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欲杀定为才(郭嵩焘，1818～1891 )

世人欲杀定为才(郭嵩焘，1818～1891 )

“史笔同时须料理，网罗散轶证前闻。”                 郭嵩焘

 

曾国藩过世时，郭嵩焘写了挽联：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着，实发其议，艰难未以负公多。”

郭嵩焘，号筠仙，别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郭嵩焘早年在岳麓书院，结识曾国藩、刘蓉，换帖订交成为至友。曾、郭两家日后也成为儿女亲家。“师友之间，兼亲与长” 即指此而言。当曾国藩回乡丁母忧时，朝廷要求他戴孝练兵剿匪，曾国藩一直婉拒，经郭嵩焘一再劝说，曾国藩才墨垤从戎，“夺情” 即指戴孝练兵。也是郭嵩焘建议曾国藩操练水师，控制长江，才逐渐取得湘军对太平天国作战的优势。实赞其行，实发其议，这两句是郭嵩焘夸耀自己在曾国藩的两次关键抉择起了作用。

郭嵩焘也曾力劝左宗棠出山。曾国藩初出时，经费短绌，郭嵩焘倡议捐输、抽收厘金，开拓湘军募集军饷的来源。1856年入值咸丰皇帝的南书房。1860年，辞职还乡闲居。赋闲两年后，应李鸿章之邀，于1862年春，出任苏松粮道，后又升任两淮盐运使。1863年秋，他又升任广东巡抚，与前后两任同驻广州的两广总督都不和。

 

1861年，曾国藩针对郭嵩焘性近急遽的毛病，赠对联说：“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1862年4月，曾国藩也劝李鸿章不要急于奏调郭嵩焘为助手：“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在〈祭曾文正公文〉回思曾国藩对他的赏识说：“愚蒙自少，公顾谓才，惊喜问故，曰与时乖。” 与时乖”，即“反潮流”，“反传统” 之意。1865年，郭嵩焘也自言：“细审生平过失有二：曰多言，曰不能下人。”

 

同治十三年（1874）冬，亲政才仅两年的同治帝，患天花而逝。醇亲王奕譞的长子载湉立为嗣皇帝，改年号为光绪。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的腾冲被土人所杀。英方以开战要挟。在英方的要求下，清政府答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派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1876年12月从上海搭船赴英出任首任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在驻英大使任内，郭嵩焘与副手刘锡鸿相斗不止。1878年8月，清政府改派曾纪泽驻英、法，郭嵩焘归国，从此闲居，讲学以终。

郭嵩焘将使英所见所思，编为《使西纪程》。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例如，1877年十一月的日记：”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Mayor(民选市长) 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他把书寄回国，希望总理衙门刊印，却被人以“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要求将其撤职查办，书稿也被毁版。

郭嵩焘在伦敦时，注意到日俄对朝鲜的野心，日记说“两国蓄意高丽，而日本大势之所趋，尤在所必争。高丽方微弱，政教不修，极为可虑。”应邀出席日本从英国购买的铁甲舰“扶桑号”的下水式时，他对于日本积极发展海军，至感不安，在船厂的宴会上，郭嵩焘致词说：“愿日国此船，非助我中国，一炮不鸣。” 惜乎十多年后的甲午战争，这“扶桑号” 也投入对中国开战。他在日记又说 “日本必为中国大患，其关键尤在高丽，今之逞志琉球，其嚆矢也。”

郭嵩焘《罪言存略》序文说“出使海外，群怀世人欲杀之心，两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义，所据以为罪者何事，于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内，傅会以申其说，取快流俗。窃论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憍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一二人通知其情伪，谙习其利病，即多一应变之术。” 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亦言：“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

 

郭嵩焘去世后，李鸿章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李鸿章说：“曾国藩初以忧归，屡奉诏旨敦促。该（郭嵩焘）侍郎以事关大局，不容预计利钝，手书面请，至再至三。曾国藩感其至诚，后每与臣言，未尝不叹其笃挚悱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狱，以该侍郎之力得全，遂至显用。戡定以来，论武勋者盛称曾国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则该侍郎实推挽之至。”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说：“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李鸿章因此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郭嵩焘说： “謇謇老臣，但知据理为言而已，不知有趋时也。” 在致友人信也说：“孟子处滕，事方急，而所以为谋，不过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而已’。苟通此义，虽强敌在境，刀镬在前，坦然视之可也。吾人处事，苟当于理，虽圣贤何让焉，独难为一二俗人言耳。”郭嵩焘此种脾气，可说是书生气过重，不谙官场规矩，虽有过人的识见，却恃才傲物，又动辄与人相忤。甚至与左宗棠亦反目。

 

郭嵩焘在死前不久写了《戏书小象》诗：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郭嵩焘有诗《陈隆钧画蝉》：

“书生念汝清难得，致汝云霄恐无力。安能横飞效时用？老抱枯枝空叹息。”

他自己就是那一欲致云霄高飞而乏力的蝉，生不逢时。另有《船具诗，篙》：

“洒落云霄志，潇然寄此生；江湖依直道，水石激孤撑。

挥弄原乖性，提携岂近名；通津甘引避，苦作急流争。”

通津，指四通八达之津渡， 喻显要的职位。他自言，宁可舍去官位，而在激变急流的世局中孤怜怜地苦撑力争。 曾国荃惋惜说：“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 郭嵩焘的苦作急流争，恰映照出晚清洋务运动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