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余世存冤枉了龙应台

    2005年，余世存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以其读书笔记之方式，编排记录了晚清、民国以及解放后的诸多历史片断，被视作当代《世说新语》。出版之后，引来了许多注意。有一段访谈：

新京报：在你所记录的这些历史碎片中，有的人立言，有的人立功，如果非要一分高下的话，你怎么评判它们各自的价值？

余世存：从我自己的角度看，近代史中的立言者对不起立功者，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民族和他们的人民，他们的立言没有给民族转型提供思想资源或者人生哲学。”

新京报：一般观点认为上一辈知识分子是值得同情的一代。
余世存：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说，之所以造成中国这么多年的惨痛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够勤奋不够刻苦，他们是应该为这段历史负责任的。

新京报：个人的力量毕竟相对弱小，是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他们的无功。
余世存：人没有立功不能归罪于环境。中国知识分子对不起这个民族。当然我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历史中还是不断有人立功和立言，只是他们的总体成就没有高到推进社会跃进到现代门槛里去。

新京报：你是1969年出生的，在批判那些经历了动乱的知识分子时，是不是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余世存：我也是知识分子，我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多都消融到生活里去了，既不立功也不立言。台湾学者龙应台说她和内地学者吃了几十顿饭，发现他们很可怜，总在谈论孩子、房子、车子，他们没有知识分子话题。

当时，我看了这一段之后，就把余世存引述的内容，用电邮传给了在台、港之间来回的龙应台，龙应台回复表示，她没这么说过。后来龙应台在一段访谈中，如是说：

人物周刊：能否谈谈对大陆作家的印象？
龙应台：“不敢，因为我接触得不够多。但你的问题让我想到，有人曾从网上传给我余世存《非常道》里的一段话——龙应台在一次与大陆知识分子餐聚时发现，大陆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只会谈房子车子之类的，一点都没有理想。
看到这段话我很吃惊，这可真是误传，我从来没说过这个话，而且这也不是我的观念。我恰恰觉得，知识分子和所有别的行业的人一样，「衣食足而知荣辱」，有尊严的物质生活是人格清高的基础条件，追求物质上有基本的尊严的生活，人同此心，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并不异于常人。知识分子也是普通市民，也要买菜，也要挣钱，也要养孩子，要有房子住，这是天经地义的。”

     余世存的《非常道》，引用了许多名人的话语，但未注明出处，许多可能是误传，或一再被改编。这些前人的话，到底有何历史意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凡大思想家所留下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

余世存在《非常道》一书中所选编的话语，不一定涉及大思想家，但都有一些历史反思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