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詩卷
放眼古今，遊心書海。
从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至今三十四周年了，距他1898年3月诞生则已一百一十二周年。但他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不衰的话题，真的好像他的身影还逡巡在今日的生者中间。
褒之者说，公道自在人心。贬之者说，怎么好事都算在周家账上？
有了几十年时间的距离，又不存在私人恩怨，我自认为可以比较持中地说，一个政治家，即使是意在赢得人心，而积久成习，所做多是得人心的事，岂不是胜过不顾人心的违情悖理和一意孤行吗？
在经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艺工作者中间，“周恩来情结”尤其突出，值得加以考量。周去世后，有大量回忆文章举出数不胜数的例证，说明“敬爱的周总理”怎样关怀他们的政治选择、艺术精进以至私人生活。特别是以“文革”背景下的厄运来对照，更加泾渭分明。
我想起三件事，发生在文艺界知名人士身上。但远在“文革”之前，无须以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为反衬，却对当事人的一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说是大事，不算大，但可见周恩来细心到“无微不至”。大家知道，那时封的“语言大师”有六位，曰“鲁、郭、茅、巴、老、曹”；现在单说郭、老、曹三位。
一是郭沫若1937年“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回国参加抗战。国民党当局派出一名大约是“处级干部”来码头接站，安顿一切，公事公办吧。郭沫若虽然多愁善感，也不会掀起多大的心海波澜，除了官话，没有更多可说的。但随后他去武汉，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却找了于立忱的妹妹、学舞蹈的小女生于立群来迎接。于立忱是郭的好友，才在日本自杀不久，有了这一层关系，郭与于立群虽是初见，却如故人。一样不用多说，自感亲和。
大家现在知道，郭沫若是在参加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共的。起义失败，经中共中央批准保留党籍赴日避难。回国抗战后作为特别党员由周恩来与他保持单线联系，对外则以党外人士身份出现。周恩来在与郭重新接头时，安排于立群把郭接来，这一安排且成就了此后一段长达四十多年白头偕老的婚姻。当时在战火纷飞中，这该是让饱经时难的郭沫若和少不更事的于立群感激于心的吧。
从这里看出周恩来无分巨细、事必躬亲的作风，更可以看出他对郭沫若这个浪漫派诗人的相知之深。从其他人的回忆，也看得出周恩来在做思想说服工作时，善于“动之以情”，那么在这里，就不仅是爱乡爱国之情，同仇敌忾之情，也还包括了友朋情亲的私人感情。
另一例周恩来“动之以情”的旧事，发生在老舍身上。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日常事务的老舍，是周恩来在文艺界实行统战政策的重要对象和依靠之一。现在没有材料表明他们的交往中，有没有推心置腹的畅谈。但显而易见的是，周恩来在老舍心目中取得了很高的信任感，周对老舍的政治面目、处世态度以至于私人生活，也都是了如指掌的。
在老舍夫人胡絜青携子女从沦陷区间关千里来到重庆以前，孤身一人的老舍与单身女作家赵清阁之间，有一段不容后人亵渎以对的感情经历。后来老舍于1946年应邀访美，在那里写作并准备出版作品英译本，还萌生了在海外定居的意向。1949年周恩来就任新政权的政务院总理后，多方设法动员老舍返京。最终还是号准老舍的脉，请赵清阁写信传达这番意思，说动了老舍回来。为了感谢老舍长期的合作，也为了树“样板”鼓励其他海外人士支持新政权，周恩来提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只是因为上层有人作梗，结果不能以政务院的名义，而是由北京市政府出面，把这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降了一级。但这不妨碍老舍以“士为知己者用”的信条，继续在周恩来的关注下从事为政治服务的剧本创作。的确是到1966年“死而后已”。我相信他虽也曾以一再奉命修改剧本为苦，他最想写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且因不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中辍，但他最后在太平湖畔流连时，即使有所怨怼，我想也不会是针对周恩来的。
第三个例子涉及曹禺。他和周恩来有南开先后同学之雅。周恩来又是话剧的绝对爱好者，早年并有登台演出的经历。然而这不是他和曹禺互相吸引的全部原因。他们在重庆时期已有交往，而从1949年到周逝世的近三十年间，曹禺于周恩来，除了对领袖人物的敬佩感以外，应该还有感恩的成分。周恩来出个题目，他就无条件地去努力完成，如“抗美援朝”初期反美宣传中以接管协和医院为背景的《明朗的天》，后来以历史上的“和亲”来宣扬国内各民族团结的《王昭君》都是这样（我不记得大灾荒时宣扬勾践“卧薪尝胆”事迹的《胆剑篇》是否也来自周恩来的启示了）。在当时他是没有任何勉强的。剧本创作和排练过程中接受审查，一改再改，也像老舍一样任劳任怨。
难道真的像曹操诗中说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吗？在曹禺这里，我发现一个细节，或者可以作注。据说1949年或1950年，曹禺个人遇到一件麻烦事。他的夫妇关系不谐，已经到了非离不可的份上。但要离婚，曹禺须付出一笔费用，是他一时筹措不得的，为此异常苦恼。周恩来听说后，与他谈话，答应替他解决经济困难。也是据说，曹禺以传统的大礼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大家知道，周恩来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止一次干预过他的战友和部下的家庭婚姻问题。应该说半是出于“革命利益”如党的“政治影响”的考虑，半是出于私人感情，或者大半出于“公义”，小半出于私谊吧。基本上都是“劝和不劝离”，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习惯。偶有拆散鸳鸯的，如劝阻王炳南和关露从恋人发展为夫妇，则纯是从政治出发，因中共党员关露在上海沦陷后，曾因情报工作需要，打入敌伪机关，并且出头露面，以致胜利后仍蒙不洁之名，而王炳南却还要代表中共参与重大政治活动。再一件我们知道的“劝离”，就是曹禺和他前妻这一案。周是在了解双方的无可调解之后，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仳离的。这也使曹禺由此获得了一份白头偕老的婚姻。
前两件事，早在研究专著中有所披露，已广为人知。第三件事，是几年前谢泳主持《黄河》时发表的一篇纪实文章写到的，期号和作者失记。
在周恩来本人，就工作言工作，包括与郭沫若的关系在内，都基本上属于统一战线工作的范畴。人们常说周恩来为中共赢得了大量的朋友，这是不错的，这个朋友的范围且不限于国内。应该说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其党性不是表现为一副左的面孔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把尽可能多的人吸引到自己所代表的组织周围。人们在称颂周的统战功绩时，往往强调他的人情味者如此。以周恩来的身份，他所做的一切，无所谓个人行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党的。他多赢得一个人的尊敬和信任，就为党争取到一个同情者，为党扩大了一份力量。
周恩来善于在各种政治力量、各派代表人物之间周旋，在多种政见纷纭错杂间找到契合点，是外交工作的天才，更是“调和鼎鼐”的大材。以上述三例来说，他并不是一个仅仅善于交游的老好人；他以他对三位作家情况和心理的透彻了解为基础，把他们紧紧吸引来为“我”（应该读作党或革命）所用，这是他关心他们直至生活细节的指归，他为此用心良苦。他的记忆力奇好，多年不见的人能够叫出姓名，他熟悉许多人的亲朋友好社会关系背景，当然这一切也还有赖于他有一个团结强干、联系广泛、耳目众多的工作班子为他分劳。
周恩来对郭、老、曹三大家的人生道路有过重大的影响。在代表党做工作的过程中，他对团结争取的对象，如同对敌斗争中一样地“知己知彼”细致入微；他对这三位老朋友，更无疑抱有充分的善意，后来也曾尽可能加以保护的。至于这三位大作家的命运和归宿，不能不令人喟叹——老舍不无遗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禺晚年痛悔自己“太听话了”，郭沫若则历尽荣辱，冷暖自知： 这固然有他们各自的主观作用，更多的却是时代造成的悲剧了。
我们习惯于轻言向伟人（或大人物——大人物并不都是伟人）学习。我以为大可不必。伟人或大人物往往是多侧面的，复杂的，要全面学习他们，不但不必要（我们一般交友之道，何必探问并介入人家的私事，扫描其心事乃至隐私），老实说也不可能，因为出身、经历、学养不同，时间、地点、条件都不同。以为可学的，只能通过可靠的历史记录，增进自己的了解，能得其精神就已不易，再“各取所需”也就行了。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