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历史上的“国共合作”,就不能忘了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死于北洋军阀之手。为共产党而死,也是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
薄海潮流要左倾 《新青年》,1917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
李大钊,河北人,字守常。毕业于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当时日本的首相大隈重信,正是早稻田大学的创立者。李大钊以留日学生总会之名向国内发出《警告全国父老书》。
1916年,李大钊回国,创《晨钟报》,8月15日创刊号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标题,强调: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矣。”
1915年夏,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筹备《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李大钊也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他在同年的《新青年》2卷1号也发表《青春》一文:
“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鼓舞了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学教授,其间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新青年》开始大力宣传共产主义。1919年6月,因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青年》停刊。陈独秀出狱后,辞去北大之职,前往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
1920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末,胡适致函陈独秀等人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建议,或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或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移到北京,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或暂时停办。
陈独秀对此大为生气。鲁迅则回信说“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 表示不以为然。胡适又回说:“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1921年1月,李大钊试图调解,致函胡适:“我觉得你和仲甫都不是要抢《新青年》这个名称,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的缘故。” 胡适退出《新青年》,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也一再停刊。1923年6月,中共重刊《新青年》,由瞿秋白主持,成为中共早期的宣传刊物。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二年,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他在上海与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李大钊安排了张申府、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的工作。李大钊也曾试图建立吴佩孚和共产党的合作。也安排人员至冯玉祥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
1926年1月8日,李大钊在《国民新报》署名”守常 “发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今当民国十五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在北京举行升旗典礼的日期,我们很是欢欣------表现国民革命精神的青天白日旗,也居然在首都革命的凯歌声中,飘扬在北京的空际了!------
国民党改组以来,因为共产派的参加,党内有一部分人发生了误会。但我们相信这些误会转瞬即能消释;因为凡是革命者的襟怀必定是光明磊落的,必定能够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即有些微的误会,决阻隔不住革命者的声应气术,正如几点浮云,决遮蔽不住青天白日一样。 ---------
全国革命者联合起来!
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在北京俄国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人。李大钊在《狱中自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4月23日,李大钊走上绞架,死时只三十八岁。之后,李大钊出殡式出现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白纸黑字写了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1932年,傅斯年为了陈独秀案,向国民党呼吁” 给他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 ,如是说:” 嗟乎,李在北京之死,是就刑呢?是被害呢?李虽是共产党员,然他是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之人,他死在帝国主义与张作霖合作的手中,死在国民党清共之前,然则他虽是为共产党而死,也是为国民党的事业而死,是被害,不是就刑!否则今之国家岂不承袭了张作霖的正朔呢?”
蒋的来电原件已无据可考,但是“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当是不错的。所以某党从未高调纪念过这位党的昨早创始人,最早的主要领袖。也许就是因为不宜宣传。
指蒋介石,有原始文件?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的大军阀,李大钊是留日出身的大教授,在风云变幻的1927年,张作霖下令绞死了李大钊。这个历史事件似乎一目了然,历史书上记载也似乎黑白分明,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历史的细节和因果,结论似乎没有那么简单。近年关于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公开,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一些共产国际档案也大批面世,关于那段历史的真面目,已经能大体勾画出来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而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
在中共一大上,对于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共产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钊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
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
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国家政权威胁极大。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联系证据和指令。 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李作为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等。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李大钊被捕后,全国舆论沸腾,张作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这一事件给联俄联共的南方革命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北伐军带来极大的舆论压力,在广大国民眼中,南方革命政府俨然成为苏俄武力赤化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国民党内主流人士不得不与苏俄及中共划清界限,不久以后就发生了彻底与中共决裂的清共运动,使国民党的党性重新回归到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
这让我党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