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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北京实习点滴回忆
上世纪80年代, 在大学最后一年, 我们来到北京陆军总医院实习, 那时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求知欲极强, 对世界充满激情。30年过去了，那年一些经历还历历在目.
我记得我的实习轮转是从普外科开始的, 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刚结婚, 25岁女病人, 因为乳房有包块住院检查, 根据年龄，认为是良性的可能性大, 我当时连恶性可能性想都没想过。那时准备的方案是到手术室, 先送快速病理检查, 如果是恶性的, 马上做乳房全切手术. 老师要我去找病人家属签字, 把良性和恶性的可能性都要解释一下, 而我年幼无知, 只凭自己的美好愿望一个劲的解释良性的可能性, 好在最后还是告诉病人, 如果万一是恶性的，就要做全切手术. 最后手术病理结果是恶性程度很高的乳腺癌, 当时就进行了全切术. 病人家属听到恶性结果后, 豪淘大哭, 可能由于我的原因，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病人家属从没有埋怨过我, 可那些天我都不敢正视他那忧伤的眼神，真的感觉很内疚。这件事也给我人生上了一课, 世界上的事不是凭你自己的主观愿望发展, 什么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那时从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来到北京, 印象最深的是, 北京是名符其实的政治中心, 好像人人都喜欢政治, 谈论政治， 开出租的司机，胡同大妈都跟你能侃一两小时. 那年, 八四年北京正准备阅兵, 刚开始在外科实习, 记得就开了两次阅兵后勤和医疗保障的动员大会, 多次强调这是政治任务. 当时阅兵的部队至少提前半年就集中在沙河训练, 真的很劳命伤财。其中女兵方队是北京军区军医学校护士学员, 他们每天都进行超强度的训练, 有次夜晚在一个用木头架起来的舞台上操练, 结果发生坍塌事件, 十几个女护士受伤, 立即送到我实习的医院, 虽然伤的并不严重, 医院却特别重视, 全部外科医生都出动了, 第二天一早院长亲自查房, 慰问他们. 给他们的待遇之高前所未有. 北京人对政治任务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84年的阅兵, 除女兵方队备受瞩目外, 还有另一个经典, 就是北京大学游行队伍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 这横幅不但表达了当时人们对邓小平本人的喜爱, 更是对他改革开放政策的肯定. 只可惜这样发自内心的横幅很难会再出现了。
那时到北京，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大家都钻研业务， 尤其是英文学习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许多科都提倡科主任用英文查房， 虽然许多人英语口语不怎么样， 但却形成或者说给大家一种学习的动力， 但是这有点难为了留苏或无英语专长的专家了。在神经外科带我的医生姓段，快一米九的身高，人高体硕，我们叫大段。 大段是老三届毕业，完全被文革耽误了，后来当兵 ，在军医学校上了一个两年的军医班，文革快结束时，成了一名医生 。因为年龄大了，不可能也不想再去上大学。但他一心想改变现状， 想去国外镀金，回来好提职称。他父亲是国内最有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告诉他，只要他英语过关， 就可以给他找一个国外的医院去进修。有了这个保证， 大段真的豁出去了， 每天对班上的事都不上心， 哈哈而过，但学英语却如痴如醉。口袋里装有英文小卡片 ，随时都在背单词，晚上还参加了外面的英语补习班，当时的北京晚上到处都是英语补习班，很多学校的教室一片光明，全民皆英语， 记得后来我们几个同学也去参加了这些英语补习班， 结实了不少的朋友，收获匪浅。大段成了我的神经外科老师，由于都喜欢学英语，成了学习的好朋友。我当时英文也不怎么样，但教他绰绰有余。每天敷衍了临床上的事，我们两就躲在医生休息室里学习，下班后及周末他也常常来找我，后来我转到别的科室，他还是会每天来找我， 直到我实习完离开医院。其实他最想学的是英文口语，因此我们就周末去英语角练习。我刚去的时候记得几乎不敢开口，大段却不一样，他可能不知道几个英文单词，但却能找个老外把它们全说出来。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慢慢的也就能开口讲了。大段后来英文，尤其口语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是由衷的佩服他，要知道他是从零开始的，年纪也那么大了。他至今依然是我的良师，他的那种努力和拼搏，是我一辈子向前的榜样！大段后来真的出国进修了，但不是去美国或英国，而是去了不需要讲英文的日本。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愿他一切安好。
大红门及八九记忆: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8009/201505/14447.html
下海风， 学英文风，出国风， 炒股风， 买房风， 做公务员风， 且思想高度一致，几乎全民参与。
现在，这“ 东南西北风” 该刮的都刮了， 接下来应该是风平浪静了吧.
( 随意小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