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狼发牢骚
发发牢骚，解解闷，消消愁
这是一财在今年博鳌论坛对林毅夫的采访，林毅夫解释说：一般人对我的观点有误解。我的观点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不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达到8%的增长。
林毅夫以前是怎么说的？
陈昕评论
关于改革，林的一个例子是，“利率市场化做了一点，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但存款利率仍然受到控制，金融结构改革的调整步子迈得很小，农户，微型与小型、中型企业仍然得不到金融支持;资源价格也已经放开，但资源税费仍然过低”，和我的观察一致，目前中国改革步伐过慢，像是习李主力太大。
对话林毅夫：我为什么预言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能增长8%
一财网杨燕青 2015-04-15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第一财经日报》对话林毅夫教授，听他详解了为何能准确预测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以及缘何做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有8%的判断。
因为两个预言，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身处舆论的漩涡。一个预言带来的是学术赞誉，一个则是公众的质疑。
前一个预言已经实现——20年前，他和蔡昉、李周两位合作者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下称《中国的奇迹》)中预言，按双轨渐进的方式改革，到2015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近研究证实了这个预言。
而后一个预言，则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仍有20年8%的GDP增长潜力。人们怀疑，如此乐观的预测是否源于他的工商联副主席这一新身份?他还是不是一位逻辑严整、框架严密、训练有素的严肃经济学家?
林毅夫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第一财经日报》对话林毅夫教授，听他详解了为何能准确预测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奇迹，以及缘何做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有8%的判断。
“我的观点是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不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的增长将达到8%。认为我过度乐观的批评是把我对潜力的分析当做是我对现实增长的预测。潜力的实现决定于内外部是否具备有利的条件，并且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才有可能变成现实。”“如何判断增长潜力?”林毅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他认为，是否仍有快速增长的潜力不能简单地从过去已经快速增长多少年或现在的收入水平有多高来判断，关键要看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判断后发优势比较好的角度是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为人均GDP水平代表了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而后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
准确预测中国成第一大经济体
第一财经日报：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这本书彻底改变、塑造了一代经济学子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框架。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对过去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自洽的视角。您在那时就预测到201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指标上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都将这个预测视为天方夜谭，可是今天它的确成为事实。您是怎么做出这么准确的预测的?
林毅夫：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我们形成了当时的预测。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代表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都需要通过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来达到。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都是在世界的最前沿，因此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投入大、风险高，绝大多数这方面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因此，虽然新技术和新产业大多来自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总体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慢，过去这100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不高，也就只在2.5%~3%之间;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才可持续增长，不过这种创新和升级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之内进行的，可以参考、借鉴、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从理论上来讲，后者比前者的成本和风险都小多了。如果懂得利用这一“后发优势”的话，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中国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发展上基本上沿着这个路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根据上述分析并参考其他沿着这个路径发展得比较好的经济体，看他们的平均增长率，来推算我们的增长率，最终得出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的预测，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基本按照我们分析的路径来发展。
日报：这本书预测的奇迹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实现了。事实上，《中国的奇迹》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包含要素禀赋、政府发展战略和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三个关键要素，如何来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
林毅夫：理解这三个要素，有一个概念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是指每个国家、每个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劳动力的总量、自然资源总量的相对丰富程度。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三个要素，但相对丰富程度不一样，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相对低，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相对高。
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导致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这直接影响了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如果要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还要考虑政府和市场。政府根据发展战略来优先发展产业，但如果政府要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需要靠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扭曲的出现。
反过来，要发展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话，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只要管理好，在市场上就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可以占领很大的国际、国内市场，创造很多利润和剩余，资本积累就会快，资本这个要素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就要采用资本相对密集技术、升级到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不过，要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存在。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则需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解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需要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的完善的问题。
日报：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国际贸易都是从比较优势学起的，不过没有人想到能将这一理念发展成中国乃至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奇迹的一个理论基石。比较优势源于要素禀赋，而要素禀赋又是我们选择短期以及中长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比较20年前，今天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在今天又应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
林毅夫：战略层次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按比较优势发展才能形成竞争优势，都应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都是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但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优先发展的产业就会发生变化。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不断积累，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随之资本越来越密集。
日报：上个世纪50、6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被证明是错误的，用您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可以完美解读我们未来要发展什么产业更有优势。
林毅夫：50年代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发展重工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我们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上天。
发达国家在这些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我们却在人均GDP还不到非洲国家平均三分之一水平的基础上做到了。不过，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把资本配置到需要很多资本的重工业上，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到1979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生活水平的改善很少，而且跟发达国家相比，人均GDP的差距还在扩大。
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发展策略，以“渐进双轨制”的方式进行转轨，即对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后者利用劳动力优势，生产成本低，在国际上有很大的竞争力，最后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很大。去年年底我们的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中国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不是那么紧缺了，劳动力从过去的极端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使得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改革还在路上
日报：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双轨制，对国企有一定的补贴，后来我们开始改革国企，但直到今天，国企依旧没有没有足够的自生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进行怎样的改革国企才能获得你所说的自生能力?混合所有制是否是最好的出路?
林毅夫：一个企业是否有自生能力决定于所在的行业是否符合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国有企业，比如纺织业、零售业，所在的行业我国是有比较优势的，具有自生能力，只要经验管理好就能营利。在“抓大放小”的时候，他们已经民营化了。剩下的就是国资委管控的16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在当时，这些资本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经过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有不少产业，比如装备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已经有竞争力，表明这些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有些则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比如与国防安全有关的军工企业，这类产业资本非常密集，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长，在发达国家也都超越了他们的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需要补贴，在我国同样需要保护和补贴。
这种情况下怎么改革?不是说国有的就没有竞争力，而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都缺乏自生能力，都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跟不少人有过争论，我个人认为符合比较优势的小型国有企业应该民营化，这样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提高效率。对于大型的国有企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时，如果私有化，企业仍然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私有企业的所有者比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会更高，结果给私有企业的保护补贴会比在国有时还多，前苏联、东欧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后的情形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大型企业所在的行业如果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变成有自生能力，则应该取消双轨制之下的保护、补贴，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这是因为大型企业不管国有或民营所有者和经营者都不会是同一人，都可能会有道德风险，从理论上不能说那种所有制绝对占优，只能在竞争的市场中才能决定孰优孰劣。
日报：《中国的奇迹》这本书讲到中国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的困难，比如周期性，比如腐败，比如金融改革的坏账，比如区域增长不均衡，等等。今天来看，哪些改革超出了你的预期，哪些没有达到期望?
林毅夫：我们的改革永远在路上，比如说金融改革，当时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是为了适应补贴大型企业的需要，但农户，以及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占生产活动的大多数，他们得不到金融支持。金融改革应该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利率的市场化，一个是发展地区性的、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
日报：这两个改革方向都没有完成?
林毅夫：利率市场化做了一点，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但存款利率仍然受到控制，金融结构改革的调整步子迈得很小，农户，微型与小型、中型企业仍然得不到金融支持;资源价格也已经放开，但资源税费仍然过低。《中国的奇迹》中没有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环境和雾霾的问题。
日报：这本书当时重点讨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今天来看，收入分配的压力比当时还要严重，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林毅夫：我们看到收入分配逐渐恶化的状况，对此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扬汤止沸，对高收入阶层、高收入企业进行征税，再分配给低收入人群，这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另一种根本的解决方案是釜底抽薪，即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多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让有劳动力优势的人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经济发展的好处。随着劳动力由相对丰富变得相对短缺，劳动力的价格开始上涨，这个过程中，穷人所拥有的资产增值非常快，富人所拥有的资产增值比较慢。
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是由要素价格扭曲造成的，资金价格被认为压低，资源税费也低，谁拿到资金和资源开发权，谁马上取得巨大的财富，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变大了。另外，对金融、通讯等服务业的垄断，创造了垄断利润，也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日报：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更多是城乡差距还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
林毅夫：有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有富人跟穷人的差距。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我认为要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真正理解深层原因所在，再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然后形成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良性循环。
为什么未来20年还能增长8%
日报：我们刚才花了很多时间来看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成功，现实问题如何解决，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未来20年，您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判断，即您认为如果从2008年算起的话，中国经济还会有20年、每年8%的增长。这与人们普遍认同的经济增长减速，回到5%、6%的中高速增长态势不相符。
林毅夫：这是一般人对我的观点的误解。我的观点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还有20年8%的增长潜力，而不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年达到8%的增长。
从潜力到实现，是有条件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机制来源于按比较优势发展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跟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的成本和风险都比发达国家小，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
中国经济过去36年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7%，这个速度是发达国家的4倍，便是利用了后发优势的结果。这个后发优势已经用了36年，相比较而言，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经济增长也不过就是20年，之后经济的增速从8%到10%一直下降到5%。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从已经用了多长的时间来判断，因为起点不同，最终是要看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比较好的角度是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的差距。
日报：例如与美国的人均GDP相比较?
林毅夫：对，因为人均GDP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代表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根据人均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我们的人家GDP是美国的21%，这个比，是1951年日本跟美国的差距，1967年新加坡跟美国的差距，1975年台湾地区跟美国的差距，1977年韩国跟美国的差距。这些东亚经济体，都在此后的20年实现了经济8~9%的年均增长。他们实现了，就代表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依靠后发优势，有实现20年年均8%增长的潜力。
能否把8%的增长潜力变成现实的增长决定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条件，比如能不能维持社会稳定，能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否把产品卖到了发达国家市场等等。这些条件如果能满足，实际的增长率就能够比较接近潜在的增长率，条件不满足，即使有潜力，也不一定能够变成现实的增长率。
日报：是怎样的原因保证了我们存在潜在动力，从而能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并保持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林毅夫：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可能性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经验，不需要重新探索，成本跟风险会低得多。
日报：这个假设的前提是技术的流动是畅通的，如果我们不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达国家是否会加以遏制和限制?
林毅夫：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我们今天人均GDP达到7500美元所要发展的产业，美国在20年~40年前就已经发展了，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期最长不到20年，因此在成熟产业里我们有机会。如果要进入到最新的产业中去，那么就需要付专利费了，即使这样，也比自己投入研发要好一点儿。
日报：还是要回到比较优势理论找到答案。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挑战8%。如果我们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在下降，劳动力因为老龄化和农民工转移的降低也在减少，技术进步似乎也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快，这样看来，恐怕还是很难找到未来维持8%平均增长的基础。
林毅夫：首先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不适合的，因为，这个函数的假定前提是产业不变、技术不变，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产业和技术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回报率不见得下降。
日报：但目前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
林毅夫：这种研究发现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增加了许多，2008年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民营经济的投资减少，失业增加，为了稳定经济，政府才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稳定经济措施。
日报：金融危机后4万亿的刺激计划，量是不是太大了?
林毅夫：政府投资了哪些领域?绝大多数是基础设施领域，一般要3~4年才能建成，因此投资回报率会低一些。此外，基础设施的回报率计算，给民营经济减少交易费用的外部性是没难于计算进去的。第三点，即使矫正了时间因素和外部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可能还是较低，但是，基础设施如果不投资经济发展就会遇到瓶颈，所以，应该由政府来投资，这就涉及到一个时机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好时来投资基础设施或是经济下行时来投资基础设施，显然是下行时投资好。虽然回归分析来看可能回报率比较低的，但是经济下行的时候是投资基础设施的最好时机。
日报：怎么看待资金投往房地产行业而不是基础设施?
林毅夫：投资基础设施是有很多人反对的，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的报告中称经济疲软的时候是进行基础设施最好的时机，国际上的观点也已经改变了。还有就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是企业的行为不是政府行为。
日报：地方政府催生地方企业对房地产的投资，主要的一部分通过银行渠道放贷实现。
林毅夫：这和银行的管理体制有关，目前银行的贷款是一次性拨付，也就是如果一个项目需要一亿的投资，分成四年执行，每年需要投入2500万，这个项目得到银行批准后，银行会一次性的把1亿全部拨给企业。企业拿到钱以后，不能一次性的用完，就会把不用的钱存回银行，银行可以把这些钱再贷出去，贷款也就创造了存款，存款再创造了贷款，银行可以多赚利息。但是，企业借到钱以后就要开始为全部的1亿的资金付息，在国外，则对未用的资金只付0.25%—0.3%的承诺金，这样对企业来说资金成本的负担很重，拿了这些未用的钱以后只好去进行投机，造成了每一个能够跟银行借到钱的企业都设立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部。
日报：银行得到相关指令，当然银行自己也有冲动。
林毅夫：我们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是跟银行的管理体制有关，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日报：国有企业还是存在产权的问题，所以导致没有限制扩张跟预算软约束。
林毅夫：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和国有或民营的关系不大。美国、欧洲和日本当前的金融危机都是由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起的，他们的房地产业的企业都是民营的。其实，我国的房地产业也是以民营企业为主，在我国这轮经济下行中最早爆发房地产和金融问题的温州是以民营经济的发展而闻名的。所以，不能在我国的经济中一有问题，就都这些问题归咎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产权的问题而不加以分析。这种贴标签的方式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另外，在前面我已经指出国有企业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产权的问题实际上则是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而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的结果是企业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政府给这些企业的补贴会更多。在《中国的奇迹》中上述只是理论的论断，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实际上就像我们的论断那样，现在私有化了的企业从政府得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多，效率更低。
林毅夫：为什么我建议增长目标下调至7%-7.5%
10 月11日的滴水湖会议是世纪出版集团，专门为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20年前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召开的新一版出版座谈会。华生、张 军、史正富、周其仁、韦森、黄益平、潘英丽等数十位知名经济学家出席，评议《中国的奇迹》的成就与不足，并就中国经济减速，以及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 热点议题展开讨论。经授权，观察者网首发林毅夫在会上的专题发言。】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谈会现场，右起张军、史正富、周其仁、陈昕、周八骏、林毅夫、蔡昉、李周、华生。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
中国常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持续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增速下滑是体制落后造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如果真是内因造成的，改起来很难，可能会像悲观论者认为的，崩溃难于避免。
如果不是内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对症下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的措施对解决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没帮助，还可能恶化了经济速度的下滑。所以，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还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我前面谈到，我并不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
最 明显的理由是：我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0年 10.1%，2011年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们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 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 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 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我们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新 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 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是表现情形跟我们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 们厉害。
新 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它在 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 和我们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我们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我们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 因正在于，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 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50%。前 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普遍建成了。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进来，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我们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我们慢，所以下滑得比我们多。
为什么我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我们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
潜 在增长力，我们早上谈了一些，为什么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 过。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我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下来，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我国也不会例外。
我 不同意上述观点，理由上午已经谈了一些，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 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 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 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 7%，甚至更高。我们的潜力用了35年了，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 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我个人用一个不是很准确，但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我们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 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我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1967、1968年达到 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 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我们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前面讲的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要大多了，这就代表我们的后发优势大多了。
2008 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 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 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实际上的增长目标怎么订比较好？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外需这部分，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增长的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 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 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我们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我 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 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 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我们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我们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我们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我们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我们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
我 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我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 备。投资资源充足是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 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 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我不太赞成。我认为，我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 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 样才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7.5%？
考 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在有些讨论会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的主张。之所以定 7.0%～7.5%之间，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又是相对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 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 克强总理提到，我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我们更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现在就业率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一点，一般的企业即使短期之间 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比较差，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它不会去解雇工人。但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会出现破产， 而且一出现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业就会增加得非常快。所以，定7%以上的增长目标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很多企业破产可能不仅会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而且，企业大部分的投资是靠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增加非常多。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 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增长的目标订在 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 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 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最 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 不高兴。
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个问题跟发展阶段有关。目前我们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不能够跳跃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再加上环境执法如果到位的话，环境的问题可以部分缓解。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20年前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时就已经有所讨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
这 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那些扭曲保护补贴了一些资本 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现在有不少是民营。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 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我们现 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 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 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 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展 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多阐述。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以我参 加中国改革讨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每一年问题都很多。我们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不过，我个人 的感觉是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
今天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
我 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 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 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
2014-10-23：陈昕评论
今年正值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出版20周年，林毅夫为该书新一版撰写了近3万字的长篇序言，系统地总结分析中国经济 增长奇迹、存在的问题、解决的路径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谈会”亦于10月11日在上海召开。
今天，为大家分享世纪集团总裁陈昕在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世纪阅读”还将陆续为大家分享林毅夫、蔡昉、李周、张军等在此次座谈会上的主要发言内容以及林毅夫为《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撰写的序言。敬请关注“世纪阅读”。
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于1994年出版，到今年正好20年。围绕出版的图书开展学术讨论，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的一个传统。从上世纪的80年代末开始，曾经连续7年，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为平台，每年都召集全国一线的经济学家，汇聚在上海，就某一本书或者某一 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深受大家的欢迎。多少年后，经常有经济学家向我提及当时热烈讨论和激烈交锋的美妙时光和许多难忘的回忆。初步算了一下，这些年来大大 小小的研讨会，也有数百次之多了。随着出版领域的扩大，讨论的形式和范围发生了一些变化，讨论的学科扩展到了经济学以外，举办的地点也扩展到了全国甚至海 外。但不变的是，举办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和中国的改革发展，遵循的是基于学术背景和学术规范的认真讨论。希望这次研讨会能继续贯彻 这一传统和做法，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先就会议讨论的原则讲一点意见。经过三十多年的成长，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日趋成熟，与二三十年前我们研讨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达成的共识多于分歧有所 不同，今天经济学家之间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呈现出多元复杂甚至完全不同的意见。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也是中国经济学进步的一种表现。学者的学术背景不同，观测的角度有异，掌握的材料有别，对现实问题作出的解释和提出的建议不同在所难免，需要通过认真的讨 论和平和的切磋来消除误解，明确分歧，形成共识。这里我讲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明确分歧”，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这是学术进步的必由 之路。所以我们的讨论可能是论和辩的结合，当然我们更加希望这种讨论富有建设性，而不是基于个人左右倾向的立场争论。这就要求我们在论辩时对对方的观点和 逻辑要有准确的把握，要从内部逻辑的自洽、逻辑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实证经验的证据是否站得住脚，以及基于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 期的效果这些方面来评论对方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大家都知道，20年前当人们还热衷于讨论“东亚奇迹”的时候，林毅夫、蔡昉、李周在认真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9.7%的增长和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首 次提出了“中国奇迹”的概念，并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逻辑，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及其结论扩展到所有其 他国家和地区，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他们用这一基于并拓展了的“比较优 势说”的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和绩效较差的原因，又论证了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腐败现象的恶 化的机理，还勾画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之后，针对学界对此书的评论，以及改革实践的推进，三位作者于1997年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 革》一书，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增订本，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述，进一步地完善了他们的理论。 把他们对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我作为这两本著作的出版人，见证了他们对发展经济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进入新世纪后，林毅夫又不断地在理论和政策的层面完善和深化了他在发展经济学层面的研究。他于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通过对数 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走访、考察，提出不仅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结构主义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 思潮——新自由主义也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导致经济绩效下滑。中国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为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由此林毅夫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发展经济学的重大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探索，出版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身能力》、《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 经济》等著作，并于2010年正式亮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并把它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四年来林毅夫与他的团队在理论、方法、工具的层面对新结 构经济学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们也有幸在2012年出版了由林毅夫主编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文集》，又一次见证了他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作出的新的贡献。新 结构经济学产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的广泛重视，有不少的好评，但也不乏质疑和批评，特别是在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是一个新 的理论建立之初必然会发生的正常现象，也是一个新的理论得以完善和改进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中国的奇迹》出版20年之际，我们建议林毅夫为这本书的新一版撰写一个长序，向学界和读者介绍一下当时写这本书的背景、主要的理 论观点和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基本内容和政策含义。林毅夫为此撰写了2.5万字的序言，置于新一版《中国的奇迹》卷首。
我主张对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及其后林毅夫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给予较高的评价。因为其理论就内部逻辑来说是自 洽的；其20年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当时就预测到，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到2015年左右会赶上美国。其在理论上 的贡献在于把早期经济学家关于比较优势贸易战略这一学说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结构变化升级的现代化过程，从而初步构造了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其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解释，也有助于我们在政策层面很好地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创造给人自 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也不仅在于在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还在于在发现、诱导和促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这在他提供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分折框架中有很好的分析。
当然，林毅夫的发展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从理论上说，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比较优势分析逻辑来演绎和处理经济结构演变升级 和经济收敛的动态过程，还需要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希望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能有新的突破和成果，这毕竟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学在理论上作出 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