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九一八和西安事变
首先,中国的东北是日本梦寐以求的,也是日本天皇垂涎三尺的,因此,以日军的武士道军纪,还有日军对天皇的忠心,九一八事变只能是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直接命令的结果,虽然很可能没有或找不到任何文字证据。
当然了,九一八事变也只是对我们老百姓是突发事件,对于日本天皇和政府还有张学良包括蒋介石等等等等人物就不是突发事件了,虽然张学良和蒋介石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具体时间,但是,类似事件的爆发,张学良和蒋介石这类人当然是有感觉的。
所以,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行动也是蒋介石的直接命令的结果,虽然很可能没有或找不到任何文字证据。
蒋介石也不傻,这种事情怎么可以留下实物证据呢?
但是,蒋介石的意思,也就是如果日本进攻,东北军不可以抵抗,张学良是清楚的,当然了,张学良也决定了他必须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的意思,也就是如果日本进攻,不是东北军必须抵抗,因为,如果不然的话,也就是说蒋介石命令东北军抵抗,那东北军不抵抗就是抗命了,蒋介石可以对东北军一枪不发丢东北不问罪,可是,也不可以对不执行蒋介石的抵抗命令而不问罪。
所以,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不是问题,东北军不抵抗不仅对蒋介石不是问题,东北军不抵抗对张学良也不是问题。
只是说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不是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太抽象,看问题太抽象了就是没有看细节,而看问题不看细节也就差不多等于没看。
那么,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的细节有很多,比如说一枪不发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细节。
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的细节还有,比如说张学良离开东北的时候不仅没有对日军开一枪,还原封不动的给日军留下了所有东北银行里的银元,东北军自己都没抢一把再走,也没有通知银行跟着东北军撤,比如说没有像后来国军转进台湾前把黄金运到台湾,还在大陆搞破坏不给国军留下工厂什么的,就算张学良不考虑不留给日军,张学良也不考虑自己,就好象东北军离开东北以后抗日就不需要钱了似的,即便是不抗日也需要钱啊,反正事实是东北的细软让东北军统统都留给日军了。
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的细节还有,很多东北军的武器也原封不动的给日军留下了,据说张学良事先就把东北军的武器入库锁起来了,据说是为了防止东北军有可能抵抗日军可能发动的进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所有的飞机也给日军留下了,当然了汽车就不用说了,因为东北军撤走不带汽车可以说道路不好,东北军撤走不带飞机可实在是说不过去。
当然了,东北军给日军留下这些东西的事实可以作为九一八事变对张学良的突然性的证据,可是,东北军全军一枪不发式的不抵抗却只能是有准备才可能实现的,否则,整个东北军的东北汉子们没有一个抗命抵抗一下也是东北军的军纪实在是太好太好了
对于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的这种匪夷所思的不抵抗,我有两个解释,而这两个解释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这两个解释完全可能同时发生。
第一个是张学良相信了“大东亚共荣圈”了,因此,他用这种匪夷所思的不抵抗方法,把东北各种各样资源最大化的贡献给日军,包括东北军的武器和飞机都统统留下支援“大东亚共荣圈”了。
第二个就是蒋介石的意思,也就是如果日本进攻,东北军不可以抵抗,因为蒋介石相信了“大东亚共荣圈”,并说服了张学良了。
当然了,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的决定是张学良的,不管蒋介石有没有抵抗的命令,也不管蒋介石有没有不抵抗的命令。
张学良虽然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但是,他身边还是有他信任的能人和高人的。
一旦东北军的决策层,当然最终决策人是张学良,一旦东北军决定如果日军进攻就不抵抗,那么,如何不抵抗就是问题了。
比如说东北军可以说历史上实实在在的发生了的那种匪夷所思的把一切留给日军的不抵抗,东北军也可以是把一切都带走的不抵抗,或者留一部分带走一部分,甚至还可以是打上几仗装模作样的抵抗几下的实际上的不抵抗,所以,一旦东北军决定如果日军进攻就不抵抗,那么,如何不抵抗的方法是有很多选择的。
在所有不抵抗的方法中,比如说打上几仗的抵抗几下的实际上的不抵抗,且战且退,可以说这样的的不抵抗是看上去比较像抵抗的不抵抗,也就是说是比较装抵抗的不抵抗。
当然了,从比较装抵抗的不抵抗到不装抵抗的不抵抗之间有很多选择,可是,张学良做的是最最最不装的不抵抗。
我猜这就是张学良身边的他信任的能人和高人们给他出的主意,因为,无论东北军是装抵抗还是不装抵抗,只要东北军丢了东北,张学良自己的责任是跑不了的。
但是,比较装抵抗丢了东北和不装抵抗丢了东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如果东北军装抵抗丢了东北的话,那就把蒋介石洗干净了?
如果东北军装抵抗丢了东北,因为东北军抵抗了,以后的蒋介石有没有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就不可能出现了,所以,不管东北军是不是装的抵抗,反正东北军抵抗了,是不是装的不重要,反正得打几枪,那么,东北军的抵抗就把蒋介石洗干净了。
所以,张学良身边的他信任的能人和高人们给他出的主意是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全力抵抗,就像很多抗日的杂牌军,他们全力抵抗结果就是全军覆没,不仅因为日军的强大,更因为得不到支持,军饷都困难就不用想军火支持了,要么全不抵抗。
结果,全不抵抗是张学良的选择,那就是历史上实实在在的发生了的匪夷所思的把一切留给日军的不抵抗,而这样一来就把蒋介石拉进来了,虽然蒋介石的人不在现场,蒋介石有没有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就出现了。
不管后来的人们怎么想怎么说,也不管张学良本人后来怎么想怎么说,反正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的中国人确实是把东北军不抵抗的责任完全彻底的放在了蒋介石的头上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确实是认为东北军不抵抗是蒋介石的命令,张学良当时也没有说东北军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蒋介石的命令,后来等蒋介石都死了才说那就是不仅太晚了,也没用了。
我前面说了我有两个解释,而这两个解释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这两个解释完全可能同时发生,现在我就说说这两个解释是一致的。
我猜,当时,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也很有可能是相信“大东亚共荣圈”的,至少他不反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图画,反正那时的“大东亚共荣圈”还只是个图画,特别是二战初期的国民党对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还是相信的,世界的未来是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还是历史上实实在在发生了的德国和日本的失败,这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并不是那么清楚的,至少对蒋介石应该不是很清楚的。
二战初期,事实也确实是国民党在德国和英美之间犹豫,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苏联帮助支持的,蒋介石有一个儿子在苏联,德国跟国民党的关系也很近,蒋介石也有一个儿子在德国,至于国军的武器装备有德国的就不用说了。
再说了,二战初期的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也没关系,德国和日本不仅不是同盟,日本侵华初期的德国还帮助中国抗日了呢,比如说提供武器,当然是买卖了。
还有就是蒋介石找联合国的前身“国联”给中华民国在中日争端问题上调停,那时的美日关系和美国给蒋介石的感觉,蒋介石恐怕即便是不相信“大东亚共荣圈”,他也不能认定“大东亚共荣圈”毫无希望。
今天的老中对美国的强大是看了很多很多的了,还有很多很多的老中得了美国的很多很多的好处,他们能说出很多很多的美国对中国的好,这类文章也有很多很多。
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如果你要列举美国对中国的好处还是不那么容易的,毕竟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你想说飞虎队也说不出来,民主自由人权就更是没影的事了。
虽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清华大学那时已经有了,可惜,那时的清华还只是一个留美的预备学校,清华出来的人也还没有什么成名成家的,所以,那时的清华可远远没有今天的清华的名气。
当然了,要蒋介石公开相信或支持“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不可能的,至少也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同意,反正,无论如何,就是我开始说的蒋介石的意思,也就是如果日本进攻,东北军不可以抵抗,张学良是清楚的,当然了,张学良也决定了他必须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
虽然,我不仅没法证明张学良相信“大东亚共荣圈”了,我也没法证明蒋介石相信了“大东亚共荣圈”了,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在这个问题上解脱了张学良,那就是西安事变,可是,西安事变既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解脱了张学良,那就不仅不可以解脱蒋介石,反而使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拴住了,当然了,西安事变也让蒋介石成了抗日领袖,常揩身不仅没亏却大赚了。
为什么我说西安事变差不多解脱了张学良相信“大东亚共荣圈”呢?
那就是西安事变的细节了,不仅看九一八事变不能不看细节,看西安事变也不能不看细节,西安事变的细节也很简单,那就是西安事变是兵谏。
大家想一想,如果,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完全是张学良自己所为,也就是说东北军不抵抗与蒋介石毫无关系,或者说蒋介石没有对东北军表达不抵抗的意思,有没有实物的命令也无所谓,加上蒋介石和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抗日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了,因为那就是卖国者弟弟逼领袖爱国了。
所以,也只能是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完全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还完全可能是违心所为,这也为张学良后来兵谏蒋介石抗日提供了起码的底气,蒋介石也很清楚他这是要拜把子弟弟做千古罪人,特别是以东北人的性格,如果东北军抵抗一下的话,自己就洗干净了,可是弟弟身边有高人,弟弟玩了个匪夷所思的把一切留给日军的不抵抗,结果,蒋介石有没有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就出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中国人也确实是把东北军不抵抗的责任完全彻底的放在了蒋介石的头上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抗日也就有底气了。
当时负责与苏交涉苏军撤离事宜的国府官员蒋经国曾对驻苏使馆武官李修业说:「要是东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话,他们都会搬走!」(注3:《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一卷第一六五页。)
按李修业的估计,东北工业设备约被拆走了百分之六十五。
为了搬运那些物品,苏军违约拖延撤兵。国民党政府虽然发表声明,予以抗议,但未能有效阻止苏军的抢劫。
能搬的全搬走了,搬不了的工厂、矿山,苏军统帅马诺夫斯基元帅则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对赴苏军总司令部(设于长春)商谈的蒋经国、董彦平、张公权等人说:「我方认为,所有东北的重要工矿事业,均为苏联对日作战所获之战利品。现在,苏联决定以百分之五十之股权让予中国,作为中国与苏联合作经营之资本。」(注4:同注2。)
并以拖延撤兵为要挟,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接受其要求。
所以,毛泽东攻击蒋介石,说他抗战胜利后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夺取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果实是诬词,跑来摘桃子的第一个应数斯大林。
对这件事,中国人民深恶痛绝。所以在鸣放时,当年曾雄踞云南的龙云就把对苏联的问题作为他的第一条意见「放」了出来:「中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苏联出兵中国的东北,将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机器和物资,搬去到了苏联,至今未归还,怎么算是友好和兄弟国家?」
龙云是个军人,可是粗中有细。他说「日本投降,苏联出兵」,却不说「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大概是对毛泽东的「苏联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一说表示异议。
一九五○年中国出兵朝鲜,他当时就表反对。这件事在肚子里憋了几年,现在又放了出来,目标还是直指苏联:「朝鲜战争是苏联指使北朝鲜发动的,反要中国去抗美援朝,而所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国的物资,尤其是粮食,向苏联换取的,一切战费皆由中国负担,这样是公平合理的吗?」(注5: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六页。)
本来,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斯大林和金日成想解放南韩,自有其说词。但这一对冒险家不审时度势,不计算成功的机率,以为划了三八线,美军撤退,南韩几成军事半真空,他们便可来个闪电战,突然袭击,一举击破,于是仓促行事,挑起了战事。他们虽然一度打到了汉城,但美军一个回马枪,杀得金日成老本丢光,南韩没有得到,北韩也差点输掉。此时本应由肇事者斯大林自己出兵相救才是正道,可是斯大林这个老孤狸却要他人收拾残局。中共不希望鸭绿江对岸出现一个敌对的政权,为安全计,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计,都可以成为出兵朝鲜的理由。但是,中国出了人不算,还要出武器。斯大林一个子儿不出,却大做其军火生意。苏联提供的一枪一炮都要中国付钱,天下无赖,无出其右。韩战三年,中国伤亡三十三万,(注6:《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第十一页:「志愿军在朝鲜打了三十三个月,战斗减员三十三万(不算北朝鲜)」。)国内百孔千疮,百废待举,但毛泽东却硬充好汉,让几亿百姓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所得收益如何?毛泽东有如下说明:「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斯大林相信我们从甚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注7: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打了韩战,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可是战争结束,斯某也死了。这么一打,中美关系扣上死结,台湾问题解决无日,中共实在是损失惨重。有些人认为中共敢于同世界头号强国交锋,而且打了个平手,甚至可以说打了胜仗。(如不出兵,北韩共产政权必定垮台。不过事后挑起战祸的金日成并无谢意。文化革命中双方交恶,朝鲜反说中共是拍打到自己国土上,才跑到朝鲜去打的,吃亏的反是他们。)殊不知与此同时,对苏联老大哥要忍气吞声,吃了哑吧亏反而不敢张扬,实在是办了一件大大的辱国外交。只是由于「家丑不可外扬」,中共默不作声,世人不予注意罢了。
中国人民吃了斯大林如此大的亏,中共的宣传机构仍然天天在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其么事都要挂上「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广播里则反覆高唱「莫斯科--北京」,「斯大林和毛泽东率领我们¨…」
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还宣称:「不要联合苏联,那就只能亡国。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注17:同注15。)违宪外加人头□地,有了这两条罪名,对右派们就是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了。
「反苏」有罪,反俄也不行。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强迫清廷官员签订「瑷珲条约」,将中国的黑龙江北岸六十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时,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共约两千户、一万馀人,散布在黑龙江以北、结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东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称「江东六十四屯」。条约规定,那些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沙俄决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国人,在海兰泡一带「将华民之在俄界者十馀万人」,「尽行屠戳」。(注18:清军将领增祺一九○○年十月十八日致朝廷奏 折,转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沙俄侵华史》第三五一页。)事后,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黑龙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萨克骑兵闯进六十四屯,将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国居民全数杀戳。俄军将财物抢劫一空之后,放火烧掉全部村屯,从此霸占了那片土地。(注19:清吏周树模致朝廷外部《俄人占瑷珲六十四旗请据理力争函》,见《沙俄侵华史》第三五二页。)
当年十二月,列宁曾著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注20:《中国的战争》,见《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五页。)可是,如今自称列宁信徒的中共领导人却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议论此事。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便被定为「反苏」,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中国最西端的边境塔城劳动改造去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位中学历史教员,上课时曾画了一幅地图让学生认。学生看不明白,他便说:「这是我们的东北。」说著将十九世纪时两次被沙俄割去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的轮廓勾勒出来,问学生:「看这剩下的,认出是我们东北了吧?」这样,他便被定成了「反苏」的右派。
南京工学院学生陈森辉看了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对同学说库页岛原本是中国的,这也构成了定他为右派的罪名,他被「宽大」,被下放到苏北泗洪县一家工厂去劳动改造,但工资却只发给一半,以为惩处。
中央美术学院年仅十八岁的学生袁运生,鸣放期间正在外地写生、作画,在旅顺见到用俄国将军命名的街道时,对同伴表示过「真叫人扫兴」。回到学校,同伴告发了他的上述言行。领导将他叫去,说:「经过研究,你被划为右派了!」他就成了京郊双桥农场一群右派份子中的一个。
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学教授陆钦墀在一个并非「鸣放」的科学报告会上发表了一篇《东北边界改变》的论文,论述帝俄如何在一百年前夺走中国的领土,并批评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及理论家胡绳(中宣部副部长)在他们的书中有意「刷去」这段历史。不久,中共反右,说他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捏□了一些¨…史料,向社会主义、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攻击」。(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其实他只是指中共不该为讨好苏联而「刷去」这段历史而已。
由中共给陆教授所安的罪名便可看出,中共一向标榜的「爱国主义」里,并不包括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义。当然,毛泽东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儿皇帝,自不肯将国土拱手让人。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不得不依靠苏联。既然苏共不肯将其沙俄老子抢去的中国领土还回来,毛泽东只好禁止人民发议论了。
早在中共夺权成功之前,天津市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这样评论过中共:「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注22: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这外力就是秉承了沙俄扩张、侵略本性的苏共。到了一九五七年,雷教授当然就成了「右派份子」。
没错啊!可是为什么呢?老蒋无缘无故又有美国支持为什么会干这种事呢?为什么会求苏联呢?
因为中共卖国啊!中东路时中共就开始卖国,高喊保卫莫斯科、保卫苏联。完全看不出是中国人会做的事。如果说老将出卖外蒙古,那中共又干了什么?有吗?你听说过吗?
如果不是因为不愿意打内战,不愿意苏联全力武装中共军队,老蒋会愿意默认外蒙古在苏联的武装保护下投票自决?挡在老蒋和外蒙古中间的不正是在陕北的中共吗?
苏联出兵东北抢夺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不但武装了中共派到东北抢夺胜利果实的军队,还把东北抢了个一干二净。苏军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夺工厂设备和矿产,你不要告诉我在中共的教科书里教过这些历史事实。你读中共的教科书长大,就不要大谈历史真相了。
历史是不容忘记也不容篡改的。中共的历史观是一切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真实论。中共在政治上是否认真实论的。所以你要是只学习中共写的历史书,那是不会得到全部真实的历史真相的。无知并不可怕,也不丢人现眼。真正丢人现眼的是偏见,因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谁可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杨靖宇一个人就代表中共军队吗?
东北抗日联军有几个是中共从陕北派过去的?马占山是吗?大多是都不是。
中共的主力部队正忙着抢国军的防区呢?
有理不在声高,更不在会喷几句脏话。
张学良亲口对唐德刚说的是违心论! 张学良失去了对历史的责任感! 他只是凭江湖义气用事,脑筋极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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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难道是张学良肚子里的蛔虫,这种遗臭万年之事,他也有勇气坦白,表明他至少还是个人,一人做事一人当,而偏偏明知而一定要改之的人,其目的应该受到怀疑.
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时,虽说蒋与张之间已经由北伐时期的敌对关系转化成了名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可以断言,能够指挥调动东北集团军的唯一人物,仍旧是少帅张学良,而绝非他人。应当指出,当时的蒋介石能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黄埔军校系统的“中央军”。
易帜后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命令从服从到公开反抗,是取决于有利于或有损于东北集团军的利益。试问:蔡廷锴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敢于在上海抗日,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为何不能在东北抗日?如果手握东北军政大权的张学良还有半点爱国的良心,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时,难道不能组织东北军进行抵抗,收聚兵力,固守要点,发动人民,争取关内友军援助,争取国际援助,尽一个爱国军人的天职?“一纸电令将军走,滚滚败卒关外来”。张学良把祖国的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侵略者,根本就不是害怕违背了所谓“绝对不准抵抗”的命令,而是为了保全东北军的实力,也就是为了保全他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的心目中那里还有祖国的尊严,那里还有人民的痛苦。
正如他的父亲张作霖一样,在外蒙古发生动乱之时,拥兵自重,座视旁观,忙于内争,拒不及时出兵,平息外蒙叛乱。造成的恶果是让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地区搞所谓独立,脱离中华,被苏俄军队占领。又一次给中国人民留下弱国无外交,弱肉强食的伤痛。
民国地图册,外蒙属中国,今朝看地图,外蒙变外国。
成吉斯汗已长眠,大漠沉沉星光寒,马头琴声怨分裂,蒙族人民盼团圆。
成吉斯汗已长眠,大漠沉沉星光寒,俄罗斯人裂我土,中华民族盼团圆。
奉系北洋军阀张作霖和其子张学良都曾手握重兵,一人弃守外蒙,一人逃离东北,给当时的中国北疆造成空前的防务危机。特别是外蒙的弃守,让中国北部边界距北平市的距离,由原来的上千公里,一下缩短到不足五百公里,中国失去了大片的天然地理屏障,遗害至今。外蒙的丧失,极大的增加了我国北部地区的军事防御难度。当时人们惊呼:“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北平虽大,已放不下一张平稳的课桌。”当时,北平已很难保全。时局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掏空北平,将故宫的宝物南运,以防不测。之后,苏俄日本又签约“中立”,中国北疆的外援之路已经靠不住,局势的恶化,又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南方修筑滇缅公路,争取外援。
日俄割北疆,张氏心发慌,拥兵不拒敌,青史难流芳!(苏俄竟然承认了日占伪满州国)
历史上往往会产生一些戏剧般的变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外战外行的张学良,撤回关内后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内战中,又表现了内战外行,损兵折将。例如,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在直罗镇一战中一举消灭了张学良的一个师。同时,又开展了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蒋介石出于阶级本质和排除异已的惯伎希望东北军去拼杀红军,收一石二鸟之功。张学良不战而逃让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在“围剿”红军时又连连败北,在抗日热潮的影响之下,张学良的东北军军心动摇,怀疑和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
张学良逃避外战率军退至西北,遭到国民唾骂,又害怕他的军队在进攻红军的内战中受到更大的损失,让蒋介石座收鱼翁之利,他请求免战,加以红军的统战工作已让他六神无主。但蒋介石不买他的账,逼迫他打内战,而继续去“围剿”红军则意味着东北军的削弱和瓦解。
当时的张学良处于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之境,在各种国际和国内矛盾交织压迫之下,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了。这是旧中国各大小军阀在特殊的环境之下,彼此相互利用,又相互倾轧的产物,外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东三省之后,准备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华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怒潮,东北军官兵认识到打内战没有出路,纷纷要求抗日,要求打回老家去,把张学良逼上梁山,导发了“西安事变”。
综上所述,可见张学良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抗日爱国将领,当年他手握重兵,掌控几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如果说他真心抗日,为什么不在东北和日本人交火?一守国土,二报父仇,按中国传统观念可谓忠孝两全。又何须临阵脱逃,丧师失地,跑到远距前线的西安来请求蒋介石批准他去打日本人,岂非天大的笑话!
如果兵谏的理由是老蒋的不抵抗命令,那为什么抓住老将后不指出此事?
中共军队不受老蒋控制,为什么自己不去东北抗战,而要跑来掺和兵谏呢?难道老蒋也给中共下了不抵抗的命令吗?
那我也可以认为,张学良再发动西安事变的事情上:张学良失去了对历史的责任感! 他只是凭江湖义气用事,脑筋极不清楚!
张学良亲口对唐德刚说的是违心论!
张学良失去了对历史的责任感! 他只是凭江湖义气用事,脑筋极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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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代人不想被某些政党欺骗,谁对谁错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只是想知道真像,历史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