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变形记》，说移民生活

 

 

 读《变形记》，说移民生活

 

 

 

 

（一）
 

 

 

      “一天清晨，格雷戈尔 ? 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卡夫卡的《变形记》是这样开始叙述的。

   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在于它能突破时间的限制和空间的束缚，在不同的语境下同样可以激起心灵的共鸣，生发新的联想和感悟，读者不必要的费时费力去挖掘大师的生平和创作时的生活际遇，也无需考察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  

   格雷戈尔变成甲虫，是他从不幸的现状中解脱出来的一个途径。他的悲剧不在于变成了甲虫，而在于他不愿意面对变异了的现实。他失去了人的形体，失去了表达自己的语言能力，但他保留的还是人的思维和人的情感，灵和形的不对称才是真正的悲剧。
 

作为“甲虫”，格雷戈尔始终想着要去完成在“具有人的形体”时未尽的责任和心愿，在变形前和变形后，父亲的债务和攒钱让妹妹读音乐学院始终压在他心头的重任。变形的原因，能否和如何再变回人形，以及他今后如何生存，都不是他考虑和担忧的对象，也不是他存在的目的。所以当妹妹和父亲不再承认这只甲虫是格雷戈尔，叫喊“它必须离开”的时候，就宣告了他的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鱼有鱼的快乐，甲虫有甲虫的快乐。如果格雷戈尔的变形是灵和形同步，按照一般甲虫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荒诞的现实，调整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可能就会发现生存的别样含义。也许，换个角度来生活，才是生命之树常青的秘诀。
 

   如果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来解读格雷戈尔的故事，那只巨大的甲虫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幻象，从来就不存在，是他在社会和家庭重负的压力下，心理失常产生的魔障在作祟，他在潜意识里把自己的形体变成了甲虫。
 

   格雷戈尔变成甲虫，是潜意识里用另一种存在方式对“多么累人的工作”的抗拒和对家庭重任的逃避。然而，人性中的善良和责任感并没有随着荒唐的变异而消失，丧失了人的外形而保持了人的良心的格雷戈尔的存在终究逃不过生命中的两难困境。“他满怀感动和爱意地回想家人。他认为自己应该消失，这想法很可能比妹妹还坚决。”除了灵与肉的同时消失，他没有其他的解脱方式。
 

   萨特认为，任何处境的形成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在特定目的的光照之下自我呈现。既然人一觉醒来就能变成一只甲虫，那么可不可以作一点儿更积极的选择，不要变得那么低级和丑陋，就像庄生梦蝶那样，成为一只蝴蝶，至少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有一双翅膀可以自由飞翔！

 （二）
 

  从作为新移民踏足加拿大的那天起，我就变形了，变成了一枚“宅男”。
 

      以前，我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父母的希望，是太太的主心骨，是孩子们的保护伞和眼里的英雄到了加拿大，这些让我骄傲自豪的头衔和光环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像格雷戈尔一样变成了丑陋见不得人的甲虫，没有了赚钱养家的能力，只能仰赖过去的积蓄和政府的福利。气候，语言，文化，制度，规则，和生活习俗的差异，让我严重“水土不服”，陷入“文化休克”而奄奄一息。
 

   语言不通，我是又聋又哑的甲壳虫。邻居和我友好的打招呼，我一句听不懂，只能像弱智一样呵呵傻笑；电视听不懂，报纸看不懂，孩子学校的通知读不懂。
 

   以前是公司的中坚，业界的精英。在这里，学历是废纸一张，工作经历得不到承认，一身好功夫无用武之地；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不在了，就如同掉进激流连一根稻草也捞不到，茫然不知所措，呼朋唤友呼风唤雨的豪气如踢破的皮球，失落郁闷沮丧如影随形。
 

   女人凭着语言天赋和社交优势，快快地适应了新的生活，融入社会，找到了新工作，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学习能力严重退化的我只好选择成为“职业宅男”：为大家准备一日三餐，接送孩子上下学太太上下班，其他时间就宅在沙发上读《变形记》之类的东西。
 

   另一位大师米兰.昆德拉说：卡夫卡的小说是“梦和真实的绝妙混合。既有对现代世界的最清醒的审视，又有最疯狂的想象”。他还说，小说家就是通过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和不可视的内心世界。
 

   借助大师想象的人物，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深思：我的“真实”和“对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就是身心合一，老老实实的当好“宅男”；我的“梦”和“最疯狂的想象”，就是争取比“甲虫”更进化一些，至少像庄周那样当只花蝴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