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今告诉爸爸:“妈妈说她不会给我找后爸爸,她说她有了我就够了 --- ”
爸爸说:“我也是。如果你在我身边,我天天都像在天堂里一样。不过,即便你不能天天在我身边,你能来看我,跟我在一起呆几天,我也很满足,也像在天堂一样。
她大胆地说:“其实妈妈这次也来了,在县城等我 --- ”
爸爸惊喜地睁大眼:“你妈妈 --- 她在县城?”
“嗯。”
“为什么她不到这里来?是不是嫌我是 --- 四类份子?”
“不是,她说你是 --- 别人的丈夫,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享福,她到这里来算什么?还怕别人不叫她 --- 破鞋?”
“她真是这样说的?我不是早就告诉她,我 --- 绝对不会跟潘秀芝 --- 一起过吗?”
“你这样说了吗?她好像不知道哦 --- ”
“她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相信。要么就是认为我跟潘秀芝是法律上的夫妻,但我们不是啊 --- 我没跟潘秀芝登过记 --- 潘秀芝也不想跟我 --- 做夫妻,她早就有了人,是公社书记,但是公社书记有 --- 老婆 --- 人家不会跟结发夫妻 --- 离婚 --- 只是 --- 暗中跟她好 --- 这都怪那个 --- 军代表 --- ”
她不懂这里面的弯弯拐拐,但爸爸说到了军代表,她还是很有兴趣的:“军代表怎么啦?”
“他派人到这里来动员潘秀芝到 E 市去接我,给她娘俩出路费,还给了一百块钱‘安置费’,好让你妈妈觉得我会 --- 跟潘秀芝 ---- 一起生活 --- 看来他这一招还真灵,你妈妈从那起就不理我了,信也不回我,调走了也不告诉我地址,如果不是你这次来看我,你妈妈可能要冤枉我一辈子,你回去一定要把我的话转告给你妈妈 --- 你听不听得懂我说的事?”
“我听不懂,你自己去给她说吧。”
“但是我不能随便出村去啊 --- ”
“你去向队长请假,就说要送我到县城,不行吗?”
“我明天去试试看。你也跟我一起去,我对他们说你是省城来的,他们都很敬重你 --- ”
第二天,岑今跟爸爸一起去见队长,由她去向队长请假:“队长伯伯,我要回省城去了,我对这里不熟悉,想让我爸爸送我到县城去坐车,你可不可以准他一天假?”
队长面有难色:“你爸爸是 --- 管制劳动,不能让他到处乱跑,要出街还得派个民兵跟着,但现在到哪里去找个民兵跟着他?”
“不用跟着,他不会到处乱跑的,只是送我到县城,我保证他会按时回村 --- ”
“那 --- 我跟民兵连长商量一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 --- ”
她提心吊胆地等着队长去跟民兵连长商量。在这里呆了几天,她好像传染了爸爸的胆小怕事一样,看到生产队干部怕得要命,恨不得绕道走。
还好,队长很快就回来告诉她:“连长说可以,你爸爸这些年表现很好,老老实实劳动改造,没有乱说乱动,就批他一天假吧。”
爸爸点头哈腰,连声感谢。
队长交待说:“顺才,我这可是为了你女儿,提着脑袋在玩啊,你可别 --- 给我闹出点乱子来 --- ”
爸爸的头点得更深,腰哈得更低了:“那是,那是,队长的恩情,我没齿难忘,一定不会给队长闹出乱子来 --- ”
父女俩欢天喜地回到家,收拾了一下,就往县城奔去。
爸爸特意刮了胡子,穿了她带来的新衣服新裤子新凉鞋,大概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而且走出了管制范围,没人监督,爸爸背也直了许多,一路走一路问:“我这个样子,你妈妈会不会嫌我老嫌我丑?”
“不会的,你一点也不老,也不丑,比你们生产队的人好看多了。”
到了县城,找到妈妈住的旅馆,来到妈妈的房间外,她在敲门之前,看了爸爸一眼,发现他脸色都变白了,她安慰说:“爸爸,别怕,是我叫你来的 --- ”
她敲了敲门,妈妈问:“谁呀?”
“我,今今。”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说明天上午才回来的吗?出什么事了?”妈妈边说边打开门,看到她身后的男人,吃了一惊,“这是谁?”
她闪到一边:“你自己看。”
妈妈看了一会,不敢相信,爸爸说:“今芬,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妈妈说:“是你?你胆子太大了。快进来,快进来,让旅馆工作人员看见就麻烦了。”
三个人都进了屋,妈妈又探出头去,四面张望了一下,才回到屋里,关上门:“你 --- 偷跑出来的?”
她抢着回答:“不是,向队长请了假的。是我帮爸爸请的,爸爸说我是省城来的,他们都很怕我,我一下就帮爸爸请到假了。”
妈妈舒口气:“差点认不出来了,你 --- 变多了。”
爸爸妈妈并排坐在床边说话,她就跪在他们身后,伸开两手,一手搂着妈妈,一手搂着爸爸,在这个脸上贴一下,在那个脸上贴一下,快活得像只小鸟。
后来,妈妈到外面餐馆买了午饭回来三个吃。吃完饭,妈妈问:“今今,你累不累?想不想睡一会?想睡的话,可以到对面那张床上睡,那张床没住人 ---- ”
她其实有点困,但她生怕一觉醒来爸爸就回去了,所以坚持着不肯睡:“我不累,我一点都不想睡,我陪你们。”
她强打精神陪着爸爸妈妈,内心被自己的伟大感动得不得了,心想这回妈妈肯定要说她长大了懂事了。
妈妈对爸爸说:“要不你去那张床上躺会,我跟今今在这张床上睡 --- ”
爸爸要到另一张床上去,她揪住爸爸不放:“我不放你去,你就在这里陪我。”
最后三个人谁也没睡,爸爸妈妈一直坐在床边说话,她就一时跪在他们背后,搂着他们两个,一时躺在他们背后,用脚碰碰爸爸,碰碰妈妈。爸爸把手伸到背后,抓住她的脚,挠她的脚板心,她就咯咯笑,妈妈连忙嘘她:“嘘 ---- 小声点,当心人家听见来查房 ---- ”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妈妈说:“我们到外面去吃晚饭,吃了饭你爸爸好往回走 --- ”
她很不情愿:“爸爸这么早就要回去?”
爸爸说:“队长只准了我一天假,我不能在外面过夜的 ---- ”
“他怎么知道你在外面过夜了?”
“怕他们会查,再说房东也会知道 ---- ”
妈妈也说:“爸爸不回去,在哪里住?我们住旅馆都是看了单位介绍信才登记的,介绍信上只我们两人,如果突然多出你爸爸来,被查出来还得了?”
她灵机一动:“那我们到爸爸家里去过夜 --- ”
“那也不行的,我算你爸爸的什么?怎么能去他家过夜?让他们民兵队抓住,还不挂串破鞋去游街?”
“那我们就到爸爸门前的河边坐一夜,那里凉快,又没蚊子 --- ”
爸爸说:“还是我自己回去吧,你们母女俩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要坐很久的车 --- ”
她撒娇说:“但是我想跟你在一起嘛 --- ”
妈妈问爸爸:“你一晚上不回去,队里会不会 --- 把你怎么样?”
爸爸很勇敢地说:“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已经把我发配到这个山旮旯里来管制劳动了,难道还能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我女儿想跟我在一起,我就陪我女儿一晚上 ---- ”
妈妈说:“那就按今今说的,我们去爸爸门前的河边坐一夜吧 --- ”
妈妈去结了账,一家人就提着旅行袋离开了旅馆,先在县城里逛了一会,找一个小餐馆吃了晚饭,就慢慢往爸爸生产队的方向走。走到河边,天还没黑,三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在树荫下坐了一阵,等天黑了,才到河边去,她让爸爸妈妈并排坐在一个大石头上,她自己站在石头后面,伸开两臂搂着他们两个,听他们讲古。
后来,她倦了,就横躺在爸爸妈妈两个人的腿上睡觉。
第二天清晨,爸爸不能不回去了,只好跟她们告了别,一个人去坐渡船,她看着爸爸的船一点一点向对岸驶去,爸爸的人变得越来越小,忍不住哭起来。
从那以后,她每个暑假都去看爸爸,而妈妈每次都在县城等,到了最后一天,爸爸就向队里请假,到县城来跟妈妈见一面。
文革结束后,姥爷出面找关系,终于把妈妈调进了省城 F 市,先是在一个工厂的子弟中学教书,后来又调进姥爷那个大学的附中。她一直跟着妈妈,妈妈在哪教书,她就在哪读书。
后来,文革中很多冤假错案都开始被平反,妈妈也为爸爸奔走起来,想让爸爸也得到平反。本来爸爸的右派份子一案可以得到平反,但组织上说他在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时候,就已经去掉了“右派份子”帽子,因为“坏分子”是比“右派”跟严重的罪行,所以就重不就轻,取一顶,戴一顶,不戴两顶帽子。
也就是说,爸爸头上早就没有“右派份子”帽子了,不用取帽。而他的“坏分子”帽子,组织上经过核查,说并没戴错,因为他的确是犯了重婚罪。
爸爸妈妈垂头丧气。
有人给妈妈出主意,说你只有找到当年主持这件事的人,才能纠正这件事。
于是妈妈开始四处寻找军代表。
但寻找了几年,也没有下落。
在这期间,爸爸已经在“地富反坏右”摘帽大潮中摘掉了“坏分子”帽子,妈妈又开始为爸爸跟潘秀芝的离婚奔走,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再到县公安局,妈妈一层一层去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请你们出示结婚记录,我们才好为你们办离婚。
爸爸说:“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登记结婚,怎么会有结婚记录呢?”
“既然你们没登记,干嘛要来办离婚呢?”
妈妈问:“那这个婚姻到底算数不算数?”
县公安局的人大概以为妈妈就是潘秀芝,安慰她说:“如果你们一直是以夫妻的身份在一起生活的,那就是事实婚姻,将来他死了,你有权继承他的遗产 --- ”
“我不要什么遗产,我想问的是,他能跟别人结婚吗?”
“女同志,我建议你尽快跟他办理结婚手续,这样他就不能跟别人结婚了,要结也得先跟你离了才能结 --- ”
妈妈从县公安局出来,恨恨地说:“闹半天你那个婚姻根本就不算数?”
爸爸说:“我早就说了不算数嘛。我跟潘秀芝又没登记,又没以夫妻的形式在一起生活,算什么数呢?都怪那个军代表,为了得到你,对我下这个毒手 --- ”
爸爸很想跟妈妈补办个结婚手续,但妈妈不同意:“算了吧,别又搞得跟上次一样。中国的事,谁说得清?今天说不算数,过两天又说算数,我算是搞怕了。我们就这么一起生活就行了,到时候想算数就算数,不想算数就不算数。”
于是爸爸妈妈奔走的重心再次进行战略大转移:让爸爸恢复公职。
他们一起去了 E 市,但 E 市那边说不能恢复,因为爸爸并没有平反,只是取帽,说明当年没有错判,只是现在不兴“地富反坏右”了,才给爸爸取帽的。
妈妈把县公安局的意见转达给 E 市教育局和组织部,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县公安局这么说,那你们应该叫他们给他恢复公职,因为我们是不这样认为的,我们认为他的确是重婚。”
爸爸妈妈像皮球一样,被几边的政府机构踢来踢去,最后彻底累瘫了。
妈妈说:“算了,即便恢复公职,也是在 E 市那个鬼地方教书,教不了几天,你也该退休了,也拿不到几个退休金,还不如就呆在省城,反正现在公职也不那么重要,你要找个地方教书,总是找得到的 --- ”
于是爸爸就呆在了省城,但发现工作并不那么好找,主要是爸爸在农村劳动改造了这些年,学业职业都荒废了,年龄也大了,学新东西很慢,拼不过那些年轻人。
后来妈妈就叫爸爸干脆别找工作了,就在家里安心写作。
爸爸年轻时的作品后来都开禁了,当年传诵一时并让爸爸戴上“右派”帽子的《我向党来进一言》也被收录进一个集子里,得到了重新出版。
爸爸重读自己当年的得意之作,不由得热泪盈眶,妈妈也看得连连叫好,但岑今看了,却大为失望:爸爸就为这玩意挨整?
在她看来,那文章完全算得上“党八股”,跟文革中那些马屁文章有得一比,完全是一幅“妈妈您无比美艳,就是嘴角粘了一粒饭,绝对不损害您的天生丽质,但如果您拿掉那粒饭,岂不是更完美?也免得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攻击您。”
就为这么一篇掏心掏肺为党好的文章,爸爸就被戴上右派份子帽子,挨了这么多年的整?她真不知道是该说党太残酷,还是该说命运之神太黑色幽默。
那段时间,爸爸似乎很有创作热情,成天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管笔,面前摊开一本格子纸,仿佛要才思如泉涌了。
但爸爸枯坐了很多天,终于什么也没写出来。
妈妈说:“政治运动断送了一个写作天才。”
爸爸找不到工作,又写不出东西来,情绪十分低落。这些年的管制劳动,不仅使他心态卑微,还搞垮了他的体质,爸爸患有大量慢性病,但因为工作问题没解决,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经常是由妈妈出面,到医院去找医生,用妈妈的公费医疗开药。但有些病是没法这样开药治疗的,有时得去化验检查,有时得住院,所以妈妈总是省吃俭用,把钱存着,以备爸爸不时之需。
每逢这种时候,妈妈就会想起军代表,总是恨恨地说:“该死的军代表!都是因为他,你爸爸才落到这步田地!如果我找到他 --- ”
她好奇地问:“妈妈,如果你能找到他,你就怎么样?还能把他杀了不成?”
“我不杀他,但是 --- 我也不让他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