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的省委书记：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1906年3月16日生于赵村农民家。1924年入读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任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开封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考城县委书记，偃城工委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中共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豫东特委书记，豫东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中共豫皖苏区委书记，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北路西地委书记。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任豫皖苏军区政治委员、区党委书记，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中共开封市委书记，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兼开封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河南省省长，中共河南省委第2书记、第1书记，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对1959年“信阳事件” 承认有领导责任。大跃进期间，当时河南省委内部出现以建设速度的争论，在激进的吴芝圃和稳健的潘复生之间，邓小平代表中央出面支持激进派在河南的领导权和作为。[1]1967年在广州逝世。时年61岁。

 

在1979年被平反。中国政府为他定性为“文革受害者”，但是存在大量证据表明，吴对河南省大跃进运动以及其中出现的约3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例如见徐明写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及其他。吴芝圃任河南书记期间对河南造成重大伤害，负有直接领导责任。教育方面，将河南大学部分科系拆分外省，对河南教育造成的创伤影响深远。

 

（一）靠反右倾，打倒潘复生上位

 

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与省长吴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法，出现 “闹社问题”，吴芝圃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芝圃才放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冲 突，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1957年春，潘复生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 发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会上，吴芝圃发动突然袭击，严厉批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委决定停止执行 “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潘复生以及坚持实事求是 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受到吴芝圃的打击。此后，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点名批评了潘复生。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的发言，同时批评 了潘复生。住院的潘复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结束，党中央宣布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省委第一 书记。在北京开会期间。吴芝圃给省委打电话，要求准备批潘的材料。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 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吴芝圃在会上发出号召：“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在吴芝圃 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 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

 

（二）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河南

 

在大跃进的狂飚中。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了河南遂平县嵖岈山。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并表扬说：“像遂平县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8月6日，在吴芝圃等人的陪同下，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后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身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 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8月7日凌晨，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在专列上的毛泽东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 况。在谈到嵖岈山公社试行简章时，毛泽东的情绪很高，他说：“这是个好东西，给我！”当日，在听取河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 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日，《嵖岈山卫星公社 试行简章(草案)》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嵖岈山公社简章。

 

 

（三）河南人民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事实的确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 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257公 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 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完不了任务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市群众也以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原国家计委干部王泓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 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 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 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 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 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 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 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 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王泓最后因为饥饿生病导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公社书记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 问题。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总计4万人，却饿死4400人。王泓在文 中回忆说: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一半，只找到 两个……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 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抓得特别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又开始“反瞒产”，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信阳地区尤为严重，造成了严重后果。

 

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当时的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 的事件。1950年代大跃进运动开展后，信阳地区浮夸盛行，伴随人民公社运动，频现的“卫星运动”掩盖了浮夸风下粮食产量严重的虚报现象。庐山会议后在河 南省反右倾风潮下，各级官员因担心被打成右倾，强行按虚报产量制定的粮食征购标准向农民征粮。即使如此，粮食征购目标仍难以完成，地方政府采取吊、打、酷 刑等极端方式逼迫农民将口粮交出的现象频频发生。1959年，饥荒大面积出现并蔓延，而信阳地方政府又采取封锁消息的措施，严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现人 吃人的现象。信阳地区从发生缺粮现象到大批饿死人，前后持续半年之久。从中共中央着手调查到灾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终对责任者处理则到了1961年 初。整个事件最终成为大饥荒时期典型的地方饥荒事例。据河南信阳地方1961年呈报中共中央报告显示，该事件至少造成1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四）河南饿死了多少人？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103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 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 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 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 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 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 结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万人，与以上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 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 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 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 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 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 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 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 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 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 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 “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 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 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 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 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 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 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 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 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 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 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 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 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 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五）吴芝圃的检查:“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1961年2月。党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党中央调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党中央把吴芝圃调离河南，到中南局担任负责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同时，中 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为潘、杨、王平反。

 

沉重的教训使吴芝圃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他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向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检查，深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 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 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 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 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在广州去世，享年61岁。

 

(摘自多种资料）