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男人
回忆往事就像水墨画，不经意的一滴墨掉在纸上，慢慢化开。又滴上一滴，化开，和原来的混在一起构成一幅画。往事就这样成了历史的一片。
我母亲的父亲排行老四，上面三个兄长。四个兄弟名字按“伯仲叔季”排。
大伯父伯公，在母亲出生前就离开合肥老家，到天津投靠合肥老乡段祺瑞，以“乡晚”的身份谋到一官半职。在合肥老家，大伯母带着一个女儿（母亲堂姐）过，因为当家的是二伯父仲公，丈夫又不在家，日子过得很不舒畅。好在母亲这个堂姐很有出息，人也聪明，漂亮。最后嫁给“四古巷”的一位年轻人，堂姐夫后来做了外交官和将军。
母亲对二伯父仲公记忆较深，家里的事都是他做主，不知为何，二伯父特别喜欢他的小弟弟季公的女儿（母亲）。母亲经常回忆起她的二伯父如何宠爱她，比如过年的压岁钱会多一点，买来的花布她总有份。坐轿子，一般是一人一轿，如果有小孩，那就是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二伯父总是让母亲和她在一起。母亲还记得一次二伯父用长长的烟杆抽烟，把她头发烧掉一小撮，她大哭。母亲后来再不肯和他一起坐轿子，二伯父后来保证在轿子里不抽烟，母亲才肯进去。
母亲的三伯父叔公，我知道的很少，母亲也没什么记忆，估计也是很早就离开合肥出外闯天下了。
母亲的父亲季公是小儿子，天塌下来由兄长顶，而且当时老祖母还在。母亲记得每天起床后先去老太太处请安，老太太一发话，所有的人只有照办的分，连小孩子都怕她。完全不像红楼梦里的贾母，儿子怕她，孙子孙女却全喜欢这老祖宗。母亲最记得老祖母腰上挎着的一大串钥匙，睡觉前查看前后门，关照各房熄灯睡觉。没有听到母亲谈到她的祖父，估计她出生前或不久就去世了。
母亲实际还有一个小姑妈，排行最小，为反抗婚姻逃离家庭，“她去了马六甲”。母亲后来好几次问我们，马六甲在哪？我想这大概就是当时内地的人对南洋的称呼。因为年龄接近，母亲说她和这小姑妈最要好。她实际知道小姑妈要逃，甚至是同谋，因为母亲喜欢那位和小姑妈一起逃的“姑父”。母亲帮着传递信件，声东击西掩护约会，省下零用钱，甚至向自己的母亲（我的外婆）求援，不同意就耍无赖。晚年我们出国，母亲总会问我们，会经过“马六甲”吗，可以下去找找看吗？小姑妈逃离家庭时，20岁都不到，母亲约十五，六岁，那是抗战前的事。
二伯父在合肥开了几家钱庄，其中一家就在巷子不远的大街上。当时女孩子还是不能经常出门，一定要有家里的大人带才能出去。而男孩子只需佣人陪同即可。所以母亲从来没有进过钱庄，只是在外面看看，一个高高的柜台，挡住了一切。钱庄可以签发银票，做生意要牵涉到金钱交易，带银元不方便，有银票就方便多了。当然如钱庄在各地有分号就更好了，兑换方便。所以有些钱庄在大城市都有分号。据资料讲，大约在母亲出生前后，钱庄达到鼎盛期。仲公被推举为合肥商会会长。但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不是一个好差事。
旧时钱庄还有典当业务。有些人到期不能赎回当物，这些东西就归当铺所有。一般最后期限在大年三十晚上。在新年守岁结束时，二伯父会去钱庄把那些“死典”带回家交给老祖母，第二天初一按某种规定分给各房。“当然二伯父最多，大伯母最可怜，因为大伯父几乎从来不回来”。母亲还保留着一些分到的细碎银器。
1927年，母亲八岁，北伐战争爆发了，合肥是兵家争夺之地。孙传芳的军队到了合肥。军队要发军饷，向商家要钱，会长就要摊派，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得罪不少乡亲。最后北伐军要来了，孙的败兵临走时把机枪架在马路上，扬言不给钱就抢劫全城。会长和他们谈判，最后谈妥遣散费银洋数字。时间紧迫，来不及和其他商号商议，二伯父只能先垫付几乎所有费用。他当时还想可能有机会把这钱拿回来，但北伐胜利，赶走了军阀孙传芳。从此，母亲家失了气数。
同时期，还有一事给母亲留下深刻印象，家里经营的煤矿出事故，死人了。具体缘由母亲不清楚，只记得家里的成年男子全躲起来，女眷小孩集中在老祖母房里，前面只有几个佣人在招待。死人的家属当然不满，看到什么砸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乱哄哄闹了好几天，最后赔了一大笔钱，不然家里人就要吃官司了。祸不单行。
年轻时看红楼梦贾母, 看巴金的小说鲁大海, 就想起母亲家的老祖母和煤矿工人。
一个小地方需要更正：鲁大海是曹禺的话剧“雷雨”中的人物，不是巴金小说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