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自由

网上流传易涤非的，原载于红旗文稿（红旗文稿文章列举），不过找不到。

写的不错，可读一读。不过文章本身不是什么新的观念，估计也不是提倡什么，但是想说两句。

与其说讲历史，不如说易涤非暗示了什么是最关键的。新闻、舆论自由就不说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才是当前中国需要的。然而，中国政府一点儿也没有放松的意思也没有，习近平地位、权力越来越巩固、集中，却是越来越压制思想上的自由，实乃一个大问题（什么周小平花千芳的）。

依靠一个明君是救不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


2014.08.06美国意识形态是如何建立的
作者：易涤非
红旗文稿

    “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拿破仑的这句话，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秘密——单纯依靠武力统治、而忽视意识形态的力量，很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此类似，汉初名臣陆贾曾劝诫汉高祖刘邦：可以马上打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统治国家不能单靠武力，还必须仰仗思想文化的传播。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曾给资本主义制度沉重打击，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并未终结，反而迎来了所谓“美国世纪”。究其根源，除了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求刺激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人们之所以服从权威和秩序，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相信权威和秩序存在某种“合法性”；而成功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合法性”的重要机制。美国战后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机制，与两份哈钦斯报告密切相关。

    1929年，而立之年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芝加哥大学1892年由洛克菲勒捐建，同早它16年建立的霍普金斯大学一样，效仿德国大学模式，优先发展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专业教育，被后世视为美国现代大学的发源地。上任不久的哈钦斯，就对当时美国大学充斥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和唯市场主义等种种庸俗化取向，展开了全面批判。1936年，他发表题为《高等教育在美国》的报告，提出发展通识教育才符合现代大学之道——只有通识教育，才能沟通不同专业、建立共同的文化语言；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沟通现代与传统、使文明不致断裂。经过反复努力，哈钦斯四年制本科生院方案1942年获得通过，率先开创了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通识教育”。这段历史，中国教育界人士耳熟能详。

    另一份哈钦斯主持起草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为我国新闻界人士所熟知。1942年12月，哈钦斯应其密友《时代》公司老板卢斯邀请，计划对美国新闻自由的现状与前景开展调查。一年后，由哈钦斯担任主席，13位美国政、商、学界名人组成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因而也被称为“哈钦斯委员会”），听取了58名新闻界相关人员的证词，与225名关心新闻界状况的各界人士进行了访谈，研究了委员会成员及其工作人员准备的176份文件。经过反复修改，新闻自由委员会于1947年发表了《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序言第8页——下文简称《新闻界》）。它后来被视为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奠基作。


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

    尽管哈钦斯《高等教育在美国》为中国教育界人士所熟知，《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也为中国新闻业人士所乐道，但对这两份“哈钦斯报告”出自同一人之手的事实，似乎鲜有注意，对其内含的美国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则更似无人问津。其实，两份哈钦斯报告不仅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和新闻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为美国战后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高等教育在美国》与通识教育的奠基

    哈钦斯在《高等教育在美国》中强调，大学之道首先在于不同科系、不同专业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如果现代大学不能提供面向所有学生的通识教育，大学就丧失了意义——它完全可以为各类专业学院取代。在哈钦斯看来，大学应该作为现代社会的头脑领着社会走，而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被动地跟着走。

    为此，哈钦斯雄心勃勃地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一个以阅读经典为主、新的四年制本科学院。不过，此举招致了教授们激烈反对，哈钦斯的建议多次被否决。直到1942年，哈钦斯的四年制本科学院方案才获得通过，芝加哥大学由此建立了美国最重视通识教育的体制，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典范。迄今为止，芝加哥大学不仅是获取诺贝尔奖的教授最多的大学，而且以不断诞生各类学派（如芝加哥社会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等）而闻名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1934—1954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则改进了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本科教育继承英国模式，强调通识教育和文化传承；研究生教育则采取德国模式，注重专业研究和创新。科南指出，无论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等科学如何发达，无论掌握多少外国语言，都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指美国）的文化模式”，或什么是“传统形成的智慧”。显然，哈钦斯与科南英雄所见略同，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也殊途同归。

    哈钦斯和科南倡行的通识教育，意在奠定美国的文化基础，造就实现文化认同的“大熔炉”。所有本科生共享通识教育，从而使大学生毕业后无论跻身哪个领域和专业，都能分享共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建立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换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也就是通过集中、统一意识形态传播，“统一了思想认识”。

    美国历史短暂，其居民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民族、贫富和文化差异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两次世界大战及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制度的虚弱和文明的黑暗。如何强化美国社会的文化认同，形成真正基于西方文明的牢固共同体意识，是哈钦斯、科南等精英苦苦探求的大课题，答案之一就是大学普遍推行通识教育。

    以相对简明的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为例，“当代文明”和“人文经典”是全校本科生的必修课。“当代文明”第一学年讲述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属于史学和人文学科的训练；第二学年转向西方现代社会，引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内容。而在“人文经典”方面，则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读到近代的牛顿、马克思。“当代文明”侧重西方文明的历史变革，“人文经典”则重在研读经典著作的永恒价值。变革与永恒融合为学，“经”与“史”相互渗透；史侧重于文明的兴衰浮沉，而经则重在汲取“传统形成的智慧”。

    面向美国精英的通识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无论各大学表面差异有多大，但其通识教育课程均以西方文明经典阅读为核心，这一原则不可动摇。一代又一代美国精英因此培育出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模式与我国古代“经史”教育颇为类似。中国帝制时期国家尊儒术、士人重道统，国家利用征举、科举等方式源源不断吸取士人进入统治集团，从而有效巩固了国家意识形态，使秦汉制度（即大一统皇帝官僚—郡县制国家）绵延2000多年不绝。“经史”教育与通识教育在这方面的收效，何其相似！

    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引导美国新闻界变革

    当哈钦斯1944年组建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新闻界人士视之为恢复新闻界公共形象的机遇。此前十几年间，美国报界对罗斯福新政采取敌视立场，联邦政府则起诉多家报刊，并借助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报刊在许多方面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在报界寻找各种理由阻挠新政改革、声称它威胁新闻自由的时候，公众更倾向于相信，报纸发行人空喊新闻自由，只是不想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状况而放弃私利、作出合理调整。著名报人李普曼承认：“如果发行人……既不面对现实又不加以处理，那么总有一天，在愤怒的公共舆论的激励下，愤怒的国会将用一柄斧头来给新闻界做手术。”（《新闻界》，第86、87页）

    哈钦斯在报告序言中指出：“新闻自由委员会将本研究限定于大众传播机构对人民进行关于公共事务的教育作用这个范畴之内。”在哈钦斯看来，“大众传播机构只是形成美国文化和美国公众舆论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然而如果通盘考虑，那么如今恐怕它们就是其中最强大的一种影响力了。”（《新闻界》，序言第8页）他强调，新闻界的权力伴随着种种重大义务。

    新闻自由是否处在危险之中？《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开门见山：“我们的答案为：是的。”当时日益引人注目的一个危险是，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集中，新闻界演变成巨大的垄断商业体；这样，保护新闻界的自由，就不再自然是保护公民或共同体的言论自由。

    哈钦斯委员会视新闻自由为政治自由的基础，公民的良知是国家保持活力的源泉，阻碍思想观点自由流动的障碍应被排除。一种思想观点即使不被大众传播机构的业主或管理者认同，也应该得到机会表达。当然，公众的表达自由是有条件的：如果要求表达自由的人是一个撒谎者，或是一个可以被收买的文丐，甚至是一个鼓吹仇恨和猜忌的煽动家，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要求言论自由。

    报告陈述了社会共同体对新闻自由的总要求。第一，在具体情境中，真实、全面和理性地报道事件。第二，大众传播机构应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载体。第三，作为供社会各团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媒体报道的群体形象应是其真实而典型的形象，如黑人和华人的整体形象不应被妖魔化。第四，大众传播机构在陈述和阐明社会共同体为之奋斗的理想中，须承担起教育责任。第五，媒体应成为将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传达到每个社会成员的渠道。

    新闻自由委员会呼吁：“新闻界应该自觉承担起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新闻界》，第43页）加强自律应当成为电影业、广播业、报业、书刊业以及新闻职业团体的合理选择。委员会建议大众媒介积极开展具有高度文学性、艺术性和知识性的传播活动，开展富有活力的相互批评，杜绝广告商支配内容的现象。报告认为，一个新闻记者要想成为一个胜任的公共事务观察家和评论员，就需要接受最广博和最丰富的教育。非营利机构应当创建传播领域的高级研究中心，逐年评估新闻界的表现。

    报告强调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新闻自由的保障必须得到实施，政府应鼓励在传播业扩大新投资、引进新技术，促进竞争；必要时，政府应自己提供传播服务。不过，报告“强烈反对政府干涉新闻界的活动，并且特别赞成新闻界自己清理门户”。（《新闻界》，第100页）总之，新闻界和公众做出的贡献越多，需要政府采取的行动就越少。

    李普曼将报告视为“一次阐述公理、界定原理、确定领域的努力，着眼于继续进行严肃的新闻批评”。《纽约时报》的评论说：“我们欢迎委员会所做的研究。……自由与责任必须永远联系在一起。公众有权拒绝支持那些忽视所有重要事实的机构。”（《新闻界》，第116页）《华盛顿邮报》表示，它不会试图“为美国新闻界的成就作总体性的辩护，或说明《邮报》的特殊美德。现在的当务之急似乎是进行批评性的自我审视”。（《新闻界》，第117页）

    哈钦斯本人对报告的命运并不满意——在1955年出席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大会时，他抨击新闻主编们“履行更大责任的努力”仅仅是公关把戏。不过，后来的研究人员指出，委员会的倾向与理论被新闻业的编辑与研究机构有意无意地分享了。“在报纸总体规划、在职项目、教科书以及伦理手册里，都能够发现哈钦斯准则的翻版。”（《新闻界》，第135页）

    三、美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但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道德沦丧、腐败和黑帮横行。如何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文化大熔炉”里化为一体，始终是美国面对的重大挑战。残酷的世界大战和席卷世界的大萧条使西方文明和美国制度黯然失色。罗斯福新政及其遭受的媒体攻击和司法否决，暴露出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的对立。两份哈钦斯报告相继出台事出有因。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先后受到英、德大学模式的深刻影响。普法战争之后，德国科技和职业教育硕果累累，成为各国效法的榜样。但是，德式教育发展了科技文明，却无力阻止国家发动世界大战以及战争中的种种暴行，也迫使美国精英反省德国大学教育的缺陷，并有心重归英国传统。与此同时，美国报业资本家们无视行业集中、技术密集导致的垄断，视报业为私人生意，反对政府干预，拒绝承担社会责任。这又使盲从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新闻界日益失去公众信任。

    高等教育和新闻传播体制是现代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最重要的机制，二者不仅承担信息交流、知识传承的职责，同样承担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的重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份哈钦斯报告均立意极高、着眼长远，试图解决美国社会根本的政治问题，包含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智慧。任何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都必须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精英集团）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团结；而理解、信任和团结的基础固然有赖于物质生活状况，但共同的文化认同则同样不可或缺。哈钦斯的卓越之处，就在他着眼于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的总要求，探求安定美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

    其次，通识教育的实质是建立面向精英的西方文明传承机制。它旨在促使精英阶层成为社会文化认同的中坚，帮助他们突破门户和专业局限，理解古典和当代的变革趋势，分享普遍的文化和精神基础。为此，一代又一代大学生向西方文明遗产寻求智慧、深入研读经典文本，成为既具有广博的文化教养，又掌握专业技能的人。可见，通识教育正是面向精英的纵向文化传承机制，其意识形态功能不言自明。

    第三，大众传播机构承担社会责任——这实质上要求美国大众传播机构把美国的长远利益和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对此，卢斯等媒介巨头心领神会，虽然在维护公众利益方面积极性有限，但为美国的长远利益和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使公众普遍接受社会共同体的主流目标、价值观、思想甚至感情，则是尽心尽责。这意味着美国建立起了面向普通民众、致力于横向交流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

    第四，两份方案不约而同强调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坚守。通识教育，以经典文献阅读为中心，沟通古今、跨越学科。同样，强调新闻界的社会责任，并不排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自由主义传统。而“自由主义是西方居于统治性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性，并不意味着它是清楚且刻意强迫接受的，而是通过更加微妙、因而也更加有效的方式施加影响的”。（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上卷，第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这种对所谓传统精神和自由主义的坚守，恰恰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强化意识形态建设的坚定信念。

    此外引人注目的是，两份方案公布之初都遭遇了强大的质疑和反对声音。通识教育方案招致了大学教授们的反对，经过长时间反复才得以实施。而《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不仅当时饱受诘难，它鼓吹的“社会责任”至今依然是为资本服务胜于为公众服务。到现在，美国的通识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功，受到各国学者普遍肯定。而真正落实了为公众服务的新闻媒体则并不多见，美国媒体服务资本集团、追逐企业私利的激情远大于为公共利益贡献力量的意愿。两份报告的实践结果得失互现，但这并不能否认它们的价值。

    在上世纪30—40年代，哈钦斯所公布的大学通识教育和媒体社会责任的这两份报告，引人深思。这两份报告及其实施情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美国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机制的具体样本，还让人们有机会审察美国精英阶级的国家情怀、政治智慧和改革视野。强有力的国家治理，绝不是光靠发展经济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没有社会治理“合法性”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的稳定和谐是不可想象的。

    更发人深省的是，自2008年以来，起源于美国华尔街而后蔓延至世界各国的经济危机，既暴露出1%的垄断资本集团剥夺99%的公众利益的严酷事实，也对美欧日等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破坏，美国甚至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但是，危机对美国政治体制似乎并未产生颠覆性损害。这一事实表明，巩固的意识形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反言之，经济建设的成就也不会自然演化为意识形态的优势，一个国家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时，断不可忽视思想文化建设、漠视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旦国家意识形态出现问题，必然人心动摇，严重者甚至不战而溃。

    由此言之，推进教育和新闻体制之类改革不能拘泥于就事论事，必须把增强文化认同、弘扬核心价值观置于同传承知识、传播信息同样重要的地位。从两份哈钦斯报告及其实施的历史看，与人们通常的印象相反，美国精英阶层在巩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上，长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坚守自身文明传统、核心价值上从不动摇，坚持不懈地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因而竟长期之功。这想必是最值得当今中国人注意和警觉之处。

    （作者单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集权一身的习近平



给常委定规矩 习近平重构中共高层权力格局

上周五，中国政治再次释放重大信号，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北京开会，听取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党组工作汇报，会议提出：“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意义十分重大，对全党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 评论人士认为，这种定调意味着中共高层将重构十八大后形成的权力格局。

本次会议有四大看点引人注意。首先，这次会议打破了近年来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的模式，要求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党组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而张德 江、李克强、俞正声则分别是这三大机构的党组的组长，张高丽则是国务院党组的副组长。众所周知，十八大胡锦涛交棒时，中共延续的是集体领导制。在这种体制 下，各大参与机构的关系皆为平等且相互制约，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多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事原则，而这次会议却直接采取“汇报”模式，不管是人大、国务院还是 政协工作，皆要“汇报”给象征党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很明显，这种模式比胡时期的“集体领导”要更集中于个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在习时代，中共的 集体领导制度是围绕以习近平为最高权力中心的集体制度。

其次，会议首次提出了“集中统一领导”，并将此视为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而这条明确的新规定就是新格局的“法条”。自邓小平拨乱反正以后，民主集中制就被 中共视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中共创新并实践了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又形成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由多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集体 领导机制。这种制度的核心在于权力的“制衡”，避免党内出现诸如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集中统一制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其逻辑正是集中 党内所有资源，塑造一位最具权威的高端领袖而存在的。可以说，这条政治规矩的明确，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胡温时代的集体领导制度，而且还在政治上高度认 可了习近平的集权方式。

第三，独独缺席该会议的“军委”也从侧面证明了，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是习近平对党内权力格局进行重构的重要会议。自毛泽东起，“枪杆子出政权”就被中共 视为夺取政权、稳住政权的主要力量。习近平执政后，不但多次视察军队，还在全国强势推行的反腐整风运动中，尤其关注军队动向。那么，为何在这次如此重要的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没有“军委”党组汇报呢？

道理很简单，身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本身就代表着军方的一把手。而从本次会议强调“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来看，习近平只需要将在集体 领导制度下，分散在各个领域的权力收回自己手中即可。相反“军权”早已握在自己手中，自然也就不需要多此一举再安排一位“军委”成员出席。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本次会议上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这种 “五党组汇报”意味着中共中央有权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统一领导！也就是说，此前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党组书记李克强、党组副书记张高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党组书记张德江、俞正声等，同习近平的关系已经从同僚变成了上下级的关系。

同时，本次会议明确强调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也是在更进一步地说明：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人大、政协并不是平等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 关系；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国务院、人大、政协领导人之间，也是这种关系。那么，各党组“要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说明李克强、俞正声、张德江 等这些党组的负责人，不但要带头遵守，还要自觉遵守党中央负责人习近平的纪律和规矩。

如此看来，所谓的集中统一领导，即是以习近平为权力核心的中共政治领导方式，这无疑是十八大之后的中共政治领导方式的最终模式！其实，自习近平执政以来，“集权”的趋势早已呈现，而关于这种集权究竟会将中国引向何方也是舆论场一直关注的话题。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模式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被视为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但是由于巨大的财富积累，中共党内也出现诸如令 计划、周永康等的腐败分子，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形成了庞大的腐败集团，有时甚至可以威胁到国家政策的正常运行，这在无形中形成了改革阻力。过去十年高层权力 格局的优点在于民主，但缺点就是分散，周、徐、令等人各行其也是最现实的教训。所以，要改变这种困境，自然也就要求党内出现一名具有最高权威的领导人。

从当下政治的现实出发，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集权根源也是这种困境的产物。毕竟，长期的“九龙治水”模式并不是那么好打破的，北京若想平安地完成这种转型，必 须从制度出发形成一个固定的、可以规范的模式。不过，集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越是强势的集权就越该清楚，伴随着强大的权力场而来的应该是一场真正利于全中 国的大改革，这背后的责任自然不比那个权力分散的年代轻松。



【附录】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
不过这是转载，标题似乎是新加的。

原文：
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民生视线·正视贫富差距(上)）
本报记者　冯华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表明，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实现“六连降”。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
据了解，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显著。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在0.3—0.4之间，美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0.45，2013年基 尼系数约0.47。在亚洲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的基尼系数较高，在0.5左右。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6。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的基尼 系数较高，均大于0.5；非洲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集中在南非，基尼系数约为0.6。

顽石之家对此的评论：
改革四问

【国内被删的赵楚评论】
赵楚：评《求是》攻击贺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