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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火与隔岸助火
——二战初期的美国
戴问天
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CCTV-1播出了电视连续剧《八路军》。其中有一段戏，王稼祥向毛泽东报告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形成德、意、日和美、英、法两大集团。毛泽东纠正道，还不能把美国划到英法圈子里去，罗斯福总统还在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从中发财。毛泽东这段话说得很对，美国虽然是二战主要参战国之一，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1938年欧洲上空开始出现战争乌云直到1941年12月，它对大西洋彼岸采取的却是“隔岸观火”的政策。对于太平洋另一岸的亚洲，则在更长时间里已经不是“隔岸观火”而是“隔岸助火”，即通过向日本大量出售军需物资来发战争财。二战战火能够烧得那么旺，美国恐怕也有一份应该总结的教训。
先说“隔岸观火”。1919年1月18日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虽然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七个战胜国代表参加，但主要操纵在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和东道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三巨头”手里，实际上成了几个强国的分赃会议。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不仅对战败国德国是一份条件极其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对战胜国中国也是极其不公平的，因此引发了成为中国历史重要转折点的五四运动。对此丘吉尔（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曾有这样的评论：“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刻和愚蠢，竟然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而在当时，代表财政部参加英国代表团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更因反对条约中有关经济的条款愤而辞职，并且写了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和平的经济后果》，指出条约规定的对德国惩罚性赔款，将把那个国家逼到“economic nationalism”（经济民族主义）和“resurgence of militarism”（复活军国主义）道路上去。协约国军西线总司令、法国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 1851～1929）也说：“那不是和平，是二十年休战。”
历史的发展果然证明凯恩斯和福煦这些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让德国能够支付战争赔款，以美国金融家道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为主席的委员会提出一个计划，即由美、英、法、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典、瑞士等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当然是利息不低、有利可图的贷款），让德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以筹措赔款所需要的经费。德国1924年接受这个“道斯计划”，第二年签订“洛迦诺条约”（Treaties of Locarno）。后来的事实表明，“道斯计划”不但对德国恢复发展经济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还对它重整军备起了重要作用。这件事以后，道斯声名大振，很快就当选美国副总统（1925～1929），并于1925年与英国政治家张伯伦（Sir Joseph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一起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说明的是，此一张伯伦不是二战初期推行绥靖政策（appeasement）的英国首相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而是后者同父异母的兄长。后来丘吉尔一再念叨按这个计划给德国贷款一事，认为正是它给德国军国主义打了“强心针”。
当希特勒上台、在复活军国主义道路上一步又一步迈出的时候，把《凡尔赛和约》那个“头箍”强加在德国头上的英、美、法等国，却又自甘放弃念“紧箍咒”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本来是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提议”（Fourteen Points）建立起来的，但这时却完全听不见美国的声音。1936年3月德军违反《凡尔赛和约》进驻莱茵兰（Rhineland），1938年春天希特勒把奥地利“heim ins Reich zu holen”（接回家）。这些“动作”在英国和法国还引起一阵骚乱，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则毫无声息。接下来“Sudetenkrise”（苏台德危机）成了欧洲政治的中心议题，但人们仍然听不见美国的声音。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只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长）李维诺夫（М. М. Литвинов，1876～1951）9月21日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个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该对这个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集体措施，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致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感到的震惊。……
李维诺夫还表示，苏联将根据苏捷条约援助捷克。这段话很重要，后来丘吉尔写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专门引了出来。大概不是巧合，也就在这一天，丘吉尔自己也向伦敦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于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两国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
当时丘吉尔还不掌权，这样捷克终于在慕尼黑被它的盟友法国与英国出卖，美国则只袖手旁观。过了还不到一年（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发动对波兰的“Blitzkrieg”（闪电战），英、法两国终于放弃绥靖政策，于9月3日对德宣战。随后大英帝国所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随即也都对德宣战——尽管那还只是德国人称的“Sitzkrieg”（静坐战），美国报纸称的“Phony War”（假战）。因此，德国进攻波兰被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开始。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美国仍然于9月5日宣布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态度。
那时美国有一个《中立法》，即禁止向欧洲交战双方出售武器及其他战争物资。但是，由于德国实际上没有从美国购买过这些东西，所以这个貌似公允的法令禁止的其实只是交战中另一方的英、法等国。11月4日美国才有所松动，国会通过《中立法》修正案，由禁止出售改为允许出售，但要“现款自运”。根据这个修正案，从这时起到一年以后的1940年11月，英国为购买所需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不得不向美国支付四十五亿美元，使自己的外汇储备只剩下二十亿美元，而且大部分是不能出售的投资。为了筹措给美国的钱，英国政府甚至从私人手里购买了价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股票，把它们卖出。又过了四个月，美国国会通过《Lend-Lease Act》（租借法案）并一次拨款七十亿美元，这才解决了丘吉尔政府的难题。
二战爆发两年多以后，由于日本偷袭珍珠港，战火烧伤了自己，美国再也不能隔着两个大洋对战争作“壁上观”了，才于1941年12月11日正式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但它真正与德、意两国交战是1942年11月的事，距它宣战又过了将近一年。那便是在北非的“火炬行动”，对手是此前已经在阿拉曼战役中被英军打败，后勤补给困难，早已失去“沙漠之狐”威风的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
附带说说，美国对欧洲战事“隔岸观火”已经是第二次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便这么做过，并且尝到了甜头。从1914年战争爆发起美国就隔着大西洋静观战事的发展，直到1917年4月6日国会才通过参战决议。不过这年年底派到欧洲的军队也才只四个师，而且并未投入战斗。等到沙俄退出战争，德国把东线兵力转移到西线，美国军队才在1918年7月首次与德国真正交战。而那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只打了几个月的仗，作为战胜国美国却与英法一起实际主宰了巴黎和会。其实，美国对一战的主要贡献是提供军需物资，因为那时英法等国还都有钱买军火，不像二战期间得靠美国按“租借法案”提供援助。这样一战期间美国通过卖军火也是赚了大钱的。
再说美国在亚洲的“隔岸助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是从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算起，但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侵华战争，却早在1931年9月18日就开始了。我们常说“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算起的，其实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是八年而是几近十四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虽然蒋介石自己不抵抗也不允许张学良抵抗，但黄显声将军在事变当天就指挥沈阳警察与日军战斗，而且后来东北义勇军又一直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附带说说，黄显声将军后来长期被国民党关押，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在歌乐山下。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许多人似乎并不知道在日本侵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究竟做了些什么。2003年2月28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过一篇题为《该告别冷战思维了》的文章。作者（署名“老石”）说：“美国从来没有对我国提出过领土要求，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支持与帮助。”并且举了飞虎队、二战援华物资为例。作者显然不知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整整十年时间美国所做的并不是“支持与帮助”中国，而是不顾我国的一再反对，把“废钢铁”和木材卖给日本，使日本得以用这些东西做成飞机、枪炮和炸弹，侵略我国。当时陶行知先生鉴于美国军事物资源源输往日本的严重性，曾经策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会，由那时在美国的经济学家胡敦源先生主持。研究会搜集美国官方资料以后发现，先天不足的日本，侵华所需军事原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最多，1937年占到百分之五十四点四，1938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这就不难明白在《陶行知日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出版）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
（1938年5月4日）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讲演：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的军火帮助杀死的。在座国会议员司克脱（Scott）先生对大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全场一致起立，表示禁运决心。
1936年9月，陶行知被救国会派往欧洲，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会后又作为救国会代表到法、英、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向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传抗日救国，直到1938年才回国。张家康先生《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书屋》2005年第8期）告诉我们，1937年9月胡适曾经受国民政府委派出访欧美，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援。这样，那时在欧美便同时有官方与民间的两个安徽同乡兼留美同学会都在从事“国民外交”。不过陶行知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抗日，当年便写了《东北两少年》的诗，其一题《哀张学良》（哀“长城躲到黄河边”），另一首题《勉冯庸》（东北冯庸大学校长，时率学生南下请愿），还写了《敬赠马占山主席》。而胡适则直到1937年“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时才改变态度，此前一直是个“主和派”。1936年胡适到美国出席太平洋学会，还在为“蒋先生”的不抵抗政策辩护。据陆璀说，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上海有一个名叫胡阿毛的司机，把满载日本兵和军用物资的汽车开到黄浦江里去，自己也壮烈牺牲，陶行知为此写过一首小诗，里面有“恭喜胡家出好汉，不是胡适是阿毛”之句〔1〕。遗憾的是我父亲（他是陶行知早年在晓庄师范的学生）后来三次编辑陶先生的著作（《行知诗歌集》，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时都没能找到原诗。
美国政府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做法，早就引起美国民众的不满了。1936年美国西海岸发生过海员罢工，反对把军事物资卖给日本供其侵略中国。但是，民众的决心并不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于是我们又看到《陶行知日志》有这样的记载：“（运废钢铁去日本的）挪威货船起航，有十七名海员拒绝去日本，被德克萨斯州行政司法长官拘留。”据《陶行知日志》提供的数字可知，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四，英国占百分之十七点五，德国占百分之三点八。分类来说，美国所占比例分别是：铜百分之九十二点九，各种油料百分之六十点五，汽车及零件百分之九十一点二，铁（废钢铁？）百分之五十九点七，铸铁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各种机械、发动机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陶行知先生离开美国的时候，曾经在临别演说中专门说道：“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所以讲，如果说二战之初美国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是“隔岸观火”的话，那么它对太平洋另一岸的亚洲则是“隔岸助火”了。
尽管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层不乏宋子文、宋美龄兄妹那样与美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人，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又把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罗斯福总统有同窗之谊的胡适派到美国去做大使，但美国政府仍然像京剧《沙家浜》里胡传魁唱的那样，“一点面子也不讲”。反过来，它大量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的行为又持续了三年多。根据张家康先生的文章可知，甚至到“珍珠港事变”前夕的1941年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美日协定草稿，还只要求日本从越南南部撤军，只字不提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英、澳、荷三国大使表示无异议，胡适则不请示国内当即表示反对。直到半个月后（12月7日）日本炸弹落在珍珠港美国军舰上，美国当权者才被炸醒。别忘了，那时的日本飞机还大量使用木材制成，那木材说不定就有美国卖给它的；而日本制造炸弹所用的钢铁，很可能正来自陶行知先生在美国一个又一个港口看到的准备运往日本的“铁山”。倒是苏联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于1937年8月21日和中国政府签订条约，不但支援了飞机（当时苏联空军所用E-15和E-16型战斗机），还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派来飞行员，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1938年4月29日，中国空军十九架飞机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四十五架飞机并肩战斗，击落日机二十一架。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和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在飞机受伤的情况下驾机撞向敌机，英勇牺牲。解放初期我在重庆育才学校上学，那时育才已经从抗战期间陶行知校长创办时所在的合川古圣寺搬到市郊谢家湾，学校旁边便有一座阵亡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的坟墓。遗憾的是1951年街道扩建时被平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