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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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严济慈先生(方励之遗作)ZT

(2015-02-26 03:39:08) 下一个

 

[编者按:严济慈(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字慕光,浙江东阳人。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严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没有(也不能)去追悼行礼,没有(也不能)献上一支告别的白花。但是,我相信,严先生还是记得我的,也不会太怪罪我。我一生中的几件事证明了这一点。这正是我应当写下的几件事的动机,无论它是否有公开发表的机会。

我认识严先生一生的后三十六年,从1958到1996。但我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多年之交。严先生长我三十六岁,是师辈。我拜访严先生的频度,平均不多于每年两次,总数不超过七十二次。我也不能妄称是严先生的弟子,因我没有随严先生作过他的光学和光谱学研究。最多,我只能算是严先生的助教。我给严先生当过两小时的助教。那是在1958年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开办。从教授到助教都来自中国科学院,大都没有教学经验。只有严先生二十年代在(南)京沪的几所大学里教过几年书。他决定作一次教学示范,以飨同仁。内容是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了,听众有五百人以上。我当时是科大的物理助教,但并不是严先生的助教。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服一次务。他交待给我的助教任务好像是二十年代法国式的。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不断地跑上跑下讲台,去写公式,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两小时的助教,体力与脑力并用,很累。

其后,我再没有为严先生助过教.那样的助教方式也没有在科大流行开。严先生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副校长。我则一直是个助教。不应当期望严先生会记得我。不过,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了严先生的帮助。严先生似乎一直在关注着我。

第一次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虽然风暴尚未正式到来,但预演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由具有良好阶级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构成。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科大共有一百多人因此要迁出。我是一个内控的专政对象,对水晶城来说,当然也是一个“杂质”,故也需迁出北京。四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市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不一定永远离开北京,但永远离开物理学是一定的。同我类似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京它去。我也准备走了。在那个年代,违抗调令是绝不可能的,特别是“杂质”们。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

  奇迹源于严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表示不解,为什么要把这样水平的年轻人调走?虽然严先生当时是科大副校长,但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不过问的,因该事务全由党委负责。一位非党副校长为一名“杂质”物理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的。严先生据理力陈之后,刘达命人事部门暂时收回成命。我,以及同我有类似情况的人的调令,没有执行。科大被水晶城政策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对我一生的事业来说,那绝对是一个关键点。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 以后也许还会有用。”事实上,水晶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光学材料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时,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有了杂质,水晶才会变成宝石”。这就是1960年代的科大。

时间又过了十三年,1978年。暴风雨过了,但天并未放晴。我当时已转向天体物理。虽然论文抽印本更多了一些,在科大的位置也已稳定,但不能奢求更大的发展,“内控”的影子还在。比如,我和我的同事的文章虽已被国外同行(包括Nature上)引用和评论过,但一条不成文的诫律是“不与外国联系”,以防惹上“里通外国”的麻烦。那就不再是一般的杂质问题了。科大的不少同事中,一句流行的谶言是:“别想着不倒霉”。然而,那年暑假过后,突然来了一件确实是不倒霉的事。我收到德国同事的邀请参加在慕尼黑召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同时,科学院也来通知要我及北京天文台的两个同事(邹振隆,沈良照)去参加这个会议,由我负责带队。那是中国天文界自1949年来的第一次非官式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

很快知道,这件事的“幕后”是严先生。那年夏天,严先生参加科学院的代表团访问西德(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访西德的科学院代表团,由方毅院长带队)。在慕尼黑时,严先生得知相对论天体物理会议将在1978年底召开后,当即设法与德方及方毅院长安排了我去参加会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今天是极普通的事。但在1978年,即使是非官式的会议参加者,也必须得到国家主席华国锋的圈定才行。

其实,令我惊疑倒不是华国锋那个圈,而是严先生何以清楚地知道我的研究细节。文化大革命中,我很少找严先生。更未向严先生说起过“相对论天体物理”。因为,在七十年代中国,相对论的名声很坏,我和科大的天体物理同事的宇宙学研究遇到过很多政治麻烦。我们不愿意再把这些麻烦去麻烦严老。原来,严先生一直是我们的研究的一个暗暗的守护者。凡我发表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上的文章,他都看过。一遇机会,就想到了我们。后来,凡在中国从事(或从事过)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大都访问过慕尼黑的马普天体物理研究所。八十年代开始,中(科院)-德(马普)天体物理讨论会每隔两年一次,轮流在中国和德国举行,直到今年(2000)。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严先生当年的守护和初始的推动。

我再一次得到严先生守护是在1985年,那是一次更大的麻烦。

事情始于1985年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尼-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北大学生要求我讲一讲“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演讲中,我提到一桩已在物理学会上公开的故事: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要去美国参加同步加速辐射学术会议,尽管他不是物理学家。这引起学生的哄笑。却惹恼了当时中央No.4领导人胡乔木,因为他的夫人(谷雨)与此事有关。回到科大,管惟炎告我,他已顶回了谷雨的指责,但仍难免一遭惩戒了。12月6到13日,安徽省委一连三次找我训话。

12月19日,严先生要我去北京,到他家接受训话。这有一点奇怪,严先生在北京东单后椅子胡同的家,我去过多次。似乎不是个正式训话的地方。这次一去,果然不同,除了严先生,还有科学院的一个秘书在场作记录。严先生一脸怒气。连续训话47分钟,因为非同寻常,所有的话我是极仔细地听了。其要点是:
1. 你为什么要对学生讲那些话? 不合时宜,谁要你去多管那些事。
2. 你以为就你聪明,能看到赵紫阳和《人民日报》分不清地动说和地圆说的错误,谁不知道那是错的,还要等你去说那是笑话。
3. 好好作你的物理研究,少去逞强,废话。

这是我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严先生如此的厉色正言。

训话停止之后,秘书走了。

对严先生的批评,当然不觉舒服,不过,我也不想解释和分辨。我也准备告辞回家吃午饭。然而,不等我告辞,严先生却向我说:
“陪我去喝酒!”
这才是那天真正让我感到的突然袭击。第一,我从来不在严先生家用餐:第二,我根本不会喝酒。但来不及分说,我就被严先生拉到饭厅。原来,酒菜已经摆下了。只有两个座位,严先生和我。席间的气氛和话题,似乎一个小时前的事完全不存在。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顿午餐之一,尽管我仍然是没有喝酒。这我才明白,为什么严老不在科学院的办公室训话。

两天以后,12月21日,中央No.5领导人胡启立在中南海召见我。大意是说,对我的警报解除了。还提到严老和我的谈话(当然是根据那秘书的记录,不包括秘书走了以后)。

这种警报当然也不是严先生解除的了的。严先生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后,有一次在他家里半认真地问我:“你看这副委员长怎么当 ?”我没有答,也不会答。严先生多半并不真正要我答,而是自问。也许他又想起了那次警报和训话。然而,有一点我清楚,警报从来不是严先生看重的事,真正看重的只是“好好做你的研究”。所以,如今在宇宙的另一端的严先生,绝不会怪罪我所缺的一束鲜花,而是会厉色问我:“这几年有多少抽印本了,拿来看看!”我会告诉严先生,现在物理界已经不用抽印本了。而是贴在Web page 上。我想,当他看了我的Web page后,也许会再说一遍“汝子尚可教”,再加一句:“陪我去喝酒!”

2000年11月5日 Tucson, Arizona


华夏文摘 第一一二○期(cm12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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