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农庄
用开花的创意，将司空见惯，变成耳目一新。
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在北美出生，一个在北美长大，他们对中国既不熟悉，也不向往，只是在学到世界地理和东亚历史课程，或在全球新闻里得知中国重大事件的时候，才会偶尔问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
对他们提出的普通问题，我只告诉搜寻答案的途径，让他们自己去中文媒体或中国论坛上去采集观点，搜集证据，获取答案，从不将自己的观点直接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克服距离的障碍，从各种纷繁复杂、互相矛盾、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现象中，排除谬见，找到正确的答案。
不过有三件重要的事，我会直接讲出答案，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告他们，不要听从任何人的愚妄怀疑、刻意狡辩和恶毒攻击，因为，真相只有一个，巧言令色只会让人心生厌恶。这三件重要的事就是：
一、“六四”是邓小平犯下的杀人罪
我对孩子们说，不管过了多少年，你们都要记住，并告诉下一代，六四事件是让父亲这整个一代人伤痛的罪案，而这个罪案的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
文革的罪情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还不记得事情，但六四罪情是我亲身经历，所以，任何人想改变我的看法都是徒劳的。
六四以后，中国政府和海外舆论，往往都喜欢纠缠在天安门广场死了多少人的问题上，一方说死了很多人，另一方说没死几个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为政府，公然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是非，践踏民意，即使只杀了一个人，也与杀了千百万人一样十恶不赦。
邓小平团伙，总是拿事件后期的混乱，作为镇压学生的理由，说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强行清场，后果将如何如何。可我觉得这是因果倒置。
如果邓小平能在5月20日之前，或者刚好在学生绝食后的某天，亲自拄着拐棍到天安门广场走一趟，与学生们见个面，握握手，哪怕只说一句话：请大家相信我，我会处理好官倒问题的。我想，学生们绝对会悄然退场，不会再继续闹下去，因为邓小平当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还是很高的，学生们也都还爱戴并信任他。
邓小平当时有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理由这样做，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具体原因，我想不外乎三个：
一是不想打破自己定下的规矩，退居二线的老家伙不能干预一线“年轻人”的事务，他挂着军委主席的头衔，如果干政就是枪指挥党，所以不便出面，只能背后操控台上的赵紫阳和李鹏；二是他本人深受文革动乱之苦之害，对群众运动深恶痛绝，压根就不想、不愿倾听学生们的诉求；三是反官倒主要影射的对象，正是他的大公子邓朴方，所以他无法装出老佛爷的形象。
我清楚地记得，5月19日，我们单位的党团组织一起活动，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第二天上午，当全体职工集中收听完北京戒严令后，有位老红军的孙女拍着桌子大骂李鹏混账。5月26日政府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全国的形势才骤然失控，之前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除了少数几日，少数时间段，少数城市出现过短期交通受阻外，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动乱。
参加罢课绝食的学生，既没有反对共产党，也没有说要打倒邓小平，甚至连民主运动都不是，目的只是反对官倒，希望政府廉洁自律。把六四学生运动说成是爱国民主运动，那是后来海外舆论的定性，当时并不是这样。
在政府刻意掩盖真相，强势压制人民的不满情绪后，很多人又总是习惯于拿事后所谓的和平环境与经济成就，来反证六四镇压有理。我认为这是强盗的逻辑，与“我不操他娘，他不叫俺爹”是一样的流氓。试想，如果当年不镇压，而是顺从民意搞反贪，那么，谁敢说今天的成就不会更好呢？
对站在正义一边，为民请命，为党苦谏，为国挨饿的学生，即使他们不听话，冒犯龙威惹你不爽，你也完全可以选择用橡皮子弹和辣椒水来出气，怎么可以用对付敌人的坦克机枪来血腥杀戮呢？！肆意杀人本就是一桩弥天大罪，事后刻意掩盖、抵赖、搅乱是非，这比杀人更加罪不容诛。
中国虽然没有反对党，司法权不独立，执政者的权力也没有监督，但中国却有西方国家没有的道德良心法庭。尽管这个法庭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深藏不露，可它断案准确，报应及时，从无差谬。
共产党从前贫贱时唯物，如今富贵了更加唯物，就是不愿意唯心，所以他们不相信隐藏在人们心中的道德法庭，看不到高挂在这个法庭大门口的匾额，读不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意思。因为世上从来没有杀人犯给死者伸冤的，所以，六四案发至今二十六年，依然得不到平反昭雪。
二、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打工仔、打工妹和农民工创造的
现在国内外、党内外有一种普遍的谬见，认为今天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可实际上真的如此吗？我先讲个故事。
从前，有个叫王小二的善良人，他家里梁上的乳燕，不小心从窝里掉下一只，摔断了腿。好心的王小二在它的腿上敷上药包扎好以后，又将它送回窝里让老燕子将养。为了报答主人的恩情，第二年春天小燕子飞回来的时候，嘴里衔着一粒瓜子送给王小二。王小二将瓜子种在地里，竟然长出满地的南瓜，每一个南瓜里都装满了黄灿灿的金子。王小二从此发了大财。
邻居张老三闻听此事后，爬梯子上梁，把自家燕窝里的小燕子捉出一只来，故意折断它的一条腿，然后学着王小二的样子，假惺惺地将它的断腿敷上药包扎好送回燕窝里。第二年春天，张老三如王小二一样，也得到了一粒瓜子。他将瓜子忙不迭地种进地里，收获的南瓜竟然比王小二的还多，可惜，南瓜里面装的不是金子，而是见人就咬的毒蛇。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本心善良的人，扶危济贫，救苦救难，不求回报，却能得到善报。居心险恶的人，带着假仁假义的面具，把别人本来正常的幸福剥夺了，任意摧残践踏后再假装还给人家，以博取仁爱的虚名，此行必遭恶报。
改革开放，是相对于闭关锁国来说的。如果说毛时代的闭关锁国是错误的话，那么邓时代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把毛折断的燕腿包扎好放回燕窝，仅此而已，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有什么恩德可言呢？
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改革究竟改变了什么？革除了什么？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没有变，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没有变，改革何功之有？开放后进来的第一是资本，第二是资本家，第三是卖淫嫖娼贪腐享乐的物质主义糜烂风气。引进的技术是落后的技术，购买的设备是淘汰的设备，开放又何德之有？
国有企业至朱镕基任总理时，一直是国家的负担，三角债盘根错节得如千年老树，剪不断，理还乱。老朱一怒之下，“关停并转卖”了很多亏损国企，下岗了无数职工。所以，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屁贡献都冇。
我本人所在的事业单位，属于全额财政拨款。改革开放三十年，单位还是那些清闲人，所干的事儿，也还是那些扯蛋事，然而楼堂馆所，服务软硬件，却在不停地鸟枪换炮，职工的工资也在不停地水涨船高。可见，事业单位的职工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毛未拔。
党政机关就更不用说了。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口号喊了几十年，除了政府办公大楼变高了，轿车变小了，变多了，电脑、电传和通讯设备变先进了，“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服务态度上的真恶脸变成了假笑脸以外，其余的与改革开放前并无多少差别。
真正为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做出巨大贡献的，就是那些抛开年迈的父母、舍下年幼的儿女，走南闯北，四处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和农民工。中国南北大城市的工厂、街道、建筑工地、水陆码头、甚至医院的走廊、家庭的厨房、养老院的病房，到处都有他们劳动的身影。这些人工资低，伙食差，缺乏基本劳动保障，却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委屈都能忍受。
三、中华复兴的梦想，不可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
我从来不相信共产党，但也从来不反对它。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不是一个自然人，它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利益团伙，而且是一个不断变化信念和政策的政治大营盘。
我们在西方，可以说反对某个政党，或者拥护某个政党，因为这里的政党，其执政理念是不会改变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包括政策和方针计划，却会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改变。
所以，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评价，绝对不要笼而统之。你讨厌谁就说反对谁，不要说反对整个共产党；同样，你赞成谁就说拥护谁，也不要说拥护整个共产党。比如说我，我喜欢胡耀邦，喜欢朱镕基，我就说他俩个人的政绩如何如何的好；我讨厌邓小平，讨厌李鹏，我就说他俩的人品怎样怎样的差，不必把整个共产党都扯进来。
这好比国军里面有人憎恨黄埔系，你直接把矛头指向陈诚、胡琏或杜聿明就是了，没有必要跑到广州去，把黄埔军校的大门给踹了，围墙也给推倒了。
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掌权执政以后，毛泽东为了超英赶美，珍惜民众的建设热情，不惜代价地搞大跃进，结果饿死了几千万人。他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想整肃党官，鼓动起百姓的监督意识，确保一党制政权不会因腐败而被再次推翻，却因为疏于法制约束而乱套，无辜地整死了很多民族精英和国家栋梁。
邓小平一手制造的六四暴行，伤天害理，人神共怒，几乎把共产党变成了共“铲”党。江泽民不过一介平民，既没有政治资本，也没有军威和民望，却要摆架子吓唬人，人为地树起自己的万千敌人，搞得法轮功功民哀鸿遍野，怨声载道。习近平近似邓小平，他现在还只是在治贪巩固地位，将来会不会对中国民众犯下什么滔天罪行，尚不得而知。
中国人多心杂，历来难以治理，这是事实，但一个不施仁爱，心胸狭窄，不懂得珍惜民意，顺从民心，却凶残暴虐，专门与民为敌的政权，怎么能团结大多数，凝聚全体中国人的智力、人力和物力，来进行复兴民族的伟大运动？要知道，一个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政权，是不配享有历史荣耀的！
忍不住冒个泡。“共产党自身的信仰危机就是从六四开始的。”确实，至少，从六四起，我不再谈信仰。或者说，六四改变了我的信仰。
中国政府现在玩反腐，实在是避实就虚。如果我是习近平，我会率先平反六四，否定邓小平或江泽民中的一个，这样收拢人心，效果要比反腐好上百倍、千倍。
支持你的观点"我从来不相信共产党，但也从来不反对它。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不是一个自然人，它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利益团伙，而且是一个不断变化信念和政策的政治大营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