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吟成抗日诗(西安事变，1936 )

内战吟成抗日诗(西安事变，1936 )

 

“大好河山难住脚，孰堪砥柱在中流？”        张学良

 

1935年秋，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入陕“剿共”。但剿共的失败，损兵折将，令东北军对中央心生不满。1936年1月，经周恩来安排，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的代表王以哲进行了首次会晤，未出半月，张学良又特从南京经西安飞抵洛川，亲自会见李克农(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1936年4月，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在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会见了周恩来。之后，在九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密秘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5月15日，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写信致张伯苓：“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

1936年，国民党继续围攻在陕北的中共。12月1日，毛泽东起草，中共领导人联名发信给蒋介石：“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人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呼吁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6年，12月7日大公报刊出: 《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黄郛昨在沪病逝》，并注销其夫人沈亦云笔录的遗言，其中说：” 予以渺小之身，参与诸役，九死余生。------ 乘一息尚存之际，对国人与邻邦垂涕而进最后之忠告，(一) 一国当存亡危急之秋，必须有举国一致之精神与行动，今我政治领袖蒋公忠贞为国，艰苦备尝，领导复兴，责无旁贷，国民应超越主观情感，一致信任，事事以绝大同情，尽全力协赞，并念世运险恶，国命方新------，(二) 东方文明，自有其伟大之价值，同种同文之中日两国，万无自残之理，----邻邦素尊孔道，应体念孔孟强恕而行之义，将华北企图断然放弃，进而将东北四省觅取一还我主权之解决途径。-------兹以将与世长别，而忧国之情不能自已，谨遗此言。”

12月12日，这一天的头条世界新闻，原本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将发表逊位演说，由其弟约克公爵继位。然而，却爆发了改变中国和国共两党命运的西安事变。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首都各界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进行献机祝寿典礼，蒋介石则避寿至洛阳。在军政当局的祝寿活动后，阎锡山与张学良晋谒蒋介石，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蒋介石却表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沮丧退出。其后蒋介石往西安去，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派兵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劫持了蒋介石。隔日报纸刊出《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举国哗然，南京方面立即展开紧急行动。

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宣言》：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冯玉祥也致电张学良，表示自己愿意替蒋介石做人质：”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所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十二月十八日 ，大公报社评：《给 西 安 军 界 的 公 开 信》

　“主动及附和这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唯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样大错，你们心里或者以为自己是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

    国民政府将此公开信大量重印，空投至西安城内。全国传来的一片讨伐之声，严重影响东北军的心理。原在欧洲疗养的汪精卫在和希特勒会面后，也加快取道返国。苏俄的斯大林，以为事件若发展为汪精卫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若其联日反共，于苏俄为大不利。各方的折冲加上共产国际的介入，周恩来在西安谈判，要蒋介石承诺结束内战，张学良决定放了蒋介石。

张学良为表示负起责任，执意亲自护送蒋介石于12月26日飞回南京，举国欢庆。退隱在北京的吳佩孚也致電蔣介石：”十四日之間，中外函電交馳，奔走呼吁，惟恐或後，此實無異歐美總投票，以占人情嚮往若是之殷，正ト前途之光明遠大，匪惟無秋毫遺憾，更當為執事特致慶幸。”

西安事变，表面上以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收场。蒋介石成了全中国抗日的主帅，声望达到最高点。甚至闻一多， 1942年在昆明，仍对其子说：” 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12月30日，国民政府以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军法会审。当天下午，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束。从此开始了张学良漫长的软禁生涯，之后迁移到台湾。张学良最后移居夏威夷，虽中共方面一再派人邀请，他没有再踏上故土。

1979年4月，叶剑英重访西安，写下:

“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房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作者：陈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