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回青岛方罢休(五四运动，1919)

争回青岛方罢休(五四运动，1919)

 

“可是赛先生姗姗来迟，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        周有光

徐世昌（1855-1939），号菊人，在清末当过东三省总督，是袁世凯的至交兼谋士。1914年5月，袁世凱任命徐世昌為國務卿，次年袁公開推行帝制，徐以局勢難ト求去。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又起用徐为国务卿，徐任职仅一月即力荐段祺瑞继任。

徐世昌因处事圆滑，被称为“水晶心肝玻璃人”，常以元老身分调和北洋派系之间的矛盾。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宣战。段祺瑞于12月就任参战督办，与日本订立参战借款，由日本提供军火和教官，以编练参战军为表面，扩充其掌握之兵力，大战结束后，改为边防军。因为参战问题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段祺瑞先利用张勋复辟，造成黎元洪退位，冯国璋当上了代理总统，段祺瑞再任总理。1918年10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成为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段祺瑞以参战督办之名仍掌握北洋政府的实权。为了制衡段祺瑞的势力，徐世昌拉拢梁启超的研究系，以及具有财政实力的旧交通系。

1917年，梁启超替段祺瑞政府执笔《对德对奥宣战文》，虽未发兵，但日后中国得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1918年底，在徐世昌同意下，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游欧。居巴黎期间，以个人名义展开民间外交。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成为中国朝野最大的关注。但因段祺瑞政府之前已与日本秘密签约，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所以，中国代表要求交还青岛的一切努力终告失败。梁启超将此密约电报发回，《晨报》于3月22日发表，举国震惊。

梁启超又急电林长民等人说：「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 5月1日，林长民经徐世昌同意，致电巴黎，希望中国全权代表不签字。

留日学生界也发表电文：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 ---------？卖国之罪，夫岂容诛？。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

北京各大学学生串连，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通电全国, 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负责对日交涉的陆宗舆、曹汝霖、章宗祥被指为卖国贼。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军警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各地学生的响应，加上工人也开始大规模罢工，激化出强大的舆论压力，北洋政府只好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并释放学生。吴佩孚也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

 

1920年，五四运动满一年时，胡适 、蒋梦麟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其中说：
「现在许多人说学生不应该干预政治，其实并不是学生自己要这样干，这都是社会和政府硬逼出来。如果社会国家的行为没有受学生干涉纠正的必要，如果学生能享受安心求学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强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责，他们又何必甘心抛了宝贵的光阴，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种学生运动呢？」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学生运动已发生了，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决不能压下去的，也决不可把它压下去的。」

 

由于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后，经由《新青年》杂志，鼓吹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被泛称为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很多事，流了很多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以“德先生”与“赛先生” 来论述民主、科学的思想对中国文化革新之必要，起了启蒙的作用。因此后来的人，也有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梁实秋晚年在台湾，应联合报《我参加了五四运动》之采访说：“但是影响所及，学生们醒起来了，五四运动一变而成为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早年作《少年中国说》说：「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曾慕韩、李守常七人在北京，决议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其成员许多人之后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因思想倾向的不同，1922年，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等人因李大钊的引介，入籍共产党。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人则加入青年党。他们对五四运动也有了不同的历史解读。

 

一九七九年四月，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周策纵作了白话诗《五四》：

“少年中国的五月花。

这里敞开每一颗心的门，

自由之门，我们的国门，

条条大路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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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矗立起

新的学生新的士，

这故事要用白话来说，

这新潮定要

创造一个新文化婴儿。

五四五四是将来。”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英文版出版于1986年，较早的中文版，1989年做为《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之一，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新星出版社再推出新译本。作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耶鲁、史丹福大学念硕、博士，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五四运动为其研究重心。舒衡哲先到过台湾学习，于1979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为时十六个月，她陆续访问了仍在世的《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许德珩、叶圣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

 

舒衡哲在这些第一手访谈的基础上，完成了“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erkeley, 1984)” ，在西方当代中国学界普受好评，与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相提并论。

 

她在序文( 新星的中译版)说：“我领悟到了我十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掌握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作者：陈健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