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令天下销兵气(曾国藩，1811－1872)

要令天下销兵气(曾国藩，1811－1872)

“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练而成。”         曾国藩

    曾国藩，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54年，曾国藩写〈 讨粤匪檄〉  说：“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后来毛泽东评论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曾国藩在和太平天国的争战中，立下了大功，但也为清政府所忌。薛福成《庸盦笔记》记载：“咸丰初……粤贼之踞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攻武昌，肃清湖北，捷书方至，文宗显皇帝(奕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某公(祁寯藻)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其后，清政府在一连串的军事失到之后，才不得不给他更大权力，以支撑半壁江山，再任他为两江总督。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致其弟书中，提到“先大夫少时在南岳烧香，抽得一签云，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先大夫尝语余云：吾诸子当有二人官浙。今吾与弟赴浙剿贼，或已兆于五十年之前乎？”攻下天京之后，湘军的将领请见曾国藩，劝进大位。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回应。上下联：“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分别出自苏东坡、王安石的诗，“倚天”是站在绝高之处，俯看人海尘世。中国的古琴名曲《流水》，有知音难遇之意。指其自知之心，有如“高山流水”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窥见的。

曾国藩晚年最大的难题是天津教案。奉命查办时，曾国藩奏言：“各省打毁教堂之案，层见迭出，而殴毙领事洋官，则为从来未有之事，臣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使在彼有可转周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方。”在《谕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赞扬“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然后，又针对他们在没有“迷拐之确证，挖眼之实据”情况下“徒凭纷纷谣言，即思一打泄忿”告诫说：“或好义而不明理，或有刚气而无远虑，皆足以偾事而致乱。”在天津教案处理还未议结时，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朝廷又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

梁启超作〈论私德〉说：“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曾国藩有诗：“上相南征策众材，军容十万转风雷，书生却进安民策，盗弄潢池事可哀！”曾上奏自陈：“臣用兵十载，未尝亲临前敌。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他得以成功，在能“策众材”。“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练而成，人才非困厄则不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都是他的名言。

 

1916年，梁启超编《曾文正公嘉言钞》，并作序：“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又说，教化人心的道理，四书、六经也都有，“然义丰词约，往往非末学所骤能领会，且亦童而习焉，或以为陈言而忽不加省也。” 而曾国藩文钞的价值在“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