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栋甫美文分享：我的电线杆

我有一根电线杆，十年前我把它竖在了上海茂名南路158号我的爵士俱乐部（House of Blues & Jazz）的门前，现在房子已被拆了掉了，我的俱乐部也已经移到了外滩福州路，可电线杆还竖在老地方。因为人行道的路面不能随便动，所以我还不能把它拔出来移走。我不知道那人行道啥时候会重修，可我知道没人会预先通知我，我也不能守在那里。我心里一直很不安，我很害怕失去它。

这是从前上海老法租界仅剩的一根电线杆。这样的电线杆在上海已经绝迹几十年了，在巴黎还能看到。它的杆身是一根老洋松方木，大概有9米多高；底座是扁铁板条组接成的方形护套，大概有70多公分的高度。底座被埋入地面10多公分，并且被浇上水泥，这样它能稳固住整根杆身。

我说它是我的电线杆，因为这是我买来的，当然，我也不会说全部是。事实上杆身和底座不是原配的。杆身从苏州郊外的旧木料场买来的，它被压在一大堆木方子和破门板下面不知道已有多少年了。底座，不好意思，是偷来的；它被废弃在襄阳路南路的人行道上，也不知多已经多少年了。在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四个戴着安全帽看上去像市政施工队的工人，花了三个小时把它挖走了，走之前把路面也弄平整了。

四个工人，是我唆使他们去的；挑星期天，是趁公家人休息。相信我，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做法。我实在想要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被废弃在那里那么多年，它唯一的功用就是把不低头看路的行人绊倒。想要除掉它，你还不知道去哪个有关部门、找哪个领导去批、要等多久。所以我派去的工人在挖它的时候听见有人说：“哎呦，格只断命东西，老早就好弄掉它啦！”

上海的马路主要是给汽车的，行人和自行车只能挤在本来已经够狭窄的人行道上。这根电线杆竖到House
of Blues & Jazz的门前只能是紧贴着墙面，而且它还要低头在屋檐下，于是它被截去了一段。我很心疼，我也能感觉到它的疼，因为我从来就相信木头是不死的东西。它曾是树，它被伐倒了，它被分割了；能成材的，被改变成各种形状成为各种物品，继续无声地活着，偶尔挣扎一下发出嘎嘎的响声，也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古人是懂这个道理的，他们会给梁柱门窗箱柜桌椅床榻几案雕刻上花草鱼鸟人兽，借别样的生灵来把生命偿还给木头。人只能活一辈子，你可以相信来世，可你只见过千年不死的树，代代相传的木器。不能成材的，也可以是柴；柴在死前能生火，给人间留下热量和温暖；火会自足地自灭，或许也会带上些什么陪它一起毁灭。

我的这根老洋松，不用给它雕刻什么，它浑身的木筋都已经弹出来了，一条条苍劲有力，疏密有致，你不会怀疑神工天匠的存在。木筋之间是一道道的缝隙，很深很深，好像里面深藏着什么。它这自身的纹理是不死的生命肌理。多少次我触摸它，用拇指来回拨弄着这些筋楞，就像孙儿在拨弄祖父的手背。

我弄来了一根三角铁，装上了几个固定电线用的陶瓷圆筒，把它们架到这根木杆的上端，再搭上几根没电的电线；我又把一个搪瓷灯罩掰了好几下，让它表面的涂层掉落一些，然后用一只脏手套在上面擦，伪造一个旧路灯给它装上；一根活生生的老电线杆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知如何形容它的姿态，就觉得很美，不仅是美，也是那么恰当，好像本来就在这里的。我好多次站到路对面去欣赏它，有时会好长时间。

很奇怪，我时常会把它当成是思南路的那一根。

我的“Blues & Jazz”最早是开在思南路44号，孙中山故居斜对面。那是在15年前，还不敢叫它“House”，它只是一个80多平米的小酒吧。房子里面很低矮，讨厌的是还有两根水泥柱子。我就干脆“外景内移”，给窗子装上百叶外窗门，窗框边贴上外墙砖；给水泥柱子包上洋松板，然后用喷灯喷火把表面烧焦，再用钢丝刷子把木筋刷出来；用铁板条焊接成一个底座，刷上颜色把它们做旧，老电线杆就伪造出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我还在上面贴上一张民国时期样式的通缉令，被通缉者是“林犯栋甫”，罪名是“该犯贯以造作之浑厚男低音花巧之言语蛊惑欺骗年轻女子”；该犯特征“瘦高颈长喉结异突，左脚微疾行走之状晃荡”；“悬赏金数额可面议”，“币种亦可任选：英镑、美钞、法币、日币、港币、玛勒格币。”

我想我是生来就有电线杆在的。

我老家的门对面就是一根电线杆。这是一个丁字路口，路灯下是街坊四邻小孩子的聚合地，男孩儿们打闹追逐，女孩儿们嬉戏欢笑。它最先是木头的，有一天它被放倒了，替代它的是一根水泥浇铸的。那天一群孩子围着看，我是他们当中一个；我们不断地被喝斥：“小赤佬，让开点，危险来兮” ！从那以后，每到夏天，我们就很喜欢光着上身，双手放在屁股后，手心向外，背身紧贴在这根电线杆上，老阴凉的。

那时候的路面是一块块光滑的石块铺成的，那时的路主要是给人行走的，自行车走过白天有铃响夜间有灯光。路灯下，我们假装屏住呼吸假装正经地看着胸部突起的好看女人走过，我们围在一起不懂装懂地说着长大了的男人和女人的那种事；尽管我们知道这样是“黄色的下流的”，大人知道了会不得了的，会骂我们“下作坯”、“小流氓”的。我们那时的兴趣就在那上面，没法转移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来。我们也被教导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可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也用不着我们操心；世界，我们根本放不出眼去，最远只能看到越南、朝鲜的电影；最熟悉的世界领袖也就是胡志明、范文同、金日成；再远的，就等人家来访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那时还觉得好玩儿，那么伟大的人怎么会叫这么奇怪的名字：霍查——“喝茶”？齐奥赛斯库——听上去就像是“一二三四五”。

那个时候家里15支光的灯也不比昏暗的路灯亮多少，夏夜我会在这盏路灯下看书。少年的我读了不少本书，每一本书我还都认为自己读懂了，事实上那时不是在为自己读书。路灯下，我长成了一个装腔作势的青年。看上去踌躇满志，却自感怀才不遇，爱悲叹生不逢时，老喜欢孤芳自赏，常常是无病呻吟。讨厌吧？想象一下：已是午夜，昏暗的路灯光下，瘦瘦高高，长发披肩的他，斜靠在电线杆上，手里捧着一本书，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他以为自己就是毕却林。我没瞎说（谁会忍心这样瞎说自己啊！），那个年代还真有这样的“时髦病”。哪个时代没有“时髦病”？症状不同罢了。

我身子依靠着的电线杆指向天空，每当我合上书本抬头向上看的时候，它似乎在告诉我:“你头顶上的这片天空是和整个儿宇宙是连在一起的，你去看看天地有多大，你去探探自己的路有多长。”

走出丁字路口，我遇到了她。

一个初春的夜晚，一条宁静的小路，我推着自行车，我们俩静静地走着，路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拖长了又收短。在一根电线杆边我们停下了，她抬头看我；灯光从顶上洒下来，她的眼睛在阴影里闪动，那一瞬间，我的心不再迷离。

从那时起，心驶神往，日夜想着去会她。她住在西区，去她那里要过一道铁路，当要来火车，道口的栏杆横下来，我手扶着自行车，心里在埋怨拦得太早了，等得太久了。每回等火车来了，我都会数数到底有多少节车厢，估量一下值不值得为它花去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分；每回我还没数几节，就会被飞驰的列车弄得头晕眼花，甚至站立不住；有一回我稍稍转头面向道口工人值班室的墙角，把视线移到一根电线杆上，我找到了支撑点，立刻不晕了，眼睛的余光依然可以数着飞驰的列车。

现在，这个铁道口已经没了，那根电线杆也不见了，但是她已经当了我三十年女主人，而且她还将继续当下去。这么多年来，无论我在哪里、遇上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即使她没在我身边，她的眼睛在看着我，那个夜晚那根电线杆前那盏路灯光下的那种眼神。

前两天，我又去看了茂名路的那根我的电线杆。我问自己：即使我移走了它，移到哪里去呢？外滩福州路那里的House
of Blues & Jazz门前左右我已经看了又看，肯定没它的位置；家里是放不进去的，放得进也不像话。我告诉自己要准备好失去它。

是的，我生来就有电线杆在，可它却不随我的生命同来，它也不会随我而去，它甚至都不会跟我旅行；事实上，我不再拥有的东西已太多，我能留住什么呢？既然连我自己也将失去。问问那些以为自己拥有一切的人们吧，他们真正拥有什么?
即使他们的人生之旅都是坐头等舱，甚至是私人飞机，他们能带上多少行李?
赫拉克利特说的“上升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我们从一根笔直而简单的电线杆就可以看到。这条路上你啥也没带来，啥也带不走。

我站在路对面像以往一样望着我的这根电线杆。它被建筑工地的围墙拦在了外面，看上去它很孤单很瘦削，那根带着几个白瓷圆筒的三角铁还架在它的上面，几根被剪断了的电线在风中垂荡着。突然，我被自己吓了一跳，我发现自己竟然像是在凝视一根十字架。

它已经不只是一根木头了，它是神谕。它叫我不该变的都不变，它教我去找回一个简单而平静我。我将永远不会失去它，既然神从不曾丢弃我。

注：本文作者为林栋甫，配音、影视演员和节目主持人。
他在德国新报有专栏：《东西两厢谈》链接如下：

http://www.xinbao.de/xinbao/xinbao/ssdf/2014-11-26/4978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