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
解放日报马松 2015-05-04 10:30:52
图片说明:70多年前，犹太难民曾聚居于此。资料图片
读者提问
问：市民李小姐：我家住在虹口区长阳路提篮桥地区，附近有著名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这里游客一直络绎不绝。据说不少国际友人是专程慕名而来，有的还是“寻根之旅”。提篮桥和犹太人之间的渊源和友谊，我略知一二。可我不解，当年犹太难民为何不远万里来上海？在上海，又为何选择聚居在虹口提篮桥一带？
记者寻访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纪念这一历史性胜利的时刻，人们自然忘不了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战后统计，近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逃离欧洲，成为犹太人自救的唯一出路。
犹太人
为何逃亡来中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德国进一步展开了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当时，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使各国都严格限制移民入境。英国发表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已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关上了国门；一些中立国，因惧怕招惹是非而拒收难民；大部分小国则无力安置。
在危难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和新西兰等，却向犹太人伸出了援手。史料记载，1938年到1940年间，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犹太难民发放了数以千计的中国签证。尽管差不多同一时间，上海已经沦陷，任何外国人无需签证、无需经济担保，便可自由进入租界区。但纳粹当局却宣称，犹太人必须获得前往国的签证，才可以离开奥地利。何凤山的一张原本意义不大的签证，却成了犹太难民的“救命纸”，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值得一提的是，史料数据显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有2.5万名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难地。这一数字，超过了另外五国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落脚虹口
背后有何缘由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近代犹太人成规模侨居上海，开始于19世纪中叶。首先出现的是赛法迪犹太人，他们多为英籍富商，来沪创业。大多居住在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高大上”地区。现为和平饭店北楼的沙逊大厦，即由其中富极一时的沙逊家族所建。
20世纪初，为逃避沙皇暴行，大批俄罗斯犹太人陆续移居中国东北地区，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天津和上海作为继续南下谋生的目的地。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俄罗斯犹太人已达4000人左右。他们选择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黄浦江与苏州河交界处以北一片陆地作为聚居地，即现在的虹口提篮桥地区。
1943年，日本当局在虹口划设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块区域，相当于现在的东起大连路，西至高阳路、海门路、丹徒路，南至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约5平方公里区域。而所谓“无国籍”者，主要指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
日本的这一政策，使在上海其他地区居住的犹太人，被迫变卖家产、店铺，迁入“隔离区”。至此，在沪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难民，基本上全部聚居到了虹口，人数接近甚至超过了2万名。
历史为什么
选择了提篮桥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国际社会有一种错误论断时常冒头，认为犹太人选择虹口作为避难点是拜日本所赐，甚至是日本的“功劳”。我国著名犹太难民研究专家潘光博士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从犹太人在上海生活的历史轨迹可以明显看出，虹口形成聚居点在前，日本划设“隔离区”在后。在潘光看来，日本当局于1943年在虹口划设“隔离区”，只是顺从那里已是犹太人聚居地的事实，以及当时虹口实际处于日本控制之下，便于管理而已。
事实上，从1938年首次出现犹太人难民潮开始，此前已在本地站稳脚跟的犹太人富商，便和上海的一些慈善机构，陆续开办了多个难民收容所。从沙逊家族让出苏州河北的河滨大楼（仍现存）作为临时难民收容所，到后来陆续在今天的安国路、高阳路、霍山路和许昌路等地共出现了7所救助机构。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当局实际干预上海犹太难民居住地选址以前，虹口已经成为绝大部分犹太人避难的首选地。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柏安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虹口恰好位于抵沪国际航船停泊地（汇山码头，即今公平路码头东侧）、当地上海人对犹太人的善意，是犹太难民乐意选择虹口作为避难地的三大原因。
柏安伦说，特别是何凤山在维也纳向难民发放中国签证的时期，由于欧洲到中国的船只绝大部分停泊在上海，加上这里已有相当的犹太人聚居基础，那些已在欧洲花费巨资来到上海的难民，就近留下，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最佳选择。“你也许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在虹口公平路一带，日本人把两个弄堂的犹太人围困一年之久，禁止出入。最后，他们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靠的是附近上海邻居不断往里面‘空投’食物。这个故事我也听过无数次，它是真的。”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先生认为，适合中产阶层生活、宗教基础扎实、有适合犹太人生活的“气场”，最终使虹口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他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难民’想象成穷人。那些能够从欧洲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他们的原始生活环境肯定不会差。他们不可能接受当时的闸北、南市那样的本土市井生活。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手头拮据，也不可能选择‘江南style’继续挥霍。因此下船后就近在虹口聚居，有着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位于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1928年由俄罗斯犹太人建造。陈俭介绍，犹太人有安息日不得开车的文化，为方便步行到会堂进行宗教活动，他们多选择在其附近居住。因此，摩西会堂对于吸引虹口的早期犹太人聚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随着附近犹太人的逐渐聚拢，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气场”越来越强，欧式建筑、露天咖啡馆、面包房、酒吧、西餐馆，最终使虹口成了“小维也纳”。
受访者简介
潘光
历史学博士。担任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等多个学术及社会职务。他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的首席专家。
柏安伦
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2012年中以建交20周年之际，“犹太人中国寻亲”活动拉开帷幕，以纪念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中国城市当年对犹太难民的接纳和庇护。
陈俭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是上海关于犹太难民历史和实物资料最齐全的地方，被誉为犹太人到上海的必访之处。
1851年哈同出生于巴格达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原名???? ?????（Sileh Hardoon）。1856年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并加入英国籍。
关于沙逊请你查看以下维基的描述，他们进入中国以前已经是英国国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80%8A%E5%AE%B6%E6%97%8F
如果你要从家族出生地来讲，那么许多人，尤其像英，美等老殖民地国家的人都讲不清了。
说到底，这两个人也是犹他裔的，是伊拉克籍就比英国国籍抵挡了？是不是有些那个什么嫌疑了？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十九世纪初在上海创业成功的还有一大部分伊朗印度人，也就是帕西人，他们一直被误认为是犹太人，好像他们当时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误解。
你提到的沙逊和哈同两人，都是在上海经营了很长时间，发了财。抗战前沙逊把在上海的房地产都处理掉，并把资金转移走。哈同的资金也都转走，他的哈同花园也被日军占用。
他们两人都不是二战的犹太难民。显然与这个报道中提到的欧洲犹太难民不一样。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好像有好几个犹太女孩在上海的故事，很生动感人，体现了上海平和淡然包容的一面。
图片房子应在舟山路上，好熟悉的房子。有亲戚住在里面。小时，经常听到大人讲，这里附近住着好多犹他人，但实际生活上还倒没碰到，也没注意到有什么犹太人纪念馆。也许年纪小，对历史不感兴趣。看了这篇文章，今年回家，一定要多留意，去看看长阳路舟山路，摩西会堂旁的犹太人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