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付了钱,我高高兴兴抱了这个收音机回家。以后的多年中,我们全家经常守着这个收音机前,听一些新闻什么的,这个收音机一直伴随我们家,目睹了我们家在史无前列的浩劫中动荡。红卫兵来抄家,有一个红卫兵仔细地研究这台宝石牌收音机,不是什么好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其中一个以前在爸爸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件爸爸一个朋友送的军大衣。就宣布这件军大衣北没收了,说爸爸是走资派,没有资格穿军大衣。我那时不过17岁,和他理论起来,但无奈,他和他的一伙人将门一摔,扬长而去。几天以后,傻乎乎的我还去了这个造反派的地方,找到了他,向他说明这是私人的东西,他把我赶了出来。后来,造反派来人强占住房。一直放这个小收音机的房间被强占了。直到后来,我们五个狗崽子的四个被发配到农村。还不到15岁的四弟下乡时,当地的贫下中农看他年小好欺负,让他出民工。工地上四弟常被分配干的根本不是孩子应该干的重活。除了吃饭,四弟每天能挣差不多一元钱,交给生产队以后,每天还有5~6毛钱。他辛苦干了一年多,挣了240多元,是我们这些小崽子中挣得最多的。一天,他风尘仆仆,高高兴兴地回家来看爸爸妈妈。一进门,他大声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们带的礼物!”说着,神气地将挣得的钱摔在桌子上。妈妈望着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四弟,眼睛里闪着泪花,说:“我儿子能挣钱了。”四弟说,妈妈,这些钱全是你的。四弟问:“爸爸呢?”妈妈说,还关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四弟说,我去看看能不能探监。四弟去商店买了两条当时商店里最好的烟,给爸爸带去。到了看管所的门口,问荷枪实弹的士兵能不能探监。守门的卫兵大声对四弟说,不行。四弟又问,“能给我爸爸带两条烟吗?”卫兵收下了烟,没有给收条。多年以后,我问爸爸收到四弟的烟没有。爸爸只是平淡地摇了一下头。
失望的四弟回到家以后,告诉妈妈,他得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钱就都留给妈妈。妈妈坚持说,你自己留着用吧。要不,就买一个好一点的收音机,剩的钱去我给你存着。我们那里没有电,只能买用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妈妈带着我和四弟,去商店买了一台当时最贵的熊猫牌短波半导体收音机,要180多元。妈妈说:“老四儿,你把这个半导体收音机带回农村去,能多听些电台。”这台收音机比宝石牌的要好多了,同下图差不多,还有一个黑皮套。
四弟后来同我并到一个集体户,我们就用这台半导体收音机,和户里的其他同学,听美国,日本,苏联的电台,知道了许多在穷乡僻壤中绝对听不到的世界上的事儿。那时,美国人都登上月球了,我们还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铲地除草,修理地球。农忙时,常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天下来只挣几毛钱,这在当时还算农村中的上等收入。我对四弟说,中国的大学早晚要恢复。后来大学真的恢复了,我们进了大学,又进了研究生,又半工半读自费出国留学。这两台收音机伴随着我的家人一直到19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