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铃铛阁（七）裴学海老师——最后的书生

 

                           梦回铃铛阁（七） 裴学海老师——最后的书生

    二零零八年夏有机会去北戴河，火车经过河北滦县时，我一直注视着窗外的山水、田野，这就是我们裴老师的故乡。
    裴学海老师在铃铛阁教语文课二十一年，我们有幸在其最后一年（1953——1954高二时）聆听先生的教诲。此前已听说先生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梁启 超的弟子。原在北洋大学开授古汉语文字学课程，因院系调整，课程取消，才到中学任教的（此传说不确实。）铃铛阁的老师大多衣著朴素。而裴老师尤甚，简直可 以说是马虎。冬夏一身蓝制服，由于生就削肩，穿在身上和中式服装并无两样。从后背看就是一位地道的乡间老者。可是，一到了课堂，目光深邃，声音洪亮，讲授 古文和诗词时尤其带劲。我至今耳畔还能响起先生朗诵毛遂自荐一课的句子“先生不能，先生留！”和白居易诗句“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那浓重的冀东口音 韵味十足。
    先生精通古汉语文字学和音韵学，随口道来皆是学问。至今记得先生介绍“天”、“地”二字因形生义，铃铛阁之“阁”为何读“搞”音，至于讲到文言中的虚字更 是引经据典剖析详尽。只可惜面对的是我们这些“不可教的孺子”。程度差到不要说理解文言文，就连两周一次的作文，能写通顺文章的也不多。偏偏还受世风的感 染，“重理轻文”，愿意追随先生在古汉语上下功夫的只怕是凤毛麟角了。
    先生除自己的专业外，对其它也并不在意。记得有一次作文讲评中，先生举出一个句子“要发展机械制造工业”，说此句不通。“只有工业制造机械，那有机械制造 工业之理”。我们面面相觑，因为这是政治课上讲总路线“一化三改”文件中的原话。今天回忆起来，才意识到，如今只有“机械制造业”、“机械工业”的提法， 而“机械制造工业”早已销声匿迹。可见，先生从保存汉语纯洁的原则出发所作的批评是正确的。而我们早已习惯了被灌输、盲从。
    标题中用“书生”而不用“学者”、“专家”、“大师”的称谓。是因为先生一生淡薄名利、不慕权势，我实在不想用现今流行的那些变味的辞藻来玷污先生的名节。而那场文化灭绝运动，结束的不止是先生的一生。也是宣告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断绝。
    以下转贴有关先生的纪念文章两篇。

 

                           汉语语言学家——裴学海

    裴学海，1899年出生，唐山市滦南县安各庄镇狮子庄村人，亦名裴会川。我国现代著名的汉语言学家，孩提时即颖悟，七岁在本乡私塾就学，14岁因家境贫寒 而辍学务农，生活俭朴，仍坚持刻苦自学。17岁时考入滦县师范讲习所短训班，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一边教学，一边刻苦钻研古文，研究文字声韵。1928 年，他29岁时，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汉语文学家赵元任教授及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他的颖悟勤奋，赵先生非常欣赏。毕业 后，裴曾在天津教家馆。任课之余，深入研究古汉语。1932年他出版了《中古虚字集释》，1933年他到天津河北省立一中任教。
    日军侵入华北以后，战火纷飞，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学校大都南迁。裴学海衣食无着，只得回乡以卖豆腐为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忘研读古文。有时突然想起 一个问题，就翻起《十三经》等古书，深入探讨前人没发现或没有确解的词义。他一会儿埋头读书，一会儿两眼发直，呆呆地望着前方，顾客喊“买豆腐”，他也听 不见，气得人家一甩袖子就走，他时常豆腐卖不完就回家。家里人管他叫“呆子”，别人讥笑他说“裴学海真格路，卖豆腐看古书。豆腐没卖完，古书翻个够，不知 古书与豆腐，哪个饱肚腹？”
    日伪军要来扫荡，乡亲们纷纷用车马驮着钱财布匹逃难，裴学海一不要钱，二不要物，只是背着自己的书稿与古书，别人劝他说：“你早就越教（书）越瘦（授）， 穷得卖豆腐，换不拿点钱物，换口饭吃，拿几本破书，有啥用处？”裴学海笑笑说：“尔等岂知书中之三味？”后来他又回到天津任教，上街时坐电车也手不释卷， 常常忘乎所以手舞足蹈，有时看得上了瘾，车到站也不知道，售票员查票时责备他为什么坐到终点，他便连连说：“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叫人哭笑不得。
    解放初期，郭沫若到天津讲学，讲学前问：“裴学海来了没有？他在天津只教中学，你们要是不用他，科学院请他去。”经郭老举荐，裴先生从天津三中调到天津师院（河北大学前身）任中文系讲师，1959年晋升副教授，曾任河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
    裴先生讲古汉语，例句张口就来，洋洋洒洒，学生十分钦佩，有时他背的东西学生听不懂，下课又请助教讲解，有的人问出处，助教只摇摇头说：“先生看书背书太多了，我也不知道引自何书。”
    他上课，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有时提前布置作业，上课先不讲，叫同学们分析四声八韵及平仄等，大家分析不出来，他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说：“你们心思不在这 儿，光跳舞玩耍，大学生要靠自学，这么学真叫我寒心。”课下学生们若到他家去，他劈头就问最近读什么书，有何收获，并出题考问，当学生古汉语基本功扎实， 能有理有据地回答某一问题时，他就拿出苹果、鸭梨，又送烟、又沏茶地热情招待。反之，他就讽刺挖苦：“快回家娶个漂亮媳妇吧！”或者干脆把学生赶出去。
    裴先生做学问，敢于坚持真理，凡经过自己认真研究过的问题，不管反对者多有势力，如何辩争攻击，他从不苟同；也不管政治压力多大，研究照常进行。1957 年反右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攻击他不看报纸，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他只淡然一笑。《十三经》他早已烂熟于胸，但一有空就读，一句句地抠，一字字地斟酌， 以充实提高他的《中古虚字集释》。他很少出门参加娱乐活动，邀请他的人常常被拒绝；他不讲吃喝，不修边幅，当了副教授，仍然是布鞋土褂，一心扑在学问上， 由于他反复钻研，有人说他对《十三经》能倒背如流。
    正当他向学术的高峰不懈地攀登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受到迫害，学术研究被迫停止。被遣送回乡， 去劳动改造。1970年，他不幸患脑溢血病逝，享年七十一岁（以下略）。

                                 记裴学海先生
                                    杨振喜

　　裴学海先生，原名裴会川，河北滦南县安各庄镇狮子庄人。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粱启超、 赵元任、陈寅恪大师，尤受赵元任的钟爱，1932年出版《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当时就在学界蜚声。1958年我上大学时，对先生有这样的学术背景 并不了解，认识也很肤浅。中文系的先生们都称他“裴老”，我们也跟着这么喊。因他人长得面憨，经常又穿件对襟汗衫，脚登土布鞋，光头而不留长发，与那些西 装革履留过洋的教授们比，看上去就显得“土”些，以为他的年岁已很大了。其实，此时才50多岁，不应说“老”。当然，大家如此称谓他，还有另外的意思，即 由于他学问博大深厚，非一般人所比拟，唯尊是也。待到上三年级时，轮上裴先生开课。他是古汉语专家，先从音韵学讲起。当时的我们，说起来汗颜，少年时未经 国学启蒙，连“三、百、千”也不曾念过，学的是解放后的新编教材，使用的是注音字母，现在由他直接教授这“帮、滂、并、名、端、透、喻、定、泥、家、精、 来”上古声母，中间相差一段不小的距离。所以，听课非常吃力，同学们说，像是在听“天书”，云山雾罩不知所云。我是古汉语课代表，应该反映大家的意见，就 去找裴先生，说，这个古音韵实在不好背，问他该怎么办?先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不耐烦地说。你去找程垂成吧。程先生，是他的一名助教，数学系毕业，因喜欢 古汉语而留下作助教的。裴先生让找他，无非是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来打扰我。我对程先生说明了意思，他笑着说，裴老说了，只有死背，没有其他办法。当代 人要学好上古音韵，许多古声韵都已消逝了，不死记硬背还能怎样。裴先生的态度，也无可厚非，助教能解决的问题，是不能找教授的，师道本该如此。听说，他给 助教讲课，就是开一张书单，从先秦读起，《尚书》、《周易》、《尔雅》、《中庸》、《札记》、《论语》、《春秋左传》、《大学》，十三经，诸子百家选，读 完了，才开始讲课。同时，还要求将《说文解字》认真背过。也是这条经验：读死书，死读书，死记硬背。下学期，他又为我们开了《文选课》，从四书五经，先秦 诸子，到楚辞、汉赋，六朝文章，选几篇较难懂的文字讲讲。但在讲授上，与古典文学课的方法不一样，他是侧重文章的考证、辨疑，从字、词、句、篇上入手，刨 根问底，寻找原初的本意来。应当说，这确是他的老本行，他最大的优势所在，讲起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我记得，每次他走上讲堂，几米长的一块黑板，显得不 够使用，总是写得很满很满的，好像闸门一旦打开就不能关住，他肚子里的知识非要将大家灌饱喂足。譬如“其”字，前人总结有12种用法，他偏认为，不止这 些，还要考证、补充，最后，他能找出45种，而且，都有出处和例句。这样，在每节课中间，都要让同学再擦上一二次黑板。每堂课下来，他总是汗水涔涔，衣衫 溻透。他的有些发胖的身躯，因长年久坐书案，腰背有些佝偻，走路也颠跛不稳。在学生看来，可能是他书念得过多、负担过重的缘故。每见这种情景，同学们也感 心痛，有时也劝他：裴老，是不是歇一下再讲。他总是固执地回答：不用，不用。接着，又继续讲下去。也许他认为，知识就是需要这样认真地、一丝不苟地传授， 耕耘不辍，多多益善。岂知，当时，我们与他的知识结构很不对称，纵是那样的“知识爆炸”，所得也不会太多，不会理想的。他幼年就已读完《十三经》，先秦两 汉的东西全装进肚子里，化成了血脉，在全身流动，举手投足言谈举止，无不有古代文化的投影，因此，他给予我们的，哪怕只是点点滴滴，也足够受用一世。从他 身上，从他的课堂讲授过程里，我们耳濡目染潜侈默化地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微，可以说，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一代学子的巨大幸福和骄傲。他犹如一座高山， 须仰视才见。
既是在悬殊的知识对接中，也能体察到学海无涯的那一份宽博。有一点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印象很深。即在他的课上，先生从不使用现成的教材，譬如当时已有 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他虽没有藏否，但也不去苟同，他却坚守着自己的那一份疆域，有所守成和保留。这就是他的立场与态度。他或许觉得应当将自己所拥有的， 尽可能多地传达给弟子，因为，这里内蕴了他的数十年的创造与汗水。所以，在1960年，国家遇到三年灾荒之时，物质极大的匮乏条件下，他自编的古代汉语讲 义，坚持让我们在课堂上使用，决不含糊。这份讲义在当时面世，使用的却是一种极为粗糙、发黑的纸张，犹如现在的毛头纸，他不肯去铅印，是用蜡纸刻板油印 的，据说，他还要修改、提高，在他满意的时候再考虑正式出版。讲义发下来，面对印刷粗糙，刻写也不清爽的片子，同学们也有议论：北大王力主编的《古代汉 语》(上、下册)，和南开大学中文系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都已公开出版，并且人手一份，但裴老不去理睬，依然坚守这油印讲义的正当性。这是为什么?现在 想来，这正是他的特别之处。你想，早在三十年代，他这个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子，就敢挑战有清一代的朴学大师，诸如王先谦、王引之、梁启超、俞樾等前辈先 贤，对他们的传世经典，质疑问难，订正谬误，而且自成一家。这要有多大的胆识和勇气。他那本《古书虚字集释》，是最好的证明。这部书稿，时过七十余年，仍 然流传不衰，被称是“集清代王先谦、王引之、梁启超、俞樾之大成，并有发展”，在古代汉语界，独树一帜。这种在学术上，敢自立门户，标新立异的人格精神和 学术品格，尤令人敬佩。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个性，在今天也值得崇尚和发扬。周殿芳同学古典文学底子厚实，对王力的《诗词格律》尤有钻研，并对其著作也有系 统学习。以他看来，在古音韵和训古学的研修方面，裴老要胜出王力。一些专家也有同样的评语。记得在古汉语课上，裴老曾说过，他这位同学(指王力，国学研究 院同学)，专而不“刻”。我想也是指的这个。以我的回忆，当年，裴先生是以自己之专长，在教学中作充分的展现，使如我一辈更年轻的一代学子，能见到传统国 学的本来面目，真乃幸事也。他是把小学(文字)、训古、音韵同步教学，在古代汉语界独步一时，也是应当肯定的。像他这一代学人，是中国传统朴学的最后仅有 的几个传人之一，他的谢幕，正是他们这一代学问家的终结。我们除去遗憾，已经无话可说。
六十年代初，是裴老学术的黄金时期，他除了带程垂成、谢质宾二位助教外，还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教师进修班任客座教授。他那丰赡的朴学知识与经验，得以在 更广大范围里使人震惊。所以，在当时，他被称为先秦两汉古籍的“活字典”，据说，两汉以前的古籍，随便一本书里的任何一个字词、典故，他都可以说出字源、 出处，各种版本的各家注释，倒背如流，准确说出它的渊源由来。他讲《尚书盘庚》时，在大师王国维的说法之外，还提出自己新的观点。文革动乱中，他在劫难 逃。被当作反动权威批斗，被遣送回老家，强制劳动改造，吃尽了苦头。唐山张绍臣同学一生敬服于先生，并为做裴老的小同乡而自豪。他撰文说，先生死于 1970年，当河北省委给他平反时，兴奋之际，突发脑溢血而亡命。这与诗人郭小川在河南劳改中忽闻“四人帮”倒台喜极而终一样的结局。天才者都是敏感过 人，精神又极其脆弱，经不起大喜大悲。生前他曾撰写了几十万字的书稿，抄家时却被劫去，至今下落不明。但愿不是欺世盗名之徒所为。然一部八十回本《红楼 梦》散落民间，被左改右改，终是狗尾续貂。假若最后的朴学大师之作，如有人敢于左右其手，掩耳盗铃，岂不也一样令世人耻笑。
先生生前还有著述多种：《音韵考原》、《尚书盘庚篇释义》、《尚书成语之研究》、《评高邮王氏四种》、《经传释词正误》等，只可惜现在能看懂这些文章的学者没有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