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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鱼与熊掌

(2019-02-13 14:07:19) 下一个
中国左派的基本观点是共产党代表中国利益,共产党只代表中国利益,只有共产党代表中国利益。就是说,共产党就是中国利益。这说法,是非留给他人。不过光说没用,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还得依赖于民众是否接受。共产党推翻了不平等条约,继承了相当大的领土,但具体施政历史有争议, 共产党有清廉落后的毛时代,也有光辉腐败的邓小平后时代。
 
现在中国治国之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观念是权利,不过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觉得资本就是权力(所以两种观念都反传统的“人性”观念),而且是唯一要害的权利,所以一切都演变成资本的争夺。在中国,对权力的控制就反映到对国家资本的控制【注1】。
 
这一来,习近平对国企的政策显得很容易理解,通过国企控制国家资源,避免了法制,甚至军事力量那种粗暴的手段,就能有效地控制国家,还能得民心。
 
国企现实远不是一般媒体三言两语说得那么简单。国企的历史、发展和改革过程漫长而复杂。我们从研究企业和曾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人高官的张春霖的长文《竞争中性原则与国企改革再出发》来看看。
 
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
国企改革必须面对的根本挑战,就是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
 
“一统天下”改革开放前的现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就困扰着中国改革的一个‘历史性难题’”,
 
在国外,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国企“不可改革”。在国内,市场经济的反对者和华盛顿共识在理论上其实完全一致,也认为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只能二者择一、不可兼得
 
可见中国上层(政府到学术界)并非不意识到其中内在的矛盾性。张春霖回顾了这其中的历史:
 
1992年,中国正式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共十四大按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指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含义,就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改革而不是放弃国家所有制
 
89民运与此是否相关自然是个谜,不过国企作为统治结构的一部分不是习近平开创的。
 
什么是不兼容?就是目标的矛盾性,利益的内在冲突。不过在西方体系不兼容并非在所有人类社会体制都如此,当然要证明这是可行的,得真得去证明。
 
最早的计划是
 
就是通过在国有企业中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把国企改革成为自主负责经营决策、独立承担风险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使之可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竞争中壮大和发展”。与此同时,国家当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中共中央,1993)
 
一视同仁想得天真,反对者之所以认为不可兼得,是因为一视同仁跟国企的宗旨是矛盾的。张春霖却觉得从西方的体系出发未必能轻而易举从理论上证明国企不可行,中国的历史说明这一政策基本是成功的:
 
1998—2007年,国企绩效经历了长达10年的持续改善,与非国企的差距大幅缩小
国家财政和金融体系承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处置了巨额不良贷款,同时保持了稳定和健康发展,为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增长潜力释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企改革和重组为私营企业的兴起和成长开辟了空间,使整个经济可以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经济增长和私营企业的兴起创造了就业岗位,降低了国企改革的社会成本,使国家有可能在国企职工队伍缩减一半、约3000万人下岗分流的情况下保持了社会稳定
 
最后两点值得一提,中国私有制和私营企业达到今天的规模并非是从真空中跳出来的,有个历史过程,中国在产业上的落后就表明了中国的发展是个历史过程,离领先地位还极其遥远。所以从中国本身的改革过程来说,觉得这过程成功也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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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功过程”,“国企改革的成功加上多年执行的以‘放水养鱼’为初衷的不分红政策,使国家在国企当中积累起了一笔数额巨大的国有资本”,把国家资源转移到国企的账面上,形成了国家资源资本化,是一个政治策略,把单纯的法律行政统治结构转成法律行政经济的结构,与的相对关系而言,经济直接控制着社稷民生,是一种以社会规律为主,降低人为干预的措施【注:现实嘛,就是个探讨的话题】。
 
如果你带有国家主义倾向,你也许对这个结局觉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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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制造业的现状:
从总量数据看,“东风逐渐压倒西风”
总体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价值链看,发达国家仍占高端
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国企在西方经济系统里也不是不允许的,经合组织(OECD)内所有国家都有国企,其占经济的比例不一,南韩就是个典范(儒家传统),有些产业(如教育医保)是公是私优劣难以说清【注2】。
 
 
张春霖进而讲述了三个长期的目标:公平竞争,政企分开以及惠及全民。我说长期,你可以理解成还没完成,也可以理解成永远完不了:
 
问题是国企职工只是全国劳动力队伍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大约在5%;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不超过10%。对绝大多数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国企职工的身份和待遇都属可望而不可即。2007—2016年,非金融国企的户数增加了55%,资产总额增加了2.5倍,而就业岗位仅增加了2.8
 
越改问题越多。从政府宣传文(刘汉峰)《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 深化国企改革中心地位》看:
明确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通过完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实现了政企分开,落实了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今天,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需要发挥好党委(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
 
作者连“政企分开”与“发挥好党委(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冲突都搞不清,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周新城还颇费笔墨驳斥“驳各种妖魔化国有经济”。周新城之类把经济规律政治化,其程度与改革开放前的气氛无异,给人以左派生活在自己的空间的感觉。
 
那国企的现状如何?我们参考两篇报告。
 
《 ASIA SOCIETY/RHODIUM GROUP》MISSINGLINK:Corporate  Governancein China's State Sector
《University of Alberta》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oday
 
 
这些数据最重要的是市值和盈利额(收成)。民企占据大多数,是就业的主要力量,但价值只有四成;反之盈利国企超过七成。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占压倒性地位。
 
 
 
然而,国企完全是在信贷的基础上生存的,其市场地位和盈利,以及它们的巨大利润,都是信贷的结果,也就是在比多了其它企业和民众竞争的机会的条件下的结果。
 
在国际环境,国企在一些领域占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基建,不论落后还是先进国家,基建成本大,回报低,所以风险高,集资难。国企有人力物力实力,有中国银行在背后支持,竞争力无可比拟。即使私营大型设备基建也有类似的优势。在此之外,国企的竞争力就锐减,而且国企这些优势在一般市场环境被认为不正当条件,不仅不被接受,在占领市场、投资收购还被限制,中国"党挂帅"的原则则把国企变成了党的工具,这一来,受限制就是常态。
 
可是离开了国企,离开了政府扶持,有时你还真得玩儿不通,举大家熟知的半导体行业作为例子,靠民间,利润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没法发展:
 
这个行业不但烧钱,而且周期长,技术更新快,你刚研发出来,别人已经开始打价格战。这意味着,前期要不断砸钱,还见不到水花。对民营资本而言,这是无法承受之痛
 
“直到后来,工信部为每台国产设备提供2000万补贴,形势才开始好转”,这是任何一个落后国家面临的处境:你一旦落后,就永远落后,而且越来越落后。为什么呢?
 
简单算术。你是指数式起飞、追赶,人家是先起步,也是指数式往前迈,差距还是指数式的。“那种一切交给市场的想法,不能说幼稚,至少也是罔顾事实的”(张静波文)。“看完此文,你还会不会无知地高喊快快造出‘爱国芯’”?
 
国企财政数目:
1-12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522014.9亿元,同比增长13.6%。(1)中央企业308178.6亿元,同比增长12.5%。(2)地方国有企业213836.3亿元,同比增长15.2%
利润总额28985.9亿元,国有企业应交税金42345.5亿元,同比增长9.5%
1-12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587500.7亿元,同比②(下同)增长10.0%。(1)中央企业338781.8亿元,同比增长9.8%。(2)地方国有企业248718.9亿元,同比增长10.4%。
利润总额33877.7亿元,同比增长12.9%
 
难题是有的行业离不开国企,但大部分行业国企成了障碍。
 
国企与民企的比较
效率、效益远远不如
研发整个落后
民企是就业主要引擎
民企是经济发展主要引擎
 
国企还是个巨大的浪费(腐败只是国企体制性浪费的一个方面),浪费不仅仅是废了,而且把全国的机会都浪费了。所以不论左派如何替国企辩护,政府都无法避开“改”这个话题,不改则死,才有刘鹤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之说,只是 在今天看来,这改还是有点三心二意,习近平不是真的要放权。
 
民企里的糟粕也不少,民间大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娱乐界的,一旦偶得机会,不是致力本身的打造,而是借一大堆钱到海外收购没用的资产,可以说中国资本从广场协议没学到任何东西
 
 
国企的问题很多、更多,政府也承认,但问题比政府愿意承认的还糟我在猜猜哪个是中国的核心国企行业?一文里说那个行业最赚钱,从大局来看,中国统治地位的,是银行业
 
 
 
光是利润不能反映实情,得看利润率,《财富》杂志的中国500强,银行更是显著
 
 
 
 
在目前还属初始状态的中国银行界,贷款泛滥,但大体是计划经济,资本市场无自由,政府主要扶持领域、项目(包括民营的)为主,其次是美其名为“风险低的”,也就是政府担保的。政府担保的就是变相政府支持的、推动的 ,这一来,经济就是变相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那么计划经济的败病都出来了。
 
 
中国银行界的声誉一直是个问题,那就是所谓不良贷款(non-performing loans)。按照国际惯例的会计讨论,不良贷款得及时认实、注销(write-off),注销,就是认实这笔投资失败,亏了,无法偿还。把不良贷款认证为正常贷款,就是捂着一本烂账,表面上银行企业都好好的,企业继续混下去,银行员工也照样拿奖金,但把一袋石头当成金子,依旧大吃大喝,迟早把自己的房子也押出去。
 
日本失落的几十年,不是广场协议逼的,而是日本政府银行界在企业(包括房地产业)投资不当后拒绝注销坏账,结果一捂捂了二十年,一失失了二十年。为什么中国政府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轻则无法“保6”,重则引致企业破产,大幅度失业,以致社会动荡。反过来说,中央是被利益集团绑架了。
 
日本《日经》举了个例子:中石油( PetroChina)。
Efficiency plummets over 10 years, exclusive data show
 
中石油十几年前在油价极高的环境下大幅购买资产,想来这决定当时对谁都是个艰难的决定:当时世界经济如日中天,美国自己吃喝玩乐还没到尾声,资产那么稀罕,国家那么需要,估计尽管是企业领导层最后自己拍板,但肯定经过中央批准。现在一大堆烂资产,问题是怎么办。其实没办法,是几千亿,亏了,可那是事实,不承认有用吗?财政上认可,中石油就破产,不认可,中石油自己成了烂公司。
 
认了,让政府出面救,重新做人,唯一的出路。中国大概会造成某年总产值下降1-2%,只要有正确的态度,不是大事。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89%。关注类贷款余额3.4万亿元,关注类贷款占比3.16%,较2016年高点下降了1个百分点
 
银行业境内总资产261.4万亿元,同比增长6.4%。其中,各项贷款140.6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债券投资45.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贷款和债券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较上年末上升3个和1.2个百分点
 
正是因为信贷在现代国民经济生产的控制性作用,中国银行成了中央控制全国经济的主要工具,这是个软工具,不具威逼的形象,但分分是决定生死的机制,这也成了政府“引导”经济的工具。这一“引导”,其效果就像计划经济,导致资本无效率,甚至乱投资,生产率(productivity)极低。这最大的弊病在于乱花钱也能造成表面的繁华,繁华而虚,总产值依旧很辉煌(也就是说,喜还报,官还升),但都是假的,这是为什么中国每年得增加信贷,新账掩藏烂账,大家好接着混下去。这种计划经济还有一个极坏的副作用,就是造成全球产能过剩,反过来西方多了一个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借口,弊远高于利。
 
中国政府这种利用信贷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手段,有人把它叫做“财政压迫(financial oppression)”(如在北大的配提斯(Michael Pettis)),是个潜在的把财富从民众手里转移到企业的过程。我以前解释过,任何政府的任何政策多多少少都是个利益的均衡,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转移到另一部分人的政策(任何政府,自然包括西方政府),政府控制资本的价值,资本在民间必须通过“银行”这么一个机制才能投入到社会,成为资本的一部分,政府控制了两个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就能轻松地决定把财富从哪一个团体手里转移到另一个团体手里。中国政府长期的压制消费辅助企业的政策实际上是额外的一个剥削老百姓的层次,自然而然导致高度存款低度消费的状况。在出口、制造业、投资都陷入困境,难以带动产业升级,提高生产率(productivity)的难题前,中国政府一方面不得已采纳服务业、消费为主的经济转型用以稳定经济,同时发展高技术,用核心、下一代体制来带动产业升级,生产力提高。
 
过去几十年民众有两个与政府抗争的手段。一是房地产。房地产是几股巨大的势力(百姓、房产商、地方政府)联手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手段,结果是一冲升天的房价,也就是说老百姓通过房价给自己的资产找了个出路,结果是房产业绑架了整个国民经济,这是不论你多努力,良心多好,其结果都无法预料的实例之一。第二个,是过去十年出现的所谓理财产品(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表面上这是中国金融界与国际接轨,引进华尔街技术的过程,但反映了民间资本需要有个出处(投资回报的场所),而民间企业需要资本。大家熟知美国的情形,结果是银行界之外的一个资本市场,俗称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这是高利贷,高风险高回报的乐园。银监会有许多限制的章程条例,但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团体很多,造成很多重大泡沫投资崩溃,导致巨大损失的案例。然而在政府垄断信贷的环境下,民间中小企业还是得靠这种集资方式。去年(2018)中国有意压缩信贷,尤其严打理财产品,结果民间企业一下子失去了资本的来源,这才是中国经济不振的,而不是中美贸易战。
 
过去五年以来,中国这些企业告诉扩张,资产扩张,负债扩张,靠什么扩张呢?是靠你的技术扩张的吗?是靠你的内生的增长动力扩张的吗?是靠你的利润、你的自有资金扩张的吗?当然不是,靠银行借钱,靠发债,靠影子银行
 
向松祚列举的
第一个是我们金融去杠杆,防风险、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很多企业面临资金链的问题,资金链断裂
第二大原因:中国股市,企业不赚钱,过去10年与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有的一比(第二个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资本市场)
第三大原因:出现消灭私有制的各种杂音,这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原因
 
中美贸易战,是第四个次要的原因。(参见:《金融时报》China’s private sector struggles for funding as growth slows,我附在猜猜哪个是中国的核心国企行业?一文内)
 
资本主义倡导的市场机制有一个实在的说法,市场机制不仅仅能创造出奇迹,与此同时,没什么好的办法,明君圣贤其实在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那么大的国家就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现在完全没戏,所以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出路。不论你多激进,你必须考虑这个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是完全行不通的,现在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都避免不了一个致命的难题:贫富分化。如何在发展的同时解决这个难题是一个观念能否让全世界信服的关键。
 
故此说穿了,习近平的国企观念是以国家资本代替简单法律行政指令来控制国家,而国企里,银行业又是核心, 银行业的垄断其实是控制关键一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参见: 世界500强中国有115席,为什么国企占8成? )提到
 
2016年一季度,金融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5%了。换句话说,100元GDP里,9.5元都是金融行业贡献的,这里面还没有算地下钱庄和P2P。这意味着,金融服务的中间环节太多,中间费用太高。同样一个指标,美国过去130年平均在4%-6%之间
 
金融服务的中间环节太多,中间费用太高,看上去有人为的迹象,这是政府垄断下的剥削,经济上算个宏观控制,银行界的利润,上缴国库,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权利,但这对整个经济是个负担,为了控制而不得已给经济带来负担,不是明智之举。
 
市场机制行得通,必须有一个“无为”的法制系统,“无为”就是有法必依,不能人为干预,可是中国历史上有好的法律而皇帝遵守的就没有过,据说只有唐代大理少卿戴胄敢跟皇帝说过皇帝也得守法的话。有法必依,不能干预,那习近平说的话放到哪儿去?
 
对于改革派,大家不敢说出口的,是中国统治精英的一个跟随了中华民族两千年的观念:国家跟人民的对立。其实藏富于民挺好,民富国自然强,但是这未必能达到强国的光辉,历届精英向来轻视,这个观念也许根深蒂固。
 
习近平的难题是这一观念理论实践都效果不佳,有陷入困境的迹象。
 
这就是我想说的鱼与熊掌。
 
 
【相关阅读】
 
 
【注】
【1】这是当代的观念,以前一直是军事管制。
【2】“医保”公“是指公费医疗,但包含众多的私营医保服务企业。
 
 
【附录】
《参考消息》锐参考·对话——阎学通
参考消息网6月24日报道(文/郝薇薇 刘丽娜)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长期专注世界权力转移和中国外交战略研究。他在《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等专著中全面阐述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提出了“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的“政治决定论”观点。
 
今年以来,从西方炮制“锐实力”概念、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到近来不时出现的“新冷战”论调,中国“崛起困境”日益凸显。如何正确判断世界局势发展并据此确立中国崛起战略?如何应对中国崛起面临的风险挑战?如何建构中国国际领导力?带着这些问题,参考消息记者日前专访了阎学通院长。
 
核心提示:“新的世界秩序重构需要一段时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是权力分散和势力重组的过程,因此混乱和无序应为常态。”
 
世界秩序未发生性质变更
《参考消息》:当今世界,“混乱和无序”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如何认识当今世界局势?
阎学通:世界形势在不同维度上的变化不一样。与苏联解体后的头二十年(1992-2011年)的世界形势进行比较,现在的国际格局正从美国一超独大的一极格局向中美两超的两极格局转变,即两极化;国际规范由西方自由主义主导向不遵守国际规范转化,即无视规范;国际秩序从西方为权力中心向权力再分配转化,即权力分散化;国际体系的性质仍是二战后的霸权体系,尚无发生质变的迹象。
 
新的世界秩序重构需要一段时间,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是权力分散和势力重组的过程,因此混乱和无序应为常态。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国际主流价值观,旧规范约束力弱化,新规范建不起来。采取不遵守规范和不履行承诺的竞争策略将成为常态,崇拜谋略而不讲战略信誉成为很多国家的策略偏好;由于核武器尚能防止大国直接战争,大国会更频繁使用经济制裁手段进行竞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大国不愿承担维护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代价,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将停滞不前,区域化则有倒退的可能,包括欧盟。世界很可能处于无全球领导者的状态。
目前的世界形势只是发生程度变化而没有性质变化,即是秩序变化而不是体系变化,无法与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世界变化相比。如果与今天前后各50年进行比较,现今的世界变化属于中等变化,因为现在的变化还远没有冷战结束时的世界形势变化大。
 
“两极格局”或五年内定型
《参考消息》:2013年您预测,2023年中美两超的两极格局将基本定型。您是否依然坚持这样的判断,依据又是什么?
阎学通: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绝对主导力量,其目前的主导地位远不如上世纪90年代。我在2013年预测两极化将在2023年完成。如今可以更有把握地预测,多极化不可能了,两极格局在五年内定型是非常可能的。
 
国际格局的判断依据的是世界大国的实力对比及战略关系。目前,世界第三名的国家的实力与中美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到2023年,绝对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战略关系也明显变成了其他大国就具体问题在中美之间选边。2018年之后的国际格局走向仍取决于各大国的实力发展速度。我认为,对十年之后的国际形势进行判断是没有科学性的,我预测最多十年。十年之内中国不可能与美国并驾齐驱。我国综合国力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降,今后十年实力增长速度不排除继续下降的危险。
 
两极格局定型后,“西方”这个概念是否还适用于分析国际关系可能是个问题。“西方”原本是个地理概念,后来成了文化概念,冷战时期变成了政治概念。现在的两极化使得西方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出现了分化趋势,政治势力重组将可能不再以西方和非西方划界,即不以意识形态划界。“美日印澳”和中国与西方国家搞的战略伙伴都不受“西方”这个政治概念约束。当西方国家不再以一个整体影响国际政治时,以“西方”作为政治概念分析国际关系就不符合客观的国际现实了。
 
核心提示:“特朗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就是进一步开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制造的压力,加快和加大我国的开放政策,这必将促进国内落后行业的转型。”
 
王道领导权靠样板示范
《参考消息》:关于大国兴衰,一直是国际学者研究的热点课题。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帝国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大国衰落,您提出“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的观点。中国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如何建构我们的“政治领导力”?
阎学通:我国已是综合国力排名第二的大国,已无任何外部势力能扭转我国崛起趋势。历史上所有世界大国的衰败都源于内因。苏联的解体不是西方遏制的结果,是苏联战略决策失误导致的。冷战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是因为美国用广场协议破坏了日本经济,而是日本无力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果。美国在21世纪的相对衰落,不是中国钻了美国自由贸易原则的空子,而是美国政府无力进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结果。同理,我国崛起成败也取决于国内政策。
 
根据中国自身经验,实现中国崛起的正确的路线就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最成功、最核心的经验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两点要坚持,改革是决定我们变化的,开放是决定我们在正确方向上进行变革的,不开放的变化可能是倒退。改革开放中,开放是决定性的,没有开放,这个变化可能是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改革。
 
建立世界领导地位有三个基本的路径,以武力胁迫,以利益诱惑和以样板吸引他国接受本国领导。武力胁迫建立的是不受欢迎的领导权,以利益诱惑建立的是他国自主接受但不欣赏的领导权,以样板吸引建立的是他国自愿拥护的领导权。王道的领导权是靠样板示范作用建立的。建立世界领导权的方法和领导权的类型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不需要争当世界领导,而要等世界危机发生时大家请求我们当领导。
 
如果我国要成为一个王道型世界领导国,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内外实践同一价值观,即用同一种价值观指导我国内外政策的制订。第二步是以王道的公平、正义、文明原则建立国际规范。这种规范有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可能,因这些价值观是普世的,弱小国家欢迎这种仁义的国际规范。第三步是这种规范采取反向的惩罚性双重标准,即对同样违反王道规范的强国和弱国,惩罚强国的力度大于弱国;对违反规范的同质文明和不同质文明的国家,惩罚前者要重于后者。
 
加大开放力度赢得人心
《参考消息》:您谈到开放的“决定性”意义。最近,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开放的新举措。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这是否也是一种道义力量?
 
阎学通: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相信自由交往是人的天然权力,开放是保护这种权力的政策,因此是道义的,而封闭约束这种权力,也因此是不道义的。自今年1月开始,我国政府多次宣示要加大开放力度,这是赢得人心的策略,也是加快崛起的策略。开放使我们通过比较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他国的先进之处,于是可借鉴他国先进经验、改革我们的不足。只有我们开放,才能对等要求他国对我国开放。
 
从实力角度讲,在对等开放的条件下,强者获利大于弱者,因此强者开放的信心大于弱者。我国是崛起大国,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因此我国总体开放程度和信心都应高于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这对我国崛起有利。从道义上讲,只有我们对外开放,才有要求他国对我国开放的合法性。作为崛起国,我国利益向海外拓展需要大于其他国家,因此开放对我国来讲更重要。从实力要素不可转换性角度讲,不同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要符合具体的实力。我们应在开放程度低的领域加快实力建设,尽快达到高度开放的水平。
 
特朗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就是进一步开放的理由。利用特朗普制造的压力,加快和加大我国的开放政策,这必将促进国内落后行业的转型。从高等教育讲,我们向全世界教师开放,引进更多高质量的外国教师,可以加快我国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现在我们对引进外国教师的政策开放程度太低,他们甚至不能享受与中国教师同样的医保政策。
 
意识形态之争甚于冲突
《参考消息》:您正在筹备第七届世界和平论坛,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论坛相关情况?当今世界,“退出主义”和对抗情绪不断增强,有分析认为,国际社会呈现“战国”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您如何评价对话与合作的意义?
阎学通:清华计划在7月中旬召开世界和平论坛,现在开始发邀请信。由于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国际秩序更加不稳定,因此今年论坛将重点讨论国际秩序的变化趋势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问题。根据我个人对国际秩序的研究,核武器可以防止世界大战,但由于缺乏世界领导,各地区的战略争夺会变得激烈。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冲突增加肯定不利于国际合作,但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些冲突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进行国际安全对话并不能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但可以让人们从思想上警觉起来,防止物质性的竞争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物质利益冲突是有调和余地的,因为物质利益是身外之物。一旦成为意识形态之争,则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对方是正确的就意味自己是错误的,人是很难接受自己是错误的判断。意识形态之争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远大于物质利益冲突,特别是大于经济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之争是容易引发军事冲突和冷战的。
 
 

The Coming China Shock
Feb 5, 2019 Arvind Subramanian , Josh Felman

For years, China has defied the widely held view that political openness is necessary for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recent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s now suggest that the country's exceptionalism is nearing its expiry date, with potentially devastating effect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 In September 2018, we argued that China’s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ies were defying the “laws” of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and warned that the situation could not last. Since then, our assessment has been borne out, and our concerns have deepened.

Until recently, China had been able to pursue a unique development path, owing to the government’s far-reaching control over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more generally). But those days are over. The country’s internal debts are mounting to unsustainable heights,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levels have passed the point of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are veering toward negative territory.

Moreover, China’s strategy of fostering exports, promoting industrial “national champions,” and expropriating foreign technology has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what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tolerat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howing all the signs of imperial overreach. Not only does the BRI’s lending far exceed participating governments’ borrowing capacity, but its loan ter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onerous – indeed, usurious – as Harvard University’s Ricardo Hausmann recently observed.

Back in September, we saw some discontinuity in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as inevitable. Even if the country was not heading for a full-blown crisis, we believed i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experience some combination of rapidly decelerating growth and a sharply depreciating exchange rate.

That prognosis has since become even more likely. With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exports declining, China’s economy is on track to slow further relative to the 6.4% growth recorded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18. The double-digit average achieved from the 1980s until recently has never seemed more distant.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global slowdow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loosen restrictions on private and public borrowing. But this will merely aggravate the country’s debt and overinvestment problems. Or, as a famous Chinese saying goes, it is akin to “drinking poison to quench one’s thirst.”

Even without these macro developments, China’s defiance of well-established finding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 never going to last forever. The economists Douglass North,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have shown that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tends to rely on strong state institutions and open political systems, because these are necessary to foster competition, investor confidence, dynamism, and innovation.

In the chart above, the upward sloping line represent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notable exception to an otherwise robust relationship, China has long posed a problem for this theory. With its closed political system, it should not be anywhere near as rich as it is.

In the 1990s and 2000s, the West made a gamble that China would cease to be an exception and would veer toward normalcy by adopting more open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s indicated by the dotted blue arrow). As a practical matter, that bet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policies to facilitate China’s rise, and decisions by US firms to transfer manufacturing capacity there.

But under Xi’s leadership, China has instead become less open (as shown by the red arrow). And, as Nicholas Lardy of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hows in a new book, its economy has also shifted back from a private-sector-driven growth model to state capitalism.

In other words, system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are making China even more of an exception, thereby increasing the odds that its return to normalcy will come in the form of a sharp deterioration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downward dotted black arrow). There is no telling precisely when that correction will happen. But the more China defies the rul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re likely it becomes.

Unfortunately, any discontinuity in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would have a seismic effect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it would lead to a significant weakening of the renminbi. In fact, China itself might engineer a depreciation of its currency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exports and cushion the inevitable fall in domestic demand, particularly its investment component.

Such a scenario would have a tsunami-like impact on global currencies. Other major Asian countries would respond by pursuing their own devaluations to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xperience sharp deflation as their currencies strengthened in kind.

For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consider that in the 1930s, the US dollar and British sterling depreciated by about 40% over four years, while the French and German currencies remained broadly stable (measured against gold). Like the US and Britain in 1929, just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today the major Asian economies that would be affected by a Chinese currency shock account for around 30% of world trade.

Making matters worse, trad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o the global economy today than it was 90 years ago. In 2017, merchandise exports accounted for 20-25% of global GDP, compared to just 8% in 1929. That means a depreciation in Asian currencies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global impact than the dollar/sterling devaluation of the 1930s. Thus, a China shock could potentially dwarf the competitive currency depreciations of the early 1930s – one of the darkest economic periods in recorded history.

One way or another, China’s continued defiance of the “laws” of macroeconomics,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hasten its inevitable return to normalcy. When that happens, the world had better brace itself.

 

China’s Difficult Balancing Act
Feb 7, 2019 Gene Frieda

China needs to keep growth high enough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but also must preserve external stability via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How China manages its currency during its economic policy shift could have important global consequences.

LONDON – After a long period of investment-driven growth, China is finally changing its policy playbook. Having recognized the costs of relying on excessive credit growth in the medium term, now it is emphasizing tax cuts, further market opening, and incentives to boost consumption over investment. This means accepting lower growth rates in the future.

Yet, seven months into this shift, it is clear that these new policy measures alone will not be enough to stabilize growth at a sufficiently high rate. The targeted nature of the fiscal stimulus announced so far, together with regulatory efforts to limit the adverse side effects of earlier policy easing, suggest that the stabilization process will be longer and more arduous than expected.

There will be strong temptations to return to the old model as the economy adapts. But China’s leaders seem to accept that unless there are major negative shocks, they should not open the credit floodgates again to address cyclical weakness.

As a result, China must perform a difficult balancing act. It needs to keep growth high enough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while also maintaining external stability, as reflected in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How China manages its currency during the policy shift could have important global consequences.

Other Asian economies faced a similar problem two decades ago. A central lesson from the 1997-1998 Asian crisis was that rigid exchange rates were incompatible with rapid, debt-driven growth. Fueled by cheap debt, fast-growing Asian economies tried to maintain high investment rates for far too long. Their current accounts deteriorated, and growth slowed as their currencies remained pegged to a sharply appreciating dollar. Eventually they were forced to devalue their currencies as capital fled and foreign reserves dwindled.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 managed to maintain high rates of investment growth only through rapid credit expansion. As a result, aggregate debt levels surged to around 270% of GDP in 2018 from approximately 150% in 2008. Over the same period, China’s current-account surplus fell from 9% of GDP to less than 1%.

Because these high debt levels limit China’s policy options,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c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ing growth than in the past. But the perceived political constraint on depreciating the currency to support growth, and the increasing role of the state sector in the economy, are adding to cyclical headwinds and making stabilization more difficult.

There are also uncertainties regarding China’s future growth model, stemming from Western challenges to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policy playbooks.

These uncertainties, in turn, create negative feedback loops. Risk-averse lenders shun private-sector borrowers because of a lack of good collateral and the implicit guarantees on loans to the state sector. The role of the state naturally strengthens as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stabilize growth rates at lower levels. A lack of alternative financial assets channels savings into the property market, but high-real estate prices force consumers to borrow more to buy property, crowding out consumption. And the bias towar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imits investment in services spending on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preventing the economy from producing what consumers want.

To be clear, the near-term risk of a Chinese crash or crisis remains low. Despite higher debt levels, China retains plenty of fiscal and regulatory tools to stabilize its economy. But, as with any major policy shift, the risk of accidents is substantial. The greatest risk concerns exchange-rate management, which is currently preventing China from using monetary policy to help stimulate the economy.

China currently is unwilling to ease monetary policy because it doesn’t want the renminbi to depreciate, in part 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but also due to its bad experience with currency flexibility in August 2015. But, following the sharp rise in debt over the last decade, debt-service costs are now equivalent to 70% of the total monthly flow of credit. Interest-rate cuts have become imperative.

If China fails to ease monetary policy to complement the fiscal stimulus, it risks falling into a trap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ensnared its Asian peers in the 1990s. The best way for China to avoid a sharper, more destabilizing currency devaluation is to stabilize growth quickly, before doubts deepen about the economy’s longer-term trajectory.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huge policy shift aimed at putting the economy on a lower-growth but more sustainable trajectory. How its leaders manage this transition is crucial for China’s future, and how well it performs its balancing act will have major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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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markyang 回复 悄悄话 有理有据有节,好文章,赞一个
行道堂主 回复 悄悄话 对付大撒币独裁包子帝,就要狠狠打脸!
最后华为会跟中兴一样,被收拾的服服帖帖。
少林商僧 回复 悄悄话 这半年习总学乖了不少!
dingc2008 回复 悄悄话 吃老百姓的饭,操国务院的心。可能出发点是好的,可你这个平民百姓的建议谁会看呢?还是规划一下自己的前程比较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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