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这是叶海林在2012年关于中日关系的两篇文章。

中国日本近年关系揭秘：仇人？友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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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2012-10-24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然而因为总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的11个小岛的主权争端，中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对纪念活动都打不起精神来。实际上，即使没有钓鱼岛争端，在这两个国家谈论双边关系问题，也总是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中国与日本，地理上只是一衣带水的距离，心理上却可能疏离到了恨不得对方在某个夜晚搬到地球的另一端去。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喜欢日本是非常正常的心理现象，其原因用一座城市就足以概括--南京。200年来给中国造成严重伤害的外国侵略者当然不止日本一国，但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从惨痛程度衡量，中国人无法从膏药旗和三八枪的血腥记忆中摆脱出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日本人要求中国淡忘历史，于中国不啻为冒犯数千万亡灵和一个民族的尊严。而一小部分中国人也要求中国从“历史的悲情”中走出来，邦交正常化40年来双边关系的坎坷风雨却分明告诉人们，很可能这个世界上唯一比爱还持久的事真的只有仇恨。

　　然而，即使是最痛恨“皇军”在华所作所为的那部分中国人，也会承认中国看日本的眼睛，并不只燃烧着仇恨，同时还夹杂着另外两种情绪--羡慕和感谢。日本的经济成就--虽然饱受20余年的低迷之苦--依然让改革开放后雄心勃勃的中国人羡慕不已，而诚实感又迫使中国不得不承认自己30年的经济成就至少一部分与日本的援助和支持密不可分。回望历史，中国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

　　至少在1990年代之前，日本看中国的心态要平和得多，或者说情绪矛盾要少得多。多数日本人因为其经济优势得以俯视中国。即使是那部分主张日本应该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人们，也往往是怀着自豪感在“补偿”他们的先辈甚至是他们自己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孽。在那个时候的日本人看来，中国是一个需要日本帮助的国家，至于说这种帮助是不是日本的义务，就要看各人道德水平或记忆能力的高下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中国观也到了逐步实施。总之，体制上制约的消失和民意的变化，导致日本政客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即便是先前抵制右翼的社会党等，也都在钓鱼岛问题上与右翼保持态度一致，因为时局已变。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日本的战略一直存在误判，认为态度温和的政客或政党会对这一问题有所缓和，寄希望于日本国内体制或政党的制约或者个别政客温和的态度是靠不住的。中国必须意识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攫取钓鱼岛是日本的既定政策，只是在不同时期根据战略优先考量采取了不同方式，日本是在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处理钓鱼岛问题。这种情况下误判日本的战略会对中国不利。

　　日渐复杂，因为经济优势被动摇所产生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不见得直接产生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许多日本人并不觉得中国的经济奇迹有多神奇，毕竟大和民族的经济成就就质量而言还不是中国所能比拟的。失落感更多来自于日本自身经济的低迷，只是被外化到中国身上而已；另外，还有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所产生的恐惧感--欺负过别人的人总担心有朝一日被报复，这倒是人之常情。

　　当然，还有中日交往愈加密切之后产生的不适应感，包括中国产品质量、中国游客素质、中国媒体的涉日报道等问题。老话说，距离产生美感，而对于原本就没有多少好感可言的中日两国，距离近了，恶感随之增加，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一部分中国人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的对华复杂情绪称之为心态失衡，似乎一切都是因为日本面对将自己在总量上超越的中国，羡慕嫉妒恨三昧真火从脚底一直烧到了头顶。这种概括略显武断，未必能得到日本人的认同，即使对于那部分敢于自省的日本人来说，恐怕也是如此。而对于那些自省能力一般却比较敏感的日本人，中国的这种判断，刚好证实了他们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强化的一种心理认知：中国正在变得不可理喻地傲慢。

　　心态日渐复杂的同时，双方的关注点也在发生疏离。对中国而言，历史问题仍是中日关系的核心纠结，钓鱼岛的主权争端和东海的海洋权益争端则越发凸显，成为引爆情绪的高危话题，此外，《日美安保条约》以及日本“正常国家化”的军事含义也在不断受到中国的关注。对日本而言，历史问题正在渐渐远去，日本的道德负罪感从来就不强，现在更是飘渺到了若有若无之间，反倒是中国是否会“侵略”日本，变为许多日本人成天唠叨和党争时互相攻讦的话题。

　　解构一下中日关系中彼此的关切焦点，不难发现，日本关注的焦点几乎都是现实问题，这是因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除少部分人的胡搅蛮缠外没什么话可说，多数人宁愿选择遗忘。作为结果，这种简化思维导致了日本在给中国进行定位时思路更加清楚，结论更加简单--日本人只需要思考中国是不是日本的敌人就足够了。

　　而中国日本观的塑型却具有很强的历史因素，换句话说，中国人在思考对日本的态度时是首先得表明立场，判定日本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仇人，并由此出发去思考一个类似问题，即日本是不是中国现实中的敌人。中国得先想明白有没有必要遗忘历史，遗忘历史的代价怎样，即便不再视日本为寇仇，是否日本就会成为中国的朋友或者合作伙伴，提出问题及回答问题的逻辑和日本比起来，要复杂得多。概言之，中国要思考日本之于中国，仇人乎？敌人乎？仇人而非敌人乎？仇人而兼敌人乎？还有一部分人有更复杂的考虑--因为感受到美国的强大威胁，主张中国应该团结日本共同建造亚洲经济和安全体系，以防止美国强迫或拉拢日本编织对华防御圈。于是又增加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相逢一笑泯恩仇，化敌为友。

　　思维参数的复杂使得中国每每在思考对日关系问题时陷入了剪不断的乱麻之中。因为主权争端的激化而判定日本亡华之心不死；因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间或逆流而断言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是新“九一八”事变的前兆；情绪与利益纠结在一起，情绪裹挟了利益，而利益则激化情绪。总是有人说中国人是最讲关系的，而至少在中日关系上，中国却怎么也讲不清楚这层关系。

　　或许，有必要简化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

　　不妨暂时放弃讲求全面的系统论，退而求其次，专一去应对细节问题。中国不要急于给中日关系一个定性，而是将中日关系解构成若干层面和若干问题，分门别类之后再分头处理，不要总想着用全局平抑局部，或担忧局部牵动全局。

　　这倒不是因为系统论无法应用在中日关系上，而是因为中国在对外关系当中应用系统论时，往往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为一时一事而伤及大局，因而更倾向于韬光养晦而不是有所作为。这就是将所有因素都放在一个思维天平上衡量的结果。简化一下思维，把主权争端从历史恩怨中剥离出来，不但有利于中国放手采取更有想象力的具体行动去恢复主权主张，也能使中国在维护历史正义时更加理直气壮。

　　概言之，中国应有的态度该是：直言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的仇人，但中国有足够的气量不去报仇。而倘若日本选择做中国现实中的敌人的话，中国也有足够的力量打击敌人。至于钓鱼岛争端，这与日本是中国的仇人或者敌人，甚至是友人、恩人之类的谈不上任何关系，那钓鱼岛是中国的，不管日本与中国关系如何，都得还给中国。


钓鱼岛就是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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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林
2012-09-14，《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是“悍然”，还是“偷摸”，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已经做出了这一决定。就像现在再来讨论“购岛”到底是日本政府被所谓右翼牵着鼻子走还是与右翼沆瀣一气分唱红白两角一样没什么意义。

　　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倘若说日本政府和所谓日本右翼的基本立场真有什么不同的话，恐怕唯一的不同就在于石原等人根本不在乎中国会作什么反应，而日本政府则是在权衡一番以后决定不在乎中国的反应。差别仅仅如此。否则，日本就不会在做出“国有化”决定的次日宣布任命西宫伸一接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也不会派遣衫山晋辅到北京寻求和中方的沟通了。现阶段，有意义的是中国如何面对日本造成的这一“既成事实”。

　　这两项外交决策比任何日本官员的表态都更精确地揭示出了日本民主党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日本现执政团队依然在幻想与中国就钓鱼岛归属问题爆发激烈冲突的同时还能借助中国的原材料、市场、劳动力以及资本实现日本的经济复苏。否则，把擅长处理经济事务的前任驻华公使再召回来是什么道理？还不就是想利用西宫的人脉？

　　此外，恐怕日本还在幻想衫山能够说服中方接受日本关于“国有化”是为了维护日中关系大局的鬼话呢。衫山此来唯一的任务就是向中国诉苦兼作出承诺，诉的是民主党在石原等人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承的则是不对钓鱼岛进行后续开发的“诺言”。

　　对于衫山这位日本高级外交官，中国不妨大度些，听听他会说些什么，不过听完以后，恐怕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端茶送客。眼下的中日钓鱼岛争端，既然日本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就不要幻想中国能够“体谅”日本方面任何真实或虚构的苦衷，更别指望中国会发泄一阵愤怒后偃旗息鼓就这么算了。

　　日本方面还寄予希望的是，中国的愤怒只会是有限而暂时的，就像在2012年4月的黄岩岛事件爆发前，中国在海疆争端上往往采取的态度那样。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对中国自我克制的习惯性任知导致了日本的冒险政策。黄岩岛问题上中国倒是没有只满足于发一阵火儿，但那一次中国的对手是菲律宾，和日本无论从实力还是从国际体系的联盟关系而言都不可相提并论，日本没有也不会认为黄岩岛事件是中国海疆政策转向的风向标。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反制措施就应该集中在打破日本的幻想上。中国务必以尽可能强烈的口吻强调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但这只是反制的一个前期环节，仅是说几句硬话本身并不属于反制措施。

　　那么，经济反制怎样？这当然是有必要的。总不能中国一边帮助日本经济复苏，一边眼看着日本偷中国的东西吧？中国应该尽力寻找能够让日本感到痛的经济领域进行反制，至于这些领域是否也会让中国感到痛，不应该是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中国应该盘算的是谁更痛，而不是怎么才能让自己不痛。常理上说，以自己不痛为原则的打击手段，往往也不会让对手痛到哪里去。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中国应该对日本进行经济反制，反制手段却主要不应该是经济上的。因为无论中国的经济反制多么强烈，日本都不可能改变其“国有化”立场。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经济反制最多只能让日本感到后悔，但无法让日本回头。倘若中国的反制措施全都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及于其他，或者只是附带一些外交抗议的话，钓鱼岛的实际态势还是对中国不利，日本依然可以凭借其“既成事实”获得相对于中国的行动优势。

　　中国反制日本时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矛盾既然自海上来，出路自然也从海上找。在海上以坚定的决心进行维权行动，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宣示主权。在主权已经遭到侵犯的时候，靠宣示是无法恢复主权的，只能依靠强有力的维权行动。具体到中国海监船的钓鱼岛水域巡航，所谓“宣示主权”，行动体现为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以内，而“行使主权”，则意味着对闯入中国领海的日本不法船只及人员进行驱离。前者只是一个姿态，临时而且可逆，后者则是国家维护主权和尊严的坚定意志的切实体现，二者之间的效果差异不啻于弹弓和导弹之间的差别。

　　毫无疑问，强势维权存在引发冲突的危险，但倘若一个民族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觉得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便祭起“忍字诀”，把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交给后世子孙，这个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无论多富裕，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痕迹。

　　钓鱼岛原本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但既然日本为了一个钓鱼岛置日中关系的大局于不顾，中国就应该把钓鱼岛当作中日关系的全部。钓鱼岛本身就是大局。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主权和尊严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什么，我不记得了。




【附】

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理念与实践

来源：中国干部学习数字资源中心 作者：叶海林 发布时间：2014-04-17

　　今天，我主要谈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二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思路调整，三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应对和思考。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和威胁

　　所谓国家安全战略就是要应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因此首先要分析的是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安全形势，在这种安全形势下需要什么样的对策。

　　（一）从外部来看

　　第一，我国领土主权受到侵害。

　　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主权，能不能独立地做出决策；第二个是管辖权，这个管辖权体现为领土完整，国家的独立意志能不能及达这个国家所有的角落。这两者是最核心的；第三个是国家的人的安全。从传统国家安全观来说，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前两个。主权和领土完整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就领土完整来说，现在有一部分领土没有能够回归祖国；另一方面，在有一些争议领土上，我们的主权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而且也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第二，随着新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我们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广。

　　海外利益的安全也成为了我国国家安全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相当一部分的利益挑战是在海外，比如说能源安全、海外投资设施安全等。实际上，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我们的利益是全球性存在的，不可能把它分成海外利益与国内安全，尤其是现在经济上全球相互依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事都会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有的还相当大。比如，前几年利比亚出现大规模动荡，我们要紧急撤侨。那是我们的海外军事行动，但是非战争行动。海外利益安全，不只是公民在海外旅行时的人身安全，它包括在海外设施的安全、投资的安全，也包括在海外发起的可能对中国本土构成不确定威胁，但这跟战争不是一回事。

　　第三，话语和规则的制定权的争夺。

　　我们在一个体系内生存，那么在这个体系内，所有的国家是遵循着一套规则，这是国际社会基本的行为规则，那么这套规则是由谁制定的？过去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制度是非中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设计对所有的成员都是平等的，这种制度不存在，所有制度都是有利于体系内的某些成员，而对另外一些成员不利，甚至是有害的。

　　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能适应国际社会的规则。让中国更加的国际化，这是我们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目标。从1978年一直到前几年，基本上我们对国际规则是被动参与的一个自适应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要适应国际体系的变化，而不是让国际体系来适应我们。但是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2009年中国站到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位置上。现在，我们对现有体系的不公平感受更加明显，我们就想要把它变得公平。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有明显的修改现有国际体系中对中国不利内容的想法。

　　那么具体表现在什么上面呢？第一，要求扩大在现有体系下的发言权。主要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要求增加投票的权重。第二，建立和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些动作在西方主导国家看来，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的所谓“野心”的变化，他们认识到中国不再愿意做一个追随者，中国整个的思路表现出对原有体系的不再认同，中国想要争夺的是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

　　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再看一下世界历史，多数情况下不可调和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一个具体的争端上，仅仅为了一块领土，国家是不会轻易打仗的，关键是出现了对某种权力的争夺。电影《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和黄四郎之间有一段非常具有国际政治理论功底的对话。黄四郎说，我把钱都给你，你让我活下去就完了。张麻子给他的答案是，钱不重要、你不重要，但没有你，对我很重要。实际上这就是权力。利益不重要，权力很重要。在国际关系中，人们更关心的是权力而不是暂时的利益，换句话说，如果我能够影响你的行为，那么我对你施加的这个影响比一切都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所有的财富都会追随而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冲突非常激烈。当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的时候，最终别人承认你的强国地位，是承认你的规则制定权。

　　（二）从内部看

　　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我国国内存在很多甚至于比境外威胁更让我们担心的事情。

　　人之所以发生冲突，往往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重是利益矛盾。这种冲突在目前的中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房屋拆迁。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是相对容易解决的。第二重矛盾是价值矛盾，这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在价值矛盾方面，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所谓发展的眼光可以解决的。我们对此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认为只要社会发展、经济进步，什么问题就都好办。实际上，经济上越进步，思想自由度就越高，而且越是追求高一级的经济享受，就越不可能被基本的经济进步满足，矛盾就会越深。所以在价值矛盾方面，绝不是社会进步了，价值观冲突就没有了。而是社会进步了，价值观的冲突可能会加剧。第三重矛盾是更加严重的身份矛盾。经济利益也好，价值观冲突也罢，前提是在一个群体内发生的纠纷。假如我们国家里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那么你和他谈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意义吗？任何对话都进行不下去。我们要看到今天在中国国内安全问题上，这三重矛盾都存在。如果单纯是利益矛盾，利益矛盾不扩散，矛盾不会扩散到别的领域去。有一些人利用社会的利益矛盾和身份矛盾所演化出的冲突，再将其演绎为价值观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就大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内外威胁有的是相互勾连的。这里有两种体现。第一种是在身份矛盾问题上。他不认为他是中国人，就是所谓的民族分裂主义。他的背后有国际势力支持，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发出挑战。第二种是虚无主义。至少在过去10年间，我们不怎么把它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但现在我们必须看到它对我们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所谓虚无主义，就是否定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他认为政府做的任何举动全是错的，政府发布任何信息全是假的，不加辨识、不加思考、不加讨论地否定，逢政府必反。这种否定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所谓精英，就是“带路党”；二是所谓“屌丝”。

　　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思路调整

　　我们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不是一个单纯对内、对外的问题，而是各个层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原有的国家安全观念、思路进行反思和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有这样一个表述：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这些话很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习总书记对国家安全观念做了一个重新地排序。主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国家的实体安全，然后才是发展，而发展的条件之一是稳定。

　　过去，我们习惯于说，稳定是实现发展的前提。和平的外部环境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极其重要，但和平的外部环境只是发展的前提之一，它不是一个国家政策的目的，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发展，而不仅仅是实现和平。但是，任何的政策设定都是有成本的，实现和平也有成本。而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在现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高度强调我们的主权和安全，发展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安全。

　　我经常说，在全球的体系排序当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实力处在第三位到第十位，那么这些国家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区别，一定是尽量争取世界霸主的好感，去遏制排在第二位的国家，因为这样做对它是最有利的。但如果你是那个第二位的国家，你的位置会给你带来许多特有的微妙而不利的关系。首先，即使你想去联合老大，但老大却不一定愿意和你联手。其次，老二可能想和老三、老四、老五等联合起来把老大赶下去，但老三、老四、老五很可能说，对不起，不感兴趣。因为对他们来说存在着两个疑虑：第一个疑虑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第二个疑虑是凭什么相信老二就比老大好。这就是为什么说排在第二位的国家通常是没有朋友的。所以说，这个位置逻辑上说是不值得争取的，但也是必须去争取的，因为它是你继续发展，更加强大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向第一位的必由之路。

　　现在中国恰恰就处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境况下，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要发生改变。因为我们不能再躲在一边，不引人注目地去实现发展了。换句话说，我们没法再韬光养晦了。我们不是要否定韬光养晦，不想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在过去十几年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它毕竟是有前提、有条件的。换句话说，一只绵羊韬光养晦是可以的，一头大象韬光养晦是没有道理的，技术上也做不到。

　　十八大之后，我们对国家安全观做了一个修订，更加强调权力、强调主权。以前我们虽然也强调，但往往就是一笔代过，之后就不说了。就像最早我们面对南海的争端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后来就变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再后来就变成了“共同开发”。实际上这存在一种惯性，这种惯性符合政治运行的逻辑，但不符合战略的逻辑。在执行过程中，我们知道一个政策如果很软，它就会越执行越软。相反的，如果一个政策很硬，它就会越执行越硬。现在，我们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而是强调了它的顺序。

　　排序的变化就导致了我们国家安全战略执行的调整和变化。习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几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容出现在第二、三、八、九条。第二条关于经济发展，第三条关于政府管理，第八条是互联网，第九条谈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八条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党把互联网的信息安全作为了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内容来看待。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我们高度重视思想上不同矛盾的相互勾连，不再认为那就是一些小噪音、小杂音。参照历史经验，我们曾经认为没有一个政权是被骂垮的。这个逻辑直到2005年以前可以说是对的。苏联解体是上层出了问题，最后垮掉了。2005年中亚的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出现问题不在上层，而是底层出的问题，通过互联网一勾连，发生了颜色革命。中亚的局势好容易在俄罗斯的努力下把稳定了，可是在中东北非又出问题了。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而互联网的背后不是没有中心的，而是我们一贯相信的传统政权在互联网的经营、组织、管理方面没有办法。就像今天我们认为感冒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回到400年前，当欧洲人把流感带进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是上千万地死掉，原因是他们没有抵抗流感的能力，那个病毒对他们是致命的。今天的中国如果从国家安全角度上看待互联网，也基本上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能逃过互联网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冲击。老实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地准备。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个问题提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上。

　　关于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基本分成三类。第一是对外的，实际上要解决我们的外向型指向的战略，这是非常传统的东西。第二是对内的，如何处理我们内部出现的矛盾问题。第三个是对虚拟空间的，如互联网等。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安全的组织化、机制化建设，以及政策的调整差不多都是朝着这三个方向去的。

　　在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下，中国开始着手对国家安全机制进行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30个字中，“国家安全”这四个字重复了4次，剩下14个字的解释空间。这14个字实际上就是体制和战略。

　　20l 4年的1月24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这个机制给国家行政体制带来比较大的改变。原来，军事工作由中央军委负责，国内维稳工作主要是政法委的工作。而国家安全委员会，至少要把政法工作和军事工作在顶层打通，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行政权力的调整。它打破了两个界限，第一个界限是在军队和政法工作中产生有效的勾连。第二个界限是政府的执法部门和立法机关的勾连会更清晰一些。张德江同志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指向性非常清楚。我们要依法来推进国家安全工作，没有立法部门参与你这个法从哪来？国家安全机制的这个调整把司法、立法、执法，以及国家安全工作最基本的武装力量，统括在一起。这种统括显然对我们更好地去应对各个层面的国家安全威胁是有很大帮助的。

　　至于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第九条说了很多，其实也就是机制和战略的问题。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是干什么的？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议是个政府部门。它是在总统之下的一个实际存在的机构，工作人员是专职的，由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领导。实际上是统括了国家应急部门的一个指挥机关，它的主要作用是立法和执行。立法就是由国家安全会议形成立法动议，拿到杜马去表决。另外，更重要的它是个执行机构，在俄罗斯出现重大灾难的时候，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会到第一线来亲自指挥相关部门处理事件。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会议既是一个立法机关，又是一个战略的统帅机关。从现在的机构设置上看，这两个职能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有。

　　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立法机构，其实是个顾问团体，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领导。他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总统的私人雇员，他的工作并不是决策工作，更谈不上立法工作，而是就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为总统提供顾问。严格来说他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他所有的权力是影响力。

　　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立，与我们时间相近。我们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们就弄出一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它的立法程序比我们走得还快。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下设有国家安全保障局。这个保障局就说明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性质，它是应急司令部。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这四个人参与说明了其优势是高度的灵活有效。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以前的御前会议是7个人：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大臣和财相。现在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中没有财相，说明安倍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计还有一个缺陷，没有将财政权拿到手。参众两院作为财务财权的实际负责部门，不会轻易把这个权力交出去，即便财相参与也没有用，因为钱还需要国会批准。实际上，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相当程度上仿效了日本战前的御前会议，这在中国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的日本不具备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的基础，安倍想学的东西很多，安倍办成的事情并不会太多。

　　印度也有国家安全顾问，但他不是为总统服务，而是为总理服务。因为印度是总理负责制国家。这个人实际上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非常相似的，名义上是总理的私人幕僚，实际上是政府决策人之一。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来不参与美国的国内治理，但911后参与的力度开始增加，因为有一个反恐的问题。印度的总理国家安全顾问从一开始就是内外兼修的，包括政府的人事调整等，是让总理最仰仗的一个人物。

　　我们总结分析这四个国家的经验发现，中国想要的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只负有一项职能的机构，实际上是建立一个专门决策体制。这个设计是一个顶层制度设计，也表明了我们要集结有关部门的力量，更好地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推行国家安全战略。

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应对和思考

　　重大的体制机制的变化带来的是非常深刻的国家安全行为的变化。在总目标没变的情况下，手段会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推进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机制的建设，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对外战略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只是负责对外事务的，它也包括对内。

　　对外战略变化的转折点是2013年11月26日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总书记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2014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解释了何为“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其中，他提到“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这句话的指向非常清楚。从这个具体的指向可以看出我们的外交思路在发生变化，那就是更加强调结果，而不是强调状态。以前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首先强调状态，就是大家相安无事。我们知道，稳定一定不是常态，它只是个临时状态。那么，我们对稳定的要求也是个相对稳定。而现在我们更注重在运动中保持运动方向的确定，至于是不是稳定的，不是重点。

　　但是，还要强调一点，我们的基本战略没有变，只是基本战略的执行手段在发生变化。我们感受一下，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哪些事情在变化。

　　首先，我们继续保持了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这是十八大和全国“两会"后，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另外一点就是在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实现了庄园会晤，就是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不再追求形式，而是在内容。

　　其次，重视远端的外交。比如说我们对非洲、拉美，包括金砖会议等。我们的视线开始从大国转向世界。以前中国的外交一度就是非常重视大国，甚至有人认为搞定了美国，外交任务完成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是个大国，我们要向远端扩展，不能再从美国的视角看问题，否则永远走不出去。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不再是大国能主宰的世界了。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国际关系基本上就是大国关系，小国是被动的。可是，今天这个世界让大国头疼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基本上不是由另外一个大国直接造成的，而是由有些小国造成的。比如说，现在让大家头疼的叙利亚问题，打了3年了，谁都没有办法。

　　第三，对周边外交十分重视。我们承认周边有主体性，不再从大国视角去看待周边，越来越多地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去美国化关系。我们不再从美国视角看国家间关系，而是着力两国之间关系。这个心态变化是明显的。

　　第四，从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一个重大的思路调整，开始引入了“负面清单”。什么是“负面清单”呢？以前，中国外交是，谁惹事，优先处理和谁的关系。比如说，菲律宾捣乱，我们就邀他总统来做工作。靖国神社问题之后，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作，使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做出让步。2013年，中国的外交是有负面清单的。在2013年的前10个月里面，中国与中国周边几乎所有的领导人要么在国内要么在国外都见过面，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这就回归了常识，常识是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而过去我们曾是你越不跟我好，我越要跟你好，和你玩。以后没这个事了。老实说把菲律宾列入负面清单有点对它高看，因为它在不在负面清单根本不重要。但日本就不同了。

　　在中国的外交思维中，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承认，在今天东北亚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关系问题，而它的表象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已经非常显化了。与日本，我们可以套用海洋局一些同志的话，就是跟你耗到底，看谁能熬过谁，我也不打你，因为要打这个事情性质就变了，但我也不跟你修补关系。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几年，中国在周边地区最基本的外交问题就是打破日美同盟。打破日美同盟是一个要求有技术和决心的活动。不能让日美同盟进一步紧密化。比如说中国武力攻击钓鱼岛，这样的结果不是打破了日美同盟，而是巩固了日美同盟。但如果中国忍了，也是在巩固日美同盟，因为日本就成为美国非常有用的帮手，美国就会更加重视日本，使得日本在这个地方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那么就导致中国面对着更大的日美同盟压力。中国对日本的最优策略是增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给美国造成的成本。中国已经用这个方式处理掉一个对手了，就是菲律宾。日本不是菲律宾，日本的能力很强。那么中国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不能指望让美国人觉得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不重要，但是可以想办法让美国人觉得日本是一个很烦人的国家。我们要击破日美同盟，既不要把它挤到一块去，又不要让它轻易获胜，跟它熬着，这是最好的方式。使得日本想成为美国的本地代理而不能。具体怎么办？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一个底线，这是不能启动日美同盟使用武力的一个条件，即中国不直接武力占岛。那么美国就不会去较真，客观地说，美国从心理上并不想出兵，所以只要不给他这个理由，不让他无路可退，他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不出兵的。但在此以外的任何一个国际场合中国要打压日本，不让日本成为亚洲政治上的大国。这样才使得美国对日美同盟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我们现在亚洲要建立的区域秩序，和日本的国家意志，和美国的国家意志是冲突的，最后只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第五，除了以上谈的一些对抗性的东西，我们也做了一些建设性工作，在周边建立一些区域小多边的合作机制，比如说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

　　从地图上看，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周边划了很多小圆。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然后从印度洋穿过去，一直到欧洲。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陆地上从中亚过去，也到欧洲方向。这两条路线就把中国的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涵盖进去了。中国和南亚存在一个缺口，所以我们建立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西南方向解决出海口的问题。中巴经济走廊是特殊的，因为中巴关系很特殊，我们从新疆又多一条路。所谓区域合作，就是不追求一个全球性的框架。

　　为什么要搞“小多边”？例如，海上丝绸之路不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能参加，有些国家是不能参加的，比如说菲律宾。我们在每一个区域范围内，选择一批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建立差异性的示范。这个逻辑是美国的TPP的逻辑，谁对我好，我和谁玩，互相受益。

　　以上这些战术修订纠正了以往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错乱。以往的目的是自身发展，保持周边的稳定是手段，但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把保持稳定变成了目的，甚至为此牺牲发展。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战略思路不清楚。现在我们的表述非常清楚，从主权到安全，最后到稳定。过去的线路是倒过来，先谈稳定，最后谈主权，那什么都谈不成。所以，我们在外交战略上不是变更了战略，而做了一些次序上优先顺序的调整。

　　除了外交实践，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变化也看得出这种变化。前面我们谈到了，过去我们的办法是承认这个现状；现在我们要寻求突破，建立我们主导的区域秩序。过去的办法是我们希望跟所有周边国家平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现在，我们是选择性地接触。有些国家对我们很重要，但我们不跟它有正面接触，比如说日本。过去我们的想法是化敌为友，担心在家门口的敌人被美国拉走，所以我们就跟美国人去抢敌人。抢来抢去发现我们在帮美国人的忙。我们这次调整建立负面清单，团结大多数、孤立小部分、打击极少数。现在我们在东亚地区就这样，我们团结绝大多数，孤立的是日本和菲律宾，重点打击日本。

　　最后一个就是，从回避矛盾到险中求进。我们以往是息事宁人的态度，现在的策略中，险中求进是最明显的。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这个变化是很清楚。这个变化最核心的表象是我们海上维权实践在行动指南上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

　　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战术举动，它很有意义。实际上它是向美国明确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不再接受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管辖。在以往我们基本上承认美日同盟对西太平洋地区是有管辖权的。有争论认为说，中国从来没承认过日美的空识区，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划，因为我们划了日美也不会承认。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原因在于中国是没有承认过，但中国在过去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没有挑战过。现在我们拒绝接受美国对西太平洋的管辖，不能用挑衅防空识别区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办法是，让人人可见的知道，中国不再接受美国的管辖，我公布一套我的规则，但美国肯定也不认同，但没关系，这就形成了一个一对一的格局。我们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再接受这种管理。而过去美国自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只要离开海岸线12海里他们就都管得着。这一举动的好处是，把退和进的成本交给了美国，也交给了日本。过去无论是进还是退成本都是我们的，现在变成我们主动出招以后，如果美国忍了，那这个成本是美国的；如果美国不忍，制造出新摩擦的成本也是美国的。所以，在东海空识区问题上，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加强这种空识区的实际化管理。

　　在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中有个细节，就是我们对划设空识区之后其他国家的反应估计不足。美国两架B52闯入东海空识区之后，我们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对外发布消息。B52不存在看不见的问题，这更多地反映中国长期以来的一种外交习惯，就是不主动公布对外信息。现在，我们要善于利用这样的工具，对外去传递我们实施的有效管辖，比如赶在美国之前把我们侦测到的两架B52的信息发布出去就够了，这就足以证明空识区是有效的。但我们没有。等到美国说了以后，我们再去说看到了飞机，别人就很难相信我们了。我认为这不是战略问题，只是一个经验问题。改变了策略之后出现一些新问题是必然的，只要大的方向不错，这些错误的成本都是可以被吸纳的。公众也不要对政府求全责备，对政策效果要宽容以待。

　　我高度看待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分，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挑战美国的所谓海空霸权。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再寻求低调或容忍。但这自然就导致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南海空识区的问题。

　　关于南海空识区问题

　　南海空识区问题在“两会"之前曾经被炒得很热。我们来回顾一下。南海空识区问题的炒热是在2014年1月春节前后，日本媒体开始大量报道中国要划设南海空识区，引发美国的回应，向中国正式提出质询，并派出武装力量显示它的存在。而中国的答复是日本在编造谣言，我们没有这个计划。这就是问题了。第一，在20l3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空识区的时候，一位政府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过，中国会适时划设南海空识区。第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认为我们在南海没有感受到威胁。可是，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在南海非常关键的两个诉求，一个是主权争端，一个是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查。怎么能说没有感受到威胁呢？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应对，也是一个教训，也是经验上的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个球像东海空识区一样踢还给美国，明确地对外宣誓，美国对中国的抵近侦查是中国划设南海空识区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你不停止我就划，你停止了我就不划。你去选。我们是根据美国的抵近侦查的范围来划定空识区的，这就回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对南海的主张线是九段线。如果划设空识区，空识区一定在主张线以外。中国现在没有公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我们在西沙、东沙、中沙，包括黄岩岛都有海基线。如果以九段线为依据的话，南海空识区就必须划在越南领土上，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会是相当负面的。如果以美国抵近侦查的活动半径往外划一定范围，就不存在领土和主权所谓基线问题，那就变成一个实际安全威胁评估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的国家战略没有大的改变，我们要对战术层面进行修订，对策略层面进行修订，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要讲究方式方法。一方面，专业部门要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另一方面，公众对这些问题要有更多的容忍，这是一个要试错累积经验的过程。

　　国家安全战略不是单纯对外，还有一个对内的考虑。涉及到反恐问题，昆明301暴恐事件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告诉我们，国内的维安维稳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维稳问题。另外，还涉及到信息安全。无论是昆明暴恐事件，还是马航事件，都暴露出来我们现在对互联网管理是存在问题的。所以，这方面的管理水平必须要加强。信息安全问题难度非常大，因为传统战略问题有历史经验可以汲取，反恐问题有其他经验可以汲取，信息安全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筹莫展。美国也存在问题，在斯诺登叛逃之前，美国在跟中国谈互联网行为规则，中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斯诺登事件后就什么也不用谈了。中国认为首先互联网自由是相对的，这个自由是包括了信息自由以及系统自由。第一，我们认为美国人说互联网无中心是胡说，互联网中心在美国，所以我们的安全是受限的，我们需要建立自身的安全防范能力。第二，我们认为，除了信息的流动需要受到保护之外，信息本身应是无害信息，不能在互联网上散布仇恨、教授恐怖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社会统计，现在大部分的信息来源已经不是来自于电视、报纸，不是来自于固定的互联网接入设备--电脑，而是手机，而手机上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是自媒体。这是传统媒体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是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这无疑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两年我国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很快，而且我对我们的系统是有信心的。原来我们在点对点传输的互联网社交工具中技术发展相当落后，而现在腾讯公司是全世界第四大互联网公司，微信是全世界第二大点对点传输的社交工具的提供商，那么我们的管理和服务模式是不是能够跟上，这个问题同样不是个产业问题，是个国家安全问题。

　　今天我对中国十八大以来的国家安全工作做了一个梳理，重点放在对外方面，稍微提及互联网管理和反恐。以上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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