，这种情怀，是不是特别可贵，可爱？这种危难关头的同志情谊，弥足珍贵啊。”陆国群笑了，点点头，庄重又问：“你哥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陆国群说了陆国栋被审查从开始到现在的情况，庄重听了，说：“你和你哥哥在一个家里生活，接触，交谈很多，据你当时的所见所知，他当时是什么政治态度？跟国民党、三青团一类人物有没有什么接触？”陆国群说：“我哥哥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学书”，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不了解共产党，从来对共产党不加褒贬，他不喜欢国民党、三青团一类人物，我没见过他跟那种人有接触。不过，因为涉及到对敌斗争，所以，虽然是我的亲哥哥，我也不能为他打保票。”庄重点点头，说：“你这个小同志，倒有点原则性。……那么长时间了，你哥哥仍然拒不承认，据汇报，别的单位也存在类似情况。有一种可能是，敌伪档案上有他们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记载，但本人并不知情。我听曾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讲，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国民党在各地的一些骨干为了拼凑队伍，也为了向上级邀功，谎报新发展了多少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他们把自己身边的人，知道名字的人，也不经人家本人同意，就给填上了国民党、三青团的登记表，使这些人成了徒有空名的、凑数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很腐败—不腐败，怎么会被共产党打倒？—这种事情，他们完全做得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搞运动了，一定会在他们的档案里找线索，这就给我们的工作，特别是牵连到的人带来很大麻烦。国民党，祸国怏民啊。”陆国群说：“会有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听说。”庄重又说：“当然，你哥哥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不能断定，还是要以他们单位镇反运动办公室的结论为准。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你不要—我相信你不会—对你哥哥讲，你可以告诉他，如果当时确实加入过国民党，就痛痛快快地承认，没当过区党部书记以上干部，没有罪恶，也划不上反革命，不影响以后的工作，所以不必害怕。当然，如果确实是‘子虚乌有’，也不能胡乱承认。”庄重想了想，又说：“算了，你还是什么也不要说—你也不方便说，不宜说，还是依靠组织解决为好。”陆国群说：“由我来说这些话，确实有困难。不过，庄书记，因为你对我的事情的关心，关照，还因为你对我哥哥的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衷心谢谢你。”庄重说：“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嘛。回去告诉周桥，让他抽时间来找我，你说，庄老兄叫你去，要批评你的‘教条主义’。” 当天放学后，国群去了周桥家。两人下班刚回来，国群说：“行啊，这么大的干部，亲自下厨给我姐做饭，知道疼我姐。”周桥说：“我们平时一般从食堂打饭吃。我是供给制，组织上派来服务的人，我们给退回去了。你姐现在的情况，需要注意营养，我让服务处的同志给买点东西，我做一点让她吃。”周桥问：“你那事怎么样了，找庄重同志了吗？”陆国群高兴得两眼放光，说：“找过了。”陆国筠走过来，问：“找过了？结果怎么样？”国群调皮地说：“你们猜。”陆国筠说：“不用猜。看你这高兴劲儿，事情办成了。”国群说：“姐夫，你先不忙做饭—停会儿我帮你做，先听我说。姐夫，你这位老领导真是太好了。”国群模仿着庄重的语气和神态，绘形绘色地把她去找庄重两人见面、对话的情况叙述一遍，周桥听了，说：“他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他为人、行事的风格。”国筠很感动，眼里噙着泪水，国群笑她，说：“干嘛呢，姐？至于这样吗？”国筠说：“怎么不至于？你不知道，这两天我一直为你这事担心。你这次如果考干失败了，就像一团火被一盆冷水浇灭了，我担心你受不了这个打击。……现在好了。我和你哥去过庄重家，一看就知道是特好的人。”周桥说：“国群这次考干，确实是介乎可办可不办之间，亲哥哥是历史反革命嫌疑，正在审查中，影响到你，也不能说人家不对。批准你的考干申请，也不违背原则。这位庄老兄面对不义，疾恶如仇。而对同志，对找他办事的人，总是与人为善，一向宽容，大度，也不独独是因为你是他熟人的亲戚才如此，而是向来如此，永远如此。”国群说：“姐夫，姐，你们知道我离开庄重的办公室，走出省委大院儿，走在大街上，心里怎么想吗？”周桥笑笑不说话，国筠说：“不就是高兴吗？还能怎么想？”陆国群兴奋得脸有点发红，说：“面对庄重的形象，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儿：‘大丈夫当如是’，自己随即暗中失笑，你陆国群不过是个小女子，我又想，庄重身上体现的正是党所代表的真理和正义，我更觉得我的人生选择是多么正确。”国筠说：“国群，你这好像是在做诗了。你就是天真，爱幻想，还爱激动。”周桥说：“处在国群现在的年龄，纯真，是好事，爱激动，也正常。对革命事业也应该有激情。但是，要切忌简单化。实际生活要复杂得多。革命队伍里，领导干部也不全都像庄重这样。整个队伍里的人也是良莠不齐，革命者也有七情六欲，每个人也会有他的长处和短处，有他对事业和对利益的不同态度，革命队伍中的人和人之间，也会有利害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从来不是永远也不会是像舞台上演出那样，大家整齐划一，步调一致，挽起手臂，共同向前迈进。革命队伍里也有很坏的人，卑劣的人，害人—甚至以害人为乐—的人，也会有—甚至是许多—不公道的，颠倒是非的事情，好人挨整的事情。所以，一定不要想得很简单，甚至理想化，鲁迅先生就说过，革命中会有血，有肮脏的东西。把革命队伍想得太好，太理想，遇到现实中的问题，就会失望，会动摇，甚至会犯错误—因为现实中的领导干部并不全是庄重那样的人，有的人甚至乐于—常常是借运动之机—整人。对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国群，你考了干，也就是所谓‘从政’了，而政治是最复杂的，有时甚至是肮脏的，凶险的，正确的，错误的，让人心悦诚服的，让人看不惯的事情，总是搅和在一起，你必须全都面对，国群，让你失望，让你哭，让你悔不当初的情况几乎肯定会有。国群，我不反对你的选择，但是，对这条道路上的艰难曲折，你得有思想准备。”国群听着周桥的话，脸上的红晕慢慢消失，说：“姐夫提醒得很对。我是得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谛克的情绪，好好锻炼，学习，提高，改造自己。”国筠说：“好了，别扫她的兴了。快去做饭，我都饿了。”国群说：“好，好，好，快点做饭，小外甥要提抗议了。”国筠说：“就你会夸张，才多么一点点，就成小外甥了？”国群说：“不是？你说是什么？”

吃饭的时候，国筠对周桥说：“国栋的事，很有可能是庄书记说的那种情况。”周桥说：“如果是那样，庄重同志参与镇反领导工作，那国栋的问题，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解决了。政治运动中，一旦沾上边儿，往往拖很长时间，得耐住性子等。你想想，在延安，外有日寇、顽军这些强敌，内部物质条件那样艰苦，还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受审查的，常常久拖不决。现在，我们党执政了，搞运动成了党委的正常工作，能不拖吗？更何况，这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谁都不愿也不敢表现得心慈手软。”周桥又说：“今晚我们说的国栋的事，可以对爸妈和一兰说，但绝不能对国栋吐露半个字，否则会使事情变复杂，变得更糟。了不得啊。”国群说：“嫂子去看哥哥，跟前总有‘专案组’的人守着，只能说大人孩子，吃饭穿衣一类事情，没办法儿说案情的事。”国筠说：“庄书记不是让咱们去找他吗？我们去一趟吧，一是对国群的事，我们表示感谢，再就是二姨让守梅捎来的申诉信，让他看看，能不能给过问一下。”周桥说：“好，我们最近抽空儿去一趟。”国筠说：“二姨那么好的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连儿媳妇都被迫改了嫁，就撇下一老一小，村里还整她。二姨太苦了。”说着，就落下泪来。国群说：“你看，二姨的事，也不都是刚发生，村里管制她的事，姐夫会帮她找人解决，怎么好好的又哭上了？你这样爱哭，对孩子不好。”国筠说：“我有点像杜甫诗里说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想起这些事情，不知不觉就落泪。我确实太脆弱了。”国群说：“多愁善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绪，小说看多了。”国筠说：“你考干了，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快成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了。”陆国群说：“那还差得远呢。”周桥说：“你姐在爸妈关爱下，生活平静，优俗，解放后，革命触及到家人、亲友，她接受不了。慢慢就适应了。”国筠说：“什么叫‘适应’了，就是麻木了吧。还说我‘生活平静，优俗’我还上街游行，还蹲过国民党的局子哩。”周桥说：“进局子，不就那一回，就两天两夜？要是多进几回，多蹲些日子，就没那么脆弱了。”国筠说：“听你姐夫狠不狠，还想让我多进几回局子，多在里头蹲些日子哩。”几天以后，周桥在办公室接到庄重的电话，庄重大声大气地说：“小老弟，你小姨子考干的事，你不给帮忙，我给解决了啊。你们怎么谢我呀？”周桥说：“你哪天晚上有空儿，我和陆国筠去你家当面道谢。”庄重说：“今晚上正好有空儿。你们来我家吃晚饭，说定了。”还没等周桥回话，那边就把电话挂断了。晚上下班回家，周桥跟国筠说要去庄重家，国筠说：“我们带点东西吧？每次空手去，还吃人家饭，怪难为情的。”周桥说：“他如果有事，需要我们帮忙，他会不客气地对我们说。但是带了东西上他家，他会生气的。特别是他刚为国群帮了这忙，更不能带东西。”两个人匆匆去了庄重家。庄重对夫人说：“你不知道，陆国筠有一个多好的妹妹，英姿飒爽，纯真热情，人还长得漂亮。看到她，我就想起我们年轻时向往革命，投身革命时的样子。”庄重夫人对周桥夫妇说：“老庄已经对我夸过国筠的妹妹了，这不又夸。”庄重说：“看到年轻有为，充满朝气的同志加入我们的队伍，我当然高兴。”饭后，庄重对国筠说：“你哥哥的事，最近讨论过了，很快就会解脱。国民党统治末期，怪事多多，害死人。我们得分析嘛。这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问题，久拖不决，不好嘛。一个高级大夫，老在那里关着，不能给病人看病，也是很大的损失。老拖着，对国家，对社会，对当事者，他的家人都没好处嘛。先解脱，回去上班，果真有问题，人也不会跑掉。”周桥和陆国筠相互看看，都觉得松了一口气，但周桥心里明白，陆国栋的事情还没有完，一天不彻底落实—或撤案，还以清白，或定案，作出处理，就始终是个问题。庄重又把话题转回到国群的事情上，说：“周桥，陆国群这事，你就不能帮她找一找有关部门？逼得一个小女孩儿来闯省委大院？我们是掌权者了，门口有人带着枪站岗，衙门啊，是那么好进的？小胆儿的，吓也吓跑了。这个陆国群不简单。”周桥说：“我考虑到跟她有这层关系，又涉及到镇反审查对象，觉得帮她找这件事，不合适。也担心把事情搞复杂了，给你帮倒忙。”庄重说：“细想想，你考虑得有道理。也难怪，现在我们队伍里，只要涉及到所谓‘对敌斗争’，大家神径就绷紧了，不敢说话，不敢碰了。这样其实不好。我们已经是执政党了嘛，手里有政权，有枪杆子，有刀把子，老那么神经兮兮，疑神疑鬼，‘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没必要。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啊。”庄重夫人说：“你也不能乱放炮。你这些话，不合时宜，我听说，机关上有人议论，说你‘右倾’。”庄重说：“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右倾’？笑话！”庄重夫人说：“对，就一定行得通吗？你没挨过整？没有教训呀？”庄重沉默了。又过了一会儿，国筠暗示周桥说“申诉信”的事，被庄重看出来了，问：“什么问题？还有不好谈，不便说，或者不愿说的事情呀？没关系，有事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周桥说：“我收到一封乡下亲戚的申诉信，想请你看看，刚才又有点犹豫。”庄重说：“拿来我看看，有什么好犹豫的？刚才你嫂子几句话，让你犹豫了？怕给我惹麻烦？没那么严重嘛。”周桥嗫嚅说：“那倒不是。”一边说一边把申诉信给了庄重。庄重立即拆开信，戴上老花眼镜看信。信不长，一会儿功夫，反复看了两遍，摘下眼镜，说：“我们不说申诉人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只就事论事。仅就信里说的情况，一个有老婆孩子的青年农民—还是个独子—被国民党的保长父子威胁利诱，替保长的儿子充丁，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当时叫‘国军’，现在有人说此人死到战场上了，也就是说是被解放军打死了，他的老母亲，承受丧子之痛，面对寡媳弱孙，怕是要常常以泪洗面的，她没有文化，不知道政治斗争为何物，我们的村干部不经任何机关批准，就对她实行管制，让她扫大街？这不是要她的命吗？”陆国筠说：“她的儿媳妇，因为被村里一个干部欺侮，最近被迫改嫁了。”庄重说：“一个村干部，可以这样无法无天。这还了得吗？”周桥说：“我的一个同学，在那个县里当副书记，他听说后，过问了一下，但是当地区委一个负责人说，这是对敌斗争问题，是阶级立场间题，要保护基层干部对敌斗争的积极性。我那个同学一时也不好办，说先放一放看看情况再解决。”庄重听了，说：“多么可笑，多么荒谬，‘左派幼稚病’嘛。这个小老太太是敌人吗？她明明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受害者嘛。周桥，你想想，战争年代，无论哪个人对我们有点同情，帮助，我们都十分感激。我们问过他是什么成份，家人的政治面貌吗？怎么我们掌权了，竟这样草率地，随随便便地把无辜的群众划到敌人圈儿里去呢？难道坏人、敌人越多越好吗？简直是乱弹琴！”庄重顿了顿，又说：“我们一直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怎么面对具体的人和事，却把整人当儿戏？这与我们革命的初衷不是背道而驰的吗？”庄重夫人递给他一杯水，说：“好了，少说两句吧。你们看，一封信引出他那么多高谈阔论。他这人就这样，再说也改不了。”庄重说：“把申诉信留下，我批一下，给县里，让他们马上纠正，不但要纠正，还要向这个小脚老太太赔礼道歉。”周桥说：“纠正过来就行了，倒歉，就不必了。”周桥夫妇告辞，要走了，庄重说：“我和周桥是老战友，担事儿，说话直来直去，说的不一定都对。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吧。”周桥说：“哪里话？这么些年，我听你说话，总是受益非浅。”

陆国群考干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参加完毕业考试，学校提前发给了毕业证，她高高兴兴地去省人事部门报了到。经过为期三个月的集中培训，大约春节后，三月份分配去各县。周桥和陆国筠去过庄重家不久，陆国栋被“解脱”，院镇反办公室的负责人跟他谈话，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经研究，予以解脱。陆国栋要求在结论中明确肯定“无历史问题”，但那位负责人斩钉截铁地说：“这是组织上经郑重研究所作的结论，一个字也不能改。不论当事人是否同意，结论只能是这样。”陆国栋想，“解脱”了就好，“这样”就“这样”吧。据说，“结论”中还有不对本人公布，由组织上内部掌握的内容，确定陆国栋为“内控对象”，一是不可重用，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二是问题仍然存在，只要发现新的线索，立即重新审查。又过了个把月，快过年了，陶阳县委收到了省委办公厅发来的“庄重同志对程兆兰申诉信的批示”，县委领导立即批示，安排县委办公室派人赴七区“传达、执行”，七区区委书记考虑到副书记兼区长廖纪水对榆树村情况比较熟悉，责成他负责办理此事。廖纪水把顾青山、于大牛叫到区公所，向他们传达了省、县领导的批示，说了句：“按领导的批示办吧。”顾青山说：“一定认真执行，回去立即纠正。”于大牛急得摘下棉帽子擓着自己的“帽垫子”头，露出了头发下的块块秃疤，说：“好个程兆兰，地主小姐，破落地主太太，匪军家属，厉害了，这还得给她认错儿？”廖纪水瞪他一眼，说：“别讲怪话了，执行吧。”又转而对顾青山说：“青山同志，于大牛在程兆兰这件事上，有些偏差，但是是在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情况下，掌握政策上的问题，是认识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帮程兆兰写申诉信的人屁股坐哪去了？他为什么这样做？你们要查一查。”于大牛说：“我听我小孩的舅说，小学校长罗宗毅跟程兆兰家走得很近，俺村的人没谁懂党的政策，这信肯定是罗宗毅替程兆兰写的。”廖纪水说：“我分析也是他。青山同志，你看呢？”顾青山面呈难色，说：“这事我没考虑，说不准……”廖纪水说：“罗宗毅这个人，一个建国前的党员，不跟党组织一条心，参与这种事，是十分错误的。这事一下子捅到省委领导那里去，对我们七区，对陶阳县影响很不好。罗宗毅这个人在你们榆树村，起不了什么好作用，不如调走他。”顾青山说：“学校的工作搞得挺好，上级很满意。他在村民中威信也很高。突然调走他，合适吗？再说，小学校长，归文教科管，能说调就调吗？”廖纪水气哼哼地说：“有什么不合适？他和我们搞对立，写告状信，就‘合适’了？文教科，不是共产党的文教科吗？我去找他们。”顾青山低声说：“罗宗毅对村里的工作帮助很大，领导上是不是再考虑考虑？”于大牛说：“老顾，别护着他了。弄走他利索，省得他天天这事那事的，挑毛病。”廖纪水说：“不需要‘考虑’了，就这么办。”顾青山和于大牛从区里回来，于大牛说：“老顾，找程兆兰谈话，要去，你去，我反正不去。”顾青山说：“当着廖区长的面，你为什么不说这话？你分管对敌斗争，你怎么不去？”于大牛说：“我管对敌斗争，不管向他们低头认错。”顾青山知道和他这种人不可能说清是非，就不再理他，当晚一个人去了程兆兰家，说：“二姐，上级有指示，今后你不用参加训话会了，也不再参加扫大街。以前那样做，错了，我代表村里向你赔礼道歉。”程兆兰说：“大兄弟，那可担待不起。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知道不是你的事儿，不赖你。”顾青山说：“我是村支书，村长，也不能说不赖我，我要负主要责任。”

进了腊月，农村人开始忙“年”了。腊月二十，郭有江推着小推车，苦妮儿和石头儿坐在小车上，车上还装了山货、自己磨的花生油、花生饼，满满登登，高高兴兴地来了。郭有江和苦妮儿忙了两整天，磨面，扫屋，收拾停当，就匆匆走了，因为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他们得在自己家里“辞灶”，打发灶王爷上天。腊月二十八，他们三口儿又来了，郭有江领着端阳和石头儿赶年集，买年货，火鞭，“滴滴金儿”，两个孩子欢乐又兴奋，苦妮儿在家里做了一包豆腐，又蒸了几笼白馍，糖包儿，黄面糕，还油炸了一大笸箩“酥菜”，什么藕合儿、绿豆丸子、小点心、芋头片儿，堆得像一座小山儿。苦妮儿说：“今年有那么多花生油，多炸点儿，够你娘俩儿吃到二月二。”第二天下午，他们要回酸枣岭了，周恒顺说：“娘，你跟俺大爷和石头儿，在这里咱一起过年吧。”苦妮儿看着儿子，眼圈儿红红的，不忍心说“不行”，这是从儿子出生到长这么大，母子第一次要在两地过年，儿子不乐，她心里也很难受。奶奶赶紧说：“小儿，那可不行。你大爷在外头当兵这么些年，今年刚搬到新家 ，你娘刚过去，必须得在他们自己家过年，得把你大爷家过世的父母、先人都请回家过年。他们不回去，怎么行？”周恒顺懂事地说：“我刚才糊涂了。娘，你们走吧。” 

腊月三十，奶奶备好了祭天、祭祖的供品，院子里香台子正北墙上，挂上天爷爷（玉皇大帝）神像，屋门、院门都贴了新“门对子”（春联）。天黑以后，周恒顺端了放着点心盘和香火的托盘到庄外大路口，烧香，磕头，念诵，请过世的先祖，爷爷，大大回家过年—这叫“请家堂”，回来后，把香炉放到堂屋大桌子正中，奶奶，周恒顺先后磕了头。奶奶在大门外放一根木棍，据说，这样，被请回家的逝者的灵魂就安安稳稳地留在家里，享用在世者的供品和拜谒，而不会任意走失掉。奶奶往大桌子上摆放了几大碗供菜，摆上酒盅，碗筷儿，嘱咐道：“小儿，记住这几天可不许坐大桌子旁边的座位儿，周家的先人，你爷爷，你大大他们都在那坐着呢。”周恒顺觉得很“神圣”，很庄严，也有点吓人，心想，那么多先人，座位儿就那么有数儿的几个，能坐得开吗？当然，他是不会对奶奶说这个的，因为每到过年以前，奶奶都会交待，小孩子不能乱说话，特别是不能说对天神，对先人不恭敬的话，也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例如，一件事做完了，不能说“完了”，而要说“好了”，水饺在锅里裂了口儿，不能说“破了”，而要说“挣了”，等等。……“家堂”安顿好了，奶奶指点着，周恒顺在大门外点燃了一捆谷秸，熊熊的火焰在门口“呜嘟呜嘟”地着起来，把院墙，门外的大楸树，近处的小树，远处的柴垛全照成桔红色，刘婶儿家的小杏儿跑过来看热闹儿，在火堆旁蹦蹦跳跳，小脸儿被火光映成了古铜色，两只杏仁般的美丽的眼晴格外明亮，小杏儿一迭连声地喊“端阳哥，端阳哥”，周恒顺说：“小杏儿，告诉你，这叫‘照庭’。”小杏儿两只杏仁儿眼忽闪着，问：“‘照庭’是什么意思？”周恒顺说：“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谷秸还在燃烧，周恒顺把挂在大楸树上的、大爷在年集上买来的五十个头的火鞭（爆竹）信子点着，火鞭“劈里拍拉”地响起来，吓得小杏儿躲在奶奶跟前，两只小手儿捂紧了耳朵。谷秸燃尽了，火鞭响罢了，奶奶和周恒顺要回家了，小杏儿也要跟着来，奶奶说：“孩子，今晚上大人孩子都得在自己家过团圆年，明儿早上再来玩儿，给奶奶拜年。端阳，你把她送回去。”周恒顺牵着杏儿的小手儿送她回家，刘叔和刘婶儿正在“照庭”，刘婶儿说：“小杏儿个妮子，一转眼花儿就不见了，知道是跑去找端阳哥了，这不送回来了。”周恒顺跟刘叔、刘婶儿说了“拜个早年”，赶紧回家。奶奶已经活好了面，调好了素包子（饺子）馅—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馅儿包子，祈望未来一年全年素素静静，祖孙两人开始包包子。屋里只奶奶和他两个人，虽然奶奶特意把灯头儿挑得比平日里大了好多，屋里明亮多了，今年年成好，娘和石头儿去了酸枣岭，家里粮食吃不了，娘和大爷还送来不少东西，又给置办、准备了不少年货，他们这个年比以往丰盛得多，可家里少了总是忙忙碌碌的娘和活蹦乱跳的石头儿，显得凄清和冷寂，周恒顺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他不愿意惹奶奶不高兴，一点儿也不表现出来，而是一边擀包子皮儿，一边轻声细语地—除夕夜不能大声说话，以免惊扰下界的天神和请回家来的先人—跟奶奶扯谈亲戚家意味隽永的往事和学堂里的趣事。包子包完了，周恒顺因为无名的兴奋和些许紧张而没有一丝困意，和奶奶一起在火盆旁坐着，不时朝火盆里添加早就准备好，专等除夕晚上用的木炭，隔一会到院里香台上和屋里大桌子上续香—子夜以前，香炉里的香不能断，就这样陪奶奶坐着，等待午夜时分到来，这叫“守岁”。半夜了，村里心急的人家开始放火鞭了，周恒顺烧锅，奶奶下包子，盛上第一碗放到院里香台子上，再盛出来的放到屋里先人供桌上，然后祖孙二人在香台子前磕头，往地上倒酒“浇奠”，又在香台子前焚香，烧化纸钱，把玉皇大帝神像一并烧化了，周恒顺在院里又燃放了一挂火鞭。奶奶说，这叫做“发马子”，意思是恭送玉皇大帝骑了神马返回天宫。村里家家户户都燃放火鞭，霹雳般震耳欲聋的，沉雷般如鼓声隆隆的，裂冰样劈劈拉拉的，呜呜喽喽响成一片，各家各户院里院外，村里大街小巷儿，寒星闪烁下夜色朦胧的村庄上空烟雾腾腾，天地间俨然变作一声响和云烟交汇的混沌世界。周恒顺隐然感到难以言喻的历史的绵长，传统的厚重，人生的庄严和众生对未来执着的渴望和追求。总有顿把饭时，鞭炮声变得稀稀拉拉，慢慢地没有了声响，天地间归于寂然一片。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刺鼻但很好闻的火药味儿。周恒顺还沉浸在神圣感和兴奋之中，奶奶说：“小儿，咱吃包子吧，吃完睡觉。明天大年初一，得早起去给你老姥娘拜年哩。”?

就这样，程兆兰和周恒顺头一回两个人过了大年。四口之家成了两口人，小院儿里冷清了，祖孙们更孤单了，多少年和苦情相伴的程兆兰心里倒平复多了。知道了儿子的下落，让他“入土为安”了，她也不再为此揪心了；儿媳妇儿有了好的归落处，她不再为她悬心了；方庄四妹妹家学增、学慧放寒假回家，来榆树村，看望姥姥和舅舅、二姨，说三姨家国栋表哥已经放出来，上班了，国筠快生孩子了，国群考上“干部”了，他娘也没什么事，庄里干部没人找麻烦，日子过得素素静静的，她不再为她们挂心了；更有一桩大事，罗校长帮她写了申诉信，捎到济南去，继章找了省里大领导，省里和县里的大领导像戏里唱的“八府巡按”，“七品知县”那种“清天大人”“为民做主”，赦她“无罪”了，从此以后，她不必再去开训话会了，也不和那些四类分子一起扫街了，成了和村里人一样的村民了，而且，他们家还是贫农成份，听罗校长那话，这对孙子以后的前途特别重要，她感到没有再舒心的了；让她老是放不下的一件事，就是罗校长因为帮她写申诉信，惹恼了区里领导，县里送来一张小纸条儿，把他调走，弄到北山沟里一个小学去了，人家因为咱的事，倒这样的霉，她觉得自己十分亏心，但也没有办法儿，她甚至连一句道情的话都没对人家罗校长说。……程兆兰想，该出的事儿都出了，七灾八难过得也该差不多了，过了年了，春天到了，俺这个半老妈妈子拉扯着俺宝贝孙子，朝前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