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说一句，就是饿死一人，也是不应该的。毛泽东是最高领袖，难咎其责，最起码有用人不擦，不明下情之责任。
但是，作为后人分析前因后果，我们必须分清哪些是毛泽东的责任，那些是下面人的责任。古代为什么将欺君之罪惩罚甚重，就是要避免决策者因不明实情而误判误断。
现在来看看三年时期，问题最多的省份。我是凭记忆写，很可能有错误和张冠李戴。
大跃进时的死人多发省份有四个：
山东，当年陈毅手下的一个师长，因其他原因解放初被降职山东粮食厅（局？）当负责人（在访问朝鲜时和金日成打招呼时拍其肩称其小金，他们当年在东北抗日时是战友，很熟，回国后因此事被降职。），大跃进时说了句“我是地瓜（局）厅长”，被舒同一撸到底。山东当时是舒同当政。此事我是听地瓜厅长的老上级的儿子说的，他也是我单位里的同事和朋友，亲口告知。舒同是老邓的亲信。“地瓜厅长”的起因是其不满舒同造假。因为朱德去山东了解情况，舒同让人在地里事先埋好地瓜（参见安徽段）。
四川，当政的是李井泉。他有句名言，我只听刘邓和彭真的。老彭被老毛老刘打倒后，老毛似有悔意，请他出山负责三线，老李因为老刘的原因，给老彭穿了很多小鞋，后来老毛知道了，大为光火，责成彭真亲自到四川给老李打招呼。此事我记得是老彭的手下后来在文章里说的。李井泉也是大放卫星，只要升官不顾子民生死的地方大员。
安徽，曾希圣，也是老邓的亲信。当年他的一些事，可参考江渭清回忆录和陈丕显的 回忆录。那两本回忆录里还提到当年刘少奇视察华东，一路批评干劲不够大，步子不够大。食堂要大办。（脾气很大）。毛泽东发觉自己已经不能从文官系统了解下面的实情，便做了两件事，一是让自己的警卫战士回老家探亲，顺便在家乡做调查。另一件事是派老人董必武，朱德等和秘书去调查。董去了安徽凤阳，曾希圣得到消息，连夜命令地方部队将凤阳董必武要经过的路上的无树皮的树砍掉。这件事情我也是听我单位里的同事亲口告知。曾希圣掉动不了野战军。他是省军区的政委。
河南吴芝圃，老邓亲信，残酷镇压信阳的地方领导和群众，因为他们瞒产私分（把粮食藏起来）並反对老吴乱放卫星。吴芝圃把信阳地县两级干部很多人打成反党分子，关起来，害死不少。文革时河南和信阳老百姓造吴芝圃反。 老邓复出首先给老吴平反，亲自出席老吴的追悼会。
纪登奎在郑州会议时因为说实话，并鼓励他手下一个大队队长也说实话（大队队长的回忆，他因为迟到，不知开会风向，便按实情在小组会上发言，后被同组的批评，吓坏了。纪登奎却鼓励他在大组上也说实话。）纪登奎因此开始被毛注意，并在后来从地委书记上调中央委以重任。
老邓当年有两张照片，站在田里“长”的稻子上。老邓是地主的儿子，应该知道一些农家常识。吃了狗不理包子后去拍了两张臭照片。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好像东北，江浙福建，华南，都没听说有饿死人的，最起码没听说饿死很多人的。凡是国营农场，王震等的军垦农场，因为刘邓不能插手，都没放卫星。
三千万是个什么概念？
当年全国是六亿人口。三千万就是二十分之一。除去那些很少死人的大城市和近郊如上海，北京，天津。还有南方山区。（像浙江山区有很多毛竹，山茶树（茶籽可榨高级菜油）等，还有山里的各种野生动植物，要活人真正被饿死是不太容易的。）东北，新疆军垦。各地的国营农场。如果饿死人主要地发生在上述四个省份的话。那这些省份必须死亡率高达十分之一或者更高。也就是按平均五口一家，那就是起码平均每两户死一人。
按理，每次人口统计，某一年出生的人口会因为生老病死，越是新的人口统计，那数值会越来越少，是下降的。如果考虑移民因素，特别是中国，移民出国远远多于移民进来的人数，那这个数值会下降的更快。但是后来发现，1959，1960，1961年出生的人口，历次人口统计，中间在1960中期 到1980年中期出现反常上升。有好几百万。（好像是一个统计学家发现的，并给出了解释—返乡，人口双向漏报等。）说明有些人随随便便说的那三千万是很不科学的。至于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信口雌黄，另当别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