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精英真的没落了？

                      中国知识精英是否没落了？

                                                            

   近来，“知识精英”这一称谓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少人急于与这个曾经为之骄傲的称呼撇清关系，仿佛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羞愧的符号。如今，中国权贵主导的社会主流和民众草根文化的崛起，曾经处于优越地位的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几乎成了社会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知识分子作为曾经的文化精英群体已经风光不在，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法制健全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特别是近年来网民数量的急剧增加、自媒体的迅速成长和全民写作时代的来临，中国依靠知识分子传播意识形态、愚弄和教化国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对社会、人生、事业、爱国等方面的独到见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在日益下降，依然抱着精英心态的知识分子感到一种无以言状的没落感、危机感和失落感。现在的年轻人对那些习惯于用“教师爷”口吻训导晚辈的作风深恶痛绝。无论是无处不在的五毛党，还是愤世嫉俗的愤青，还是被流行文化淹没的普罗大众群体，他们似乎都不再买精英知识分子的账，甚至连“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几乎正在演变成一个贬义词。

    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正在没落，有的知识分子正在被权贵收买，有的知识分子正在被金钱和名誉所异化，总之这个曾经在新中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社会特殊群体正在走向堕落、衰败和没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不仅仅在中国，其他国家在实现或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群体都在走向没落，那种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把持媒体、舆论、话语权和社会教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有人把中国特色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人贬损知识精英是“一个靠出卖良心、良知、灵魂的“吃软饭”的寄生类群体，是被党国供养着吃香喝辣的“奴才”；有些五毛党更是粗鲁地以文革的口气提名道姓地大骂知识精英为“奸佞群体”、“新生官僚买办特权资产阶级权贵”，说他们在既得利益集团面前奴性十足，摇尾乞怜，媚态媚骨；传统知识分子是不屑与说书艺人为伍的，可是如今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诸如易中天和于丹之类）却以“说书艺人”为荣，成了一个靠卖艺吃饭的群体；有人觉得如今的中国知识精英已经堕落成“民主恐怖分子”；还有人把发轫于美国互联网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参与的泛意识形态化思想传播当做“不务正业”；有人认为，中国御用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犬儒”心态，他们被政府豢养并为政府辩护不惜红口白牙地不顾常识说谎(比如为污染和雾霾辩护）；有人觉得，中国知识精英是帮闲阶级，主要能耐是擅长“坐而论道混饭吃”；有人干脆把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没落和整个社会的堕落划等号，“中国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彻底没落只不过是社会整体堕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一些知识精英不过是“知识贩子”，他们太精通老庄韬光养晦的思想了，可惜韬虚了身子韬软了脊梁，只剩下偷懒与矫情；有人讽刺贾平凹在《废都》里描写的一群颓废没落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胆量玩政治，没有本事玩经济，只是“拿着国家“包养”的工资过着寻花问柳的糜烂生活”；有人贬低知识精英的社会价值，当今中国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提不出适合中国的价值观，和古代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御用文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人对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非常反感，认为他们“骨子里最大的劣根性是赤裸裸的权利欲，参政意识极强，个个是嗅觉灵敏的政治动物，媚态百出，要么萎委琐琐一副犬儒相，要么侧身江湖任性逍遥，要么唠唠叨叨怨天尤人”，做起事来却一事无成；有人抨击知识精英的虚伪，“某些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为旗帜，打着自由的招牌为民众代言，骨子里却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刘涌案再次说明精英知识分子的虚伪，谈起自由头头是道，俨然以真理自居，暗地里却大搞良心交易；有些知识精英专门为富人代言，富人的自由是自由，穷人的自由成了无人过问的中国特色了；有人觉得一些知识精英在给社会帮倒忙，“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么给民众制造乌托邦,要么鼓吹忏悔和爱,却不做任何事情来反抗罪恶和减轻灾难”；有些极左人士甚至认为，当年毛泽东借整风运动打击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的做法是正确的、成功的。这就不免有些荒唐，与文革期间的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如出一辙，看完令人发笑。

   不过，客观地看待草民和网民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围攻，有些是发泄多年压抑的不满情绪，有些人是借机痛骂那些官商勾结助纣为虐的知识精英,有些是出于对知识精英名利双收的嫉妒心理，有些是自己没有文化曾经被貌似有文化的知识精英压制的一种报复心理，有人是出于“文人相轻”指桑骂槐、对同行的攻击，有人甚至把对执政党和政府、体制、政治等所有不满的情绪，都像泼脏水一样非理性地泼到中国知识精英群体身上，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变革和演进，总是带有明显过激的社会心态，总是免不了出现矫枉过正的偏差。我觉得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在改革进程中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比如各种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就离不开知识精英，每一个开明政策的出台背后都有知识精英的心血，每一栋高楼大厦和每一条铁路公路大桥的开通都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参与......反精英主义不能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的道理一样，不能因为一部分知识精英的无能无聊、无用、无德来否定所有的知识精英群体。古往今来，人类的每一次文明与进步实际上都离不开知识精英的启蒙、参与和导航。我想，广大草根民众真正讨厌的是以下几类知识精英：那些恬不知耻瞪着俩眼说瞎话的，那些抱有“有奶便是娘”思想的，那些违背常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还有那些动不动居高临下以圣人、上帝、传道士和教师爷口吻教训人的。

    不过，无论知识精英多么可恨可恶，知识分子的精英人格依然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良心，社会民主和思想文化的启蒙也离不开知识精英群体。无论我们对知识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我们都不希望回到那个以各种理由迫害知识分子的黑暗时代。卡夫卡《在法的门前》的寓言，和前苏联很多知识分子的遭遇十分相似。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的那封著名的求职信——“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那我请求当一名在编的群众演员。如果连当群众演员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一名舞台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按它认为可行的办法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按照押解队的吆喝已经“坐下了”。押解队员仍然向他吆喝“快坐下”，索尔仁尼琴此时不知道该如何坐下。押解队员于是一脚踢飞了他屁股下的箱子。原来，押解队员命令他坐到地上。

    前苏联知识精英们遭遇的迫害和中国反右运动和文革期间让知识分子扫厕所有什么两样？试想：如此粗暴地对待知识分子，这不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吗？这些愚鲁野蛮的行为不仅是对知识精英们的打压和羞辱，而且是对人类文明的嘲弄。所以，我们处在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度和时代，应该在充分尊重每个人和每个群体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并且允许被批评者辩驳，没有任何人和团体可以垄断话语权，每个人都有依据宪法自我表达的自由，否则批评者就成了公共话语权的独裁者。知识分子也好，社会文化精英也好，他们也是普通人，身上也必然会有缺点，做事也必然会犯错误，但是社会和政府都应该在尊重人格和学术自由的框架下争论，任何扣帽子、上纲上线，人格谩骂和人身攻击都是“文革”遗毒，是毛泽东式的权术，是斯大林式的“肃反”，是历史的大倒退，是绝对要不得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任何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和清洗都是社会的灾难。所以，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对知识精英的批判简直是一边倒，这也是不公正的。我并不喜欢打擦边球，更不喜欢和稀泥或者貌似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拿“中庸之道”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或者遮羞布，不过我还是主张理性、客观地讨论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话题，而不是非理性的谩骂和情绪发泄。我们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民，不是山村野夫，更不是文盲阿斗和市井无赖，应该懂得“有理不在言高”，“有礼让三分”的道理，知识精英整个群体远没有坏到“痛打落水狗”的地步。尚若拿他们和当今肥得流油、世代相传的权贵阶层相比，知识精英们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中国知识精英的尴尬处境正在受到一些书斋里的学者的关注，当然他们的身份也是知识分子，有些甚至是精英分子。学者许纪霖对知识分子颇有研究，他在《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写道：“自由民主政治所依赖的是一个具有公民精神和自治传统的互利性个人主义社会，而一个自利性的由“无公德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要形成秩序，只能诉诸于无所不在的威权政治。”高丙中认为，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是，“当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精英群体相当激动，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对流行文化大加挞伐。可是，当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的时候，精英群体反而冷静下来了”。于仲达《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再修订版）》中对中国知识精英的评价和批评虽然尖刻，但是不失去理性，读后颇有启发。此处摘录一段作为本文结尾——“这是一个坐而论道的时代，各种有用和无用的清谈将浮出水面，保守、激进、自由、新左，相互对垒，我透过形形色色的表演只看到精神废墟的荒凉......中国的知识分子爱做上帝当牧师，有聊时给统治阶级充当政治顾问，无聊时弄点信仰给民众解闷，想做事时夸夸其谈，脑袋一热兜售一些大而无当的治国宏论，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想救世，他们拿书本当指南用脑袋做利器。现 实中国岂是一言一计可以兴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时代早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冷静、务实、经世的时代”。

    他们并非为中国知识精英辩护，实际上也说明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始终都是被边缘化的，和政治的关系忽远忽近，他们虽然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社会的受害者，基本上是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有时候他们被作为攻击政敌的工具，有时被作为花瓶的摆设，有时作为吹鼓手为当权者吹喇叭抬轿子，这种工具性几千年来都没有本质的变化。当今的知识分子一旦踏入政界，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洗掉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的酸臭气，只有经历了“去知识分子化（德行和心态）”，才能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否则很快就会被官场赶出局。由此可见，无论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抛弃，还是被草根思想所厌恶和驱逐，这个特殊的群体的确需要反思和冷静地思考，必须给自己的使命感重新定位。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识精英也需要正视自己在新时代中的位置，既不必把自己看得太高，也没必要把自己看得低人三分。依我看，知识精英只要做一个不为利益所动的正派人并且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成就一番事业就可以做到问心无愧。犯不着抱着那种迂腐的“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忧国忧民的心态呕心沥血地把自己累死，过去的国家是属于天朝帝王的，如今的社会是属于权贵的，自己非权非贵非主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享受短暂的人生幸福即可，大可不必管得太多，说得太多，因为伟大领袖早有告诫“牢骚太盛防肠断”嘛。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