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这是三位专家的意见。原文载于观察者网。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高投资率有没有合理限度？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只搞服务业 不太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经济学家，前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7%目标合理吗？印度与雾霾……

【附录】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朱天：中国增长之谜，是制度还是文化？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勿用道德标准衡量国企民企
       


2015.04.15
王小鲁：高投资率有没有合理限度？

【安静、讲话又极讲究分寸，是王小鲁在去年的新莫干山会议上留给编者的印象。80年代，王小鲁曾是鼎鼎大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的成员之一，1989年至1998年期间在澳大利亚访问、留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研究宏观经济，2000年之后又因关灰色收入的研究引起高度关注。
在经济学界，王小鲁的立场亦“左”亦“右”，而他自称是事实派。4月9日在北大国发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圆桌讨论会上，经济学家王小鲁对中国经济的下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与林毅夫、姚洋等学者强调的观点有所不同，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还是要靠投资拉动，姚洋在讨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八大特点时首要一条就是，有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而在王小鲁看来，高投资确实是高增长的保证，但是过高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张过快，这和相对较慢的消费增长不相协调，因此会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无效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扩张的政策，恐怕只能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会加剧内需不足的结构失衡。
经北大国发院授权，观察者网刊发经王小鲁本人审定的发言稿，供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经济现状。】

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放缓，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滑坡。在这之后，2010年季度增长率曾经恢复到12%的速度，但是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在逐渐下降。

资本投入加速 经济增长减速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与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时，资本存量的增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在提高。

从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以后，大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的大部分年份，经济增长率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经济增长率走到了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面。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资本存量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特别是2008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更大的变化，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相反经济增长率在逐步下降。这两个增长率出现了一个喇叭口。



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不是供给因素导致的，首先并不是因为资本投入少了，实际上资本投入是在加速，而经济增长是在减速。



和这个现象同时发生的，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工业部门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据不同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趋势，大致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产能利用率是逐步下降的，过剩产能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它说明我们国家在这个时期存在过度投资的情况。

过度投资同时就伴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我们来看资本生产率的变化，如果用GDP和资本存量之比来计算（两者都用名义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平均资本生产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致在0.4和0.5之间。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到2013年降到了0.3以下，如果看边际资本生产率，它的变化更快。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体上保持在0.4以上，而2013年已经降到了0.14。也就是说现在的资本生产率和2000年相比，只有那个时候的三分之一。那个时候用一元钱可以带来的对增长的贡献，现在要投入三元钱。



所以回到我们所讲的问题，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不存在供给障碍，基本的问题是需求方面的制约。但需求方面又可以分为几个因素。如果我们看直接原因的话，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年出口增长放缓。我们国家从2000年以后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每年的出口增长率在24%左右，那么高速的出口增长，实际上吸纳了国内相当大一部分生产能力。因此当时内需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充分反映出来。

2008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出现滑坡。但我们国家出台了四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再加上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建立融资平台，至少投资十几万亿，这替代了出口的下降，在短期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我们当时采取的那些大规模刺激政策，最近几年也在逐渐退出。因此内需不足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可以说这些因素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

高储蓄高投资有没有合理限度？

但在我看来，经济增长下行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失衡，我们现在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和姚洋院长刚才讲到的观点（姚洋认为，高投资率高储蓄率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性之一，观察者网注）有点不一样。

我们国家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很突出的变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期，我们的总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大致都在35%到40%之间。实际上35%、40%已经是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了。而当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大体上是在60%以上。

大致从20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迅速上升，而消费率迅速下降。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都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从40%以下上升到了50%左右。相反最终消费率从大约62%，下降到了50%以下，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反映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用大约GDP的一半来进行投资。这么高的一个投资率，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我赞成姚洋院长刚才讲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的经济要迅速发展，未来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没有高投资不行，我们需要高储蓄和高投资。但是高储蓄和高投资，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在我看来是需要有一个合理限度的。如果超过了一个合理的限度的话，那么过高的储蓄和过高的投资可能就会带来结构性的问题。

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能带来什么？

具体讲，投资率储蓄率过高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构问题？

首先是产能的扩张快于消费的增长。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的投资率是在上升的，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在下降，那么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投资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产能扩张，都快于消费的增长。

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面临一个相对萎缩的消费市场，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的情况，过去这些年是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在大部分工业部门都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最近几年一些新兴的产业部门，包括太阳能、风电等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部门，也迅速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过高的投资也带来了过度的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

在这方面我们一直以来有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后盾，当我们面临经济疲软的时候就想到了凯恩斯主义，想到了由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和政府推动的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投资拉动经济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度？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凯恩斯的理论也许有他没有完成的、有待后来人来做的一部分。就是要解决这个合理的度在什么地方？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理论里面，他实际上是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看作是可以完全互相替代的两个变量。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这样的，当总的消费需求不足的话，我用投资来拉动是不是能把经济增长拉上来？短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碰到我们国家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本来已经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储蓄和扩大投资，带来一个什么结果？经过了十几年，我们今天面临的结果，就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之间，出现了很严重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恰好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有足够的投资资金，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大量的生产能力变得过剩，产品卖不出去，这造成了对增长的最大制约。

凯恩斯曾经说过，当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由政府投资，在地上挖坑，然后把这个坑填起来，照样可以带动经济增长，这个理论对不对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有道理，但是我认为这是有缺陷的。

比如说，我们分析一下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构成，我们可以看到通常人工成本只占建筑安装工程的大约15%左右。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这些物料成本大约占到65%。建筑安装工程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部分。此外还有设备和工器具购置等等。因此我们花100元钱来扩大投资，其中最多不到15元钱变成了工人的收入，变成了他们的消费，但还有大量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了呢？用在原材料和能源等物料消耗。而如果说我们进行的是无效的投资，就像凯恩斯说的挖个坑再填起来，那么这些能源和原材料是白白浪费掉了，白白消耗了国民财富。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把这100块钱直接转移给老百姓，让他们来消费，我们为什么非要用它进行无效的投资？如果这是无效的投资，我想这样的政策是不可取的。这不仅造成国民财富的浪费，而且消耗了不可再生能源，严重污染了环境。

我们从数据上来看，2000年，我们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还不到5万亿元。2013年扩大到25万亿，这是用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与此同时，化石能源的消费从不到14亿吨上升到了大约34亿吨。就是说化石能源的消费，随着投资的增长也猛增了几倍。投资消耗的原材料最主要是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等，这都是投资需要的基本原材料，同时也恰恰都是高耗能产品。

结果就是大量进口石油、铁矿石，大量消耗煤炭，带来了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严重空气污染，这主要是来自化石能源的消费。而且这个范围相当大，在全国来看，大面积的空气污染和化石能源的高消费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河北到北京这一带特别严重，一个主要原因是河北省集中了全国大约五分之一的炼钢能力，所以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

基础设施也不能无限扩张

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说高投资确实是高增长的保证，但是过高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张过快，这和相对较慢的消费增长不相协调。因此它会导致产能过剩，导致无效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采取投资扩张的政策，恐怕只能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中长期会加剧内需不足。

当然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投资扩张不投在生产领域，只搞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会怎么样？这不直接造成产能扩张，但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几年房地产也出现了大量的过剩，有很多地方有大量的空房卖不出去。再有一个现象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当然仍然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点我也同意。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有很多地区投资搞的基础设施，是超前的，或者说是过剩的。比如说有些高速公路修了以后，长时间没什么车跑，实际上是大量的资源提前消费，而形成的设施没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这也是资源的错误配置。此外还有很多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因此我想，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投资也会形成泡沫，也是不能无限扩张的。这样的无限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也会带来高消耗、高污染和环境的破坏。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所谓“资本积累的黄金率”。说的就是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或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都不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都会劣化资源配置，都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的福利水平。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劣化了资源配置，导致了结构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我认为这个情况是和政府行为有关的。最近这些年，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热衷于投资。经济增长、GDP是主要的政绩目标，投资也是主要的政绩目标。政府把投资本身当成了政绩，而不是把投资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看做政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但推高了投资率，也推高了储蓄率。因为政府支出结构存在问题，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民生方面的支出不足，而用于投资的支出过多。这同时也制约了老百姓的消费。

我们现在的政府投资加上国有企业投资，至少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三分之一，但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是起领导作用的，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政府扩大投资规模，实际上对总投资是起了一个引领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政府一味的追求高增长、高投资的行为方式不改变，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可能也很难改变。而增长疲软，恰恰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收入分配状况抑制了内需

我们现在的结构失衡，显然和收入分配相关。首先就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在过去十几年中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另外居民收入在不同的居民收入阶层之间的分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我们看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最近有一个变化趋势，政府收入的比重在上升，企业收入的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而扩大的政府收入主要又没有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是大量用于投资和行政支出。除了财政预算，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也大量用于投资，此外还有大量的借债投资。政府的这种行为提高了储蓄和投资的总规模，抑制了居民消费。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居民收入分配中，收入差距长期以来在扩大。基尼系数在改革初期只超过0.3，现在已经上升到接近0.5。这是官方数据，是依据居民住户调查来计算的，实际上这个住户调查还漏掉了很多高收入居民。所以实际的收入差距还要比数据反映出来的更严重。而高收入居民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储蓄率特别高，因此在收入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平均储蓄率就会居高不下。

如何改变结构失衡？

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失衡，最关键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我刚才讲到收入分配方面的原因，和政府行为方面的原因。

如果说我们要能够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来改变这种结构状况。比如说储蓄率和资本投资率，从现在的投资率接近50%、储蓄率超过50%，分别下降十个百分点，降到40%或者更低一点，同时居民消费率和总消费率各自提高10个百分点，使居民消费率从现在的36%提高到至少46%以上，或者接近50%，让总消费率恢复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60%以上，那么会怎么样？

我想带来的结果是经济结构更加平衡，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现在这种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局势会被遏制。因此，改变结构失衡的关健是政策调整和改革。

在改革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任务。其实这些都和我们现在面临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其中一条，全会提出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不适当干预。同时其他一些方面的政府干预，包括政府各种行政审批，政府对价格的干预，也需要减少。

针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我们现在知道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新老城市居民之间，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是不均等的。这种不均等的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也起了一个不良的作用。

我们在财税体制方面需要推进改革，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不够公开透明，存在公共资源的浪费和资金流失、贪污腐败现象等等，也存在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对资源的使用和支配。另外在城乡一体化方面需要推进，需要促进农村的发展。在户籍制度方面需要进行改革，要让长期在城市打工的那些农民工，能够有条件真正作为城市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正常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不推进这些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就难以改善，结构失衡、内需不足也难以纠正。

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目标，都很准确到位，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改革措施具体落实、不走样子。这些恐怕就是影响我们未来结构合理调整和经济健康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2015.04.11
姚洋：只搞服务业 不太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探讨，学界机构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观察者网两位重要作者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朱天教授，以及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华生都在观察者网发布长文，对此提出过质疑。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也在做这一领域的研究。4月9日在北大国发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圆桌讨论会上，他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姚洋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的确确存在，他分析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进高收入国家的成功案例后，发现这些国家具有8大共性，比如被国内主流经济舆论所批判的高储蓄高投资、比如制造业发展好、再比如政治稳定等等。这8大特点中，中国有一个方面仍需努力改进。具体是什么呢？请看以下姚洋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北大国发院授权观察者网发布，经姚洋教授审定。】



很多国家在中等收入区徘徊几十年上百年

中等收入陷阱在国内已经有了很多讨论，事实上对是不是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就有一些疑问。我们现在在做研究，从数据上还是比较明确的能看到，的的确确存在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要达到世行的中等收入标准，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世行2012年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GNP）1035美元以上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了。1035美元及以下的低等收入国家全世界只有20个。

达到高收入的国家有多少呢？按照世行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12615美元以上就是高收入国家，我感觉这个标准低了一点，12615美元的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这是很低的收入。如果我们用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45%来计算，世界上只有36个国家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的4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收入阶段。如果看数据很多国家实际上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跨越中等收入，所以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存在的。

成功跨越的国家有八大特点 中国八缺一

我们看了一下那些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共性。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有什么特点？

首先第一个是高储蓄，高投资。我们今天老抱怨，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太高，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们等会儿要讲一下，还要看看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都有比较好的医疗条件，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比较低，预期寿命比较高。

第四，制造业发展比较好。在这里我觉得中国和印度的对比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中国从1978年开始，工业化发展加速，当时我们的工业增加值仅仅1607亿元，占GDP的总额约44%，印度只有20%左右。当然今天这个比例已经达到45%左右，这两年掉下来了，印度只有30%左右。印度人以为做世界的办公室就能成为发达国家，从数据来看，大概不太可能。一个国家只搞服务业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特别是大国。而且不光要搞工业化，工业化一定要深入，工业占比一定要高到一定程度，对就业的贡献要达到30%以上，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比如说20年到25年以上。

第五就是出口，这些成功的经济体出口并一定很多，但一定是制造业出口占大数，这个在中国也是比较符合的。

第六，宏观经济方面比较稳定，没有恶性通货膨胀。这个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做不到，拉美国家就没有做到。财政政策比较稳健，政府不乱花钱【胡说】，特别不是把财政货币化，一手印钱一手发债券，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第七，就是政治上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政治波动。

第八，是中国没有达到的，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比较平等，他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像台湾、日本、韩国，如果中国天空上面有一朵乌云就是这个方面。这个不平等在哪方面会阻碍国家成长？我觉得应该是教育。

要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当有一大批穷人的时候，他对教育的投资就会比较低。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农村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被招到沿海打工，他们现在的收入还可以，赚个两千块钱一个月，很快会涨到三千块钱，他们觉得可以了。

但事实上再过五到十年，也许他们的工作全会被机器替代。我们现在简单的算一下就能知道，他们这种教育水平，将来收入水平不可能随着我们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长。因为按照我们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大概是6%-7%，意味着十年之后他们的收入要翻番，也就是说按照今天的价值预算，农民工的起始工资就要超过一千美元。如果他的教育水平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就是高中教育水平，要拿到这个工资是不太可能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不太现实的情况。

那我们农村的教育水平到底有多低呢？我们北大自己的调查统计，在农村地区21-30岁的人口当中，5.8%为文盲或半文盲，13.7%只有小学文化水平，49.0%初中毕业，三者加起来超过三分之二。这一劳动力群体，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要迎接这个挑战不能等待，等到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再做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想让中国成功的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可能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我粗略地看了一下数据，我们的高等职业学校，还有中等职业学校的生均财政投入，是低于普高，也低于职业高中的。只比我们小学投入高一点，那显然是不可能培养出好的工人来的。

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加大一些投入，在我们的正规教育上能不能向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倾斜一点。另外一方面能不能拿出一笔钱来，给人社部来搞职业培训，因为他们是管着职业培训的，但是他们手里基本上没钱。这样来提高我们工人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为我们国家的转型升级做好准备。



2015.03.15
林毅夫：7%目标合理吗？印度与雾霾……
——解读2015政府工作报告

周六（3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多位经济学界大牛聚集一起，召开第40次中国经济观察CEO的季度报告会。参加的五位学者都在业界鼎鼎大名。包括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副院长黄益平、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宋国青和卢峰。
会上五位学者从2015政府工作报告解读开始，对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经承办方授权，观察者网今日推出此次会议的第一部分——林毅夫对2015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
在发言中，林毅夫对7%增长为什么合理且必要进行了详细的回答。林毅夫将中国与发达国家做比较，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四大优势，能够促使中国实现7%增长：中国大量产品是中低端产品，产业亟待升级就等于有投资机会；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足；环境问题需要解决；城镇化正在进行中，这些领域都面临大量投资机会，而且也有较好的投资回报。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不到50%，居民储蓄率很高又有大量外汇储备等等，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的这三点优势又说明，中国设立7%的增长目标是合理的。
此外，谈到增长7%的必要性时，林毅夫还拿印度来比较，莫迪政府正在推行东亚招商引资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如果能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经济增速很可能实现8%-9%的增长。如果说印度经济在向上走，而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滑，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信心。所以中国“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时候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仅是在2015年，应该在2016年到2020年，这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7%”。
另外，林毅夫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澄清了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几大认识误区：雾霾是经济发展快引起的？投资会恶化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形势下，政府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搞基础建设投资，会加剧金融风险？
林毅夫认为，牺牲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会让人们受环境破坏之苦的时间更长；另外他根据自己在世行期间考察各国发展的经验，坚持认为，在经济呈下行态势且民营资本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好的时机。

以下为经林毅夫审定的演讲全文：

我昨天（3月13号）刚参加完政协会。过去在两会之后的“中国经济观察”，总有人来解读一下政府工作报告，今天我就按照惯例谈谈我在读总理报告时的几点感想。

2014年成绩：与欧元区、日本、美国的比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先讨论的是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在说取得的成绩的时候，总理用了“来之不易”这个词，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我们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达到7.4%，虽然跟年初所讲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比较起来，少了0.1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我们放在整个国际的经济发展态势来讲，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当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成绩。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如果你盘点年终实际的经济表现，跟年初的增长预期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知道像欧元区，去年年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大的国际机构预测，认为欧元区可以达到1.1%，但到年底的时候，欧元区增长只有0.8%，少了0.3个百分点，是减少了将近30%。

然后是日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体。日本2014年大家知道有安倍经济学，也可以说炒得沸沸扬扬。安倍经济学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安倍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数量也相当大。年初的时候，当时的预期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2014年可以达到1.4%，但到年底一盘算，实际上日本即使在这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跟积极的财政政策下，经济还是衰退的。到年底盘算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只有0.2%。

美国好像好一点，尤其去年第二季度的时候，美国的环比年化增长率达到4.7%。去年第三个季度的时候，更是达到了5.0%。大家都认为美国经济好像是真的复苏了。但到第四季度突然又降到2.2%，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4%。跟年初的预期2.8%，少了0.4个百分点，下滑超过15%。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那么国际上的经济形势对中国当然会有不少的影响。比如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达到16%到17%，去年年初的时候贸易增长目标是7.5%，到年终盘算的时候，进出口总额增长只有3.4%。可以说就像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的，整个国际经济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相当复杂的，还是有相当多不确定性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去年提出预期目标是增长7.5%左右，但是心里希望达到7.5%。在这种情况下达到7.4%，只低了0.1个百分点，从这样一个国际的整个经济趋势来看是不容易的。

而且不仅是说经济增长率在合理预期的目标里面，只低了一点，并且经济结构在去年也有不少的改善。比如说有不少新的亮点，包括在高端装备业上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在互联网金融，还有网上购物、快递业务、新能源汽车等等这些领域，在去年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同时大家都关心雾霾、关心环境。我们的雾霾跟环境和能源使用有相当大的关系，去年每个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8%。我刚看到一个报道，去年我们实际的碳排放总量减少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另外，今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还是高于GDP的增长，并且非常重要的是，农村去年的纯收入增长达到9.2%，高于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就是说我们的收入结构也是在改善的。这些我想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还可以讲很多，我这里只是说一些。

经济下行压力大，必须保持合理增速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肯定还有很多能够改善，而且希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去年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下滑的。今年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还是继续这样的下滑趋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增速的下滑，并没有说因为政府采用了一些政策而改变。并且在消费上面新的增长点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以投资来讲，去年的目标是17.5%的增长，实际的增长只有15.3%。消费的增长固然也不少，但是没有什么真正比较大的增长，来弥补投资增速的下滑。

另外，去年稳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一个目标。在稳增长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里面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可是我们希望这些降准或降息能够解决一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宏观政策的使用而得到缓解。另外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各种不满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去年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但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有很多。

关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安排，我想2015年总的来讲外部环境还会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有很多不确定性，还会相对严峻。因为发达国家还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中复苏，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关键的、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普遍还没有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的经济增长的总的基调未变，还是继续秉持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路，像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报告认为化解各类矛盾和风险，并且实现现代化，基本上还是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

达到7%　中国有四大优势三点不同

这样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就是我讲到的中高速，2015年的目标是在7.0%左右。我个人的看法是把增长目标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我认为它是合理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也常讲，与发达国家相比，实际上我们还是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基本上即使是外部环境不好，但是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首先来讲投资。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非常多。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也就是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品，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有很多的机会。

第二就是基础设施，这么多年固然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第三是环境，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的问题，你还是要投资新的节能减排的设备，用新的生产方式。

第四，我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改善住的地方。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还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整个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有以上四方面的优势，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衰退，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了，它走不出去，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首先来讲产业是最前沿的，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基础设施普遍完善，可做的顶多就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环境也相对好，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条件，应该发挥出来。

另外，不仅是说有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资源，有机会还要有资源。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我们又有三点不同。

我们投资资源的条件相对比较好。我们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债都超过100%，发达国家也是。所以我们可动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有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期限不配套的问题。

最近财政部宣布，今年用一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他在银行系统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我们也一直在倡导，这样的一个建议被政府采用了。这样来说我们政府可投资可利用的资源，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相当大的。民间的储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要对外投资，要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

政府负债少、民间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多这三点，是判断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周期性下行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们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或民间储蓄不足。即便国内有钱投资，还要受限于外汇储备不足，因为你要要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而我们这些都是相对具备优势的。

所以我想把这些有利条件应用起来，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有了以后，收入增长也能够得到保障，那么消费也会增长。投资和消费都在增长，这样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我相信达到7%左右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7%增长的必要性

另外我觉得中国经济维持7%的增长也是很必要的。首先一个必要的原因就是就业，如果说我们不能保持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很可能就业就要变成一个问题。2014年的时候就业是相当好的，我们新增了1320万的城镇就业机会，比去年预定的新增就业目标1000万还多。但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低于6%，大家可以想想看，企业的盈利状况会非常不好。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会变化，现在即使盈利状况不好，企业对发展还有信心，他还可能把员工留着。如果他对未来的预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业了，就关门了。就会出现一些企业的倒闭，甚至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这个危险总是要关心的，总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必要的。

第二个，同样的情形，就是金融稳定性的问题。如果说企业对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好，经济增长要放慢，那么肯定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更差。这种状况下，坏账会增加，坏账持续增长就会影响到金融安全。

第三个，我们十八大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有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1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7.2%，我们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那就代表着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比较低，6.6%就可以了。

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有没有可能说GDP增长6.6%，然后靠再分配，让收入增长更快一点？那这样的话也许GDP增长6.6%，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增长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这个我完全支持），但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企业的盈利状况会更差，可能企业要关门，要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就会跟前面两个目标（就业和金融稳定）相抵触。

所以这种情况下，十八大目标的完成，我觉得比较好的情况，还是保持一个差不多7.1%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是0.5%，如果GDP翻一番，年均6.6%就能完成目标，但最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来自于经济增长带来的。7.1%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可以翻一番，也有利于就业，也有利于金融稳定性。

印度如果抓住机会 GDP增速可能实现8%-9%

还有一个必要性，上次在中国经济观察的会上我谈过，现在再强调一下，就是印度的竞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份的预测，印度会在2016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中国。世界银行最近又做了一个新的估计，因为过去印度在算自己的增长率的时候，是从投入增长多少，来推算他的经济增长率。但其他国家是用产出的增长，因为劳动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不能用投入来计算，用现在通用的产出增长来计算，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2014年时印度的增长率就达到7.5%，比我们中国2014年的增幅高了。

我觉得这种趋势也许不是一两年，我想这种趋势可能会是相当长期的，而且不是0.1个百分点，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可能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原因是什么？

我们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任何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通常会保持二三十年高速的增长，日本、亚洲四小龙是这样子，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也是这个道理。大家也知道，我们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因为工资上涨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而其他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可能也会实现像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印度有相当可能会抓住这个机遇，两个原因，因为印度现在的人均GDP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工资水平比我们低。

第二个是新上台的印度政府，印度总理莫迪干在吉吉拉特邦干了12年的首席部长，他推行的就是东亚的招商引资、出口导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取得的成绩也是跟东亚一样引入注目。他当年所在的邦人口只有印度的5%，但是出口占印度的25%。他现在当总理了，当然也在推广这个经验，提出”印度制造“的口号，积极招商引资，积极以出口为导向，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我觉得去年印度经济增速超过我们，实际上是一叶落而知秋，如果他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有8%到9%的增长。

而我们已经进入到新常态，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我们比较优势在慢慢减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从9.8%降到7%左右的增长，不努力的话就降到6%或更低了。

产业转移中国要积极作为

各位想想看，我们在过去30多年维持了全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大国，但国际上对我国的体制机制有很多信心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么对比的话，人家在红火发展，我们的增长乏力，国际上唱空中国做空中国的声音会更多。那怎么来应对这个可能的挑战？我想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快速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印度还是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增速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速度更慢是惯例，所以，我们到了高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增速低于印度，这不是我们的体制和道路问题。

那怎样才能更快地进入高收入国家？如果说我们从2015年到2020年能够维持7%，7.1%、7.2%的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12615美元，那就是高收入国家，印度就不是我们对比的对象了，我们就可以跟其他高收入国家对比了。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要积极有为地帮助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另外一个可以承接的地方，就是非洲，因为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必然要转移。如果我们不积极帮助国内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死在国内了。国际上对劳动力密集产业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如果我们不作为，印度很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填补我国腾出的空间。因为实际上它已经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帮助中国企业抱团出海，转移到可以承接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不作为，印度很可能抓住，因为它已经在寻找这个机会了。我们要积极作为，帮助中国企业到另外一个地方实现产业转移，比如说到非洲，非洲有十亿人口，工资水平现在跟印度一样，人均GDP平均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

非洲如果承接了，他们也会出现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有什么好处呢？非洲国家在西方主流的理论之下，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还不能摆脱贫困。如果说我们的产业转移，跟我们的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的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起来，那就代表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反而能够增加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时候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仅是在2015年，应该在2016年到2020年，这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7%。这是我认为必要的。

三个认识误区：雾霾 投资 政府搞基建

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从我前面讲的理由来看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而且是必要的。但真正要落实起来，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

比如说雾霾的问题，确实，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好像在社会上有不少人，看到雾霾很严重，就认为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认为经济增长慢一点，提高增长质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这样呢？雾霾确实需要解决，但雾霾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

我还是拿印度来对比，印度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们高出15%。但现在来看印度的人均GDP，2014年印度是1626美元，我们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就代表过去印度在这这36年，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

但我们现在关心的雾霾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这样一对比，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我们的雾霾就会好。

仔细分析一下，雾霾确实严重，我也不喜欢，但雾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中等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么这时候的环境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社会，环境问题要更严重。中国是这样，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和新工业化国家日本和韩国，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这是共同的问题，除非你不经过制造业阶段。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来比，污染更大。

第三个原因，跟环境执法有关。加强执法环境会改善一些，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会议期间那样把工厂关掉，一段时间可以，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人民受害的时间就越长。高速发展三十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如果你到欧洲去，他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的增长，他们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

第二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我们现在过剩产能是在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上面，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消费掉的。如果说我们投资降低了，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你说，现在的钢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那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改善投资不需要，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的投资，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下行，政府该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不该降准，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政府就不会去投资，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投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是没回报的。然而做回归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另外，基础设施投资，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就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了。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些回报的，所以，计算的回报率就比民营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低。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前几年，国际上一个盛行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他们发现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责任，即使是投资回报可能低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你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因为这时候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热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我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提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以上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我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谢谢！（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2015.04.16
朱天：中国增长之谜，是制度还是文化？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这一“创6年新低”的7% 增速显示，经济下行压力确实很大。但放在世界范围内看，增速“保七”依旧十分可观。各国媒体昨日也赞许“7%的增长率仍是奇迹”、“中国经济从青春期进入青年期”。日本电视台评论“中国有保持稳定增长的自信”。
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比较多。那么这些工具使用者的“独门功夫”是什么？中国经济保持基本稳定的深层原因是制度还是文化？国内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自由派的说法流传最广，而中国模式派风头正劲。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朱天教授再次赐稿观察者网，从深层次解读自由派、中国模式派以及文化派各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并指出其背后的逻辑漏洞。经过比较后朱天认为，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干预和混合经济同样不是中国增长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国增长的必要条件。】

1978年的时候没人预测到中国会是过去三十多年里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更不用说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今天，我们都将这个成就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快过1978年之前，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也远快过其他国家（除了靠石油致富的小国赤道几内亚）。

中国比发达国家增长快也许不奇怪，可以说是因为原来的基数低。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比赤道几内亚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增长都快？不只是快一点，而是快很多。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增长之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我们还要高，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国。提出并试图解释中国增长之谜不仅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及预判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非常重要，而且会改变我们观察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问题的角度。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一些流行但是错误的解释，如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出口拉动等等，这里没有篇幅一一评论，我只需要指出：如果这些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可以通过这些办法实现快速增长，但为什么都没有做到呢？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都很廉价，生育率都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也都可以靠出口来拉动需求，尤其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像中国这样容易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者及其政策的攻击目标。

中国增长之谜的制度解释：自由派与中国模式派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就是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叫技术进步）。多数学者认为这两者都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特别快呢？

许多人从制度和政策角度找答案。有两派观点比较流行，这里姑且称之为“自由派”和“中国模式派”。这两派都承认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的差别在于，自由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不够自由、不够开放，如果不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经济增长即使不会崩溃，也难以为继。

“中国模式派”——则主张通过强势的政府积极干预市场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确或者基本正确，他们尤其欣赏中国的政治体制。

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倒不尽一致，有主张政治上搞民主的，也有主张先搞法治建设的。中国模式派虽然也承认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认为基本上都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问题，只要假以时日，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里的中国模式派比较笼统，其中有一些精确的可以称之为“保皇派”，而有的学者承认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但对这个模式持批评的态度，却并不保皇。

自由派在国内学术界可能占了主流地位，他们关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开放的主张或许不错，但是他们通常缺乏全球比较的观点，因此不能解释、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比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包括那些比中国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发展中国家。自由派也做比较，但通常只与西方发达国家比、只与书本中的市场经济模型去比。问题在于：如果只要自由开放就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那么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应该不输于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模式派在学术界虽然地位不高，但近年来他们观点的影响在上升，尤其为官方所喜爱。与自由派相比，中国模式派有全球比较的视角，他们不仅看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弊病，还看到发达国家的不足，由此倍加欣赏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将之归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包括强势威权的政府、国有民营共存的混合经济以及对市场和产业的积极干预。

但是， 中国的体制真的像中国模式派所说的那么独特吗？毕竟二战结束以来的七十年里，搞过威权政府、混合经济和市场干预的发展中国家不在少数，却没有几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可能只有韩国和台湾是例外。

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东亚奇迹的一部分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保持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这之前，还有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增长经历，而且都先后加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在解释东亚的增长奇迹时，有几派观点，其中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发展型政府”派，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东亚的经济腾飞是强势政府推动符合本地情况的产业政策的结果。这一派学者中的经济学家较少，多数是政治学家和东亚问题专家。他们的理论深度和实证研究水平要比中国当今的中国模式派高明很多，值得后者认真学习。

但是，“发展型政府”派与中国模式派一样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积极干预过而且现在还在干预经济，但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当年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干预成功了。他们的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干预程度较小的新加坡和作为自由市场典范的香港同样实现了经济腾飞。

与发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东亚奇迹恰恰证明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出口导向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可以让任何国家脱贫致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实现经济腾飞要归咎于其错误的制度和政策，它们要么采取了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国家过度干预的工业化策略，要么是搞了国有化和计划经济。

自由派的这些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是他们不能回答为什么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几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以后都放弃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然而，无论是拉美还是非洲国家，过去二、三十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比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实上还更慢了。

表一比较了1961-1985年间与1986-2010年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由年均增长2.4%降到1.25%，中东和北非的发展中国家由2.99%降到1.67%，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由0.97%降到0.6%。我列举这些数据不是想证明市场化改革是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减慢的原因，毕竟1986年后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发达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增长率由1985年前25年的3.14%降到了后25年的1.78%。但这些数据最起码说明自由派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奇迹。改革开放即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远非充分条件。中国历史上，清朝实施的并不是中央计划经济，而可以说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但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却越拉越远。



西方一些主流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对拉美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表现不佳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彻底，相关的一些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但是，用同样两个时期比较，中国的增长率由1985年前的4.69%上升到之后的8.91%，印度的增长率则由1985年前的1.61%上升到之后的4.62%。中国和印度增长的加速当然都与市场化改革有关，但根据国际上有名的两家智库对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中国和印度都是靠后的，不只是逊色于拉美国家，比很多非洲国家还不如。

表二列出了一些国家的经济自由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排名及其经济增长的情况。这是我根据几组数据整理出来的一个表格，几个指标都齐全的国家（或地区）总共有130个，其中，香港和新加坡在两个智库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上都是前两位，非洲的乍得则在130个国家（地区）中垫底。中国在经济自由度和国家治理能力上的排名与印度和海地处于同一个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墨西哥、牙买加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还落后于乌干达和马里这样的低收入国家！

自由派经济学家可以用表二中的排名来说明中国离自由市场经济的距离有多远，中国是多么急切地需要继续改革。但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全世界最快的。印度的经济自由度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排名与中国一样属于倒数，却也是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模式派可以从同样的数据中可以得出与自由派正好相反的结论，即过分的自由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威权政府、强势干预和混合经济恰恰是中国经济比别的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


注释：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的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是两家有名的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保守派智库，他们每年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进行打分排名。这两家机构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构成非常接近，包括法治和产权、政府大小、监管效率、市场开放程度和宏观稳定性。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治理指标（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包含了六个方面，即民主与言论自由、政治稳定程度、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及对腐败的控制力。这里的排名是根据这六个方面的指标的简单平均值做出来的。人均GDP的增长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然而，如果我们把130个国家的数据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与经济增长率其实没有什么相关性。自由派当然是坚信经济自由促进经济增长的，他们也许会说表二的数据并不一定说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而是说明这些智库给出的指标不能真正反映各国经济自由的程度。但这样的辩护也有问题。

一方面，花这么大力气制作这些数据的人和机构显然相信经济自由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不然他们也不会去做这件事。如果连这些人得出的经济自由度的指标与经济增长都不相关，那真的可能说明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说目前还没有能够准确反映经济自由度的指标，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就还只是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信念，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虽然并不是经济越自由，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显然也不是自由度越低，经济发展就越好。不管是自由派、中国模式派还是“发展型政府派”都同意，中央计划、闭关锁国的经济体制一定是不行的，极端不自由的经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在摒弃计划经济的大前提下，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非常微弱了，不存在一个最有利于增长的经济自由度，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似乎没有模式可循。虽然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里，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都不是很多，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质量也都非常高，但这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其经济发展的原因。

东亚奇迹的文化解释

关于东亚奇迹，除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从制度和政策的角度去解释之外，还有一种文化派的解释，1980年代在人文和社会学界颇为流行。文化派认为儒家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强烈的成就动机、勤俭节约、重视教育等是东亚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文化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老祖宗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欧洲十六世纪开始的基督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新教国家兴起的原因，他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儒家文化产生不了资本主义。但是另一方面，韦伯也指出儒家文化可以很有效地学习资本主义的做法。

不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削弱了文化派的声音和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虽然在私下也会和普通人一样大谈国家、民族乃至各省之间文化的差异，但对用文化来解释经济发展却是非常不屑的，觉得文化论是一种肤浅的、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毕竟同文同种的南韩和北韩、港台和大陆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制度的影响又是什么？同样的中国人，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迥异，无疑乃制度变化所致。

其实，绝大多数持文化派观点的学者都不认为文化是唯一的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承认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强调，承认制度的作用不等于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还相信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同样是计划经济、同样是市场经济、同样是混合经济，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用制度和政策很难解释这种差异。

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在各自快速发展阶段所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都不尽相同，但同样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在东南亚，同一个国家内部，华人的经济成就平均都高过其他民族。事实上，根据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韦志超和孙昂的一个研究，东南亚各国（地区）的人均GDP与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成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此，马来西亚国内各省的人均GDP与华人的占比也是明显正相关的。这些事实显然不能简单地拿制度和政策的差别来解释。

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文化派的软肋不在其基本观点有什么不对，而在其严谨、定量的研究不足。即使是定量的文化研究，也容易轻率地将文化特征与经济结果的统计相关性看成是因果关系，而对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如初始条件（气候地理、生态环境、种族结构、教育水平等）以及制度和政策的影响等考虑不够。

中国增长之谜可能的答案

可喜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更加严谨的定量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最终就是要回答如下的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国家贫穷？为什么二战以后的数十年里有些国家发展很快，但更多的国家发展缓慢？

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药方，但至今可以说还是徒劳无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东亚四小龙和中国大陆都没有世界一流的发展经济学家，经济却发展得很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个共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保护本土的“幼稚”产业而实现工业化，这就是所谓的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这个策略虽然也让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未能给予它们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发展经济学家曾经还有一个共识，就是落后国家要想工业化就必须提高投资水平和教育水平，资金的缺口可以通过外国资本或者援助来弥补；但结果不仅没有创造奇迹，反而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外援和外资，导致贸易赤字严重、外债过多，甚至引发债务危机、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

到了八、九十年代，私有化加自由化的改革和市场制度的建设成了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开出的药方，后来被总结成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结果并不理想，没有照搬华盛顿共识的中国和印度增长得很好，而实施市场化改革力度更大的一些拉美国家却增长缓慢。

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干预和混合经济同样不是中国增长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国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增长之谜与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关系可能不大，而与东亚增长之谜一样，其答案更可能在于东亚人民崇尚勤俭、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特别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样的结论听上去也许并不新颖，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却不容易：何以见得是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如地理、气候、人种、智商等等）呢？何以见得别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崇尚勤俭和学习的文化呢？另外，如果传统文化真是中国发展更快的主要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已经不是必需的呢？是否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无论怎么变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呢？是否还意味着中国也将会像其他几个东亚经济体一样最终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这些问题要留待后续的文章来探讨。



2014.09.08
王小鲁：勿用道德标准衡量国企民企

【9月18-20日的浙江莫干山会议，尽管整场会议与预期相差甚远，圆桌论坛“混合所有制”议题成为为数不多的质量较高的一场。现场参与讨论的有来自国有企业、中央级研究机构、地方政府投资处、高校研究人员、私人企业等多方代表十多位。尽管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混合所有制已经迈开步子，该探讨什么样的混合所有制，才能最大化国企及社会资本的效益，以及更多普惠于民。但从现场嘉宾的讨论来看，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仍然占主流，比如更多的代表认为私营企业一定比国企好，少数代表认为，国有企业一定比私营企业更能保障行业安全等等，最后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基本一致的认可。观察者网在此编发三位与会代表的发言，供读者思考鉴别。本文为王小鲁的发言。】

谈到国有或者私有，我不主张用道德标准去下定义。国有企业因为你是政府主导的，就是要主导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这个判断的前提是民营会干坏事，所以要国企来做这些领域。反过来说，国企一概不行，我也不赞成。我们需要具体情形具体分析。

美国是个彻底私有化的国家，铁路是国营的，邮电也是国有的。其他欧洲的法国、日本，国企多的很，而且国企运营的领域不限于铁路、邮电。德国电力公司也是国营的，为啥不私有化？因为不同领域面临不同问题。

有些领域不适合搞竞争，我不能再搞一张铁路网去竞争，看谁厉害，把土地也给占完了。只能一张铁路网，而且也不能一人管一段，你的火车不能往我这边开，我也不能开到你那边，这不可行。这个领域也许国有更有效，但也不绝对。这是特殊领域，不容许完全竞争。

石油领域不属于完全竞争领域。谁想地上钻个窟窿，发现有石油，说这是我的，我要和你中石化竞争，这不行，在某种情况下就得垄断竞争。国际上有几家大的石油公司，它不是国有垄断，但它是私人垄断，这是石油行业先天条件决定的，它不适合完全竞争。

那么，下一步想，私人垄断和国有垄断之间，我们做什么选择？是不是国有垄断一定不如私有垄断，我不这么认为。过去我们私营企业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发展的很好，我承认，但是都在竞争情况下发展的。

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石油公司划给私人资本，而且是谁跟政府关系好给谁，只要变私有，不择手段怎么都好。几年之间，国家垄断变成了私人垄断，国家资源变成了私人资源，出现了进入福布斯排行榜前几位的大富豪，俄罗斯的老百姓没有得到丝毫好处。

这样的领域，私有化未必能解决问题。但国有企业是不是管得好，仍然要打问号。中石油出现了腐败，说明没管好，能不能管得好，是可以讨论的。包括石油资源的分配问题。

既然有国有垄断和私人垄断，是垄断就有垄断利润，靠资源卖钱，抽油机就是印钞机。这个垄断利润，是不是该你拿，就很明确了。

现在我们也收资源税，但我们只有5%。澳大利亚前任共和党政府上台的时候，搞资源税改革，必须上缴利润的30%。因为它们铁矿石卖给中国，价钱翻了好几番，赚疯了。他们上缴利润的30%如果按照中国石油部门的标准算，相当于从价税的15%，我们的从价税只有5%。我们把利润大头留给企业了，这个利润是它们不该得到，是资源收益，不是经营收益。

这个问题上是不是私有化就能解决了，不见得，还得解决利益分配，企业经营管理中怎么治理问题。同样是国有企业，不见得都腐败，可以管得很好。所以我们在不同领域，混合、国有，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

第一：所有涉及竞争的领域，必须公平竞争。国有民企，我们拿绩效来评判。看每年公布的数字，很多国企经营利润很不错的。但利润率跟外资民资要低一些，但差别不远。这里没考虑几个重要因素：其一，很多国企从事的是重要的资源型行业，利润不能比别人低，要比别人高才对；其二，国有企业抱怨，我本来5000人的企业，我雇了1万人，这些冗员不能解雇，钱陪在这上面了。这些都是事实，所以看国有企业利润率高不高，光看表面数字不够。
简单说私有还是国有，私有就好，国企就不好，这不够，要更具体，看的更深入。

如果说有一条公平竞争的起跑线，国企和私企同台竞争。国企可以占廉价土地，私人也可以；国有拿到基准利率贷款，私有企业同样待遇，而不是10%甚至更高的贷款利率；如果国企也可以随意解雇员工。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摊倒桌面上来，在同等条件下，再看谁经营好谁经营的不好，看哪个领域要国企还是私企，还是混合。

国企只要不享受特殊优惠，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如果确实经营的好，哪怕就是竞争性领域，为什么不让它存在？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治理机制的问题，要透明公开规范化。不能说政府一句话国有企业要跟着转，竞争性领域要听市场的，而不是听政府的。这个前提下，再看哪些领域国企占多了，效率低了，要改变。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条路。

混合所有制有没有标准，占比是不是国有占51%，私企49%；混合所有制，是不是必须国家股占大头，私企是老二；是不是私有只是财务投资者，不是战略投资者。当然从这里起步也可以，有了一点进展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一条路。但是得一步步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