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开天眼觑红尘(王国维，1877～1927 )

偶开天眼觑红尘(王国维，1877～1927 )

“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王国维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字静安。1898年，王国维到上海《时务报》做校对、抄录工作。入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通过日籍教师，王国维接触康德、叔本华哲学。《罗振玉偶然看到他的《咏史》诗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因而赏识结缘。1901年夏，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杂志，王国维任主编，开始大量地撰写文章。

　王国维着《人间词话》说: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以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的境界说，涵盖各种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审美观，树立中国近代美学理论的一家之言。

 

1903年春，王国维应张謇邀请，至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大量研读叔本华哲学，又作《重游狼山寺》诗︰“此地果容成小隐，百年那厌读奇书。君看岭外嚣尘上，讵有吾侪息影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恰合他的心境，作《叔本华像赞》︰“公虽云亡，公书则存。愿言千复，奉以终身。”成为叔本华的追随者。1904年，发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也是“全以叔氏为立脚地” ，发表在《教育世界》。

 

　　撰着《人间词话》之后，王国维开始将志趣转移到戏曲方面。他自叙︰“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 结合西方戏剧理论、史学观念、传统的考据方法，他撰着了《曲录》、《戏曲考源》、《优语录》、《古剧角色考》。1912年，以之为基础，完成了《宋元戏曲史》。郭沫若称道此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京都寓居达五年，埋头于古文字、古器物、经史的研究。王国维曾有一联为友祝寿︰“世乱春秋文愈治，岁寒松柏意常青。” 可视为其自我表白。他是通过努力于“文愈治”而来对抗“世乱”的。

 

　　1916年，王国维返回上海后，为犹太富商哈同编辑《学术丛编》，也在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1923年春，溥仪在北京紫禁城下诏，令王国维“南书房行走”。可以在皇帝身边讲学，王国维引为毕生的最高荣耀。胡适又请溥仪下诏，王国维奉“圣旨”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北上，6月，当北伐军进抵郑州，直逼北京时，王国维留下了“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清华园中的昆明湖自杀，各界震悼。1934年，陈寅恪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1922年，王国维为西泠印社陈豪(止庵) 的《西泠印社图》题诗：
“把臂龙泓共入林，缶翁图像写倭金。何由更复吾丘魄，湖水西泠深复深。”

按，丁敬（1695—1765）清代书画、篆刻家，清代浙派篆刻的开山鼻祖，别号龙泓山人。吾丘衍（1272—1311）元代金石学家，印学奠基人。衍年过四十才娶赵氏女，不知赵氏女曾为他人妇。后，原夫诉讼于官府，衍受牵连被捕而受辱，遂生寻死之念。一日晨，往友人家诀别，不巧，友人外出未归，遂留一诗致友人：“刘伶一锸事徒然，蝴蝶西飞别有天。欲语太元何处问，西冷西畔断桥边。” 后不知所终。

“何由更复吾丘魄，湖水西泠深复深。” 亦可说是王国维自沈之忏语。日本人士亦于京都开追悼会。内藤湖南作诗哭王国维：”于今寒士能甘死，自古微官每感恩。一事知君尤惬意，昆明湖上瘗芳魂。” 可说是异国知音。

王国维的学生吴其昌评说：王国维“年青时屈居下位，壮岁碌碌依人，甚至个人辛勤的著作，都写着旁人名氏，晚年虽声名雀起，而孤独郁结，不得终其天年。” 但王国维何以竟至决心投湖一死？

1907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发表《托尔斯泰传》，说“俄罗斯，一专制之强国也。法令繁于牛毛，集会有禁，着书立说有限制，议论国事者，放窜之，刑随之，-----” 《时务报》的经历，使他对时事世局别有看法。1917年，张勋复辟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加深他的末世之感。他在年末致信柯劭忞（1848－1933）说：“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1924年5月26日，王国维写奏折《论政学疏》呈溥仪，说：

“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

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

奏折结语说：“我昏不知，乃见他人之落井而辄追于后，争民横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自沉前写给狩猎直喜的信，也说：“赤化之祸，旦夕不测”。惧怕赤化之心，终令他自沈而亡。

1927年6月15日，梁启超在致其儿女的家书，说：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 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作者：陈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