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甘作万矢的(梁启超，1873～1929 )

献身甘作万矢的(梁启超，1873～1929 )

 “万事不如公论久；微言惟有故人知。”              梁启超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梁从小就有神童之名，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十八岁谒康有为，大为叹服，请康有为开万木草堂讲学。1894年入京，甲午战争的刺激，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今日之事，以广求同志开创风气为第一义。”另一信说：“我辈以普度众生之心，多养人才是第一义。” 他相信：“奇士在世间，即造一世福。------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次年又入京会试，碰上乙未和议成，各省举人纷纷上书，反对和议，请求变法。康、梁等人创办『强学会』。

因强学会被禁，1896年，梁启超至上海，随黄遵宪办『时务报』，任主笔，开始其报馆生涯。1897年，应聘至长沙时务学堂任教。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时年26的梁启超，在日本官方掩护下东逃日本，直至四十岁再回国，其间流亡十四年，他和家人长期在日本，几个小孩也在日本出生。在日本居留期间，梁启超靠半生不熟的日文程度，大量阅读日本翻译自西方的著作，并着文发挥其心得。许多「和制汉语」的新词汇，透过梁启超和其他留日人士的著作，进入中国人的思维视野中。包括电话、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功利主义、干部、革命、右翼、警察、法人，都是典型的和制汉语。梁启超并以其经验，写成《和文汉读法》。

1900年，梁启超作《呵旁观者文》：“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之反对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任之谓也。”他对“任”的解释，可说明他为何自号任公。他曾集陆游诗句为联：“道义极知当负荷，湖山仍得饱登临。”以承担道义为己任之心，可说贯彻其一生。

 

　　一九０一年，梁启超作自励诗：

　 『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充份表现欲以言论改变社会风俗之志。而由日本横滨赴美国檀香山途中，也有诗：“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在天下多事之际，广查美国社会政治状况。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为了交差，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代笔起草报告，清政府根据其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在〈论保教之说束缚国民思想〉一文，梁启超说：

“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能御，此稍治史学者所能知矣。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 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 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他也指出: “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也宣言：「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为战。」

 

　　他又是一新旧矛盾的人，在一九００年，碰上了华侨小姐何蕙珍，由于何女在许多场合替他做翻译，彼此倾心。梁启超作《纪事二十四首》记下这段因缘。先说：“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相知总让卿。”以何女为在海外结识的第一知己。他本有意“万一维新事可望，相将携手还故乡。欲悬一席酬知已，领袖中原女学堂。”但又以他曾和谭嗣同等组“一夫一妻世界会”为由，已有妻室不能再娶，而辜负了美人深恩，只好用“自愧茫茫虎穴身，忍将多难累红裙？”来自我排解矛盾心情。他后来又纳了元配李蕙仙的婢女王桂荃为妾，也生了几位小孩，但一直到晚年他才对外承认有妾。

 

1902年，梁启超作《新史学》，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并指中国史学有四大病源：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认为史学家必须“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又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1911年，梁启超访台。他在台南鹿耳门海边，追想当年郑成功和荷兰人在此海战，写下「事去劳精卫，年深失湛卢」诗句。相传春秋时越王请欧冶子铸剑，欧冶子带着女儿莫邪在闽山深处打造出「湛卢宝剑」，被视为天下第一剑。传至南宋名将岳飞手中，岳飞于风波亭遇害后，湛卢剑也就从人间消失。梁启超感叹多少英雄盛事，都随历史波涛而去，郑氏在台的努力，终如精卫填海徒劳无功；时代递变，原可以做为安邦定国的宝剑神器竟也丢失不保。梁启超在台仅停留两周，临别赠语：「破碎河山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介入政党政治，作为进步党的领袖，成了国民党的对手。梁启超先和袁世凯合作后又反对；张勋拥宣统复辟时，梁启超发表通电说：“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和康有为师徒从此各行其是。梁启超以其带感情魔力的文笔，成为鼓动一代风潮的言论界明星；也自负的对袁世凯说：“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

五四之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取代了梁启超在言论界的地位，但梁启超的著作，确实曾经是一代青年的精神食粮。晚年说：『自审才器所宜，觉今后报国之途，与其用所短以劳形于政治，毋宁用所长以献身于教育。』隐入清华园中的研究院任导师，也曾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常燕生《悼梁任公先生》说：“梁先生一生的政治运动，结果自然是失败，------真正政治领袖的性格，在好的一方面讲，是要有阔大的气魄、坚毅的意志和敏捷的实际手腕，在坏的一方面讲，却要有铁一般的心肠，毒蛇一般的手段，不恤破坏蹂躏了敌人的利益，才能攫得自己的利益，梁先生在这几方面他都是非常缺乏的，他不能巧言买得群众的信仰，他不能阴谋摧毁敌人的阵垒，他不能腼颜坚持自己的主见，这就是他的政治工作永不能成功的原因。”

常燕生又说：“学者是埋头做研究工作的人，思想家却是要指导群众的。------在整理国学方面，梁先生的功力、成绩未必胜于王国维、陈垣诸人，然而在社会所得的效益和影响方面讲，梁先生的成绩却远非诸学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说：“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迹；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

沈彭年(字商耆) 有挽联：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钱玄同撰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丁文江写的挽联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做为梁启超的知己，丁文江受家属之托，开始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工作，后由赵丰田接手。直至1983年，再修订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才出版。日本京都大学的研究人员花了十年时间进行翻译，又每两周一次讨论会，详加考证并审阅，终于2004年出版了此年谱的日文版，五卷本计2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