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匡庐雾霁时?(包世臣，1775～1855 )

谁见匡庐雾霁时?(包世臣，1775～1855 )

“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大事也。”      包世臣

 

明清两朝，食盐的产销是关乎民生国计的大事，盐税是国家重大收入。清朝的盐务制度沿用明朝的纲盐制，造成少数盐商垄断食盐的产销，盐商形同世袭。各层官吏又对盐商索取种种费用，勾结出各种弊端，造成盐价上涨和私盐泛滥。

徽商通过盐业生意，累积了富可敌国的资本。茶叶是当时出口第一大宗的商品，也由徽商垄断。清高宗乾隆七次下江南，主要的接待和财源支持者是徽商、两淮的盐商。这些庞大的花费最终都转嫁到官盐的成本，造成盐价昂贵。孟森《清代史》说：“盐务之坏，坏于高宗之侈心。清代家法以不加赋为永制，不加赋云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孙之以侈得祸也。”

包世臣(1775～1855) ，字慎伯，安徽泾县人，自幼家贫，勤苦学习。包世臣早年读顾炎武的《日知录》，对其「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的说法深有所感，留心于经世之学，对兵、农、水利河工等学问都有研究，并勤于实际考察。何绍基称其“记问浩博，口如悬河，酒后高睨大谭，?人?旺。＂清史稿说：“世臣精悍有口辩，以布衣遨游公卿间。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

扬州位居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两淮盐运使衙门在此。大批盐商的聚集，繁荣了扬州，盐商也竞相以招致文人、艺术家为风雅，造成「海内文士，半集维扬」的盛况^[。包世臣也曾客居扬州多年，对盐务有许多观察，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就已提出其盐务策略。1830年(道光十年) ， 针对改淮盐为民运民销，包世臣写了《上陶公保书》，建议实行票盐法。1832年，陶澍以两江总督兼管盐政，采用魏源、包世臣的建议，以减价敌私的理念，首先在淮北各州县改纲盐制为票盐制，设立局厂收税，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销盐，废除了盐业专商。陶澍的盐业新政，平抑盐价，切断了盐商的财路，许多业者或破产失业，一时谤议大作。陶澍兼理盐政八年，毅然作为取得了成就，不幸亦积劳而逝。

包世臣以布衣而名满东南，但自言自18岁之后，就不再用心于科举应试之学，直到34岁(1808年)才考中举人，之后连续13次考进士，都名落孙山。因清乾隆以后，对于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可以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任用，名为大挑。包世臣直到六十四岁，即1838年，才以大挑，至江西新喻县当知县，一年即罢官而去。对于包世臣仕途之坎坷，清朝的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如是说：“旅京师久，宾客盈坐，好议论古今成败臧否人物，又常面折人过。见所为官样文章者，多所诋诃。有贵人隔坐闻其语，疑为诮己，默记姓名而去。”又说包世臣“而磊落自豪之性，又决不肯变换筋骨。”包世臣对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经世之学的看法，早于魏源、龚自珍；但幕僚生涯的事迹，多淹没在时代的浪潮中。

在玉石上的方寸之地，运刀如笔，去刻画字体，变化字的结字和布局，中国文人发展出特殊治印之学和艺术品味。依印文之凸凹，可分为朱文印、白文印。西泠印社是清末民初篆刻名家的大集合，其创办人丁辅之(1879～1949)有诗述印学之发展：“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 先说，用圆朱文篆法入印，由赵孟俯开始。怀宁布衣，指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今安徽安庆）人，字顽伯，号完白山人，是书、印、画、文字学的大师，在书法篆刻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巨匠。吴让之，即吴熙载（1799～1870），扬州人，自幼喜刻印章，早年悉心摹仿前人作品，后来见了邓石如的作品，又全心学之，一生治印上万，完善发展了“邓派”篆刻艺术的特色。

 

吴熙载七岁时，邓石如就已过世。在邓石如、吴熙载之间，起了薪火传承作用的是包世臣。包世臣在28岁时遇邓石如而师事之。包世臣居扬州期间，收了许多少年弟子。吴熙载是其入室弟子，以“师慎轩”作斋号。1831年，包世臣五十七岁，吴熙载三十三岁，包世臣撰成《答熙载九问》，发挥其对书法用笔布局的理论，收在其代表作《艺舟双楫》中。包世臣鼓吹碑学，对清代中期之后的书法风格的变革产生很大影响。包世臣以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评论古今书法家艺术之高下。包世臣的主要著作合刻为《安吴四种》三十六卷，计四十万言。

 

宋、元、明的书法传习，是以晋代以下流传的各种手札、书信及其翻刻传拓的法帖为主流，约可概称之为帖学。清初康熙、乾隆皇帝对董其昌、赵孟頫的书法别有偏好，“馆阁体”也成为科举考试书写的正宗。但清代也因文字狱盛行，学者逐渐转向文字学、考古。至道光、嘉庆之后，出土的古代金石碑版日多，文人书家渐受感染，古朴而具金石质感的碑学兴起，帖学盛极而衰。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说：“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着《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扬碑抑帖的说法，进一步提高书法界对碑学的重视。包世臣也以其书法理论的历史贡献而留名于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