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的不是锁炼换个手(萧乾,1910~1999 )
“建设新的台湾是高调,先保持好根基方是正经。” 萧乾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大公报记者萧乾来台,之后在报上发表了〈冷眼看台湾〉,他如是说:“作为今日中国一个国民的厄运,莫惨于这个赤裸裸的事实:除了足迹未涉过的非洲莽丛,出了中国门坎,举目莫非乌托邦。” 台北的街道、学校、嘉南大圳,都给他有别于中国大陆的感觉。
他提醒国民党当权者说:「大陆中国在现代化上离台湾至少落后了半世纪。」「政治自由之外,台湾需要社会自由。」“传统的中央集权观念在大陆中国已造成了若干致命的病象,在文化政治经济上脱节了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尤难行得通。台湾究将成为中国的爱尔兰呢,还是内向为中国的一肢,那就端看大陆的政治风度了。” “不能忘记他们要的不是锁链转了手,而且是更拙更紧的手。 在台岛兜完了圈子,重新望到台北火车站上那些党部标语,特别是“建设新台湾”,我感到一种不安,一种讽刺。”「建设新的台湾,是高调; 先保持好根基方是正经。」
1947年4月,宋子文辞行政院长,钱昌照也连带辞职。正值二二八之后,陈仪和白崇禧都回到大陆,和钱昌照见面,想建议他去台湾,钱昌照以为不妥。1948年2月1日,钱昌照筹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在北平成立,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社经会的惟一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据《钱昌照回忆录》:“有一次我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住了两天,一天在吴景超家,一天在刘大中家。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想办一个杂志,批评时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批评。杂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总负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文艺编辑是萧乾。
《新路》于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开始出版,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也对共产党抱怀疑态度,受到左右两方的攻击。蒋介石得知是钱昌照办的,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 。不久就停刊了。在出刊之前,萧乾接受了中共秘密党员杨刚的劝说,离开《新路》。 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刘大中去了台湾,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后来全都成了右派。
1949年钱昌照到北京参加新政协时,周恩来向他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早三年办这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合时宜。”
1948年2月,正值共产党一路凯歌之际,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批判“红黄蓝白黑”等五色“反动文艺”。沈从文被指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是“蓝色”。郭沫若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 郭沫若的点名批判和《新路》的经历,为萧乾带来之后三十年的右派人生苦难。(作者:陈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