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经济侵略论”的破产
资本商品输出对于输入国是不是“经济侵略”?过去的观点是侵略。资本能够带来利润,你不在本国投资在他国投资,利润来自他国而却带回本国,这难道不是一种利益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同理,商品销售会给商品生产者带来收入,你在这国生产却在他国销售,你的收入岂不是来自他国人民?“经济侵略论”的另外一种解释,是把资本从盈余国向稀缺国的流动,商品从饱和甚至过剩国向匮乏国的流动,看作是资本商品盈余国把本国经济危机向他国的转移,它解决了输出国的经济危机,却遏制输入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显然,按照这种观点,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阻止外来资本商品的输入,是反“侵略”。而对于那些先发达国家而言,商品饱和资本充盈,向那些缺乏资本商品的不发达国家输出商品资本,是它自由扩张的必然冲动。于是,国与国之间开始争斗,甚至不惜动武。中国因为闭关锁国,又因积贫积弱,历史上就屡受西方列强欺负,多次挨打。以至于我们现在还念念不忘这段屈辱的历史,民族主义的情结始终难以解开。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不停的质疑这种经济侵略理论。比如,现在我们发现,资本输出对于输入国不一定是经济侵略,它可解决输入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缩短输入国资本自我积累的漫长过程,加快输入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千方百计引入外资,现在正是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是为了国家的合理行为。又如,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入外国,中国商人挣了利润,但没“掠夺”外国人民,反倒使外国人可以买他们认为是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正如中国没有某些商品,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不是侵略一样,因为中国消费者买到和享用了中国没有或比中国产品更好的产品。所以,中国没有侵略外国,外国也没侵略中国,用现在经济学的话来说,这叫经济要素依经济规律的自由流动,当这种流动突破国界时,是全球化的表现。全球经济的自由化使“经济侵略”论接近破产。也使“爱国”或“卖国”失去了很多实际内容。
所以,“引资”不是“引路”,拆除贸易壁垒也非“卖国”。如果说,龙永图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感觉战战兢兢,生怕被国人骂为卖国,“经济侵略论”的幽灵还在的话,而现在尝到引资好处的中国官员,则正求爷爷告奶奶,用种种优惠政策,请外资来中国“侵略”一下,早把“经济侵略论”丢之天外。不过想一想,现在那个国家的政府,不是在鼓励投资,包括外资的投资哩。当投资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商品增加,就业机会增多时,所有的投资都对全体国人有利,需要分清投资人是那个国家的吗?
商品资本的流动之所以不是侵略,在于这些流动是自由的因而对社会个体来说是“双赢”的。商品匮乏与过剩,资本稀缺与盈余,既是商品资本流动的原因,也会带来商品资本分布的均衡。因为匮乏与稀缺,所以有需求,因为过剩与盈余,所以要输出,建立在自由而非强制基础上的互通有无,一定是“双赢”。匮乏稀缺地区得到了它需要的,过剩盈余地区推销了它多余的。号召人们脱离个人的需求抵制外国商品或资本,只是空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非理性的个人利益选择。国际政治通用的“经济制裁”手段,也没有考虑到受制裁国与制裁国民众的利益。政治号称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但当政治侵害经济自由时,政治并不能反映所有人的利益,充其量代表的只是某个集团或某部分人的利益。
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具有均衡经济差别的功能。各国由于内在条件不同,导致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经济差异的表现是商品和要素价格产生差异。商品的饱和与匮乏带来商品价格差异,资本的稀缺与盈余带来资本利润差异,劳力价格的高低带来生产企业的成本差异,技术水平的高低带来技术价格差异。要素的流动则可均衡这种差别。中国劳力因美国劳力收入高流入美国,增加美国劳力的供应,会遏制甚至降低美国的劳力市场价格,相反,却会提高中国的市场劳力价格,两国的劳力价格趋向一致。同时,美国资本因中国生产成本低可以获得比在美国投入更高的利润,而流向中国,可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瓶颈,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均衡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最终带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要素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个发达国家需要扩张,一个不发达国家,迫于经济发展,最终也会走向开放。全球化无法阻挡。
从实践上看,世界上发达国家之间,经济要素流动大体自由。比如劳力流动的“免签”,商品流动的“低税”或“免税”,在西方国家之间,资本流动从来就没有人认为是“经济侵略”,要素在这些国家之间的流动大体自由。所以,这些国家虽然存在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较大差异,比如有的创新能力很强,有的创新能力较弱,有的有资源,有的资源相对匮乏,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很小,人民收入差距也较小。为什么?因为它们之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经济要素流动的均衡作用,缩小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倒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铁幕”,阻碍了双方国家之间的商品与生产要素流动,形成这两种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中国的“开放”,其实是放松要素流动的管制。中国在“开放”之后,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能说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这种放松管制即自由带来的?能说不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均衡过程?
经济要素在一国内的自由流动,我们并没有称为“侵略”,跨国流动则常常被宣传,口号和意识形态所扭曲,是源于国家主权对市场的分割。国家主权是产生限制要素流动制度藩篱的根源。商品关税,资本准入,移民政策,那一项不是对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那一项不是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地域分割。所谓主权,其实是我的地盘我作主,允不允许外国商品资本进入本国,或怎样进入,在人权没有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原则时,由国家权力决定。国家权力掌管者根据他对商品资本(包括劳力)进入本国利与弊的判断,决定外国经济主体在本国的经济行为是否自由,或自由程度。当统一的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人民自由时,我的地盘我作主的主权就成了社会进步的桎梏。奇怪的是,我们反对地方性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分割,却支持国家性权力对市场的分割,是何逻辑?
现在各国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很忙,他们用纳税人的钱飞来飞去,又是开会,又是访问,说是促进国家间的经济交流。经济交流需要他们来“促进”吗?如果经济交流对经济主体(企业或个人)有利,用不着他们来促进,交流是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如果无利,他们能够用权力强迫经济要素流动吗?政治家外交家因为各国的经济问题谈判签约,其实谈的都是对方国民在本国经济行为自由权利的有无和大小,并不是经济活动的本身。所以只是国家权力的交易,即主权的交易。这样一种对经济自由只有限制,却无促进作用(国家权力做得最好就是不限制)的国家主权,有何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增进,当市场扩大到全球时,必定要求权利的普遍化,限制权利普遍化的国家主权,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人权PK主权,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自由与管制的斗争。当个人经济自由权利不受国家地域限制,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和保护时,国家限制外国人经济自由权利的“主权”弱化,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是不分国别的民众之间的自由经济行为,与官员无关。官员用不着为了“促进”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跑来跑去。国家的组织属性随着“经济侵略”论的破产,而弱化和消失。国家功能趋向裁决(保护权利)而非利益追求(与他国对抗)。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国家模糊化的过程。所以,“爱国”与“卖国”正在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