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信阳事件后，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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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饥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学术界较少论四清运动与大饥荒的关系。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饥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毛泽东承认自己有错误。
进人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从1958年始若干省份就已出现类似情况，并曾向北京汇报。毛泽东也曾就解决此类问题做过批示，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的办法。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得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如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
1960年4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
1960年6月后，毛泽东对大饥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饥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分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万。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的“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他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居然委托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么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下半年后，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
1960年10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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