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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故事──记忆中的往事
像你们许多人的妈妈一样，我的妈妈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了。
她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村的满族正蓝旗人家里，还不到150公分小小的个子。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一天正在给全家人做饭，突然昏倒在灶坑旁，就再也没有醒来。那时，我的妈妈才三岁，是她姐姐一直拉扯着她，呵护着她。刚到童年，姐姐又生病去世了。她非常渴望读书，但却不得不中断了学业，因为我的姥爷把他的女儿，还是孩子的我的妈妈送给了一个远房的亲戚当小保姆，以便有口饭吃。好在有一个附加条件，她被允许在没有活儿干的时候，读亲戚家孩子的书。未成年的妈妈在这个亲戚家做繁重的家务，打扫卫生，做饭，洗碗，照顾堂兄妹们。寄人篱下，勤苦劳累了一天，她常在月光下，拿来堂兄妹的书本，吃力地学些知识。失去了母亲和姐姐，又离开了父亲，我的妈妈从小就失去父爱和母爱。后来，妈妈还未成年，决然离开这个亲戚家，去大城市谋生。她先考入牡丹江护士学校，并从那里毕业了。后来竟考上了在奉天红十字办的护士学校，学校用日文教课，连中文都有困难的妈妈，凭着自己的努力，奇迹般的从那里毕业，还没有光复，她就参加了工作，从此自食其力。
我的妈妈同爸爸在黑河地区的孙吴县认识。他是干部，她是医师。他们结婚以后，连生了五个孩子，一年一个。要是在当年的苏联，她肯定是一个特级“英雄母亲”。爸爸从不让妈妈沾领导干部的光，凭妈妈自己的资历，两次有机会脱产进医科大学学习都让给别人了；好几次提薪，爸爸说让给别人吧，“你的许多同事比我们困难”。当我的小弟弟才3-4岁，她决心一边工作一边在医科大学上夜校，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读完了医科大学的全部课程。妈妈在家里爱爸爸，爱孩子，在医院里爱病人。她当了一辈子医生，做过的手术有上千个，竟然没出过一丁点儿差错。
妈妈工作上十分努力，很少请病事假，还经常带病工作。有病时，她许多同事告诉她，“关大夫，你都病得这么厉害，休息一下吧。”可妈妈还是坚持工作。有一次，她患胸膜炎，胸腔严重积水，都喘不上气了，还在给医院忙着给病人看病。病倒后，她被送到急诊室抢救。醒来之后，看到爸爸在病床旁边，第一句话就是：“我不要死，我还有五个孩子，孩子不能没有妈。”
我的小妹，只比我小一岁。在东北的漫长的严冬，从小患有气管炎并有哮喘。有一年腊月，那年小妹还没有上小学，北风呼啸，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早上，小妹的气管哮喘又犯了。妈妈还在值夜班。爸爸马上抱起小妹去了儿童医院。妈妈下了夜班，跑到儿童医院看望小妹。她发现躺在走廊病床的小妹，脸色发青，呼气困难。她拿来医生开的处方，发现医生给小妹注射的药物叫氨茶碱，是一种使血管扩张的药物，剂量却是成人用量。妈妈立刻找到值班医生，告诉他，药的剂量不对。医生一看药单，说，坏了，大事不好，马上抢救。我那时去医院看看小妹（医院里我们家不到500米），就看见医生护士围着小妹跑来跑去，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医疗设备。我看见小妹好像没气了。妈妈十分专心在小妹走廊的病床看着医生护士们紧张地抢救。她发现躲在一边的我，说回家去，这里容易传染上病。我望着气息奄奄的小妹，慢慢转了身，离开了医院。
妈妈自己坐在小妹的病床边守了一天一夜。早上，小妹终于醒了。她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要吃冰糕。妈妈说：“老苯儿（小妹的一个昵称），这十冬腊月的，哪有冰糕！妈妈要上班去看病人了，等你好了出了院，妈妈给你冻冰糕吃。”
就这样，妈妈值了一整夜的班，做了三个手术，又一天一夜没有合眼，救了小妹一命，然后，又去上班照看她的病人去了。医院后来说，小妹的医疗费由医院承担。爸爸妈妈商量，抢救的费用医院出，治病的费用还是自己拿。
后来，小妹出院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妈妈告诉我，拿几个搪瓷碗，放小半碗水，加点儿糖，放到外边冻冰糕。妈妈还说，水不能放多，放多了，会把碗冻坏。晚饭时，妈妈和爸爸，我们这些小崽子，一起庆祝小妹起死回生。我们把冻好冰糕拿来（和冰差不多），让小妹先吃。小妹说冰糕真好吃。
多年之后，我被送到农村，在那里做兼职赤脚医生。那里有许多气管炎和哮喘病人，常常需要用氨茶碱。每一次，我都十分小心。童年的事儿都铭记在心中。
文革时，妈妈因为是黑帮家属，爸爸被关押，没有人愿意去农村牧区巡回医疗，而她从不推诿，多次去给农民牧民们治病。
打小时候起，我就知道到妈妈是一个非常能干，吃苦耐劳的母亲。妈妈这一辈子十分节俭。她自己从来也不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为了爸爸和孩子，她能舍弃一切。我们家在1950到1970年代，在中国算是很富裕的了。妈妈是一位医生，一位主治医生，一位科主任。她的许多同事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经常穿带补丁的衣服和鞋子。
妈妈退休之前，没有什么私房钱。她能自己积攒的，有决定权使用权的钱，就是每次值夜班的补助，每个夜班的值班费三毛钱。差不多每五天要值一次夜班。1960年代初，妈妈说，她要用积攒起来的夜班费，给我们这些小崽子买一个收音机。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她把每次的夜班费都省下来。有一个夏天，十分热，小妹看到卖冰糕的，三分钱一根儿（也就是冻的水），妈妈没有给她买，还哄她，等买回来收音机，就给她买好多冰糕。等了好多年，终于1965年的一天，妈妈对我说，钱攒够了，我们去商店看看，买一个收音机回来。我们一道去了百货商店。那时收音机的种类很有限，低档、中档、高档的有十来种。挑来挑去，我发现妈妈的钱只够买一台最便宜的，只有中波的宝石牌电子管收音机，要56元。我的一双渴望的眼睛，看着那些为数不多的有短波的收音机，唉，买不起啊！
妈妈付了钱，我高高兴兴抱了这个收音机回家。以后的多年中，我们全家经常守着这个收音机前，听一些新闻什么的，这个收音机一直伴随我们家，目睹了我们家在史无前列的浩劫中动荡。红卫兵来抄家，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其中一个以前在爸爸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件爸爸一个朋友送的军大衣。就宣布这件军大衣被没收了，说爸爸是走资派，没有资格穿军大衣。我那时不过17岁，和他理论起来，但无奈，他和他的一伙人将门一摔，扬长而去。几天以后，以后我还去了这个造反派的地方，找到了他，向他说明这是私人的东西，他把我赶了出来。
有好几次，造反派到家里来，让妈妈揭发爸爸的罪行，妈妈说，她不知道什么，那些都是国家机密，爸爸没有向她泄漏国家机密。后来，造反派来人强占住房。一直放这个小收音机的房间被强占了。
1967年时，文化大革命旗手说要文攻武卫，全国武斗迅速升级，造反派从地方上的武装部和部队，抢走了（许多地方是拿走的，或者说是送的）枪支弹药，长春市也不列外。有一天晚上，医院有一个急诊病人，需要立刻动手术，急叫妈妈去医院实施手术。妈妈出了家门，就听到许多枪声。走到二商店附近的上海路，两派造反派各霸马路一边，不准任何人过马路。妈妈对一边的一派说她有急诊病人有生命危险，急需要手术，请让她过去吧。这派的红卫兵说，他们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是对方不让过。妈妈又对路另一边的一派大喊，说她有急诊病人有生命危险，急需要手术，请让她过去吧。那边一派的红卫兵也说，他们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两派用高音喇叭互骂了好一段时间，最后才放妈妈过去。妈妈急忙跑到医院，给病人实施了手术。妈妈回来后告诉我们，像战争时期，她冲过了一道封锁线，救活了母子两人。我们这些崽子都很后怕，爸爸被关着，万一妈妈出了事儿，我们五个孩子怎么办？
后来，我们五个狗崽子的四个被发配到四个不同的地方去同农民抢饭碗。还不到16岁的四弟下乡时，当地的村民看他年小好欺负，出身又不好，就让他出民工。工地上四弟常被分配干的根本不是孩子能干的重活。但除了吃饭，四弟每天能挣差不多一元钱，交给生产队以后，每天还有5~6毛钱。他辛苦干了一年多，挣了240多元，是我们这些小崽子中挣得最多的。一天，他风尘仆仆，高高兴兴地回家来看爸爸妈妈。一进门，他大声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看看我给你们带的礼物！”说着，神气地将挣得的钱摔在桌子上。妈妈望着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四弟，眼睛里闪着泪花儿，说：“我儿子能挣钱了！”四弟说，妈妈，这些钱全是你的。四弟问：“爸爸呢？”妈妈说，还关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四弟说，我去看看能不能探监。四弟去商店买了两条当时商店里最好的烟（迎春牌，27分一盒），给爸爸带去。到了看管所的门口，问荷枪实弹的士兵能不能探监。守门的卫兵严厉地大声对四弟说，不行。四弟又问，“能给我爸爸送两条烟吗？”卫兵收下了烟，没有给收条。多年以后，我问爸爸收到四弟的烟没有。爸爸只是平淡地摇了一下头。
失望的四弟回到家以后，告诉妈妈，他得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钱就都留给妈妈。妈妈坚持说，你自己留着用吧。要不，就买一个好一点的收音机，剩的钱去我给你存着。村子里没有电，只能买用电池的半导体收音机。妈妈、我和四弟，一道去商店买了一台当时最贵的熊猫牌短波半导体收音机，要180多元。妈妈说：“老四儿，你把这个半导体收音机带回农村去，能多听些电台。”
四弟后来同我并到一个集体户，我们就用这台半导体收音机，和户里的其他同学，听美国，日本，苏联的电台，知道了许多在穷乡僻壤中绝对听不到的世界上的事儿。那时，美国人都登上月球了，我们还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铲地除草，修理地球；还要时刻准备着，把红旗插遍全世界，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农忙时，我们常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一天下来只挣几毛钱，这在当时还算农村中的上等收入。我对四弟说，中国的大学早晚要恢复。后来大学真的恢复了，我们进了大学，又进了研究生院。
1980年我和四弟都放弃了在中国读研究生，去了美国大学的读研究生。四弟有一份半工半读的资助。1980年，四弟离家出国那天，我和妈妈送他出门。妈妈往他兜里塞了一些钱。那是她又攒了好几年的钱，望着四弟远远消逝的身影，离家出走……一直是穷学生的四弟1986年回国探亲，一下子就给妈妈和爸爸换了10000元钱。老爸老妈说，老四儿不容易，给他存着吧。
我出国时，什么资助也没有，就连路费也没有。爸爸妈妈东借西借到的还不够在美国几天的花费。多年以后，老爸老妈都十分遗憾，他们当时连给儿子的路费都拿不起。妈妈60多岁才退休。退休后，在家里闲不住，和朋友一块儿开了一个小诊所。就是服务好，常常一天挣的钱比过去几个月挣的还多。我和内子1985年回家时，妈妈对我说，她现在有钱了，要给我钱。我当时也不过是一个穷得叮当的学生。再穷，我也不能拿妈妈的钱。后来，我和内子在纽约找到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老爸老妈能到我们这里看看，看看他们的儿子女儿在这里的生活儿。妈妈去领事馆签证五次，到1992年，老妈当时都70多岁了，才拿到签证。我们给老妈寄去了飞机票。高高兴兴地将老妈接到家里。妈妈一到家，就要收拾屋子，洗碗做饭。我和内子绝对不能让妈妈干这些活。我们领着妈妈在美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周游。有一次安排妈妈同旅行团去迪斯尼去玩。有八九天。旅行团除了中餐和晚餐，费用全包。我们给妈妈拿了足够中餐和晚餐，及零用，加上小费。旅游完毕，妈妈回家，给我了许多钱。我一看，吓了一跳，除了小费，才花了20多美元。我问妈妈，你没有吃饭哪？她说，她舍不得花儿子的钱，我儿子挣钱不容易。我紧紧地抱着妈妈，我们都落泪了。
旅游得差不多了，在家里除了看书看报没有别的事可做。妈妈又闲不住，问能不能找点事儿做。她说，“要赶紧抓几个钱儿。小妹出国时，她开诊所挣来的都钱花光了。”她自己看中文报纸，说她可以给别人看孩子。我和内子说，妈妈年纪太大了，用不着费力挣那点儿钱。妈妈看我们不理她，自己翻着中文报纸找了起来。找到之后，就给人家打电话，问能不能干。终于有一家同意让她试试。我十分不情愿地送她去试工。两天以后，那家的主人说妈妈不适合干。我高高兴兴地把妈妈接回来，又找了许多书给她看。周末，我们总是一道去附近玩。可妈妈就是要出去工作。后来又有一家，让她去试工，照看一个初生的婴儿。我和四弟每周接送妈妈，每个单程都在两个小时以上。四个月下来，妈妈竟然挣了3750美元。后来，我和内子，还有四弟想，坚决不能让妈妈再干了，硬是替她辞退了这个工作。
她在美国住了八个月，后来高高兴兴地回国了。我们回国时探亲时，她常常逢人便说，她在美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看了许多美丽的地方，这辈子真值了。我和内子都十分欣慰，又遗憾，我们的父亲们没能到这里看看，内子的妈妈也是被领事馆据签。
我和内子经常给妈妈打电话，我每年都回去看望她。2014年6月，我和内子回家看望她，专门给妈妈做了她最喜欢吃的饺子和葱油饼。
她生命最后的两年，她常唱起她童年的歌儿，“苏武牧羊”，“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惦念着远在大洋彼岸的孩子们，特别是四弟。
妈妈去世后，遵照她的遗嘱，尸体火化，骨灰撒在松花江中，以迎接爸爸从二道白河下来的骨灰，一同流向大洋，去完成他们的转世。
这就是我的妈妈，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姑娘，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刻苦努力永远向上的人，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为我们家操劳一生的母亲，一个做了一辈子善事的老太太。
赵江南（chao，chiang-nan），2014年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