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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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说法是，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暴君。当然，做“暴君”并非无条件，那就是首先你得能戴上可供执政的王冠。所以，在有条件做“暴君”之前，尚处于在野之时，更准确的说法是——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

李慎之先生当年说过中国有两个传统：大传统是孔夫子，小传统则是关二爷。简单说，大传统是“忠”，小传统是“义”。这点不难理解，时至今日，大家知道“忠”是皇家用来驭民的割头术与销魂散，而“义”则是撑起民间草莽政权的精神伟哥与万能胶。

除了上述两分法，还有个鲜为人知的三分法。英国著名学者赫尔伯特·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中曾经这样写到：“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受此启发，闻一多写过题为《关于儒、道、匪》的文章，结合中国传统，指出韦尔斯眼中的“土匪”，实则是一群流落江湖，“堕落了的墨家”。

从“儒、道、匪”这一脉落来看，中国人虽未在制度上发明三权分立，但在精神层面搞出“三权分裂”还是依稀可见的。

个体方面，比如说像阿Ｑ这样的散兵游勇、孤胆英雄，首先儒家教会了他做个积极的奴才，见到县太爷腿关节便会像水银一样泄到地上；道家则教会阿Ｑ在面对今朝不济时忍不住超脱地去想祖上也阔过；至于匪气，如你所知，阿Ｑ也曾“同去、同去”，客串革命。

至于群体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梁山泊里的好汉们。《水浒传》里的梁山性格，在宋江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有完美体现。梁山好汉学墨家兴“天罚”，要替天行道，然而，只要是当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就少不了要做些“替天行房”、强奸民意的事情。如你所知，梁山好汉并非都是逼上梁山，有不少便是由宋江及其喽啰卖耗子药设计骗上去的。一旦后路已绝，前途茫茫，便只好落个草，一起做兄弟了。如此光景，颇有些罗伯斯庇尔时代“你不想自由，强迫你自由”的意味。至于后来宋江为得招安而茶饭不思，则是要求众兄弟“你不想当奴才，强迫你当奴才”了。今天，以公民精神自治和权利平等的名义，我们知道，无论是遵循儒、道，还是匪，一个人如果只是将自己的精神与立场附着于某个“表面繁荣，实则虚拟”的团体去思考或行动，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自由。

2008年，奥运即将来临的时候，网上突然兴起了一股抵制“洋货”的运动。面对这种动辄抵制或者“清仓洋货”式的爱国，我担心若真要坚持，恐怕中国就要退回到1840年以前了。毕竟，从拉链、互联网到现代政党政治，今日中国文明也多是奠基于“洋货”之上。

在我看来，爱国首先是个国民如何为自由立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不乐见的是，有些“爱国者”喜欢在精神或者思想上对他人打家劫舍。如果你不遵从他们的“爱国”逻辑，他们就不仅会指责你不“爱国”，还要给你贴上“汉奸”、“叛徒”等种种污名，近日甚至有抵制家乐福者围攻反抵制者的事情发生。如此“讨外伐内”，啸聚网络，围攻商铺，于中国与世界进步何益？ “爱国”未必不好，但强迫他人和你一起“爱国”，而且非“爱”它不可，则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不仅意味着道德上的胁迫，更否认了他人的理性。在我看来，一个人保持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时刻尊重他者权利才是真爱国，才是真正尽公民之责。

应该承认，由于时代之局限，有关中国的某些历史记忆已经静止或尘封，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印象的确有不少仍停留于多年以前。而现实中国际交流不畅，“网络民族主义”虚张声势，社会运动政治力量化等等，更使不少人误以为今日有理想、有热情的中国人多是“暴政下的暴民”。面对这种“错误印象”，如果你认定是“歪曲”，理性的选择显然不是以你过激言行为“歪曲者”快递证据。

当然，我说“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土匪”并非只是对中国人存有偏见。事实上，这个潜伏于人心中的“土匪”更折射了全人类的命运。君不见，即使是《乱世佳人》里楚楚可人的郝思嘉小姐，也曾跪在故乡的大树下发毒誓，让上帝见证她有朝一日可能变成“土匪”——即使杀人，也决不让自己的家人挨饿。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心怀理想的国家，理应无条件地激发人心中的善与美，同时也不得不对人性中的恶意设防。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些开放国家既允许游行示威随时发生，又将其圈定在几条固定的街道上之原因所在。其目的就在于——你有权维持你心中的光和热，可以将此骄傲示人，但请不要让它烧出来，毁了邻家的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