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农庄
用开花的创意，将司空见惯，变成耳目一新。
美籍华人金安平女士在她的《合肥四姐妹》一书中说，民国合肥名媛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四姐妹，她们的传奇经历和惊世才情，都是来源于一种所谓的“合肥精神”。
这个“合肥精神”共有八个字的内含，即“振奋之气，忧危之怀”，据说是四姐妹的曾祖父，淮军四大名将之首的张树声，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创。“振奋之气”为曾国藩首题，“忧危之怀”，乃金安平女士补充。
我于台北三民书店买得《合肥四姐妹》一书，读到“合肥精神”一章时，正好赶上要回返大陆公干，因为那时我在合肥有好几个市府项目要做，于是，就把这个概念装进脑子里，一路“反刍”，回到合肥。
有次给市府几个职能部门汇报设计方案，休息期间，我特意问了几位在场的官员：共产党最爱讲精神，这个精神，那个精神一大串，更喜欢谈开会振奋精神，酒后打起精神，睡后保养精神，合肥市政府有没有提倡过什么精神？合肥精神应该是一种什么精神？结果没人回答。
既然共产党没有提到过合肥精神，那我就把“振奋之气，忧危之怀”抖出来跟他们掰了一掰，并且举了几个实例。结果也还是无人应和。
后来，我去过肥西刘老圩和聚星乡参观，并多次在饭桌上聆听刘铭传的嫡系后人介绍祖辈的发迹史和英雄事。巢湖中庙镇的“淮军历史纪念馆”和“昭忠祠”，我也去拜谒过。省社科院翁飞等人的专题讲座，也听过不止一次。说实在的，我对“合肥精神”的内含很是欣赏，但对它由张树声一人创立的观点，深表怀疑，对用合肥的地名来命名一种神奇不死精神，颇不以为然。
个人是可以有精神的，个人精神，也确实可以上升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共同精神，或代表精神，比如说“雷锋精神”、“尼采精神”。然而，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名人所创立的精神，尚处于家族或小范围的时候，称其为“家风”或“乡风”，可能更合适一些。
合肥在中共建政以前只是一个县。尽管合肥县经过晚清政坛的群星灿烂后，可以把中国历史上任何金光闪闪的名县，如长安、余姚、临川、吴县、蕲春等全部盖下去，但它毕竟还是一个县。以一个县域，而且是一个不起眼的县域来命名一种精神，显然会让这种精神受到削弱，至少在传播上会因为“名不响”而“走不远”。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对比，金安平女士所说的“合肥精神”，其实乃是三国时期的“曹魏精神”。我认为，用“曹魏精神”来代替“合肥精神”，不仅符合“曹兵”与“淮军”酷似一家的诸多事实，而且可以让魅力四射、独步千古的“曹魏精神”得以赓续绵延，当然也更能颂扬晚清产自合肥一带的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等淮军杰出人物。
由于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的特殊关系，不少现代史评书作都相信，淮军继承了湘军的传统，是湘军的延续、湘军的再现和湘军的翻版。但我始终认为，这种说法是“东门楼对不上马屁股头”，月朦胧，鸟亦朦胧。且不说曾、李两位统帅的个性和治军思想多有差异，就说湘淮两军主要将领的能耐、素养以及行事作风和功名成就，那也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曾大帅虽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其克己修身和坚韧不拔更是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同治一班中兴之臣，或出其门下，或蒙其荐举，多受其翼托之力；但他乱世讲道德，战场讲诚信的君子作风，难免不合时宜，遗怨下属，更龃龉同僚。王錱的家人暗讽他是小人，左宗棠责他是伪君子，彭玉麟时常不给他面子，要打要杀，弄得他下不了台，上不了床，这不就是例证吗？
相比之下，李鸿章虽然在个人修为方面远不及老师曾国藩，但他务实、随性、善于变通，惯于推功让能，协调关系。他对淮军子弟也不都是以利犒赏，更多的是以理劝人，以宽容和提携惠人。他和曾国藩都强调下属对上司的绝对忠诚，淮军里很少出现湘军的“犯上”、“违令”等将帅不和，他与张树声、刘铭传等淮军干将的关系，始终如兄弟和挚友的关系，而湘军却做不到。
再来看湘军和淮军的主要将领。罗泽南、李续宾、王錱、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彭玉麟，这些人多数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儒将，大知识分子。尽管李鸿章嘲笑左宗棠是“破天荒相公”，可除了他自己是翰林出身，淮军中还有谁能与湘军将领匹敌？地位和影响仅次于李鸿章的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不过就是一个乡村秀才。刘铭传几乎就是一个没读过书的浪人、土包子。
不幸的是，湘军中这些学问大家，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均于剿灭太平军的内战中耗尽锐气，凋丧英华。他们大多数未能赶上淮军的好时机，剿捻军、兴海防、办洋务、出兵朝鲜、收复台湾，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胡林翼甚至一谈起洋人洋务便摇手闭目，神情黯然道：“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只要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往上追溯，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振奋之气，忧危之怀”，乃三国曹公所创。魏主曹操和他的曹家子弟兵，在统一中国北方的数十年奋斗中，所用正是这种精神。“振奋之气”，指自己实力远不如人，但通过自我激励，自我谋划，奋勇拼搏，最终却战胜了敌人。“忧危之怀”，指社会地位低下，身份微贱，却有位卑忧国、心怀天下的情操。
合肥与曹魏故里亳州不远，淮军中的大部分子弟，也来自当年曹家军的所在地区。三国时，魏将张辽和满宠等，曾在合肥多次击败吴军水师，重创孙权势力。“曹魏精神”与“合肥精神”的承传，应该就是这样完成的。
对比一下曹丞相和李中堂，你会发现他们两人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曹公自信、率真、温情而有义，幽默旷达而又心忧天下，对下属从不苛责，从不怀疑，也从不滥杀。人都说曹公奸诈，可他手下却从未背叛过他。李公才大志高，闲散洒脱，虽然对外狡黠赖痞，但对内却恪奉恭友，十分有情有义。你从弹劾李元度一事，便可窥见一斑。
李元度原是曾国藩的部下。当年曾国藩被太平军打得走投无路，数度想投水自杀，却都被李元度劝下，所以，他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可是，后来李元度的一些作为让曾国藩难以容忍，曾就决定惩罚，还命李鸿章写奏折上表朝廷，要参他一本。而李鸿章却坚决反对，甚至还威胁说：老师要是弹劾李远度，那我也不干了。为此，师生俩闹翻，李鸿章负气出走。
张树声虽然仅是秀才出身，但他凭借战功，竟也官至直隶按察使、漕运总督、江苏巡抚、贵州巡抚、两广总督等军政要职。他在江苏任内，大力疏通太湖流域水利；在两广总督任上，他在广州办实学馆，首次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的主张；后来他又把“广东实学馆”改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前身。读一读张树声的临终遗折，你就能感受到淮军将领是如何的“振奋”和“忧危”了。
刘铭传受李鸿章委托，在远离政治中心，远离朝廷保守势力的台湾岛，一战赶走荷兰殖民者，接着大兴土木，开矿山、修铁路、发电报、创建新式学堂，开启了台湾官办近代化建设的先声。他与郑成功两人，是目前台湾蓝绿阵营都能接受并纪念的大陆功臣。据说，刘铭传在闻听台湾岛被割让给日本后，便气愤填膺，吐血而亡，足见这位淮军名将是怎样的“忧危”之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合肥四姐妹中，大姐嫁给戏子，无视当时的社会潮流；二姐巾帼不让须眉，颇有英雄情怀；三姐与沈从文夫唱妇不随，时常玩独立，耍理性，秀干练；小妹为了守护书法和昆曲艺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地开花，干脆与洋夫婿私奔了。这与三国时文姬归汉嫁董祀，曹丕抢了袁熙的老婆甄氏为妾，曹植却写《洛神赋》抒发郁闷，其乱象肆情，何其相似乃尔！
古往今来，真正称得上了解合肥女人的人，沈从文肯定不是，作家六六老公可能也不是，只有姜白石算是一个，金安平女士算一个，我算半个。
姜夔曾于公元1190年前后，在合肥的赤阑桥寓居过。期间，他与合肥两位姐妹花歌女过从甚密，情深意笃，为此他写过《满江红》、《凄凉犯》、《醉吟商小品》、《秋宵吟》等多首词作，以示纪念。你听：“卫娘何在，宋玉归来，两地暗萦绕。摇落江枫早，嫩约无凭，幽梦又杳。”
不过，发现合肥女人有三国遗风、曹魏精神的，不用问，当然是阿弥陀我。
2016.3.29
可否再写一篇：合肥精神 vs. 减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