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发牢骚
发发牢骚，解解闷，消消愁
正文
朱云汉：台湾知名政治学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执行长
觉得朱属于国民党元老派，对中国模式赞誉有嘉，说话水平也较高，估计台独的攻击对象。
下面是他的几篇文章。
2015.03.18童清峰：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颠覆旧思维剖析全球新秩序
2014.10.19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
2015.04.10台湾如何跨越亚投行这道坎
2013.01.21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视频）
2015.03.18
童清峰：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颠覆旧思维剖析全球新秩序
朱云汉新作《高思在云》引发激荡，他大胆指出西方已不再主导世界，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正迅猛兴起。面对大格局的变化，台湾如何自处非常重要；他特别提出，不能颠覆一个中国原则，否则两岸关系会生变、动荡不安。
台湾知名政治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最近出版新作《高思在云》（天下文化出版），以其深厚的学养及丰富的人文关怀，以独特的「大历史观」概念，指出身处「巨变时代」，过去所熟知的西方中心世界（West-centric world）没落，一去不返，深入剖析在这个剧烈变动的年代，唯有跳脱过去习以为常思维，才可能迎接二十一世纪多元格局的挑战。
朱云汉在自序中指出，全球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结构重组，但是大多数台湾民众对这场历史大变局仍浑然不觉；多数意见领袖还是紧抱二十世纪后半叶形成的主流观念与思维模式，没有作好迎接变局的思想准备。这是今日台湾最大的危机所在。
朱云汉指出，人类社会正面临数百年来历史的分水岭，站在分水岭上，可同时看到四重历史的大反转。其一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的式微，其二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其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也可以说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体的两面。
非西方世界崛起，是四重历史趋势中最根本层次的结构变化，其中又以中国崛起，对举世政治、经济、军事所造成的冲击、对全球秩序的重组，影响最深，这也是贯穿整本书的精神所在。
朱云汉用中国「兴起」，而不是一般常见的「崛起」，因为他认为中国今天快速经济发展只是恢复它在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份额，并非从无到有。
要理解中国兴起对世界带来的冲击，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比较，才能全面理解。朱云汉认为，到今天为止，对于这种理解，很多亚洲周边国家的社会菁英还处在落后的过程。之所以会出现巨大的认知落差，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这样的认知基础其实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与偏差，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与视野。
根据朱云汉的观察，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体制，第二是充分发挥「大」的优势，第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发挥了「后发优势」。
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七九年之前三十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社会最底层。中国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最需要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
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个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成为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
朱云汉指出，社会主义让城镇土地全面国有化，改革开放又让国有土地重新进入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资本来源与城市建设资源，这正是中国城市得以快速发展的独门秘诀。
中国市场发挥磁吸效应
其次，中国充分发挥了「大」的优势，它可以充分发挥「经济规模」，发挥它的磁吸效应。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无不挤破头要进入中国卡位，在有「市场」这个谈判筹码情况下，中国政府可以对外资要怎样进入中国，设定很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比如，美国通用汽车进入中国，就把一个新的研发中心设在上海。
中国模式第三个特点就是「后发优势」。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让它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在生产、产品营销、金融整合，全球经济都在这个时期突飞猛进。过去三十年全球化脚步加速，跨国企业进行全球生产布局，资金跨国移动的限制一一解除。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主化的朱云汉也为台湾民主把脉，对于台湾民主会走到这般田地，深有所感。他指出，台湾的政体转型过程比其他新兴民主国家更为平顺，台湾为民主改革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较低，政治秩序从未出现中断情况，政局震荡对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冲击十分有限。
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台湾的民主改革未能毕其功于一役，社会成本是以「分期付款」与「连本带利」的方式支付；台湾的新民主体制仍不免拖着威权体制的泥，带着「准列宁式政党」的水。反对运动与社会运动提前开始分享民主改革的果实，因而过早丧失深化民主改革的斗志与诱因；民间社会还未完全走出「准列宁式政党」掌控的阴影，就再度受到恶质化政党竞争的挤压与污染。
台湾扭曲变形的民主导致政治内耗不断。朱云汉指出，有三个耗损治理质量的元凶，第一是宪政制度缺陷，第二是蓝绿政党恶斗，第三是恶质化的媒体竞争。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台湾喜欢唱衰中国大陆，说大陆迟早会分裂，最有名的观点是前总统李登辉的「中国七块论」，这种支解中国的论调证明经不起时间考验，随着中国崛起，台湾五味杂陈，立场偏绿的媒体不改其志，依旧选择性地聚焦大陆的各种问题与落后，表现出另一种的阿Q精神。
数据支持美国霸权衰落
《高思在云》在学界引发激荡，朱云汉大胆指出西方国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并以实证与数据说明美国霸权正衰落。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则迅猛兴起，开启人类文明以来少见的「奇迹」。这对习于以美国观点看世界的台湾不啻当头棒喝。
朱云汉说，这本书也是对台湾的「补课」，希望能引导大家去思考台湾处境的问题，要把台湾未来几十年可能面对的大的格局的变化，不管是全球的或东亚的，大致在心理上要有一个思想准备，「然后再看我们该如何自处？怎么样趋吉避凶？」但他担心的是在井底之蛙的环境中，台湾现在社会所累积出来的愿望、情绪，在他看来不但不是趋吉避凶，而是「趋凶避吉」。
今年五十九岁的朱云汉研究专长为东亚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经济、两岸关系、民主化，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位台湾极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于二零零九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理事，为该学会成立一百多年来第一位来自亚洲学术单位的理事，并于二零一二年七月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成为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治学门的第二位院士（另外一位是朱的老师胡佛院士）。
朱云汉经常提醒台湾大学生，面对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要有胆识回答几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处在什么阶段？往哪里去？为什么过去信奉的标准与制度难以为继？
立志做一个「明白人」的朱云汉在《高思在云》一书中，反映了他对这些大问题的初步思考。走过四十多个国家，尤其受邀参加美国知名学术思想研究机构亚斯本研究院(Aspen Institute)，与美国政治菁英、学界领袖、企业巨擘等经常有机会深入对话，使他对全球政经变迁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穿透性理解。
早在八十年代朱云汉在美国念书时即发现美利坚走向衰败，其间美国就由净债权国沦为净债务国，之后的伊拉克战争犹如战争钱坑，耗掉近三兆美元，直逼二战，加上「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让美国所扮演的全球霸权角色出现戏剧化转折，当时朱云汉即大胆指出这个超级强权的民主化与市场化危机，但学界并不理会他的说法，觉得他算老几，凭什么这么说。
福山不再捧民主与市场
与此同时，朱云汉的好友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曾大胆断言：「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型式」。在这种视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识分子即假设全世界将服膺美国的领导，因为美国是打造世界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龙头。接下来的发展与当时的乐观期待几乎是背道而驰，经过多年沉淀，福山也承认自己预测失准，现在他已经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也证实了朱云汉的先见之言，福山的说法反成了他新书的「脚注」。
二零一四年太阳花学运，社会多数站在学生这一边，朱云汉在《天下》杂志发表「台湾离民主崩坏还有多远？」一文，声讨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为，呼吁民众正视国会遭到践踏的本质，并质疑抗争学生的人数和手段严重背离比例原则，展现身为知识分子直言不讳的特质，被认为是代表沉默民众的怒吼。以下是朱云汉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内容纪要：你的大作《高思在云》的主轴，感觉是在强调中国兴起，包括你提到当前历史面临的四大反转，也多少都有中国崛起的影子？
我们现在身处在数百年不遇的大的历史变局里面，在这个变局里面，我也梳理出四个主轴，但这里面有一个驱动的力量，会触发改变，冲撞原来我们熟悉的历史架构跟秩序，那就是中国兴起，这是最突出的。不过我也强调中国兴起要把它摆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兴起的一个脉络里面，当然在这里面它最突出，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未来我们将会看到整个非西方世界在历史舞台上会扮演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不管政治、经济、文化，每个领域都一样，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清楚，从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就已经呼之欲出，要不然也不会有G20（二十大工业国）？为什么G7七大工业国要去分享过去它们独占的主导全球事务的地位，现在它必须跟这些国家协调，甚至要它们分担很多责任，而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只会加速。
美国想方设法要遏止中国兴起，为何最后还是遏止不住？
这个问题很有趣，美国今天自己也在辩论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更早下定决心去遏止中国？坦白说，当中国拥有核武的那一天，美国就没有绝对抑制它的实力，再加上它的改革是渐进的，它也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对外开放方式，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一个独立王国，或者维持一种对你非常仇视的心态，这都不是，它以一种参与你们国际的经济交换关系，不管是贸易、投资或技术移转，而且我提供你们好的获利的机会的可能性。
其实从中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也是巨大受益者。美国有一段时间非常志得意满，认为进入新经济，等于说终于找到又能维持中度经济增长，让生产力不断提升，物价又能控制在很稳定阶段等，其实这都跟中国兴起带给它的好处有关，因为中国向它提供大量廉价的消费品，这对中等收入跟中低收入的生活水平维持非常重要，他们还能够在实质所得没有增加情况下，还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你是说美国也是中国兴起的受益者？
中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是在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底下参与的，所以你很难把它排斥出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它又没有跟美国有直接正面的军事或战略冲突，尤其越战以后，双方就没有矛盾，所以美国就不可能竭尽所能去封锁它，甚至在尼克松（尼克逊）访问大陆后，有一段时间美国还依靠它来牵制苏联。当它也愿意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然后在这个交换关系里面，美国又占了很多便宜，所以过去美国五百大企业都是赞成跟中国大陆建设性交往的，因为它们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利益越来越大，而且这是一个获利极高的市场，美国通用汽车二零零九年几乎要倒闭了，它最大获利来源是哪里？就是上海，它跟上汽合作，否则它哪有能力跟德国、日本竞争？因为它产品不是最好的。
另外，美国很多企业受惠于中国参与美国所主导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企业也透过外包才能维持高度利润，你看美国那么赚钱的公司哪一个不依赖中国大陆的生产基地，或至少亚洲整个生产基地（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后可能还有孟加拉国）。所以说中国变世界的工厂，对美国的全球供应链来讲，给它极大的能量，今天iPhone如果没有鸿海，怎么可能这么成功？全世界有哪一个代工的公司说，你把设计图给我，我在六个月以后就给你交货六千万支，而且质量都一样？没有，全世界找不到！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还不只如此，中国大陆不只拥有核子武器，有最后吓阻作用，保证相互毁灭，它还有经济上可以相互毁灭，假如有一天中美交战，美国可能要没收中国大陆资产，中国大陆在这之前一定会把它所有资产移开，包括股市、债市，免得被你冻结，这引起的经济风暴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因为双方关系已经犬牙交错、难分难舍了。
中国崛起这么快速，在你看，它未来面临各式各样挑战，但你书中没说清楚的是有哪些难题不容易跨越的？
当然我可以列举它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贪腐等，但我认为最严峻的是生态问题，中国先天就处在生态环境、地质环境，相对都是在比较脆弱条件底下，因为过度开发，快速工业化所累积的问题很快就达到严峻的程度，现在不但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还愿意付出代价解决它。举例来讲，不仅仅是大家经常抱怨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问题，还有严重的农地污染与表土流失，特别是土壤本身逐渐被重金属污染等这些问题都很严重，土壤一旦使用化肥过量，重金属遗留物过多，将长期存在那个地方。此外，全球暖化以后，它的政权最大挑战可能是要随时应对大型的自然灾害，它能不能有效响应它是一大考验，有些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或者能预防的有限。
香港为了特首普选问题，跟北京关系紧张，你怎么看香港未来发展？
香港得天独厚，继承了英国原来的东西，又变成中国一个封闭体系选择性地对外交换关系，透过香港，当然它有一些不错条件：人民素质不错、法治上轨道、可以提供跨国公司不错的运作平台，它也走一个开放港口、高度自由化的路线，这些都OK。但我们要问说，这种得天独厚地位可能长期拥有吗？不可能！现在只不过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比如它的资本帐还是管制的，它还有一点点空间，比如做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相对于深圳与上海，香港很多优势都在流失，例如转运功能，现在只会停滞或往下走，因为那么多大陆沿海深水港，它的转运机能或效能都可以慢慢迎头赶上。香港一定要思考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创造自己的新利基，改变过去的过度倚赖房地产与金融的畸形发展模式。
习近平在两会重申九二共识，有人批评了无新意，你怎么看？
当有人讲没有新意的时候，就是典型的台湾媒体思维，好像政治人物每天要换一个口号一样，对中国大陆领导人不是这样，一中原则这是根本性、前提性的问题，它怎么可能经常性改变提法呢？如果对岸把九二共识看成是两岸和平共处、深度往来的政治互信基础，如果你在大原则上接受两岸都是中国一部分，在这个原则之下，大陆才可能以今天的深度跟广度以及制度化机制跟台湾交往，如果不是的话，大陆对台湾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对待了，也就是今天所有交流合作以及让利，台湾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我觉得习这样讲，也是丢一个球给台湾选民去思考，他等于告诉你说，九二共识这个名字并不重要，重要是它的核心内涵，你也不能只提名字，但内涵被掏空；更不能换一种说法，但回避「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内涵，那没有任何被接受的可能。当然大陆不会主动说，但台湾可以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对一个中国的内涵有自己的解释，它默许你有各自表述的空间。
就是马政府自己讲的一中各表？
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你这个各自表述，不能颠覆一个中国原则，不能表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所以民进党如果有一天上台说，我不要九二共识，我重新跟你确认共识，在二零一六跟你确认后改称「一六共识」可不可以？我认为它也会说可以，重要是要有核心内涵。如果你不能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核心内涵，坦白说，你就要面临两岸关系会生变，也就是习说的「重回动荡不安的老路」，就这么简单，他现在把话讲得比较明白，民进党与台湾选民无法有太多一厢情愿的想象，认为民进党上台北京给的弹性会比较大，可以绕过一个中国问题。
你认为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可能会怎样发展？
这一年是关键期，大家都在问蔡英文。但我是比较担忧，因为国民党太弱，以前民进党会觉得我离那个多数只差百分之五，我怎么争取那百分之五？也许在两岸上要让大家更放心，我就可以变多数，但现在民进党会觉得我什么都不用调整，我就可以变多数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没有这种压力，何况民进党现在年轻的世代，尤其是像太阳花学运代表的这种支持者，在国家认同上，还是满情绪化的，甚至也可以说更激进，更与国际现实脱节，这些人还在后面想在这个问题上往前推，在这个情况下，会让民进党未来领导者内部后面拖的力量更强，拖住她不让不要往九二共识方向靠近。以前我还认为老一代非常教条化台独运动者慢慢凋零以后，也许民进党会转型，现在可能不是这样，年轻一代更激进，所以选举竞争态势没有诱因让它去调整，绿营内部又有很大牵制力量，最后就是蔡英文本人的政治信念，基本上她还是一个比较执着台独理念的人，在所有民进党领导人中，她自己主观上还是属于比较接近深绿，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比较担心。
马英九有限的一年多任期中，两岸关系是否就这样僵住了？
（叹了口气）大概就是这样，不倒退就不错。货贸、服贸要通过立法院都不太可能，这样也好，让下一届要选总统的都必须表态，无论蔡英文或朱立伦赞成或反对服贸、货贸，都必须表明立场，因为下一任总统自己要处理，马英九不会先帮你把问题处理好再移交给你，你们得表态，不能模糊、也不能模棱两可。
美国民主体制失灵，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台湾是否也面临类似民主失灵困境？
台湾民主失灵问题，比美国还严重，我们的国会根本是政治乱源，媒体也推波助澜，媒体的专业水平非常低，所以台湾的选民要学习，要经过几轮的教训，才能更冷静点，不会轻易被政治人物的花言巧语鼓动。
亚洲周刊2015年3月22日 第29卷 11期
2014.10.19
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
【编者按：10月16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长卡勒亲自向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先生颁发了“杰出成就奖”。卡勒在主持颁奖时，特别推崇朱云汉在东亚政治经济领域的卓越学术地位。朱云汉教授曾到访观察者网并做主题演讲，今日刊发此文，以表祝贺！】
一、中国发展道路影响人类的未来
36年以来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表现，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国际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治理的话语权。中国发展模式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之外，开创了第三条道路。中国政治模式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能够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中国经验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的经验之外，开创了另外一种取得“政治正当性”的可能选择。
朱云汉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在美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之外，开辟了第三条道路。
二、西方学术界无法回应中国复兴带来的全球性历史剧变
西方观察家根据西方的历史和政治经验，很难理解一个政治体制虽然不具备“民治”的程序，却有可能达成“民享”的实质结果。但是，他们确实无法否认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36年中所取得的具体成就。中国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地震灾难、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所展现出的统筹能力，也令西方国家政府难以望其项背。最近，有西方观察家开始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其优越性。他们认为这种体制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陷入短视、民粹与分裂的西方民主所欠缺的，但东亚“家长式贤能政治”也必须纳入公民参与与问责机制，才能适应21世纪的网络社会。
中国复兴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在过去300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与中国崛起相比拟：一是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四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这四个事件塑造了19与20世纪世界格局，中国兴起将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
中国复兴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它让过去“南北经济不对等交换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带给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加速了生产活动重心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加速了全球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国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对此，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持有同样看法。
中非合作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和非洲贸易额2013年达到2000亿美元，目前非洲18%的贸易来自中国，是美国的两倍有余。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中，金砖国家投资比重已从2003年前的19%上升到2013年的25%。过去10年非洲的平均经济增长达到5.5%。2001—201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非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提供了672亿美元的贷款，而同期世界银行对这些国家提供的贷款为547亿美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30多个非洲国家提供的贷款余额也达到189亿美元，贷款对象包括中小企业。
中非合作在未来将全面升级。2020年中非贸易规模要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向1000亿美元迈进。中非之间将进行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的合作。中国将积极参与非洲公路、铁路、电信、电力等建设，实现区域互联互通。中国企业与非方建立合资航空公司，提供民用支线客机，共同发展非洲区域航空业，还将在非洲设立高速铁路研发中心。
一位西方学者在《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指出，当前的转折是过去500年来人类历史第三次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次是欧洲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苏格兰经济学家贝哲民提醒西方读者，中国和中东互相以中文和阿拉伯文沟通，而且相互的交往及依赖愈来愈强，西方则被晾在一边，西方对此既无参与，也茫然无知，终致无法应对这两大伟大古文明携手复兴的挑战。中国和中东这两个伟大古文明愈来愈重视对方，携手重新崛起，而西方对此丧失话语权，甚至连可以理解他们对话的人才都缺乏。
三、美国学术界的知识源头出现了问题，以致战后主流政治家问道于盲
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经济学，沦为应用数学和应用统计学。二是没有理解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仅限于经验世界，更主要的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三是没有理解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掘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四是没有能够理解社会结构的存在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五是没有理解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具有相互构成关系，社会科学知识有转化行动的作用。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谬误在于，其关注的历史经验局部而且片面。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对于英语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认为主流理论存在着五种偏差与谬误，即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而对超过千年以上的回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则处于无知状态。
比如有学者以1592-1598年中朝两国抵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战争为界限，探索历史上中国权威的文化根源，提出为什么在这次战争之前以及在这次战争之后，尽管中国、朝鲜、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拥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但却保持了300年以上的和平状态？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以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为这涉及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这个制度以藩属国家正式承认中国文化的优势为基础，这样中国就形成对于周边国家的一种微弱的权威。中国“微弱的权威”地位维持了东亚地区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四、西方政治学不自觉地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对于现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立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由主义偏见。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是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制度。二是西方中心论。认为历史进步与落后的坐标只有一个，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两个预设立场，阻碍了他们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剧变，压缩了知识活动的历史关联性。
其一，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也难免不误入歧途。一是永远在找寻中国体系发生危机的线索，不相信这个体系有可能长期动态稳定。忽视了现存政治体制与时俱进的技能提升与机制调整。这些机制调整包括国家治理能力、调和社会多元利益、精英选拔与培育、内部权力制衡。二是指鹿为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化、后集权主义、市民社会等，拒绝承认行动主体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诠释架构，拒绝相信“中国模式”有启示意义。
其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在不自觉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自由制度论”、“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协调与合作模式、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国家的行动者，无法理解中国宣称的“决不称霸”与“和谐世界”理念。
其三，无视当前国际秩序的明显缺失。当前，全球秩序是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的混合体，这个秩序面临重大难题与危机。主要表现在：美国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领土冲突不断；全球环境与生态失衡的危机持续恶化；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西方国家举债度日，国际货币体系动摇，金融危机不断涌现；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分配极度不均，贫富差距、知识与数位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富豪阶层与跨国企业拥有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最终权力，国家的利益协调与保护职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对美国例外主义熟视无睹，国内政治拒绝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唯我独尊地位。比如，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海洋法”的国家；是唯一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是唯一可长期维持庞大贸易赤字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将海外用兵或驻军的费用转嫁给盟邦或地主国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全面监听全球网络与通讯的国家。而且，美国国会长期杯葛联合国专门组织的预算；美国国会搁置国际货币基金认股权改革方案；反对美国释放“网络域名分配与编号公司”的监管权。
五、中国道路对政治学和西方国家世界观构成挑战
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对现有的比较政治理论构成知识上的挑战。政治学者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良好治理”指标，用能够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断，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当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
基于主权国家原则建构的国际秩序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强调普遍化原则，普世套用一个标准。但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世界观看来，“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济天下”、“成己成人”才是理所当然；局部与整体是有机的联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休戚与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对于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世界观，主权国家原则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种“伪善”，它让强权摆脱了对于弱小者的道德义务，为实际上的支配与宰制提供掩护。中国传统承认位阶差序才能确立位于上者的特殊责任，确立大对小、强对弱的扶持义务。
六、巨变时代倒逼我们调整学术路线
学术界应该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是否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熟悉的概念与理论是提升了我们的视野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
未来的全球秩序可能出现两种趋势。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后，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重历史发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在这期间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很难避免，许多全球层次的公共治理议题可能出现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迎接一个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来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交换模式，一个更尊重文化与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论述领域，一个更能统筹兼顾地球上绝大多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全球经济秩序， 一个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世界处于社会治理巨大变革前夕。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公众、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互动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利益攸关方的多方协商与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机动结合、及时反应，有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与政党政治模式将被迫转型。
2015.04.10
台湾如何跨越亚投行这道坎
参见：2015.03.19台湾可在韩国加入亚投行后跟进
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即“意向创始成员国”，下同）名单即将在4月15日揭晓，如果台湾未能成为创始会员，也是意料中的事。大陆将亚投行定位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接纳台湾为创始会员，等于正式承认两岸关系为政府对政府关系，这已经超出了目前两岸关系政治定位的框架，恐难成真。
不过，既然马政府已经高调表达参与意愿，北京为了保留接纳台北为正式会员的空间，未来在章程设计上很可能将会员资格从主权国家放宽到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经济体，或世界贸易组织的独立关税领域。
今年六月亚投行的章程确立后，北京应该会开始与台北积极商议此事，但有可能将接纳台湾的正式决定拖到明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马英九“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虽然对此事非常积极，但他已经无力主导“立法院”，也很难排除民进党的蓄意杯葛，“立法院”能否顺利将认股所需资金纳入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有待观察。
其次，台湾即将进入“总统”选举热季，民粹政治气焰将日益高涨。在这个节骨眼上台湾的政治人物、媒体与社运人士与都会用放大镜来看待入会名称与地位问题，这会大幅压缩理性讨论加入亚投行对台湾实质效益的空间，因此把这个滚烫议题先冷却一段时间，反而可避免岛内舆论将尊严问题无限上纲。
更何况，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可能性颇高，两岸关系前景不明，习近平已经提出“地动山摇”的警告，北京对台政策实质上已经进入观望期，将台湾的会籍问题延到一月“总统”大选后再做最后定夺，做这样的打算也不会让人意外。
从整体国际形势变化来看，美国虽然高调重返亚洲，但想要战略围堵中国或主导亚洲事务必然是愈来愈力不从心。参与亚投行是台湾社会必需跨越的一道坎，这道坎如果能跨得过，就意谓著台湾总算学会了如何适应二十一世纪亚洲新秩序。顺利过了这一关，才有可能叩关其它北京有主导权的国际组织或多边协定，而这样的机会未来只会愈来愈多。摆在眼前的就有预定在2016年正式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这个协定覆盖了台湾将近五分之三的出口市场。
台湾参与亚投行可获得的实质利益非常明显。第一，作为会员，台湾可以及时获得亚洲所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规划以及相关领域跨国合作计划的详细及完整资讯，这些资讯对想要开辟亚洲新兴市场商机的台湾企业与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要。第二，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相关的台湾厂家可以积极参与各国兴建大饼的招标，不会遭遇不公平待遇。第三、台湾可以参与亚投行融资项目衍生的周边项目之跨国融资平台运作，这对我们的金融产业国际化是很重要的机遇。第四，未来可以争取在台湾发行台币或人民币计价的亚投行债券，活络国内债券市场的筹码。第五、可以扩大台湾国际金融与国际开发计画管理人才的培育管道，相关领域的年轻人可以到亚投行取得实习机会，优秀人才可能到亚投行任职，甚至出任高阶官员。第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参与亚投行可以帮台湾开辟一条切入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捷径，以免让台湾成为欧亚大陆经济板块加速整合过程中落单的孤岛。
如果台湾跨不过这道坎，就意味着台湾未来的道路将愈走愈窄，愈走愈艰辛。而能不能跨得过的关键在于台湾社会是否能跳脱鸵鸟心态，能否诚实面对自己的处境与选项。
参与亚投行与过去台湾争取国际参与空间的历史情境的确很不一样。如果回到二十年前，当时争取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台湾可以得到美国及其盟邦的奥援，因为这是他们主导的场子。
即使在二十年前，当时中国大陆才刚开始与国际经济接轨，但凡涉及台湾会籍的名称、地位与待遇问题，仍必须顾及北京的一个中国底线，最后还是经由两岸密使沟通加上美国（透过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两位忠诚盟友）从中斡旋才达成共识。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国际影响力迅速跃升，美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已经失去主导地位，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实质上是北京说了算。无论是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或与新加坡及新西兰商签经济伙伴协议，大陆都有能力在幕后主控。但为了顾及其他当事国的颜面，以及考量到台湾易受伤害的社会心理状态，北京选择隐身幕后，不直接面对台北，这样就给台湾留下自说自话的空间。
为了彰显台湾的主体性，我们“朝野上下”乃煞有介事的发动外交攻势与国际宣传，动员欧洲议会或美国国会通过没有拘束力的声援决议，或委请自己的邦交小国在国际场合“仗义执言”，或在国际媒体刊登大幅广告，乃至于承租纽约市公车站海报看板。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都是白耗银两的虚功，但可以让台湾保有颜面，并自我安慰一番。
马政府决定在亚投行议题上投石问路，终于让台湾社会再也无法迴避一个过去一直存在，但大家却假装没看见的冷酷现实：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基本上取决于中国大陆的善意，以及北京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释弹性。这次亚投行议题逼著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美国与日本没有置喙余地，台北没有搞花拳绣腿的舞台，北京也无法隐身幕后。如何施，如何受，在在考验两岸决策者的智慧。
2013.01.21中国大陆兴起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
这篇演讲的稿子。属于2013年，没有解释2009-2014债务刺激下的增长。
五毛一開口就洩露底細—謊稱來自台灣的Wiserman。
哪個台灣人會這樣說自己的故鄉？
台湾的悲伤啊！
建议大陆不可以对台湾太客气！！！
文章太长，必须分段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