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农庄
用开花的创意，将司空见惯，变成耳目一新。
我过去跟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过，中国人最爱做两件傻事：一件是学英语；另一件是批评同胞。学英语多少有点被迫，非心所愿，但批评同胞绝对是自告奋勇，无师自通。
中国人批评同胞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扒粪”。人家是找出阴暗面后，紧接着就提出解决办法，把阳光带进来，让整个社会都变得光明、健康。我们则不是，多数时候都是为批评而批评，既不讲效果，也没有目的；问题依然故我，批评的花样却创意纷繁，精品辈出。
本人喜诙谐，不善威重，所以，常常把严肃的问题说成笑话，命理高手因而推算，我若从政，必在笑声中上任，又在笑声中倒台。既然如此，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欢笑大业进行到底，索性把中国人最不靠谱的十大方面戏言如下：
1、 喝酒——要说中国人最不靠谱，最不守信用，最不正经，最不严肃，最小孩子脾气的方面，恐怕首推喝酒。开坛端杯以前，大家明明讲好，点到为止，绝不劝酒。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酒司令首先破坏规矩，自己带头耍起无赖，其他人也不得不跟着诸侯混战。酒量方面，虽说人人都知道“酒席无常胜”、“酒桌如森林”、“惟酒无量不及乱”的道理，可还是有人要打肿脸充胖子。眼看着都醉得男女分不清了，竟然还敢狂言“苍蝇从我眼前飞过，我都能辨别出公母来”。
2、下棋——不管是下围棋，还是下象棋，中国人一向推崇“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的棋品。可在现实中，观棋者往往“缄口”不到几分钟，就开始心浮气躁、皇帝不急太监急起来，先是指手划脚，不以为然，后来干脆废了昏君，取而代之。悔棋也是，对手吃了无名小卒倒也算了，若是吃了大车，杀了长龙，失手者立马就变成了小男人，非央求着悔棋不可。有人在多伦多被吃了车，竟然追到温哥华向对手纠缠、讨要！
3、 请命——中国人很少在乎被人骂做“缩头乌龟”，但却绝对害怕“枪打出头鸟”，因为“缩头乌龟”还可以辩解为“能屈能伸”，可头部中弹，不管是人是鸟，都得一命呜呼。大的方面来讲，登高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这句话之所以如此振奋人心，可能就是因为陈胜、吴广太少。读书人无不希望“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斯人”就是自己，可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他都不干，天下之大不韪，好像非得草莽英雄来冒才成。小的方面来看，停车方便的请求，似乎外国人和小孩先提出的多，中国人总是羞于开口，而一旦别人提出，自己却跟着鱼贯而出上厕所。在这些人看来，憋死事小，丢脸事大。为己请命都难，何况为民请命！
4、 远虑——中国社会崇尚聪明，追求智慧，但比较来说还是聪明的人多，智慧的人少。聪明是一种“进入”大脑的情状，主要表现在学习和反应上；而智慧则是一种“出离”大脑的情状，主要表现在创造和运用上。智慧人考虑问题深谋远虑，而聪明人只重眼前，最擅长短平快。有个海外华人回国办事，他遵照高人的指点，凡事请教他人，结果他连指甲缝容量的脑筋都没废，就把事情办成了，而且办得很顺利。但当他向聪明人求教中国三十年后会怎样时，却没有得到任何答案。面对日益严重的水源污染和空气污染，除了安装自来水过滤器，出门戴口罩以外，其他什么招都没有。可见，中国人的确是“近思”有余，“远虑”不足。可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5、 男女——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不断绝，主要是有一股潜在的力量在推动；但他并没有说出到底是什么力量。有人解释是汉字，我却认为是男女，因为男女是产生人口的不“三”法门，人民才是文化的活载体。男人好色，女人善育，此乃中国人最大的国民性。中国人把讨老婆留后看作是天大的事，所以，要想让中国人戒色“思无邪”，那纯粹是胡说、瞎掰、放狗屁。凡有美妻俊夫者，绝对不要轻信“朋友之妻不可戏”、“闺蜜之夫不可夺”的鬼话。情场如战场，巧“娶”豪夺的事实在太多。而中国人欺男霸女最让人不齿的恶习，就是只想美事从不考虑自己的德性，牛粪专爱挑鲜花泼溅，癞蛤蟆总想找天鹅肉撕咬，从而导致“自古红颜多薄命”的无穷悲剧。现代两性平权，“红颜”既可指女，也可指男，乖舛倒霉的也不都是女性。薄命，在女子是指自然之“命薄”，或艺术生涯之短促，而在男人则是指政治之“命薄”。模样长得帅的男人未必是好事，尤其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官场，抵消的办法就是娶个丑妻，让上司不至于因嫉妒而压制打击自己。君不见深通此道的诸葛亮、周恩来和马英九，不谙此道的周瑜和刘少奇，官运连着命运，水火两重天。
6、 应急——工业时代的风险是工业文明以后才有的，那些系统的应急处理办法，都是工业发达国家吃亏以后总结、推广出来的。中国工业化起步晚、程度低，所以，民众的安全意识和自保、自救能力普遍不如日本，也不如西方。遇到大街上有自来水喷涌而出的情况，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打电话报警。警察到场后同样手忙脚乱，情急之下居然有用大盖帽去捂的。其实，从附近五金店里借一把锯子，一截水管，二个铁箍，先将衣服沾湿盖住喷水口，再到最近的阀门处关闭阀门，锯断破损水管，换上稍大一号的新水管，两端扎上铁箍后，再拧开阀门就完事了，根本没必要惊动警察。宿舍里、课堂上或结伴旅游途中，有人突然倒地不醒，同学们除了祭起奶奶教的“掐人中”法宝以外，别的什么都不会，有人甚至连“人中”在哪里都不知道，抓住“人的中部”就是一顿猛掐。趴着的倒没什么，仰面朝天的可就惨喽。官员们的应急能力也不比老百姓好到哪儿去。真正能做到处变不惊，举重若轻，扛九鼎如举一毫的心理强势官员微乎其微，遇到复杂局面还能拿出应对办法的官员更是凤毛麟角，要不然咋会有王岐山大人于SARS折腾北京期间当救火队员后荣升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呢？
7、 合作——国人不团结的一个最主要表现方面，就是不善合作。商讨合作的群英会上，每个人都是心潮澎湃，激情奔涌；指导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也签署得条款明晰，公平合理，可共襄盛举没几天，就开始窝里斗了：你看不怪我，我看不怪你，张三防着李四，李四防着王二麻，人人都怕少占少拿，个个都想挤兑他人。有一个关于华人的悖论：国内是总量指标大，人均指标毫无意义；国外是人均指标高，总量指标狗屁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善合作，形成不了合力，再可观的经济总量也没有用。在“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小农思想指导下，海外华人到处都是单打独斗的“鸡头”公司，不过是些乌篷船、小舢板而已，一有经济风浪，立刻折戟沉沙，翻覆一片。
8、 制造——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创造能力虽然不济，但模仿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我认为，不会创造的，自然也不会模仿。你看中国人模仿日产汽车，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模仿，几十年过去了，满大街的国产车子还是一个模样，线条轮廓基本都跟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脸”似的。晚清两广总督张树声曾在考察西洋归来后说过，西方制造的事交由圣人来完成，中国制造的事则交由匠人来完成。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其设计制作大都是绝顶智慧的人所为；而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其设计制作则主要是各类工匠所为。尽管中国人也相信“下下人，有上上智”，但那毕竟只有极小的概率。中国的智慧人一向把形而下的生产制作看作是低级工作，不屑为之，而把形而上的“治心”和“明德”看得比天还高，趋之若鹜。在“是儒不是匠，是匠不是儒”的社会环境里，怎么可能生产制作出高质量、富创造性的产品来呢？
9、守土——从大宋朝以来，汉人就基本上守不住自己的国土了。泱泱大国，多娇山河，里面不仅满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更多慈祥母亲，美丽娇娃，可是，我们的皇军、国军、党军和地方军却始终守不住。打不过就承认，可偏偏死要面子，明明是逃跑，却要说是转移。前面那个党国时运不济，一直处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打不过人家倒是情有可原。后面这个党国最擅长吹牛造势，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手握牛刀却不敢迎战小鸡的挑衅。可以断定，若中日再战，除去核武器，胜负依然如前！面对如此不堪的颓势，佛者劝人出家，儒士鼓励自杀，多亏道家传授了个“文化美色”救国方略：阴得阳则通，阳得阴则化，让觊觎、侵入和践踏我中华的外部强敌，一个个在不知不觉中被钢刀刮骨，变成药渣。想当年，蒙古大军，金戈铁马，打遍全世界都没有遇到对手，可在中国当了八十年的“骚鞑子”后，竟然羸弱得小腿颤抖，连“驴”都跨不上去。
10、立场——或许是历史太悠久，政权变动太频繁，也可能是豪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事太多，中国人对政治要么看得很脏，要么看得很淡，政治立场总是摇摆不定，见风使舵。光棍不吃眼前亏，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些话最能反应中国人的政治立场。六四狂放之时，很多作家、艺术家粉墨登场，天天头扎绷带，腰缠标语，意气奋发得如日本武士，好像随时都可以剖腹自杀、为国捐躯似的，可戒严令一下，也就是单位领导找去谈话而已，并不存在逼迫和坐牢的危险，他们就立刻变脸改口，还抵赖说上街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们幼稚的儿子。的确，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长期以来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或者生活方式共同体。当你分不清中国到底是党国，还是民国的时候，这样的理解最恰当不过了。清朝政府始终坚信，“闽粤奸商，惯习通番”，可没想到创建民国的骨干正是他们；《大宅门》里吹嘘京油子多么铁骨铮铮，可实际上日据时期，京城里的汉奸天安门广场都站不下。所以呀，要说豆腐渣工程，爱国主义教育才是最大的豆腐渣工程。（修理办法，下篇奉告）
鸵鸟：我在进行伟大的战略转移
你骗人！fuck you asshole!
这个回答和整个上集一样有智慧！
灵魂上的混血比身体上的更加的可怕！
赞同！
中国人最不靠谱的是吃中药进补，女人坐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