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团圆》

作者：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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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炒得热火朝天据说是性色描写天雷滚滚家族秘密骇人听闻之类的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让我吃惊。吃惊的是张爱玲自己，不是别人，把自己从神坛上不留情面地拉了下来，还原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几乎是可怜而又可悲的女人。写这部小说的本意，报纸上讨论得热火朝天，纷纷猜测，是的，她也许要与胡兰成澄清事实；她也许要跟世界讲清楚她和胡兰成的故事，或如新闻所说要“剖析”自己；她也许纠葛在她和胡兰成那一段短暂的爱欲里，或是童年的印象和伤害都太深了，她无法挣脱出来，种种原因，《小团圆》写的事情大部分读者早就都知道了。这本新书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新的小的曲折，特别是张爱玲的初恋的揪心的精神和身体的疼痛，但是总的来说，这部书没有新的角度，也没有新的穿透力。

张爱玲这样写自传，包括她去逝前出版的《对照记》，显然都是要为世界留下自己的证词，自己生活的证词。她是不想给世界留下什么谜团的，省了那些研究者和张迷的很多力气。她让世界从她的角度看看她自己，没有那么多神秘的光团，有的是一个非常矛盾复杂的人，如我们每个人一样。有的是一个爱着恨着欲着却知道这些恨爱欲都没有太多意义的女人――除了对当事人之外――，所以书名是《小团圆》，与我们往常用团圆这个词的时候的大团圆相对照。这“小”字小到什么地步？小到没有团圆的地步。生活本来就是没有大团圆的结局的，死亡才能把人们大团圆起来。张爱玲的这一个“小”字，真是画出了大时代里个人的团圆小得不足道。可是张爱玲却道来道去没个完。《小团圆》的整个感觉就是道个没完，把自己的故事再炒一遍。我第一次意识到，张爱玲居然如此喜欢炒旧饭。据说她后期的那些仍然没有发表作品以及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都是这些故事来回写。也许她到美国后的生活是太隔绝了，她只能靠这点回忆的库藏了。

我看这本书，觉得这本书最让人感到新奇的是九莉和母亲的关系以及对母亲和姑姑上一辈女性的描写。这是我们头一次从当事人那里看到中国女性，那些成长在新旧交替的中国，有机会到国外生活，可是又不停地回到中国，发现两边都不是自己的家的女人的狭窄世界。生活在二婶蕊秋（应该是英文Rachael的译音），三姑楚娣 （应该是英文Judy的译音）之间，人生是狭窄的，窄得Eileen （张爱玲的英文名字）一辈子都没有走出去过。就如同这些人物的名字一样，这部小说中西杂烩，除了父亲的名字是外国的乃德（Ned）的译音，主要女性人物也都是外国人的名字的中国译音。这些母亲辈的女性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她们的生活也是新旧交替着。

蕊秋（Rachael）是缠过小脚的女人，出国，与中国男人外国男人厮混，说话总是带着英文，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女儿，说什么，女儿都听着不顺耳。母女之间，因为母亲在女儿小的时候就出国了，表面上没有什么深感情，女儿被母亲震动的愉一刻，却是母亲已经历经沧桑地对楚娣说，“一个女人年纪大了些，人家对你反正就光是性。”女儿对母亲没有那种中国文化的孝心，有的对这个没有母性的母亲的怨恨。这种怨恨由来已久，似乎母亲对她留学和教育的支持都没能弥补。钱是生活的轴承，人都围着钱转。九莉知道父亲对钱的恐慌，其实感激母亲的支持，但是表达的方式却是相反。得了稿费自力更生的时候，给了母亲两块金条，母亲气得大哭，离开中国，去东南亚，跟某个外国男人去了。母亲与九莉的关系，张爱玲的研究者们将来可以写很多书出来。这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母亲与女儿关系的又一个新的典型。

张爱玲从中年的角度看青年时代，看自己的第一次爱情和性爱，张爱玲念念不忘。此刻她早已经打过胎，也再结婚了，故事上谈到与之有了胎儿的男人汝狄，却是平淡得让人伤心：“她也不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 这大概是我见过的张爱玲唯一的对自己与赖雅的婚姻的评价了。这个外国男人还是在写这个中国男人的时候顺便提起来的。什么都不重要，张爱玲看来从来没有逃脱年青时那场恋爱的影子。这场恋爱对年青的九莉是全部，对张爱玲来说可能也是全部。这全部包括爱与性。短篇小说《色•戒》写的性的重要性，只用了一句话――通往女人的心是阴道，这里却是写得比较直接。“越发荒唐可笑了，一隻黄泥罈子有节奏的撞击。 “噯，不行的，办不到的，”她想笑著说，但是知道说也是白说。 泥罈子机械性的一下一下撞上来，没完。绑在刑具上把她往两边拉，两边有人很耐心的死命拖拉著，想硬把一个人活活扯成两半”。就是这样的经验，那个男主人公邵之雍是个滥性的人，大概性的经验也多，竟弄得九莉子宫颈都折断了（！）。九莉痴迷，她的爱真的是纯的爱，是强烈的恋爱，写跟他接吻如风吹一样倒下去。失恋也是强烈的失恋，“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著，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隻手錶，走了一夜。”这样的描述让我心疼这个恋爱和失恋的女人。

张爱玲家里的故事，那些故事，读过《流言》的人谁没有记住呢？她再次地说，比哪次都想说得更清楚，更从自己的角度说，可是，这些感情，这些人和事，真的说得清楚吗？人生本来是一笔糊涂帐啊！年纪青青的没谈过恋爱的写小说的孤独的女青年终于爱上了一个以为是懂得自己的中年男人之雍。爱得非常委屈，这里面政治都不重要，民族主义，邵之雍是不是汉奸等等都不重要。张爱玲把民族主义翻译成了“国家主义”并说“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她爱上了他，其实是爱上了自己，爱上了那个其实是敬慕母亲的好人父亲，爱上了想象的爱，毕竟，二十二岁的人，写了很多恋爱的悲剧，自己却没恋爱过，不好意思地不想让别人知道，爱上了想象的爱成了她的宗教了。于是，这场恋爱就成了一场小团圆。题目里透出的是冷冷的讽刺，也许是讽刺自己吧。

草草地看了这部书，昨天看了一天，今早四点醒来，不寐，披起衣服，就着咖啡，继续看，看到天亮，天大亮。外面是灿烂的春天。我写下心得，说这么多话，张爱玲曾经是我的偶像。我还没到张爱玲写这部小说的年龄，对她我现在是悲悯多于崇拜了。这部小说，她自己把自己从神坛上无情地拉下来，这需要勇气，但是却还是缺乏了一点智慧。不过，无论怎样，这语言还是她的，那些比喻，那些联想，我成长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作者里却是谁都写不出来的，所以还是好看。

前些天深夜读张爱玲的晚年的一些信，其中一句话非常地震动了我：母亲死后多年，张爱玲深居简出，张爱玲给唯一的友人写到：“我现在唯一想说话的人，是我母亲。”

4/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