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里听曲艺呢？ __关于夕阳艺术的话题(4)

今天说起听曲艺，很多年轻朋友都会被搞糊涂。什么是曲艺啊？不明白。但是你如果说听相声，还是有人会知道的，但是不知道相声只是曲艺的一个品种而已。相声可能是当前还有一些演出活动的唯一的曲艺形式了。回想我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的曲艺形式就是相声。我儿时每个周末都看京剧，主要是川西公安厅前进文工团的，或者是成都京剧团的。川西公安厅前进文工团有一个出色的丑角演员娄外楼。娄先生技艺全面而精湛，除了演京剧很出色，相声也说的很棒。他经常会在京剧开演之前来一段相声。娄先生的相声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最爱，受欢迎的程度胜过团里的名角儿蒋叔岩和王茵（王蝶艳）。我那时懵懵懂懂地搞不清相声和京剧有什么关系。及至侯宝林先生的喜剧电影《游园惊梦》热映，我才懂得原来相声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记得是在1958年初，一次京剧晚会开始前一位身着墨绿色旗袍的女子登台唱了一个清音段子《小放风筝》。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霎时间抓住了每一个观众。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银铃般的歌喉，顿时惊为天籁。在观众热烈的掌声过后，她又加唱了一段《青杠叶》。后来听大人讲这位歌者叫李月秋，是四川有名的清音演员，在不久前举行的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金质奖章。那时清音，相声以及其它曲艺形式都是在街上的茶馆里演出。自从李月秋在国际上获奖，侯宝林，郭启儒等在全国的走红，曲艺开始真正地登堂入室，进入了大剧场。一时间曲艺艺人进入大剧场演出成为艺人解放翻身和政治地位提高的象征。随着以后的公私合营，艺人们被纳入国家干部编制，也让那些艺人们兴奋不已。加上演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说法，在在叫人觉得戏剧，曲艺，电影的唯一功能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至于文艺的娱乐功能再也无人提及。

 

其实，在那个时期大多数的曲艺艺人还是在茶馆里演出。那些留在茶馆演出的艺人属于集体所有制人员，工资和福利比之纳入国家编制的演艺人员差了很多。那时我们可以在剧场里欣赏李月秋的演唱，也可以听到著名的扬琴大家德娃子（李德才），金钱板艺人邹忠新等人的演唱。那些还在茶馆里演出的艺人被宣传和介绍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尽管如此，茶馆里的艺人并不特别沮丧，因为每晚茶座里都满荡荡的，听众的掌声温暖着演员的心。我是没有机会去茶馆里听曲艺的，首先父母长辈就不允许。茶馆是“有教养家庭”小孩子不该去的地方，这是那时侯社会的共识。当时我中学的一位教物理的老教师每晚都到人民公园附近茶楼听扬琴，我也很想去一下，但始终没有机会走出这一步。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人民公园的游园会上听到四川竹琴名艺人杨庆文先生的一个小段子，是关于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故事。杨先生一手指尖指尖拍击竹制的道筒下端；另一手持两块竹制的简板击打，板的上端系有小铜铃，简板相撞时铃响板响，发出铿锵清脆的音韵。这看似简单的乐器，并没有宽广的音域，仅靠节奏的变化和歌者舒缓有致的演唱令人着迷。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我翻看了一些书籍，了解到四川竹琴又称“道情”，或称渔鼓道琴，在四川有很大影响。在历史上还出过被那时期著名文人墨客所热烈推崇的琴圣贾瞎子。我那阵子在剧场里还听过著名京韵大鼓艺人盖兰芳的演唱。她宽广明亮的声音和清晰的吐字令人印象深刻。连中国三四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大歌唱家之一郎毓秀教授都和他交朋友，虚心向她学习。四川本地有不少曲艺品种，除了清音，竹琴，荷叶，车灯，扬琴，评书，相书（口技）和金钱板等本地曲种外，还有从四十年代来自北方的京韵大鼓和相声，以及后来入川的山东快书。 通过广播节目我进入了曲艺艺术的百花园，欣赏着千姿百态的各种曲艺奇葩。我自己虽然没有机会经常到茶园去听曲艺，但是因缘际会，很早就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曲种。我那时小学的两个代课老师卢高旭和高原是来自重庆的文艺青年。他俩曾经在重庆话剧团的《雷雨》里分别饰演周萍和周冲兄弟。高原老师好像是北方人，有很高的表演天赋。他没有什么教学经验，但是最受学生欢迎。他的致胜法宝是在完成教学计划后，留出一些时间讲鬼故事。他还好几次拿出两个金属片一边敲打，一边唱山东快书。我们听过他的《武松打虎》和《赶集》等段子，很引人入胜。高老师让我这个南方小城的少年第一次知道了山东快书这门曲艺，激发我的兴趣去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高元钧先生的一系列表演。

 

随着各项政治运动的展开，曲艺演出的曲目越来越少再后来，曲艺渐渐没有人爱听了，尤其是那些在大剧场演出的曲艺，多是一些紧跟形势的标语口号样的东西，极其无趣。人们觉得没有必要每天在工作单位完成了政治学习，晚上还要花钱买票到剧场再学习一遍。倒是那些还在茶馆演出的艺人们因为集体所有制单位 自负盈亏的性质，必须为生存考虑。他们在唱配合政治形势的节目外，夹带着唱一些传统段子。唯其这样，还留住了部分听众。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种曲艺基本绝迹于舞台，唯一还由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曲艺形式是天津快板书。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很多都记得《王光美访印尼》这个段子。那真是在文革派打到刘少奇的战斗里派上了用场，真正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了。在听相声是文革结束后。相声是第一个引起轰动的曲艺品种。文革结束后比较短的一段时间讽刺江青和“四人帮”的相声大受欢迎，甚至成为最受欢迎的表演艺术形式，其中姜昆的《照相》是一个代表。但是很快，相声受欢迎的热潮就消退了。我想一个原因是国家政治形势趋于平静，以讽刺为特征的相声就不那么有市场了。首先，讽刺谁？这就是一个很难拿捏的问题，搞不好会犯政治错误，没有人敢轻易去碰的。这也看出一个问题，即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长处和局限，相声最适于讽刺和批评，如果离开了其最适合表现的题材，而硬要用它去表现一些它不适用的题材，那就会搞得很糟糕。根据老舍原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上映，让京韵大鼓又红了一阵。小彩舞（骆玉笙）慷慨激昂的一段《重整河山待后生》让新一代的观众们领略到了京韵大鼓的魅力，其中许多观众还是第一次听说大鼓。但是好景不长，曲艺还是和戏曲以及其它舞台表演一样一天不如一天。随着小品演出的盛兴，相声也渐渐成了小众艺术。

 

自从我二十多年前到美国，我接触了各种流歌曲，蓝调，乡村音乐，饶舌歌曲，爵士，摇滚……等。我总是在想，这些流行歌曲和中国传统的说唱艺术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他们都适宜于在小范围的观众众场合演出，比如咖啡馆，茶馆，歌舞厅，还有公园里的草坪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表演形式需要和观众有最直接的情绪交流和各种的互动。中国观众熟悉的西方流行音乐都是那些已经成名的歌星们的演出。这些歌星，摇滚巨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机会在万人体育场开演唱会。香港，台湾成名的歌星歌星也是如此。但是在西方，在美国这却不是常态。大多数的乐队都是人数很少，定期或不定期地在当地或外地巡回演唱。这些乐队规模不大，所需资金也不多。乐队的成员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也有不少业余的。在西方专业和业余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很可喜的是中国也逐渐地朝这个方向走）。乐队的成员们大多不能完全指望演出来养家糊口，而是有另一份能挣到面包的工作。美国的街舞也是如此。有时一个居民小区的几十户居民联欢，聚餐，也会有当地小孩子组织的乐队演出。观赏者可随意捐助。这种演员和观众的密切交流互动，使演员们得到灵感，促使他们创作出更好作品。就是在这么普及的情况下才出现了迈克.杰克逊，碧昂斯，惠妮休.斯顿和丽迪.嘎嘎等世界巨星的。另外，演出者对演唱的作品负责，从创作到演出都是很自由的，没有审查制度，也没有人做各种政治方面的限制。这些流行音乐的歌词大多暗合了了中国古代《诗经》的传统，“诗言志，歌咏言”，直抒胸臆，淋漓尽致地表达个 人的情感。我的同事和朋友中也有搞乐队的，我们还曾经相约组队演出。音乐人们组织乐队的目的就是娱乐，说实在的，我还没有听说哪一个乐队以人类灵魂工程师自居的。如果真有这样的乐队，那一定会成为笑话。有时候听着他们的演唱我会想，这和中国的曲艺有多大区别呢？如果中国的曲艺艺人能自由地创作，那演出的效果不一定就输于西方流行音乐。我也注意到摇滚音乐抨击时政的比较多，而乡村音乐唱爱情和个人生活小感受的较多。而蓝调 和灵歌自由叙事抒情的特点比较突出。也即是说各种音乐体裁适应与特定的内容。1949年以后的大多数文艺体裁都要求“写英雄，唱英雄”，而对讽刺和批判的内容有诸多限制。种种限制让艺人们无所措手足。虽然有像马季那样的天才艺人居然能用相声这种形式来进行歌颂，但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实，马季的那些歌颂类的相声效果并不如那些嘲讽性的作品，也不那么好笑。起码，我自己觉得笑得比较勉强。纵使全国相声艺人都有马季那个能耐，用相声来歌颂还是有限度的，大多数时候是力不能逮。很难设想怎样用相声去表现文天祥，刘胡兰，南京大屠杀等内容。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应该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规律。

 

由于传统曲艺都是在茶馆或小剧场演出，便于近距离和观众交流，演唱就不需要用麦克风。曲艺进入大剧场的结果使“小蜜蜂”成了演员必备的利器。我个人总感到这种嘈杂的电声既刺耳，也叫人感到不亲切。搞音乐的都知道人声是最自然而亲切的，器乐演奏的效果越接近人声，就越能感人。中国传统的说法“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还是有道理的。现在西方的公共卫生专家也把嘈杂的摇滚乐演奏，尤其是重金属音乐列为噪音污染。从这个角度讲，我也主张曲艺回到茶园或小剧场。近几年郭德纲的德云社倡导茶楼和小剧场相声，也试图恢复相声逗笑娱乐的特色。郭德纲说：如果相声都不搞笑，那就太搞笑了。这是一个明白人的话，也是老百姓对相声的期望。相声和曲艺都只是，也只应该是老百姓愿意掏钱去听的东西，而不是什么高台教化，政治说教。德云社的努力也确实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甚至一些年轻知识分子也投入到相声界。如果说侯宝林这一代的艺人把曲艺从茶楼带到了大舞台，扩展了艺人们的眼界，从一定程度上净化了舞台，那么郭德纲们把曲艺又带回了茶楼，回到她最初生长的土壤，走近她的基本观众。德云社的努力也使我感到曲艺并非注定要衰落，灭亡的，或许还是有救的。去年网上疯传的一个说唱段子《老子明天不上班》就让我又一次对曲艺的明天充满希望。成都青年谢帝的这个作品强烈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一些弊病的痛恨和批判，很有些当年“披头士”的精神。这个段子也引起了《中国好声音》的关注。不幸的是，因为 《中国好声音》节目组的自我审查，《老子明天不上班》这么一个充满活力的精壮小伙顿时变成了公公，《老子明天不上班》这个段子也就无疾而终了。我感到在我们的国家仿佛有一种力量总是企图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扼杀掉。无独有偶，今年早些时候由新闻说中央决定对街头“大妈舞”进行整顿，要编出一套规范动作，让各地大妈们效仿，还要比赛，看谁的动作更准确。都是二十一世纪了还有这种愚蠢的政令出现，确实让人讶异。现在国内很流行的大妈舞，广场舞就是中国的街舞，充分体现了大妈们的热情，对生活的爱，这就是群众的艺术创作。舞蹈的花样越多，形式越不一样，越好，越应该鼓励才是。这些政令的制定者们好像就是专门以扼杀老百姓喜欢的娱乐方式，夺去人们的快乐为职志的，连大妈们的这点创造精神都不能容忍。这种蹒顸无能的官员可把中国的艺术害惨了。

 

现在中国的曲艺还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曲艺的希望在民间，曲艺和其它艺术一样一定要回到滋养她的大地，回到人民的怀抱。能不能实现这一点，特别没把握。说不定在春天到来之前曲艺这朵花就已经消亡了。我们要到哪里听曲艺呢？

 

 

宋乔  2015年11月23日  于木鸭院

 

（1）毛泽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