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古思新
富士市的居民们把对生活的愿景和对乡土的承诺都写入市民宪章。以宪章之义,来规范居民的生活文化公约,真可说是郑重其事了;以富士之名,则大大提升了此市民宪章的庄重包容性。
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有关调查审核以来,日本的京都、奈良、日光等地的历史文化遗迹,都陆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是,出乎日本人期望之外,他们心中更重视的富士山,十年前提出申请,却没有成功。
中国的泰山、黄山都已登录为世界遗产。看在日本人眼中,更觉得富士山绝对也够格入列。近年积极成立了“富士山申报世界遗产国民会议”,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会长。也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不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为目标,而改申请登录“世界文化遗产”。其行动口号说:“让日本之宝,成为世界之宝。”富士山,就这么一座从远处看起来孤立的活火山,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其地质、生态系、景观等特性,并不符合登录“世界自然遗产”的条件;为何被日本人视为宝物?在文化上,视之为日本人之心的象征呢?
有一年,我路过静冈县富士市,在车站前看到一大理石上刻着“富士市民宪章”,内文有:“我们都是在富士山下长大的孩子,继承历史与传统迎向明日,我们要建设发达的产业和文化的乡土;我们要像富士山一样心胸宽大、互助合作携手共进。我们要像富士山一样爱护优美的自然,建立美丽的家园。我们要像富士山一样意志坚定,欢喜勤快地工作,成就健康的家庭。我们要像富士山一样坚强正直,遵守规律,维持和平安定的社会。”
富士市的居民们把对生活的愿景和对乡土的承诺都写入市民宪章。以宪章之义,来规范居民的生活文化公约,真可说是郑重其事了;以富士之名,则大大提升了此市民宪章的庄重包容性。
富士山的形体看似单纯,对日本人而言,富士山的意象却远远大于山体本身。作为一个常见的艺术题材,经由诗人、画家、摄影师的作品发挥,富士山及其意象,已化身为日本文化的最高象征。在另一小城富士吉田市,有一间“富士山美术馆”,馆中所有收藏,都是日本画坛巨匠名家创作的各种风貌的富士山。可以说,每一个够分量的日本画家,都该交出有关富士山的作品,来展示其艺术风格和对日本文化的体悟能力。
浮世绘是日本的一种木刻版画,最具代表性的葛饰北斋的名作《冨岳三十六景》描绘江户时代的庶民生活,每一幅作品都以富士山为背景,此一系列作品被印到各种邮票、月历、书刊,而广为人知。尤其是“神奈川冲波里”这一张,描绘渔民渔船在神奈川海哉的惊涛巨浪下作业,是历史上被引用印制次数最多的一张浮世绘。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他演讲的翻译,之后又陪同他从上海搭船前往日本。
徐志摩在《富士》一文,回想他坐火车经过富士山下,看到“一个崇高的异像在朝霞中峨然的擎起”。他想起“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也在日本人的想象中站着”。他想着,富士山就有如一位矗立的武士,守护着日本人。他联想到在神州大陆,也有壮美的昆仑、华山、青城、长白……“但也许因为我们有的太多了,我们的注意不能集中。”他忽而疑惑,怎么中国人的心中就缺少这样一种意象?
这一趟旅行,徐志摩也作了一首诗《留别日本》:
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波如今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
古唐时的壮健常萦我的梦想:
那时洛邑的月色,那时长安的阳光……
他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势兴旺,社会风气依然雅驯尚古,还保有源自中国的盛唐风韵;而在中国本土,“当初华族的优美、从容”竟都仿佛唐时的月色、浔阳的琵琶,只留在千百年前的诗作中,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已渺不可寻。我们多愁善感的诗人,在他有关富士山的一诗一文中,留下了一些有待追索的思绪。我们可以试问,中国诗人、画家的作品,在描述江山胜迹时,有否成就出某些“在中国人的想象中站着”的精神意象呢?
前代的诗人,是要从山水中找灵感的。陆游的诗“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郁达夫的诗“江山亦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双向诉说了诗人的领悟:登山临水接近自然可激发创作活力的涌现,有魅力的人物、诗文也可为佳山胜水增添风采。
因演出《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而人气爆升的女星长泽雅美,也被邀请出席富士山申报世界遗产的活动。她说:“中学两年,单身离开父母到东京去,每当从校舍窗户,远看到富士山的时候,就觉得富士山在为我加油打气。”徐志摩若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委员,听到这一点,那肯定会投一个同意票。
诗人从生活和大自然捕捉灵感,将语言文字剪裁成诗。知音的理解和回响,可使诗的意象和隐藏其中的思想、感情浮现出来。天地一沙鸥,海上生明月,悠然见南山……有了后人的吟诵品味,其意象才更为深化。巴山夜雨,易水悲歌,汉关秦月……经由江山风光和人物诗文的相互烘托,都转化为跨时空的文化符号,丰富了文学的内容,影响着一代代人的精神面貌。诗人心思神游富士山时,回想起祖国的山水,他惭愧,我们有负于祖国的山水和诗族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