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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天堂又怎樣 下到地獄又何妨 天堂地獄雖两樣 只當流浪在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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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历史---香港吊颈岭难民营

(2025-08-01 06:37:57) 下一个
 
往事难忘, 在我心中, 永远忘不掉的是:当年那段生活在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苦日子.

记得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一本著作「双城记」中, 写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但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 但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但我却认为,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代,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不仅见证了许多难以置信的事件, 而且有时我们自己还可能就是这些事件中的主人翁!

(一)

就以我个人来说, 1949年我还不到 10 岁, 那个年代, 应该是; 当时很多中国人一生中, 一个极为悲惨苦难的年代!

那时国共已内战多年,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越来越腐败无能, 很多文武官吏, 肆无忌惮的贪污蛮横, 以致军心、民心尽失, 虽然拥有美式装备、飞机、大炮, 但几百万的国军, 竟然在淮海战役, 被共军仅使用人海战术、土枪、土炮, 就打得愦不成军, 节节败退, 居然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神州为之变色, 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到台湾!

大陆解放后, 我们家还留在大陆湖南郷下, 而且大人们心里想,大概一、两年后, 国军就会反攻, 再打回来. 然而过了不久, 国军非但没有再打回来, 而国内清算斗争开始, 我们家被列为地主身份, 并且此时地方政府, 不时开借条向我们家募款募粮 , 而且还发动一些无知的村民, 对我们家作清算斗争的迫害, 最后竟然把我们扫地出门!

于是1950年的秋天, 老爸带着老妈与我,决定举家逃离湖南老家, 从深圳偷渡到香港.

到了香港, 我们与亲友在九龙塘村, 合租一幢临时加盖的木造小楼, 我们在二楼各自分住一间小房, 我们三人就挤住在这个小房间内.

老爸、老妈因为都不会说广东话, 所以很难找得到工作, 并且也没有亲友可以借贷, 这时我们带来的私蓄, 眼看就要坐吃山空.

而且更糟糕的是: 有一天老妈上菜市埸, 因为怕小偷, 就把从老家带出来的五只金戒子, 按照乡下人的习俗, 缝在一个小布袋子内, 密藏在衣服左边的口袋, 结果老妈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一个小偷盯上, 很轻易的就被他扒走了.

老妈回家后才发现, 心中懊恼万分, 大哭一埸. 我们心中也跟着很难过, 因为这是我们家当时仅有的财产, 是为了以后的日子, 保命救急用的.

这不幸事件发生后, 老爸左思右想, 为了一家的生计, 就想自己来做点小生意, 赚些蝇头小利, 以维持生活.

当时他想到的生意: 就是早上去一家面包店, 批一些面包, 放在一个大的木质面包箱内, 然后用头顶着, 沿街叫卖. 可是老爸自己觉得; 过去好歹也是个读书人, 并且也曾在政府机关任职过, 所以碍于面子, 他不好意思自己去做, 就要我挑起这个担子, 把面包箱交给我, 要我每天早上去叫买.

那时我已十左右, 每天早上, 六点钟起床, 梳洗完毕, 就顶着面包箱沿街叫买, 嘴里不停的喊着:「面包, 面包; 面包, 鸡蛋糕; 奶油面包, 葱油大包……」.

开始两天, 还算顺利, 可是到了第三天, 就碰到当地的几个烂仔(流氓), 来向我收保护费, 我当时那懂这些, 只有呆在那儿, 他们看我没有反应, 有人就开骂: 「丢你老母, 你个死仔!……」 然后就有几个人把我的面包箱踢翻, 还有人过来要打我, 我吓得连面包箱都不要了, 只好往家里跑, 跑上了楼. 他们还是一路追过来, 一直追到我家的楼下, 老妈见状立刻跑下楼, 挡住他们上楼, 并大声喊救命, 这时很多邻居都跑出来,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才把他们吓走.

生意不能做了,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 老爸打听到: 那时香港东华三院有救济难民的措施, 于是我们就赶去办理登记, 还好一切顺利, 我们通过登记, 并且每个人领到了一张饭票, 同时我们也就搬到香港坚尼地臣的摩星岭去居住, 因为这里是当时香港难民的集中营.

这也是因为当年大陆解放后, 很多被清算斗争、以及不满中共统治的国军伤残、退役军人和民众, 都往香港逃亡, 因此香港刹那间, 踊入成千上万的难民, 香港政府一时措手不及, 不知如何处置. 而且这些难民, 对当时香港的社会治安和市区观瞻, 也是一重大负担和打击!

不久香港政府着手, 先把这些最初来到的国军老弱残兵, 安置在远离香港市区的摩星岭公民村, 另一些没有被安置的军眷和其他人员, 就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流离失所的难民. 这时难民数, 己超过3,000人以上.

然而就在1950年6月18号, 一群大约80余人的左派倾共学生, 前往摩星岭难民区, 向老兵们挑衅, 不但对他们发表演说, 宣扬共产党的德政, 而且还在他们面前大跳秧歌舞, 这些老兵因为厌恶中共已久, 早就忍无可忍, 现在刚好把长久以来的一肚子怨气, 全部发泄在这些左派人士身上, 当时即有人喊打, 于是大伙就蜂拥而上, 双方大打出手, 最后竟演变成流血冲突!

这件意外事故发生后, 迫使香港政府不得不快速处这个难题。他们只好将这群难民, 尽量收容, 重新登记, 每人发给难民证, 凭难民证并发给饭票一张. 就在这年6月26日, 将全数难民迁往香港九龙郊外一个偏远的地方, 名称为「吊颈岭」.

这「吊颈岭」, 乃是位于香港九龙将军澳西南方一处山坡地, 据说这是因为一位加拿大名叫兰尼(Alfred Herbert Renni)的商人, 在那里开了一间面粉厂, 因生意失败, 上吊自杀而得名.

不認老的老人: 香港吊頸嶺的難民
 
我们全家也就在这时, 随着那浩浩荡荡的难民队伍, 住进了吊颈岭难民营. 这时全难民营的总人数已近10,000人, 因为还有很多人没赶上登记, 也挤进了营区.

因「吊颈岭」之名太恐怖, 后来香港政府社会局救济署长李孑农, 取其广东语谐音改称为「调景岭」, 颇有「调整景况」之意.

早年, 调景岭因位置十分偏僻, 无水无电, 比摩星岭还要荒芜得多, 出入极为不便, 加上远离市区, 自成一国. 由于当时香港政府认为, 调景岭只是难民暂居之地, 并希望这批难民能于两年内融入社会, 否则自行返回大陆.

因此在其后十年期间, 都没有为他们提供水电等设施, 也没有修筑道路通往外面. 当时其对外的交通:

一, 由营区经由翻山越岭, 到达鲤鱼门, 然后乘坐小汽艇往返筲箕湾.
二, 也是要先翻山越岭, 再走两三个小时, 到达山下坐巴士进城.

于是我们就被迫困在这个 「鸟不生蛋、与世隔绝」 的难民营, 过我们的艰苦日子!

后来我还知道, 其实有好些当今的名人, 他们也都曾经在这个岭上, 做过难民, 渡过他们一段穷苦困迫的日子.

譬如曾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以及企业大亨林百里, 还有香港知名艺人刘德华、影星惠英红、秦祥林、温碧霞、王小凤、陈玉莲等人, 据说都曾经在调景岭居住过.

(二)

调景岭因为背山面海, 风景非常美丽. 当时营区管理, 将她分为五个区:

第一区, 又称大坪, 营区管理办公室, 及伤残老兵、眷属所住的葵棚都在这一区.

第二区, 大多数是住油纸A字棚的难民, 另外就是基督教宣道会的教堂也在设在这一区.

第三区, 除了大多数住油纸A字棚的难民, 还有二幢葵棚, 住了很多老弱妇女. 最早开办的难民营小学......信义小学也在这一区.

第四区, 多半也都是住油纸A字棚的难民, 当时我家就住这一区. 但半山腰也有很多没饭票的难民, 自己临时搭建的小木屋.

第五区, 住民像第四区一样, 但这区有一间天主教曹立珊神父, 创办的「天主堂义务小学」, 这就是以后闻名的鸣远中学的前身, 其实现今纽约、洛杉矶的鸣远中文学校, 也是由她延伸出来的.

据说香港政府起初, 只在调景岭「大坪」安置难民, 后来因为人数太多, 才把区域扩大. 难民营的居民来自不同省份, 当中大半是退伍军人, 但也有不少是政界与学界人士, 甚至包括国大代表、立法委员、 中学校长等等. 据说他们一般不会轻易表露过去在大陆的身分.

当时居住在调景岭的难民, 凭饭票和茶票, 由香港政府社会局(社会福利署前身), 在大坪建造了一个大一厨房, 每天分派两次救济饭和一壶茶, 给所有有饭票的难民, 直到1953年, 政府停止为居民派饭.

1953年以后, 这时台湾的一个民间组织---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简称救总), 就开始介入接手调景岭派饭的救助, 并透过香港的九龙总商会组成了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港九救委会), 并在营内设立驻营服务处提供各项有关协助.

早期除了一部份荣民可住高大的葵棚外, 我们一般都是住所谓的油纸「A字棚」. 这「A字棚」, 它是非常矮小, 用木架支撑, 成A字型, 外盖黑色油纸, 中间横着是一层木板, 作为床铺用. 这「A」字棚,很多都是建筑在半山上, 所以有人美其名叫「半山别墅」.
 
圖2 香港政府為殘廢難民建置的A型木棚鳥瞰

按规定必须五人才能住一棚, 我家只有三人, 因此被迫要与另一对夫妻合住. 又另一种所谓的葵棚, 是用竹子及木架建造的, 外铺棕榈叶的大统舱, 每间住一百多人, 都是单身的伤残难民. 男女分开住. 我的一位难友就住在这样的大统舱里, 他是和别人挤在一起, 分得一个小小的铺位.

我们每天的主副食: 米和蔬菜等, 都是从香港经由货轮, 每周一次运送到大坪的储藏库. 前已述及在大坪有间大厨房, 由难民充当橱工, 一天准备两餐. 到了开饭的时候, 我们有饭票的, 十张饭票一组, 由一个人提着个大饭桶, 去排队领取. 记得最常吃到的菜是连皮马铃薯, 带皮的大南瓜或是包心菜, 都是白水清煮, 少盐更少油. 鱼倒是偶尔能吃到的, 那是一种像沙丁鱼样的有头有尾的臭咸鱼.

后来有些人出外到市区打临工赚了点钱, 就可以自行加菜. 同时他们也可以买到香港餐馆做三明治切下来的面包皮, 或客人吃剩的三文治边角, 回到营区贩卖, 这在当时还算是一种美味食品.

这时除了救总在此荒芜地区派饭和建屋外, 教会也是稳定调景岭社区的重要支柱, 当时随着难民逃难的传教士, 在调景岭开始传道, 天主教、基督教同时并行. 所以在这时教会与难民的关系极为密切, 教会一面传道, 一面帮助难民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因教会时常派发一些救济物质, 如奶粉, 旧衣服等等.

对于调景岭的教育方面, 教会的贡献相当大. 基督教信义会, 首先在调景岭成立信义中学(原名难童义务学校), 为调景岭内首间成立的学校. 其后天主教的鸣远中小学也相继成立, 我就是在这间学校, 读完小学五、六年级, 然后再上初中, 直到初中毕业.

记得我当时就读教会办的信义小学读五年级, 有一次, 上杨远老师的数学课, 他要考一考同学们的头脑的反应. 他说:

“如果有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幅山水字画, 字画的左上角标示出画此画的年月日, 右下角则有他的落款. 现在你们想想看, 这幅画作为礼物送人, 为求完整, 上面还缺少什么?”

当时同学们都还没有人回答, 于是我立刻举手说:“最好是在落款处, 再注明画此画的地点.”

杨老师当场夸我:“不错, 你很聪明, 这么快就想到了!”

我当时心中感到好高兴, 对他的这样的鼓励, 至今难忘!

1960年以后, 调景岭平房区, 因均系倚山而建, 横区而治的独特社区. 同时随着居民出外打工及开始山寨式手工, 有些收入, 生活渐渐获得改善.

譬如我家:老爸当时也与别人一样, 去九龙城一家制造火柴盒的工厂, 批一些材料, 在家自己做火柴盒. 做好后再送回工厂, 按完工后火柴盒的数量计酬!

当年这个人工制作火柴盒的工作, 共分三个过程:

1, 先在工作桌上, 将火柴盒外部的纸条铺放整齐, 然后再打上浆, 将长长的竹片条贴上, 老爸就负责这一关!

2, 其次再将上述打好浆的竹片及纸条, 折成长方形的火柴盒的模型, 老妈则负责这一关!

3, 最后是将模型的底, 套放在一块木方块版上, 然后将长方形火柴盒的外壳套进压底, 这个火柴盒就算完工了!我就负责这一关!

这一关动作多, 为赶时间, 动作要快!记得当年调景岭做这个副业有很多的人, 据他们统计, 压底速度最快的就是我!当时我感到快乐非凡, 并且立定志愿, 将来我要做一个制作火柴盒压底的专家!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当时香港政府在村内只设邮局及消防局, 村民则自设治安队巡逻, 守望相助, 设治安队巡逻的目的, 是因当时亲共的左派份子, 曾经两次进入营区, 在第三区的揆棚放火及在水源地的储水池下毒. 引发严重的治安问题。

(三)

调景岭的一般生活情况, 具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 营区绝对大多数居民, 都是倾向亲中华国民政府的!

岭内各学校于每年10月10日都会放假, 全营区举行庆祝双十国庆仪式, 在岭内学校以至大街小巷、几乎家家户户都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从远处观看, 犹如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海.

同时岭内也庆祝其他中华民国的节日. 例如: 纪念黄花岗起义的329青年节、蒋公诞辰纪念日、国父诞辰纪念日等等. 此外, 岭内亦长年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当时香港政府并不刻意干涉这些政治活动的进行.

所以当时调景岭又有「小台湾」之称.

中华民国政府方面, 虽然曾安排渡轮接运部分伤残士兵及退役国军归返台湾, 但人数究竟有限.

因此当时大部份居留在岭上的难民, 都只视香港调景岭为过境之处, 等待反攻大陆或是能申请到台湾去, 才是他们终极的目标.

但很多难民却没想到, 调景岭一住就是近半个世纪, 没等到愿望实现, 居然就老死在调景岭, 说来也真是令人伤心和感慨!

1955年初, 算来我们在调景岭居住已四年多,这时老爸申请的入台证, 突然获得批准, 于是我们举家就离开这难忘的调景岭, 来到台湾, 重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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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音 回复 悄悄话 不堪回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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